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年经历

　　褚渊的祖父褚秀之，在刘宋时曾任太常；他的父亲褚湛之，曾任骠骑将军，娶宋武帝之女始安哀公主为妻。

　　褚渊少年时便很受世人称誉，后又娶宋文帝之女南郡献公主为妻，姑侄（始安哀公主为南郡献公主之姑）二世相继嫁给褚渊父子。褚渊娶公主后，官拜驸马都尉，历任著作郎、太子舍人、太宰参军、太子洗马、秘书丞等职。

　　大明四年（460年），褚湛之去世后，褚渊承袭父亲都乡侯的爵位。历官中书郎、司徒右长史、吏部郎。

　　景和元年（465年），湘东王刘彧（宋明帝）派人刺杀前废帝刘子业，自立为帝，加褚渊为太子屯骑校尉，褚渊未接受。其后调任侍中，知东宫事。转任吏部尚书，不久后加领太子右卫率，褚渊坚决辞让。司徒、建安王刘休仁南讨与刘彧争夺皇位的晋安王刘子勋时，驻军鹊尾（今安徽繁昌东北三山 ），朝廷派褚渊至军中，选拔将帅以下军官，允许他自行决定他们的勋阶。

　　泰始二年（466年）九月，刘子勋兵败被杀，叛乱平定，褚渊升任骁骑将军。

　　同年，徐州刺史薛安都投降北魏，北魏军频频寇掠淮、泗地区，刘彧派褚渊慰劳北讨的众军。褚渊回朝后禀奏道：“盱眙以西一带，军备单薄，应进一步充实。汝阴、荆亭都已被围逼，安丰又已不保，寿春的兵力，只能自保，如果敌人派骑兵游击，那么江外形势就很危迫了，故而历阳、瓜步、钟离、义阳都必须以实力重点防卫，选择有才能干练的军官负责那里。”皇帝在藩国为王时，就对褚渊的风标雅素很欣赏，关系很友善，后来即位做了皇帝，对褚渊格外寄以重望，他所建议的事皇上都采纳。改封他为雩都县伯，食邑五百户。转任侍中，领右卫将军，不久又迁散骑常侍，丹阳尹。出任吴兴太守，常侍仍旧，增加俸禄至一千石，褚渊坚决辞让增加的俸禄。

　　宋明帝病重的时候，派使者疾驰召褚渊前来，委托后事。明帝打算诛杀建安王刘休仁，褚渊坚决谏止，明帝不听。任命褚渊为吏部尚书，领常侍、卫尉仍旧，褚渊不受，于是任他为右仆射，卫尉仍旧。褚渊借口母亲年纪大了而且有病，需要早晚奉养，坚决辞让卫尉，皇帝不答应。

　　辅佐幼主

　　明帝驾崩，遗诏任褚渊为中书令、护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和尚书令袁粲一起接受顾命，辅佐幼主。褚渊同心共理政务，当时正处在奢侈之后，褚渊特别强调俭约，老百姓都很仰赖他。对待宾客，从来不流露骄傲和厌倦。王道隆、阮细夫把持朝政时，公然进行奸赃贿赂等活动，褚渊也不能禁止他们。

　　庶母郭氏去世，褚渊丧事期间特动感情，数日之中毁顿得没个人样儿。将近一年不梳头不洗脸，只有眼泪流过的地方才能显露本来的面貌。皇上下诏要他断哭，禁止前往凭吊。安葬完毕，起用为中军将军，本来的官职仍旧。

　　元徽二年（474年），桂阳王刘休范造反，褚渊与卫将军袁粲进来保卫皇宫及中央机关，并稳定集中众人的心理。褚渊当初在丹阳尹任上时，曾和从弟褚火召一起外出，路上碰到太祖(萧道成)，褚渊举手指着太祖对褚火召说：“此人可不是寻常之辈啊！”后出任吴兴太守，太祖送东西来作告别，褚渊又对褚火召说：“此人才貌非常，将来不可估量啊！”明帝临终召大臣顾命的时候，褚渊便把太祖也拉来参与了。

　　太祖平定桂阳王以后，被升任中领军，领南兖州刺史，增食邑户数。太祖坚决辞让，并向褚渊和卫军袁粲上书说明，经褚渊、袁粲劝说，萧道成于是接受。这一年，皇上给褚渊加官尚书令、侍中，配给班剑仪仗二十人，褚渊坚决辞让了尚书令。元徽三年，晋爵为侯，增加食邑至千户。服丧结束后，改授中书监，侍中、护军等职仍旧，又配给鼓吹一部。次年，褚渊后嫡母吴郡公主去世，他又像上次那样哀伤毁瘠。安葬后，皇上下诏要他着手职务，他坚决辞让，又以年祭在即为由，请求解职，皇上都没允许。

　　参与废立

　　苍梧王(刘昱)酷暴稍甚，太祖与褚渊和袁粲谈论天下大事，袁粲说：“主上正处少年，有些小错误改起来也容易，伊尹霍光那样(废立君主)的事情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适于做的，即使干成了，我们最终也不会有好下场。”褚渊不说话，但心里倾向太祖做皇帝。后来要废苍梧王，群公集议，袁粲、刘秉不接受安排，褚渊说：“除了萧公(道成)没有人能收拾局面。”手取诏书授予太祖，太祖说：“送给他他不要，我就不好推辞了！”事情于是定下来。顺帝(刘准)立位后，褚渊改号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之职仍旧。配给甲仗五十人上殿。

