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十三·序九首
作者：曾巩越州鉴湖图序
鉴湖，一曰南湖，南并山，北属州城漕渠，东西距江，汉顺帝永和五年，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，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。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。州之东，自城至于东江，其北堤石楗二，阴沟十有九，通民田，田之南属漕渠，北东西属江者皆溉之。州之东六十里，自东城至于东江，其南堤阴沟十有四，通民田，田之北抵漕渠，南并山，西并堤，东属江者皆溉之。州之西三十里，曰柯山斗门，通民田，田之东并城，南并堤，北滨漕渠，西属江者皆溉之。总之，溉山阴、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。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，盖田之至江者尽于九千顷也。其东曰曹娥斗门，曰蒿口斗门，水之循南堤而东者，由之以入于东江。其西曰广陵斗门，曰新迳斗门，水之循北堤而西者，由之以入于西江。其北曰朱储斗门，去湖最远。盖因三江之上、两山之间，疏为二门，而以时视田中之水，小溢则纵其一，大溢则尽纵之，使入于三江之口。所谓湖高于田丈余，田又高海丈余，水少则泄湖溉田，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，故无荒废之田、水旱之岁者也。由汉以来几千载，其利未尝废也。
宋兴，民始有盗湖为田者。祥符之间二十七户，庆历之间二户，为田四顷。当是时，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，使复田为湖。然自此吏益慢法，而奸民浸起，至于治平之间，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，为田七百余顷，而湖废几尽矣。其仅存者，东为漕渠，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，南通若耶溪，自樵风泾至于桐坞，十里皆水，广不能十余丈，每岁少雨，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。自此以来，人争为计说。蒋堂则谓宜有罚以禁侵耕，有赏以开告者。杜杞则谓盗湖为田者，利在纵湖水，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，而斗门辄发。故为之立石则水，一在五云桥，水深八尺有五寸，会稽主之；一在跨湖桥，水深四尺有五寸，山阴主之。而斗门之钥，使皆纳于州，水溢则遣官视则，而谨其闭纵。又以谓宜益理堤防斗门，其敢田者拔其苗，责其力以复湖，而重其罚。犹以为未也，又以谓宜加两县之长以提举之名，课其督察而为之殿赏。吴奎则谓每岁农隙，当僦人浚湖，积其泥涂以为丘阜，使县主役，而州与转运使、提点刑狱督摄赏罚之。张次山谓湖废，仅有存者难卒复，宜益广漕路及他便利处，使可漕及注民田里，置石柱以识之，柱之内禁敢田者。刁约则谓宜斥湖三之一与民为田，而益堤使高一丈，则湖可不开，而其利自复。范师道、施元长则谓重侵耕之禁，犹不能使民无犯，而斥湖与民，则侵者孰御？又以湖水较之，高于城中之水，或三尺有六寸，或二尺有六寸，而益堤壅水使高，则水之败城郭庐舍可必也。张伯玉则谓日役五千人浚湖，使至五尺，当十五岁毕，至三尺，当九岁毕。然恐工起之日，浮议外摇，役夫内溃，则虽有智者，犹不能必其成。若日役五千人，益堤使高八尺，当一岁毕。其竹木之费，凡九十二万有三千，计越之户二十万有六千，赋之而复其租，其势易足，如此，则利可坐收，而人不烦弊。陈宗言、赵诚复以水势高下难之，又以谓宜修吴奎之议，以岁月复湖。当是时，都水善其言，又以谓宜增赏罚之令。其为说如此，可谓博矣。朝廷未尝不听用而著于法，故罚有自钱三百至于千，又至于五万，刑有自杖百至于徒二年，其文可谓密矣。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，湖不加浚而日愈废，其故何哉？法令不行，而苟且之俗胜也。
