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
作者：沈作喆《诗》之作也，其寓意深远。后之人莫能知其意之所在也，因《诗序》而知之耳。然则《序》其有功于《诗》矣。予谓病夫《诗》者，亦《序》之力也。盖《诗》本以微言谏风，托兴于山川草木而劝谏，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，其旨甚幽，其词甚婉，而其讥刺甚切，使善人君子闻之，固足以戒，使夫暴虐无道者闻之，不得执以为罪也，是故言之而勿畏。今为之《序》者，晓然使人之知其为某事而作也，又知其切中于其所忌也，故后世以《诗》而得罪者相属，是则《序》之过也夫。石林曰：“《诗序》盖当时诵者得于师传。”周公作《无逸》：昔在殷王中宗，严恭寅畏，享国七十有五年。高宗旧劳于外，享国五十有九年。周文王怀保小民，不遑暇食，享国五十年。皆以不荒宁得寿考之福。其后嗣王生则逸，亦罔或克寿，此万世有国之明训，天人之至理也。《戴氏礼》言文王疾，武王梦帝与我九龄，其言已怪诞不可信，而郑氏又从而释之曰：“文王以忧勤损寿，武王以逸乐延年。”是劝辟王以安肆盘游，惟耽乐之从，而毁明主以寅畏自强为不足以引年也：与《无逸》之旨得无戾乎？
《礼记》注云：《兑命》三篇在《尚书》，今亡。又云：《君陈》《泰誓》《甫刑》《高宗》之书皆亡。盖未见全书之出也，《左氏》所引亦多如此。
《尚书。尧典》“宅西曰昧谷”，古作“度西”，曰柳谷。柳之言聚也，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，而收聚百谷也。度音宅，古文度与宅相近而误，郑氏尝见之。商曰“祀”，周曰“年”，而箕子陈《洪范》，史载其言，乃称惟十有三祀，盖以见箕子不为臣于周之意。孔子不没其实，以表为臣之大义也。陶靖节所为诗，自宋世但纪甲子，不书年号，亦此意也。
君人者居极否之世，能约己以厚下，则否倾而为益矣。居交泰之时，或剥下以封上，则泰过而为损矣。在《易》之否ⅰⅱ（坤下干上），取上一爻而益其下，非益乎？泰ⅱⅰ（干下坤上），取下一爻而益其上，非损乎？虽益也ⅳⅷ（震下巽上），损下而益上，斯为否矣。虽损也ⅶⅷ（兑下艮上），损上而益下，斯为泰矣。盖天下治忽之理不远也，戒在损益而已矣。
诚者天地之心也，人生而皆有之。惑于事物，陷于迷途，是以蔽而不自见。能复其自然之性，则昭然着矣。故《易》之《复》曰：“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”而次之以《无妄》，诚之至也。
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陆秉曰：“此脱文也，当云大衍之数五十有五。盖天一地二、天三地四、天五地六、天七地八、天九地十，正五十有五；而用四十有九者，除六虚之位也。古者卜筮先布六虚之位，然后揲蓍而置六爻焉，如京房、马季长、郑康成以至王弼，不悟其为脱文，而妄为之说，谓所赖者五十，殊无证据。”又曰：“不用而用以之通，非数而数以之成，此语尤诞。且《系辞》曰：天数二十有五，地数三十，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岂不显然哉？又干坤之策自始至终无非五十五数也。”予顷见石林，欲以所见咨禀，迟疑不敢妄发，先生曰：“子姑言之。”予曰：“秉言大衍之数五十有五，是也；其言用四十有九，以为六虚之位，则非也。数始于一而终于五，天以藏德运化，妙其所以为数之始终，而神其所以为用之消长者，故虚一与五，退藏于密秘而弗用，则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。老氏所谓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，是当其无而有大衍之用也。此意恐是圣人千载不传之奥旨。”石林喜曰：“如是如是。”
