理学建树

　　创立洛学

　　程颢、程颐兄弟，世称“二程”。二程十五、六岁时，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。宋神宗赵顼时，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。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。皆以“理”或“道”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，认为“理”是先于万物的“天理”，“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”，“万事皆出于理”，“有理则有气”。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，遵循它便合天理，否则是逆天理。提出了事物“有对”的朴素辩证法思想。强调人性本善，“性即理也”，由于气禀不同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。所以浊气和恶性，其实都是人欲。人欲蒙蔽了本心，便会损害天理。“无人欲即皆天理”。因此教人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。要“存天理”，必须先“明天理”。而要“明天理”，便要即物穷理，逐日认识事物之理，积累多了，就能豁然贯通。主张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在致知”的修养方法。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，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。

　　二程不仅是北宋时期开创新儒学的“五子”之一，他们所创立的“洛学”，还使理学具有了完整的形态，因而又是宋明理学的实际创立者。

　　二程兄弟自幼熟读圣贤之书。后来，兄弟二人终于成一代儒学大师，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，纷纷拜师于其门下。二人不仅竭尽全力为之传道受业，并开创了自己的学派——洛学。程颐年轻时在太学一举成名，20余岁就开始接纳门生，教授儒学。程颢自诩于“孟子没而圣学不传，以兴起斯文为己任。”（《二程集》第638页）程颢于北宋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退休回乡，便同其弟住在一起，二人日以读书劝学为事，当时“士大夫从之讲学者，日夕盈门，虚往实归，人得所欲”。由于兄弟二人长期讲学于洛阳，其所形成的学派才被称为“洛学”，这个学派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响。

　　二程从事学术活动多年，培养了大批理学人才，特别是跟随程颐求学的弟子很多，其中著名人物谢良佐、杨时、游酢、吕大中、吕大均、吕大临、邵伯温、苏口、尹焞、张绎等人。在这些人之中，又以杨时和谢良佐最为出色，此二人对洛学的贡献、对二程学说的承传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。

　　天道与人道统一

　　从哲学角度讲，理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宇宙自然和人生的问题，其着重点主要是探讨社会人生问题，对于宇宙自然的探讨在儒家来说，历来重视不够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说：“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对于人的本性问题，孔子只讲述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一句，他基本上不讲天道，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。这大概是受子产“天道远，人道迩”这一思想影响。然而，孔子很重视“天命”，相信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，因为这个“天”是不可捉摸、不可驾驭的。从经验上讲，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无意志，故孟子说：“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至而致者，命也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），孔子强调尽人事、知天命，对有益社会国家的正义事业，要竭尽全力去做，作一个“君子”，应该对社会负责到底，做得到的，则是“天命”可为，如果失败了，也“不怨天，不尤人”。荀子十分重视对天人关系的研究，提出了“天人相分”和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学说，他不相信“天命”，认为天是自然现象，没有意志，特别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。汉代的董仲舒从神学角度鼓吹“天人合一”，断言天有意志，能主宰万物、主宰社会人事，把一切自然现象都说成是天的意志所为，乃至说人是天的副本，是天依照自己的模样复制的。他还提出“天人感应”的说教，断言一切人事皆由上天支配。他从《公羊春秋》出发，把儒学思想同天命神学相结合，从而神化了儒家学说。这种理论经不起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实践的检验，因而失去了它作为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作用。

　　理学创始人，虽然也着重研究人道问题，但他们为了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去论证“圣人之道”和伦理道德的至高无上性，为了把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，因而也重视对天人关系的研究。理学奠基人之一的邵雍就说：“学不际天人，不足以谓之学。”（《皇极经世·观物外篇》）他们认为，天地万物和人，都统一于“道”。二程主张“理”即是“道”，程颢说：”理便是天道也”（《遗书》），又说：“理无形也”、“无形为道”（《粹言》），“天有是理，圣人循而行之，所谓道也”（《粹言》），所以人们也把理学称之为“道学”，因为在他们那里，“理”和“道”是同等的概念。

　　重视教育

　　程颐既是北宋理学家，同时还是教育家。为程颢之胞弟。程颐24岁时曾在京师（今河南开封）授徒讲学。宋神宗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偕兄于嵩阳讲学。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知扶沟县，“设庠序，聚邑人子以教之”。元丰五年，文彦博将其鸣皋镇（今河南洛阳伊川县境）之庄园赠给程氏，乃自建伊皋书院，讲学其中几达20年。同程颢一样，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，“圣人之志，只欲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，圣人以天地为心，“一切涵容复载，但处之有道”，因此，教育必须以培养圣人为职志。

