丘逢甲一生共写过5000余首诗，传世的现尚有3000余首，其中“怀台诗”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他的诗都是有感而发，情深意切，绝无无病呻吟之弊，故能辗转传抄，广为传诵。即使在100余年后的今天，人们读他的诗集，仍能激发爱国热情，如临其境。当然，除了真情实感外，“乐宁才子”的作诗技巧同样是相当高超的。江泉的《丘仓海传》对此曾概括道：“仓海暨内渡……日以赋诗为事，而故国之思，以及郁伊无聊之气，尽托于诗。诗本其夙昔所长，数十年来复颠顿于人事、世故、家国、沧桑之余，皆足以锻炼而淬砺之。其所为诗，益苍凉慷慨，有《渔阳参挝》之声。又如飞免骠袅，绝足奔放，平日执干戈卫社稷之气概，皆跃然纸上。”梁启超的《饮冰室诗话》中对这种豪放激越、震撼人心的诗风同样有很高的评价，并称丘逢甲为“诗界革命一巨子”。

爱国世家
　　生于台湾省苗粟县，可以说是出生在一个爱国世家，其先祖是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南迁的“客家人”，因不愿在入侵者面前苟且偷安而举族南迁。在长期颠沛流离的徙居生活中，他们不得不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，养成了刻苦耐劳的习惯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，并且后代子孙牢记一条遗训：即先祖是因外族侵扰而辗转南迁，所有后代子孙，不论落籍何处，都应勤耕苦读，自立图强。到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时，因耕地狭小，无以为生，所以偕同一批客家人又漂洋过海，向台湾迁徙，这大概是清乾隆中叶时期。到丘逢甲这一代，丘家在台湾定居已有四代、近百年的历史了。
　　1864年，丘逢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爱国爱乡思想、生活上则保持清朴风尚的乡村塾师的家庭里，自幼受清朴刚正家风的熏陶和艰苦生活的磨炼，“幼负大志”，渴望报效国家民族。这一切对他日后的事业以及人生道路都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。 丘逢甲自幼天资聪颖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在其父的亲自教授下，六七岁即能吟读、属对。14岁时赴台南应童子试，获全台第一，受福建巡抚兼学台丁日昌注意，特赠“东宁才子”印一方，由此闻名全台。1888年参加乡试，中试为举人。
　　第二年春，赴京参加会试（光绪十五年1889)进士，中进士，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。此时丘逢甲年仅26岁，但他却无意仕途，辞归故乡，专意养士讲学，任台南崇文书院主讲，同时兼任台湾府衡文书院及嘉义罗山书院主讲。1892年，《台湾通志》总局正式开设，丘逢甲被聘为采访师，负责采访、补辑乡土故实，因此有较多机会深入民间，了解社会民情。这时期，整个中华民族正处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之中，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，这样的社会现实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郁闷和隐忧，他慨叹道：“风月有天难补恨，江山无地可埋愁。”“孤岛十年民力尽，边疆千里将材难。”他预感到一场大的动荡即将到来，自己虽隐身山林，专心教读，但渴求报效国家之情却炽热而强烈。在他的书屋中，自书中堂“且看鹰翅出云时”，以明心志，时刻准备报效国家。

台湾战役
　　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他预见到台湾前途危难，以“抗倭守土”为号召创办义军，自己带头变卖家产以充军费，并动员亲属入伍。不久，160营（实际上经训练的只有30余营）义军成立，丘逢甲担任全台义军统领（又称义军大将军）。1895年4月17日，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国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。丘逢甲悲愤交加，当即刺血上书，抗议李鸿章的卖国行径。此后他多次联合台湾绅士向朝廷发出呼吁电，要求废约抗战。清政府不但置台湾领土和几百万同胞于不顾，而且急诏撤回守土官兵。丘逢甲联合一批爱国志士，与日军展开抗战。日本侵略军进攻台湾后，台北、台南和台中的防务分别由唐景崧、刘永福和丘逢甲、林朝栋负责。由于唐平时放纵部下，纪律松散，无心抗战，一与日军交手，便节节败退，不久基隆失守，唐化装逃离台北，台北被日军轻易占领。消息传来，丘逢甲急举义军赴台北增援，途中得知台北已沦陷，唐已内渡，气愤至极。日军沿铁路南侵直达新竹，丘逢甲率义军与日本侵略军血战20余昼夜，进行了大小20多场战斗，给日军以沉重打击。终因“饷尽弹尽，死伤过重”而撤退。
　　1895年秋，失败后离台内渡，定居镇平，往来潮、汕、广州之间，一度赴港、澳、南洋等地，曾与康有为、梁启超会晤。后顺应时代潮流，从赞同维新保皇逐渐倾向革命，掩护同盟会员的反清活动，致力于兴办学校，推行新学，培植人才。先后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、广东教育总会会长、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等。民国成立，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，被推举为参议院议员。1912年初，扶病南归，随即病故。他临终弥留之际，嘱咐家人：“葬须南向，吾不忘台湾也！”

黄冈起义
　　1907年5月，第二次黄冈起义失败后，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。不久，萧惠长、江柏坚、姚竹英、张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，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达半年有余。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顶茶场住了半年多，萧惠长、江柏坚住了四个多月，邱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，于1908年（戊申年）夏初，多次来到石马“顺裕庐”跟子渊先生商讨对策，后遇险党人卒在何子渊、邱逢甲的疏通、担保之下得以脱险。
　　1904年，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场策划“黄冈起义”行动计划期间，为石马私塾先生黄彩平题写的屋名“迁善楼”墨宝，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，缺损了一角，这次子渊公又在箭竹顶茶园议事厅请邱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。为此，黄彩平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。（迁善楼，光绪戊申夏月，邱逢甲书）
　　黄冈起义虽然失败了，但它给满清王朝所造成的冲击却堪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相媲美。正如孙中山在他的《建国方略》中所言：“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，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？”。
　　1904年春节，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场一共住了两晚，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。期间，特地以何子渊的字“东汉”为据，为子渊先生题下“光汉茶庄”和“渊庐”“顺裕庐”等多幅墨宝。“光汉茶庄”坐落在石马镇石马圩“光记”商店对面，营业面积约100多平方米，由何子渊的弟弟子韶负责经营，是箭竹顶茶在海内外的经销母店，同时也是革命党人的地下联络点。箭竹顶茶在清朝乾隆年间非常出名，行销海外、南洋一带。民国时期，渊公曾以此茶馈赠孙中山、胡汉民、廖仲恺、许崇智、陈济棠、李济深、蒋光鼐、蔡廷锴、张发奎等名人，均赞不绝口。“渊庐”坐落在“光记”旁边，建筑面积约50多平方米，专供何子渊在石马上学的子孙寄宿及革命党人临时落脚之用。
　　不料，两座极具历史、文物价值的建筑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“土改”名义没收，房契、地契被强制烧毁。打到“四人帮”后，石马公社革委会又以何子渊家没有“台湾关系”为由拒绝归还……
　　话说邱逢甲1904年正月十八回到兴民学堂，不久便接到广东省政府的调令，奉调广东学务处任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