文王重《易》，六爻八卦之为六十四自文王始也。而《大传》言包牺氏以来已有，盖取诸益、取诸暌，凡一十三卦之类，何也？盖圣人谓某爻像某物，某得某卦，如耒耜得益，弧矢得暌耳，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。不然，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盖取诸，岂未有书契之前已有卦耶？亦谓伏羲造书得之义耳。且如八纯卦之象，何曾先立干、坤、艮、震、巽、兑、坎、离之名，而后始有天、地、雷、风、山、泽、水、火之形哉？仲尼论阳一君而二民，君子之道也，阴二君而一民，小人之道也。此三画之象八卦，小成之体，未重之前也。至论二与四，三与五，同功而异位，则始有重爻之象。六位之体，既重之后也。
“帝乙归妹”者，言人君之德与帝者相甲乙，故能正人伦也。“高宗伐鬼方”者，言人君之德尊而可宗，故能克阴慝也。此前人之说，可取。
六籍脱简阙文，先儒强为之说。如《春秋》“甲戌己丑陈侯鲍卒”，“甲戌”之下阙文也，而传以为“甲戌之日死，己丑之日亡”，真可笑也。《易》比诸经，号为全书，而衍文脱字讹舛亦多矣。释者往往因陋而臆说，如八卦之名皆以一字，独“坎”曰“习坎”，盖“习”字上脱“坎”字也。“坎习坎”，犹曰“井改邑，不改井”也。“同人于野，亨。”上衍“同人曰”三字。注疏谓：“特称‘同人曰’者，表惟干之所能行。”谬妄甚矣。坤之用六象曰：“用六永贞，以大终也。”“大”字当作“代”音，转而然耳，盖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。“艮为指”，当作“止”，亦以音同误也。《大传》曰：“《易》曰：‘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’子曰：‘隼者，禽；弓矢者，器；射之者，人也。’”然则解之爻辞，当云“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”也，不然何缘有“弓矢者，器”四字哉？“能说诸心，能研诸侯之虑”，当作“能研诸虑”，衍二字也。如此类甚众。至于说卦取象尤多脱误，不可不知也。
“元亨利贞”，四者天德也；惟干能备是四德，以统天而行四时，故《文言》析而言之。若屯、随、临、无妄、革五卦，亦云“元亨利贞”者，不得与干比也。盖屯以“勿利有攸往”、随以“无咎”、临以“八月有凶”、无妄以“匪正有眚”、革以“悔亡”继“元亨利贞”之下，以明其不得专是四德也。又屯之《彖》曰：“刚柔始交而难生，动乎险中，大亨贞。”随之《彖》曰：“刚来而下柔，动而说。随，大亨贞。”临之《彖》曰：“刚浸而长，说而顺，刚中而应，大亨以正。”无妄《彖》曰：“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。动而健，刚中而应，大亨以正。”革之《彖》曰：“文明以说，大亨以正，革而当，其悔乃亡。”以明各有所当，非干四德之比也。干止曰“元亨利贞”而已矣。陈莹中尝以邵康节说《易》、讲解象数，一皆屏绝，质之于刘器之。器之曰：“《易》固经世之用，若讲解象数一切屏绝，则圣人设卦立爻复将何用？惟知其在象数者皆寓也，然后可以论《易》。故曰：‘得意忘象，得象忘言。’方其未得之际，而遽绝之，则吉凶与民同患之理，将何以兆？恐非筌蹄之意。”予谓元城固为学《易》者说耳，若至忘言之地，象数固无用也，况讲解乎？