　　在教育内容上，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，“学者须先识仁。仁者蔼然与物同体，义、智、信，皆仁也。”《宋史》称他“学本于诚，以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为指南，而达于‘六经’”。他不仅勤奋好学，还谦让大方。曾从师于周敦颐。

　　教育以德育为重，强调自我修养，“格物致知明本末”，其途径为致知、格物、穷理。“致知则智识当自渐明”，致知乃在穷理，即尽天理。致知的办法是“格物”。“格者，至也”，“格”是内感于物而识其理。“耳目能视听而不能远者，气有限耳，心则无远近也”，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乃在“心”。心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非在外也”，故致知重“内感”而不重外面事物。在学习方法上，强调求其意，“凡看文字，先须晓其文义，然后可求其意，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”。

　　另外，主张读书要思考，“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”。或曰：“学者亦有无思而得其乎？”其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教育影响极大。后人曾在他讲学之地设书院以为纪念，如河南嵩阳书院、伊川书院等。另外，全国各地亦有纪念他之书院，意在追踪继轨，以示其思想绵长。

　　个人学说

　　程颢与程颐一起，创立了“天理”学说。程颢曾说过：“吾学虽有所受，‘天理’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。

　　“理”因此成为二程哲学的核心，宋明理学也就从此得名。二程兄弟所谓的“理”，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，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，它]适用于自然、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。[这就把儒家传统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，用“天人一理”的形式表达了出来，中国上古哲学中“天”所具有的本体地位，现在开始用“理”来代替了，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。

　　在程颐的哲学中，对孔子的“仁”学有新的发展。他认为，“大抵尽仁道，即是圣人”。又说：“学者须知识仁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，义、礼、知、信皆仁也。”他把先秦儒家“仁学”所强调的爱人、博施济众、克己复礼等，进一步发展成为与“万物为一体”的境界，认为前者还只是仁的“用”（表现），后者才是仁的“体”（根本）。这一思想与张载的“民胞物与”思想有相通之处。

　　在修养方法方面，程颐提出了“定性”的理论。所谓“定性”实际就“定心”，即如何使人做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。他认为，要使内心平静，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，就应该虽接触事物，却不执著、留恋于任何事物，“内外两忘”，超越自我。这一“定性”的理论，是程颢发挥了孟子的“不动心”思想，也吸取了佛、道二教的心理修养经验后而成的。

　　程颢和程颐的思想，人们一般统称为二程之学，实际上两人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区别。程颢比程颐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体验。有的学者认为，程颢的思想是后来陆九渊“心学”的源头，程颐的思]想则后来朱熹“理学”的源头[。程颢一生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，他的讲学语录及一些书信，诗文，被后人与程颐的著作合编在一起而为《二程全书》，今有校勘标点本的《二程集》。

　　程颢、程颐兄弟，思想体系同中有异。二程将易学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，《伊川易传》为义理易学诠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《程氏易传》是伊川易学的精华，它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，将儒家解《易》推阐发挥到极致，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，并对朱熹易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如果说王弼易学是魏晋玄学、易学兴起的重要标志，那么，程氏易学则实现了由王弼易学道家化、玄学化的义理向儒家义理的转变。

　　个人著作

　　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编成的《明道先生文集》《伊川先生文集》《二程粹言》《经说》等。其中“洛学”的著作计有二程的《遗书》25卷，《外书》12卷，《文集》12卷，以及《易传》《经说》《粹言》等。《文集》的前四卷是程灏的诗文集，后八卷是程颐的诗文集。《经说》中的《系辞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为程颐所作。《改正大学》为二程所作。《伊川易传》是程颐对《易经》的注解，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二程的理学思想，是程颐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。《粹言》是由杨时精选后编写出来的二程语录。以上各种著作，已被合编为《二程集》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于世。

　　程颐的祖先世代居住在中山博野县，高祖程羽在宋太宗时期任三司使，以辅翊功显，被皇帝赠予“太子少师”，赐宅第於京师开封府。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，祖父程遹迁居河南府伊川县（今嵩县田湖镇程村），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。父亲程珦生于京师开封府泰宁坊，祖父程遹卒于黄陂县时，程珦刚年满二十岁。因无田园可以依靠，于是寄居在黄陂县，奉养母亲。天圣年间，宋仁宗念及太宗朝旧臣，录用旧臣子孙一人，程颐的父亲程珦被选中，任黄陂县、庐陵县县尉，又任兴国县县令，历知龚、凤、磁、汉诸州，后来显贵官至上国柱，皇帝赐予京师泰宁坊宅第，遂再世居京师开封府。明道二年（1033年）癸酉，程颐出生。程颐自幼小聪明，十四五岁时，与哥哥程颢同时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。