昔谢灵运从宋文帝求会稽回踵湖为田，太守孟ダ不听，又求休皇湖为田，ダ又不听，灵运至以语诋之。则利于请湖为田，越之风俗旧矣。然南湖繇汉历吴、晋以来，接于唐，又接于钱Α父子之有此州，其利未尝废者。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，或以数州为镇，或以一国自王，内有供养禄廪之须，外有贡输问遗之奉，非得晏然而已也。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，亦皆有数，而钱Α之法最详，至今尚多传于人者。则其利之不废，有以也。
近世则不然，天下为一，而安于承平之故，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。而请湖为田者，其语言气力往往足以动人。至于修水土之利，则又费材动众，从古所难。故郑国之役，以谓足以疲秦，而西门豹之治邺渠，人亦以为烦苦，其故如此。则吾之吏，孰肯任难当之怨，来易至之责，以待未然之功乎！故说虽博而未尝行，法虽密而未尝举，田者之所以日多，湖之所以日废，由是而已。故以谓法令不行，而苟且之俗胜者，岂非然哉！
夫千岁之湖，废兴利害，较然易见。然自庆历以来三十余年，遭吏治之因循，至于既废，而世犹莫寤其所以然，况于事之隐微难得，而考者繇苟简之故，而弛坏于冥冥之中，又可知其所以然乎？今谓湖不必复者，曰湖田之入既饶矣，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。夫湖未尽废，则湖下之田旱，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；使湖尽废，则湖之为田亦旱矣，此将来之害而众人之所未睹也。故曰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，而非实知利害者也。谓湖不必浚者，曰益堤壅水而已，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也。夫以地势较之，壅水使高，必败城郭，此议者之所已言也；以地势较之，湖使下，然后不失其旧，不失其旧，然后不失其宜，此议者之所未言也。又山阴之石则为四尺有五寸，会稽之石则几倍之，壅水使高，则会稽得尺，山阴得半，地之洼隆不并，则益堤未为有补也。故曰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，而又非实知利害者也。二者既不可用，而欲禁侵耕，开告者，则有赏罚之法矣；欲谨水之畜泄，则有闭纵之法矣；欲痛绝敢田者，则拔其苗，责其力以复湖，而重其罚，又有法矣；或欲任其责于州县与转运使、提点刑狱，或欲以每岁农隙浚湖，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，又皆有法矣。欲知浚湖之浅深，用工若干，为日几何；欲知增堤竹木之费几何，使之安出；欲知浚湖之泥涂积之何所，又已计之矣。欲知工起之日，或浮议外摇，役夫内溃，则不可以必其成，又已论之矣。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，用其可者，而以在我者润泽之，令言必行，法必举，则何功之不可成，何利之不可复哉！
巩初蒙恩通判此州，问湖之废兴于人，未有能言利害之实者。及到官，然后问图于两县，问书于州与河渠司，至于参核之而图成，熟究之而书具，然后利害之实明。故为论次，庶夫计议者有考焉。熙宁二年冬卧龙斋。
类要序
晏元献公出东南，起童子，入秘阁读书，遂赞名，命入翰林为学士。真宗特宠待之，每进见劳问，及所以任属之者，群臣莫能及。皇太子就书学，公以选入侍。太子即皇帝位，是为仁宗。公遂管国枢要，任政事，位宰相。其在朝廷五十余年，常以文学谋议为任，所为赋颂铭碑、制诏册命、书奏议论之文传天下，尤长于诗，天下皆吟诵之。当真宗之世，天下无事，方辑福应，推功德，修封禅，及后土、山川、老子诸祠，以报礼上下。左右前后之臣，非工儒学妙于语言、能讨论古今润色太平之业者不能称其位。公于是时为学者宗，天下慕其声名。人见公应于外者之不穷，而不知公之得于内者深也。及得公所为《类要》上中下帙，总七十四篇，凡若干门，皆公所手抄。乃知公于六艺、太史、百家之言，骚人墨客之文章，至于地志、族谱、佛老、方伎之众说，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忽诡变奇迹之序录，皆披寻纟由绎，而于三才万物变化情伪，是非兴坏之理，显隐细钜之委曲，莫不究尽。公之得于内者在此也。公之所以光显于世者，有以哉！观公之所自致者如此，则知士不素学而处从官大臣之列，备文儒道德之任，其能不馁且病乎！此公之书所以为可传也。
公之子知止，能守其家者也，以书属余序。余与公仕不并时，然皆临川人，故为之论次，以为公书诸首。
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