《易》之六爻，数用九六。先儒皆以谓九，老阳也；六，老阴也。君子欲抑阴而进阳，故阳用极数而阴取其中焉耳。阴阳，天道也，岂人之所能抑而退之？又岂人之所能强而进之哉？其说皆不通。盖天地之正数曰一、曰二、曰三、曰四、曰五而止矣，此生数也。至于六则各有所配，已非正数矣。作《易》者用天地之生数而不用成数。故孔子曰：“参天两地而倚数。”夫参天，则一三五是矣。一与三与五，非九而何？两地，则二四是矣。二与四非六而何？此九六之义也。故“易简而天下之理得”矣。石林为予言如此。《易》曰：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。”予谓“知”字下必有脱简三数字或脱一句。既曰“通乎昼夜之道”，又曰“而知”者，不惟无义理，又非圣人立言之法。《易》虽全书，然简编残缺处亦已多矣，先儒或能言其一二。
汉田何善《易》，言《易》者本田何。何以齐诸田徙杜陵，号“杜田生”。今之俚谚谓白撰无所本者为“杜田”，或曰“杜园”者，语转而然也。岂当时亦讥何之《易》学师承无所自耶？
《易》者，至神之数，吉凶之先兆，使人见机而作，避祸而自求福也。文王、仲尼，盖重《易》而系之者也。其于《易》之数，知之远矣，宜能远祸而安其身者。然文王有拘之辱，仲尼有畏匡之厄，何也？岂人之祸福吉凶自有定数存于冥冥之中，虽圣与智不可得而逃耶？若曰我知其在我者无悔，而任其所谓在物者，则夫《易》之道欲令人进退语默得其时，无蹈患害，果何预哉？冥顽嚣凶，目不辨六画而名位充志，富贵没身者又何哉？圣人已矣，后之志士仁人玩占知变，穷《易》之道，而困厄颠踣者多是也，又何哉？吾不知其说也。唐人顾彖深于《易》，尝言《易》更三圣，犹夫三辰同丽太极。自汉田、丁、京、刘以来，百派奔凑，惟唐一行方见天机，神交造物，智斟人事，制动也有尼，变通也无方，向之支流委输于我。其他绸绎祖述三十有余家，鹜精于捃摭，匮巧于穿凿，犹制氏之于乐，铿锵而已，徐氏之于礼，善容而已。刘禹锡尝指龟策讯之，彖曰：“古先圣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得也，故设象以致意，梯有以取无，取当其粗，用当其精。夫权衡所以揣轻重，不为捶钩者设也；寻尺所以商远迩，不为运斤者设也。几存乎人，是则以天时为卦体，物理为爻位，外附人事以象焉，内取诸身以彖焉。得枢于寰中，迎数于象外，自然之理。不知其然，虽欲强名，措说无地，彼枯茎朽壳安能与于此乎？”予观顾生之言，盖邃于《易》者，惜其无著述传世，以尽见其所学。独禹锡载其言于志中，故表而出之。
太乙九宫之数虽出纬书《干凿度》，而传于阴阳家者流，然其间微隐玄妙之理合于《易》与黄帝之书，不可废也。太一行九宫之法以九一三七为四方，以二八四六为四隅，而五奠位乎中宫，经纬交络无不得十五者，而独不见其所谓十者焉。盖土寄王于四方，不独主时，故不可以位命之也。《易》之所谓参伍以变，错综其数，是也。黄帝曰；“水数六，火数七，木数八，金数九，土数五。”水火木金皆以成数，土独以生数，而不言十者，土不独居成数也。又曰：“五运之复太过者，其数成；不及者，其数生、土常以生也。”又曰：“天地之至数始于一，终于九。”皆不言十焉。呜呼，可谓妙矣！《易》之坤曰：“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。”作《易》者其知之矣。九宫之数盖出于此。孰谓黄帝之书为出于战国之伪而独为医家之用也哉？《月令》言四时之数，春曰八，夏曰七，秋曰九，冬曰六，皆举成数，而中央独曰其数五。扬雄为《太玄》，亦以三八为木，四九为金，二七为火，一六为水，兼具生成之数，而五五为土。言五五而不言十十，盖不可名言也。其法本于自然而发见于黄帝之书与九宫之说。汉儒欺世，窃以为自得之学，而学者不悟也。