　　皇祐二年（1050年），18岁时，就上书朝廷，劝诫仁宗皇宗，指出宋朝社会的危机，开出救治时政阙失的良方，救之当以王道，但宋仁宗未加理会。

　　宋仁宗嘉佑元年（1056年），24岁的程颐京师太学读书，主管太学的教育家胡瑗尝以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试诸生，程颐在这篇文章中写道："君子之学，必先明诸心，知所养，然而力行求至，所谓自明而诚也，故学必尽其心。尽其心，则知其性，反而诚之，圣人也"。这篇文章受到胡瑗赏识，胡瑗授于程颐"处士"的身份。

　　嘉祐四年（1059年），程颐廷试落第，遂不参加复试。宋神宗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，偕兄于嵩阳讲学。

　　宋神宗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知扶沟县，“设庠序，聚邑人子以教之”。程颐虽然没有考中进士，但按旧例，程家世代为官，其父程珦享有荫庇子弟当官的特权，而程颐却把每次“任恩子”的机会让给了本家族的其他人，自己没出去做官，长期以“处士”的身分潜心于孔孟之道，并且又大量接收学生，从事讲学活动。

　　据今尚保存在河南嵩县程村的碑刻记载：宋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，太尉文彦博鉴于程颐“著书立言，名重天下，从游之徒，归门甚众”，就在洛阳鸣皋镇的一个小村庄拨了一块土地，专门为他建修了一座“伊皋书院”，让他在此讲学近20年。

　　宋神宗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，哲宗即位，王安石变法失败。由司马光、吕公著等人推荐，程颐被授为汝州（今河南临汝县）团练推官，西京（洛阳）国子监教授等职。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书中说，河南隐逸之士程颐，博学好古，安于贫贱，恪守节操，言必忠信，动遵礼义，希望朝廷让他出来做官，委以重任。程颐没有接受任命。次年应诏入京，受命为崇政殿说书，其职务是教皇帝读书。当时的宋哲宗年幼，司马光等人推荐程颐教他读书，共目的是让宋哲宗不再奉行宋神宗的改革政策。程颐就职之前，就给皇帝上奏，提出了君子应重视“涵养气质，薰陶德性”，注重道德修养，还要经常接近品行高尚，敢于当面规劝君主之过失的臣僚。此外，他还提出，要让给皇帝讲书的侍讲官坐着讲，以示“等儒重道之心”（《二程集·论经筵事札子》）。上述建议，表现了自孔、孟以来，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宣扬“圣王之道”和以“帝王之师”自任的本色。就职以后，他经常以向皇帝讲书的机会，借题发挥，议论时政。由于他在君主面前，敢于“议论褒贬，无所顾避”，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，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纷向他拜师问学，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，有人指责程颐，要求把他“放还田里，以示典刑“（《道命录》）。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，他只好上书，自动要求辞职回乡。

　　北宋元祐三年（1088年）起，程颐便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，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。

　　宋哲宗即位，以司马光的旧党人物上台，司马光、吕公著、韩绛等共同上疏，推荐程颐。宋哲宗元佑元年（1086年）程颐以布衣受诏，任崇政殿说书，程颐竭尽忠诚，训导年幼的哲宗，完全是为了辅助国君实现尧舜之治，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。程颐由布衣一跃成帝王之师，致使一部分人对他反感，以苏轼为首蜀派同程颐为首的洛派互相攻击，引起了在京城两派对立局面，程颐受到谏议大夫孔文仲的奏劾，被罢去崇政殿说书之职。

　　北宋绍圣三年（1096年），在新、旧两党的斗争中，因新党再度执政，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“奸党”成员，贬到四川涪州（今四川绵阳市）。交地方官管制起来。后来，这种打击又累及于他的儿子和学生。

　　元符元年（1100年），宋徽宗即位，迁程颐至峡州（今河南三门峡），短暂恢复其官位。

　　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恢复新法的宋徽宗还下令追毁了他的全部著作（实际上，由于其著作对巩固封建统治有用，在其门人保护之下，仍被保留下来）。程颐又被夺去官位。卒年75岁。

　　程颐死后，洛阳地区凡与他有关系的朋友和门生都不敢去送葬。“故祭文惟张绎、范域、孟厚、尹焞四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