　　沈攸之事件暴发，袁粲有二心，太祖召褚渊来商量，褚渊说：“西夏那边闹事，必然不成气候，公(太祖萧道成)应该先防备内部出事。”太祖便秘密作了防备。事件平定后，褚渊进位中书监、司空，本官仍旧。

　　齐王府建制开始时，褚渊援引何曾自魏司徒为晋丞相的先例，请求太祖让他到齐王府任职，太祖谦虚而不答应。建元元年(479)，褚渊进位司徒，侍中、中书监等职务仍旧。被封为南康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褚渊坚决辞让司徒。他给仆射王俭写信，想依照蔡谟的事例。王俭认为不宜说，劝褚渊接受下来，褚渊终究不就职。不久加褚渊官尚书令，其他本官仍旧。建元二年，重申上次任命，褚渊任司徒，他又坚决辞让了。

　　这一年敌虏又有所活动，皇上想发动所有王公以下没有官职的人员到军队去，褚渊谏止说这无益于实用，而且徒然造成扰动，皇上便作罢了。朝廷里的机密大事，皇上常常要听取褚渊的意见，而且经常采纳他的建议，对他的礼遇甚为厚重，有一回皇上大宴群臣，酒后对群臣说：“你们大家都是宋时的公卿，也没有人认为我应该做皇帝吧？”王俭等人还来不及回答，褚渊手持笏板说：“陛下不能说我们没有早识龙颜。”皇上大笑道：“我有愧于文叔，早就知道你是朱祜了。”

　　位极人臣

　　太祖驾崩，在遗诏中任命褚渊录尚书事。东晋以来，尚书没有单独拜录的先例，有关部门怀疑考虑要立优策。尚书王俭讨论时说；“现居本官，另外拜录，按理应该有策书才是，但这样的情况又不见记载。中朝以来，三公王侯的封任，都是优文与策书并设的，官品第二，则只策不优。优文只是褒美，而策书还兼有表彰委任寄托的意思。尚书之职居于大官，是政治教化的根本，所以尚书令虽然只是三品，但拜官必有策书。录尚书虽不明确品位待遇的级别，但总理之任尤其重大，前代大多是与本官同拜，所以不另立策书。根据即事缘情适时变革的原则，此事有能和一般官僚的任命同样对待，应该有策书，以表明寄托和隆重。既然和王侯不同，也就不必要优文了。”

　　不久褚渊生病了，皇上观察星象认为将连续发生变故，褚渊很担忧，便上表要求退下来。又通过王俭和侍中王晏口头请求世祖，世祖不批准。褚渊又上启道：“臣下我资质凡薄，福过灾生，没能保持正情以获安宁，很是惭愧。而我是忠心耿耿的，就更觉得不能拖延时间了。我受职不久，头一年就患了重病，近来更是多次出现危险，更加忧虑震惊。陛下总是格外地挽留爱护我，有人说是有关人员议论未定，这都是因为您对我过分的慈爱并想让我更加荣耀。我已经四十八岁了，蒙受如此待遇，因为生病而要求退休，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？况且总录尚书这个职位，东晋以来就很少任命，是国家重要的高层中枢。如今我接受的时候不曾推辞，而退休下来也是自愿，这对于我的名誉地位也没什么影响，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，陛下何足为这点事情劳神费心呢？我如果是为了故意谦虚掩饰而赚取廉洁退让的名声，那么就应该受到监察部门的揭露和法律部门的制裁。我的一片赤诚之心不能落实，这也是神鬼不来宽宥我的原因吧。区区寸心，现在都照实禀告了。我知道光阴宝贵，更希望天下大治远过于尧舜时代。当年王弘坚决请求，才从司徒降为卫将军，刘宋王朝行之为疑，当时也没什么好的反映，拿我与他比较，就更不持齿了。我只盼望陛下宏图大展，王业发达，这样虽死在九泉，也如同活在人间了。”于是改任褚渊为司空，领骠骑将军，侍中、录尚书仍旧。

　　死后哀荣

　　皇上派侍中王晏、黄门郎王秀之来问候褚渊的病情。褚渊死后，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，负债至数十万。皇上下诏说：“司徒(褚渊)一旦去世，令我悲痛不已，近来虽然瘦弱多病，但我仍然坚持出来临哭。赐给他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二十万，布二百匹，蜡二百斤。”

　　当时司空的下属们考虑到褚渊并没上任司空，提出是否应该以其下属的礼节行礼敬？王俭在议论中说：“按照《礼》的要求，新媳妇虽在路上还没过门，只要听到丈夫家有丧事，也应改换服装来到家中。如今下属们虽然还没接受他的领导，而为吏的礼节是服从朝廷的要求的，应该表示礼敬。”司徒府吏又考虑到褚渊已经解职，但继任的司徒还没上任，那么司徒府人员是否应该制服致哀呢？王俭又议论说：“中朝士孙德明从乐陵迁任陈留，还没入境就死了，乐陵郡的属吏是把他作为现君的资格来穿着丧服的，而陈留的迎吏则依女有吉日之礼行齐丧之吊的，所以司徒府应当依照褚渊还在任的礼仪要求制作哀服。”

　　皇上又下诏特赠褚渊为太宰，侍中、录尚书、公等仍旧。配给符节，加羽葆鼓吹，增班剑仪仗为六十人。葬送之礼全都比照宋太保王弘的先例来办理。谥号为‘文简’”。在此之前，庶姓三公的丧车，没有明确的规格。王俭议论说官品第一的，都加以幢络，这是从褚渊开始的。又下诏暂时开启褚渊妻已故宋巴西公主的墓道，并赠她为南康郡公夫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