《易》之为书，虽不可为典要，然圣人大概示人以阴阳柔刚消息盈虚之理，进退存亡吉凶悔吝之义，虽穷万物之变，要不失其正而已。若夫至数之要，神妙不测者，圣人盖难言之也。后世之士不务守经合道而好论其变化，渺茫不见涯诶，广著图象，远征亿万不可名言无所致诘之数，以为自得之学，致使俗儒妄讥，竞为艰深之说。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变，不知其体而曰我知其用，既以自欺，又以欺世，为害滋多。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间；自开辟以来，其相生相克以为人地万物四时之用，其功与天地日月并矣。邵尧夫非不知数，然其说以谓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，木生于土，金生于石，勿论也。夫五物者，经世之用，纪岁时、行气运，其来久矣，不可阙一也。今加以本无之一，而去其本有之二，可乎？又石岂不生于土乎？如用邵说，则黄帝岐伯之书与洪范九畴之大法皆可废也，又可乎？盖自汉京房、焦贡之学流于驳杂，而扬雄又以四为数，其弊久矣。要之守道笃志之士，不当务多岐以迷大道，尚奇说以叛正经。若真积力久至于大而化之之圣，圣而不可测知之神之地，固自得之于心，岂肯形之于说？况又非说之所能发明也。昔释氏有法常者，得法于道一师。或问常何所得，常曰：“吾师教我以即心是佛”。或曰：“一师近日佛法又不同，乃云非心非佛”。常曰：“此老惑乱于人未止也。任汝非心非佛，我但即心即佛耳。”道一闻而肯之。夫士之本无所得，又无所守，而随世谬悠，有不愧于法常者乎？
阴阳之气专，则生化之理灭。故至阳之中必有阴，而至阴之中必有阳，至其极则相生。离为火，而中画阴也；坎为水，而中画阳也。肃肃出乎天，赫赫发乎地，天地之至理也。
《易》曰：“知几其神。”此盖圣人不言之妙，而扬雄言：“先知其几于神。”或问“先知”，曰：“不知。”是真不知也，子云之自欺如此。
卦终于《未济》，何也？天下之事无终穷也，而道亦无尽也，若以《既济》而终，则万法断灭，天人之道泯矣。黄帝书所谓神转不回、回则不转，浮屠所谓不住无为、不断有为者，是也。
《易》者，圣人所以究天人之际，乐性命之理，而忘其涉世之忧患也。
天下事有病弊难革，思虑未至，极力穷究，奸蠹随生其间。忽有晓悟，得其要害，就以立法，不惟救弊于一时，而又可以通行于久远。如贾生分封诸侯王子弟是也。事有微而相类者。国朝三岁发解进士，率以秋季引试，初无定日。举子奸计，多占邻近户籍，至有三数处冒试者，冀于多试之中，必有一得，以致争讼纷然。有司多端禁止，率不能革。绍兴中，或有建请令天下诸州科场并用八月一日锁院，十五日引试，后期者勿问。不劳施为，无所烦扰，而百年之弊一朝尽去，更无巧伪可以破坏成法者，亦一奇也。故天下事不可与争，争而得，后必有变。静听而不争，至于无所受过患之地，自然帖伏。
《礼记》注云：《兑命》三篇在《尚书》，今亡。又云：《君陈》《泰誓》《甫刑》《高宗》之书皆亡。盖未见全书之出也，《左氏》所引亦多如此。
《尚书。尧典》“宅西曰昧谷”，古作“度西”，曰柳谷。柳之言聚也，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，而收聚百谷也。度音宅，古文度与宅相近而误，郑氏尝见之。商曰“祀”，周曰“年”，而箕子陈《洪范》，史载其言，乃称惟十有三祀，盖以见箕子不为臣于周之意。孔子不没其实，以表为臣之大义也。陶靖节所为诗，自宋世但纪甲子，不书年号，亦此意也。
君人者居极否之世，能约己以厚下，则否倾而为益矣。居交泰之时，或剥下以封上，则泰过而为损矣。在《易》之否ⅰⅱ（坤下干上），取上一爻而益其下，非益乎？泰ⅱⅰ（干下坤上），取下一爻而益其上，非损乎？虽益也ⅳⅷ（震下巽上），损下而益上，斯为否矣。虽损也ⅶⅷ（兑下艮上），损上而益下，斯为泰矣。盖天下治忽之理不远也，戒在损益而已矣。
诚者天地之心也，人生而皆有之。惑于事物，陷于迷途，是以蔽而不自见。能复其自然之性，则昭然着矣。故《易》之《复》曰：“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”而次之以《无妄》，诚之至也。
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陆秉曰：“此脱文也，当云大衍之数五十有五。盖天一地二、天三地四、天五地六、天七地八、天九地十，正五十有五；而用四十有九者，除六虚之位也。古者卜筮先布六虚之位，然后揲蓍而置六爻焉，如京房、马季长、郑康成以至王弼，不悟其为脱文，而妄为之说，谓所赖者五十，殊无证据。”又曰：“不用而用以之通，非数而数以之成，此语尤诞。且《系辞》曰：天数二十有五，地数三十，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岂不显然哉？又干坤之策自始至终无非五十五数也。”予顷见石林，欲以所见咨禀，迟疑不敢妄发，先生曰：“子姑言之。”予曰：“秉言大衍之数五十有五，是也；其言用四十有九，以为六虚之位，则非也。数始于一而终于五，天以藏德运化，妙其所以为数之始终，而神其所以为用之消长者，故虚一与五，退藏于密秘而弗用，则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。老氏所谓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，是当其无而有大衍之用也。此意恐是圣人千载不传之奥旨。”石林喜曰：“如是如是。”
文王重《易》，六爻八卦之为六十四自文王始也。而《大传》言包牺氏以来已有，盖取诸益、取诸暌，凡一十三卦之类，何也？盖圣人谓某爻像某物，某得某卦，如耒耜得益，弧矢得暌耳，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。不然，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盖取诸，岂未有书契之前已有卦耶？亦谓伏羲造书得之义耳。且如八纯卦之象，何曾先立干、坤、艮、震、巽、兑、坎、离之名，而后始有天、地、雷、风、山、泽、水、火之形哉？仲尼论阳一君而二民，君子之道也，阴二君而一民，小人之道也。此三画之象八卦，小成之体，未重之前也。至论二与四，三与五，同功而异位，则始有重爻之象。六位之体，既重之后也。
“帝乙归妹”者，言人君之德与帝者相甲乙，故能正人伦也。“高宗伐鬼方”者，言人君之德尊而可宗，故能克阴慝也。此前人之说，可取。
六籍脱简阙文，先儒强为之说。如《春秋》“甲戌己丑陈侯鲍卒”，“甲戌”之下阙文也，而传以为“甲戌之日死，己丑之日亡”，真可笑也。《易》比诸经，号为全书，而衍文脱字讹舛亦多矣。释者往往因陋而臆说，如八卦之名皆以一字，独“坎”曰“习坎”，盖“习”字上脱“坎”字也。“坎习坎”，犹曰“井改邑，不改井”也。“同人于野，亨。”上衍“同人曰”三字。注疏谓：“特称‘同人曰’者，表惟干之所能行。”谬妄甚矣。坤之用六象曰：“用六永贞，以大终也。”“大”字当作“代”音，转而然耳，盖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。“艮为指”，当作“止”，亦以音同误也。《大传》曰：“《易》曰：‘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’子曰：‘隼者，禽；弓矢者，器；射之者，人也。’”然则解之爻辞，当云“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”也，不然何缘有“弓矢者，器”四字哉？“能说诸心，能研诸侯之虑”，当作“能研诸虑”，衍二字也。如此类甚众。至于说卦取象尤多脱误，不可不知也。
“元亨利贞”，四者天德也；惟干能备是四德，以统天而行四时，故《文言》析而言之。若屯、随、临、无妄、革五卦，亦云“元亨利贞”者，不得与干比也。盖屯以“勿利有攸往”、随以“无咎”、临以“八月有凶”、无妄以“匪正有眚”、革以“悔亡”继“元亨利贞”之下，以明其不得专是四德也。又屯之《彖》曰：“刚柔始交而难生，动乎险中，大亨贞。”随之《彖》曰：“刚来而下柔，动而说。随，大亨贞。”临之《彖》曰：“刚浸而长，说而顺，刚中而应，大亨以正。”无妄《彖》曰：“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。动而健，刚中而应，大亨以正。”革之《彖》曰：“文明以说，大亨以正，革而当，其悔乃亡。”以明各有所当，非干四德之比也。干止曰“元亨利贞”而已矣。陈莹中尝以邵康节说《易》、讲解象数，一皆屏绝，质之于刘器之。器之曰：“《易》固经世之用，若讲解象数一切屏绝，则圣人设卦立爻复将何用？惟知其在象数者皆寓也，然后可以论《易》。故曰：‘得意忘象，得象忘言。’方其未得之际，而遽绝之，则吉凶与民同患之理，将何以兆？恐非筌蹄之意。”予谓元城固为学《易》者说耳，若至忘言之地，象数固无用也，况讲解乎？
《易》之六爻，数用九六。先儒皆以谓九，老阳也；六，老阴也。君子欲抑阴而进阳，故阳用极数而阴取其中焉耳。阴阳，天道也，岂人之所能抑而退之？又岂人之所能强而进之哉？其说皆不通。盖天地之正数曰一、曰二、曰三、曰四、曰五而止矣，此生数也。至于六则各有所配，已非正数矣。作《易》者用天地之生数而不用成数。故孔子曰：“参天两地而倚数。”夫参天，则一三五是矣。一与三与五，非九而何？两地，则二四是矣。二与四非六而何？此九六之义也。故“易简而天下之理得”矣。石林为予言如此。《易》曰：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。”予谓“知”字下必有脱简三数字或脱一句。既曰“通乎昼夜之道”，又曰“而知”者，不惟无义理，又非圣人立言之法。《易》虽全书，然简编残缺处亦已多矣，先儒或能言其一二。
汉田何善《易》，言《易》者本田何。何以齐诸田徙杜陵，号“杜田生”。今之俚谚谓白撰无所本者为“杜田”，或曰“杜园”者，语转而然也。岂当时亦讥何之《易》学师承无所自耶？
《易》者，至神之数，吉凶之先兆，使人见机而作，避祸而自求福也。文王、仲尼，盖重《易》而系之者也。其于《易》之数，知之远矣，宜能远祸而安其身者。然文王有拘之辱，仲尼有畏匡之厄，何也？岂人之祸福吉凶自有定数存于冥冥之中，虽圣与智不可得而逃耶？若曰我知其在我者无悔，而任其所谓在物者，则夫《易》之道欲令人进退语默得其时，无蹈患害，果何预哉？冥顽嚣凶，目不辨六画而名位充志，富贵没身者又何哉？圣人已矣，后之志士仁人玩占知变，穷《易》之道，而困厄颠踣者多是也，又何哉？吾不知其说也。唐人顾彖深于《易》，尝言《易》更三圣，犹夫三辰同丽太极。自汉田、丁、京、刘以来，百派奔凑，惟唐一行方见天机，神交造物，智斟人事，制动也有尼，变通也无方，向之支流委输于我。其他绸绎祖述三十有余家，鹜精于捃摭，匮巧于穿凿，犹制氏之于乐，铿锵而已，徐氏之于礼，善容而已。刘禹锡尝指龟策讯之，彖曰：“古先圣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得也，故设象以致意，梯有以取无，取当其粗，用当其精。夫权衡所以揣轻重，不为捶钩者设也；寻尺所以商远迩，不为运斤者设也。几存乎人，是则以天时为卦体，物理为爻位，外附人事以象焉，内取诸身以彖焉。得枢于寰中，迎数于象外，自然之理。不知其然，虽欲强名，措说无地，彼枯茎朽壳安能与于此乎？”予观顾生之言，盖邃于《易》者，惜其无著述传世，以尽见其所学。独禹锡载其言于志中，故表而出之。
太乙九宫之数虽出纬书《干凿度》，而传于阴阳家者流，然其间微隐玄妙之理合于《易》与黄帝之书，不可废也。太一行九宫之法以九一三七为四方，以二八四六为四隅，而五奠位乎中宫，经纬交络无不得十五者，而独不见其所谓十者焉。盖土寄王于四方，不独主时，故不可以位命之也。《易》之所谓参伍以变，错综其数，是也。黄帝曰；“水数六，火数七，木数八，金数九，土数五。”水火木金皆以成数，土独以生数，而不言十者，土不独居成数也。又曰：“五运之复太过者，其数成；不及者，其数生、土常以生也。”又曰：“天地之至数始于一，终于九。”皆不言十焉。呜呼，可谓妙矣！《易》之坤曰：“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。”作《易》者其知之矣。九宫之数盖出于此。孰谓黄帝之书为出于战国之伪而独为医家之用也哉？《月令》言四时之数，春曰八，夏曰七，秋曰九，冬曰六，皆举成数，而中央独曰其数五。扬雄为《太玄》，亦以三八为木，四九为金，二七为火，一六为水，兼具生成之数，而五五为土。言五五而不言十十，盖不可名言也。其法本于自然而发见于黄帝之书与九宫之说。汉儒欺世，窃以为自得之学，而学者不悟也。
《易》之为书，虽不可为典要，然圣人大概示人以阴阳柔刚消息盈虚之理，进退存亡吉凶悔吝之义，虽穷万物之变，要不失其正而已。若夫至数之要，神妙不测者，圣人盖难言之也。后世之士不务守经合道而好论其变化，渺茫不见涯诶，广著图象，远征亿万不可名言无所致诘之数，以为自得之学，致使俗儒妄讥，竞为艰深之说。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变，不知其体而曰我知其用，既以自欺，又以欺世，为害滋多。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间；自开辟以来，其相生相克以为人地万物四时之用，其功与天地日月并矣。邵尧夫非不知数，然其说以谓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，木生于土，金生于石，勿论也。夫五物者，经世之用，纪岁时、行气运，其来久矣，不可阙一也。今加以本无之一，而去其本有之二，可乎？又石岂不生于土乎？如用邵说，则黄帝岐伯之书与洪范九畴之大法皆可废也，又可乎？盖自汉京房、焦贡之学流于驳杂，而扬雄又以四为数，其弊久矣。要之守道笃志之士，不当务多岐以迷大道，尚奇说以叛正经。若真积力久至于大而化之之圣，圣而不可测知之神之地，固自得之于心，岂肯形之于说？况又非说之所能发明也。昔释氏有法常者，得法于道一师。或问常何所得，常曰：“吾师教我以即心是佛”。或曰：“一师近日佛法又不同，乃云非心非佛”。常曰：“此老惑乱于人未止也。任汝非心非佛，我但即心即佛耳。”道一闻而肯之。夫士之本无所得，又无所守，而随世谬悠，有不愧于法常者乎？
阴阳之气专，则生化之理灭。故至阳之中必有阴，而至阴之中必有阳，至其极则相生。离为火，而中画阴也；坎为水，而中画阳也。肃肃出乎天，赫赫发乎地，天地之至理也。
《易》曰：“知几其神。”此盖圣人不言之妙，而扬雄言：“先知其几于神。”或问“先知”，曰：“不知。”是真不知也，子云之自欺如此。
卦终于《未济》，何也？天下之事无终穷也，而道亦无尽也，若以《既济》而终，则万法断灭，天人之道泯矣。黄帝书所谓神转不回、回则不转，浮屠所谓不住无为、不断有为者，是也。
《易》者，圣人所以究天人之际，乐性命之理，而忘其涉世之忧患也。
天下事有病弊难革，思虑未至，极力穷究，奸蠹随生其间。忽有晓悟，得其要害，就以立法，不惟救弊于一时，而又可以通行于久远。如贾生分封诸侯王子弟是也。事有微而相类者。国朝三岁发解进士，率以秋季引试，初无定日。举子奸计，多占邻近户籍，至有三数处冒试者，冀于多试之中，必有一得，以致争讼纷然。有司多端禁止，率不能革。绍兴中，或有建请令天下诸州科场并用八月一日锁院，十五日引试，后期者勿问。不劳施为，无所烦扰，而百年之弊一朝尽去，更无巧伪可以破坏成法者，亦一奇也。故天下事不可与争，争而得，后必有变。静听而不争，至于无所受过患之地，自然帖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