古者学士之于六艺，射能弧矢之事矣，又当善其揖让之节；御能车马之事矣，又当善其驱驰之节；书非能肆笔而已，又当辨其体而皆通其意；数非能布策而已，又当知其用而各尽其法。而五礼之威仪，至于三千，六乐之节文，可谓微且多矣。噫！何其烦且劳如是！然古之学者必能此，亦可谓难矣。然习其射御于礼，习其干戈于乐，则少于学，长于朝，其于武备固修矣。其于家有塾，于党有庠，于乡有序，于国有学，于教有师，于视听言动有其容，于衣冠饮食有其度，几杖有铭，盘杆有戒。在舆有和鸾之声，行步有佩玉之音，燕处有《雅》《颂》之乐。而非其故，琴瑟未尝去于前也。盖其出入进退，俯仰左右，接于耳目，动于四体，达于其心者，所以养之至如此其详且密也。虽然，此尚为有待于外者耳。若夫三才万物之理，性命之际，力学以求之，深思以索之，使知其要，识其微，而斋戒以守之，以尽其才、成其德，至合于天地而后已者，又当得之于心，夫岂非难哉？噫！古之学者，其役之于内外以持其心、养其性者，至于如此，此君子所以爱，日而自强不息，以求至乎极也。然其习之有素，闲之有具如此，则求其放心，伐其邪气，而成文武之材，就道德之实者，可谓易矣。孔子曰：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《礼》，成于《乐》。”盖乐者，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，故曰“成于《乐》”。昔舜命夔典乐，教胄子，曰：“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。”则乐者非独去邪，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纳之中也。故和鸾、佩玉、《雅》《颂》琴瑟之音，非其故不去于前，岂虚也哉！今学士大夫之于持其身、养其性，凡有待于外者皆不能具，得之于内者又皆略其事，可谓简且易矣。然所以求其放心，伐其邪气，而成文武之材，就道德之实者，岂不难哉！此予所以惧不至于君子而入于小人也。夫有待于外者，余既力不足，而于琴窃有志焉久矣，然患其莫余授也。治平三年夏，得洪君于京师，始合同舍之士，听其琴于相国寺之维摩院。洪君之于琴，非特能其音，又能其意者也。予将就学焉，故道予之所慕于古者，庶乎其有以自发也。同舍之士，丁宝臣元珍、郑穆闳中、孙觉莘老、林希子中，而予曾巩子固也。洪君名规，字方叔，以文学吏事称于世云。
张文叔文集序文叔姓张氏，讳彦博，蔡州汝阳人。庆历三年，为抚州司法参军，余为之铭其父碑。文叔又治其寝，得婴儿秃秃之遗骸葬之，余为之志其事。是时，文叔年未三十，喜从余问道理，学为文章，因与之游。至其为司法代去，其后又三遇焉，至今二十有六年矣。文叔为袁州判官以死。其子仲伟集其遗文为四十卷，自蕲春走京师，属余序之。
余读其书，知文叔虽久穷，而讲道益明，属文益工，其辞精深雅赡有过人者。而比三遇之，盖未尝为余出也。又知文叔自进为甚强，自待为甚重，皆可喜也。虽其遇于命者不至于富贵，然比于富贵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为说以自恕者，则文叔虽久穷亦何限哉！仲伟居抚，时八九岁，未A5，始读书就笔砚。今仪观甚伟，文辞甚工。有子复能读书就笔砚矣，则余其能不老乎！既为之评其文而序之，又历道其父子事反复如此者，所以致余情于故旧，而又以见余之老也。熙宁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。
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
熙宁三年三月，尚书司封员外郎、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为婺州，三馆秘阁同舍之士相与饮饯于城东佛舍之观音院，会者凡二十人。纯老亦重僚友之好，而欲慰处者之思也，乃为诗二十言以示坐者。于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为韵，赋诗以送之。纯老至州，将刻之石，而以书来曰：为我序之。
盖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聚之馆阁，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。有出使于外者，则其僚必相告语，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、游观之胜，约日皆会，饮酒赋诗，以叙去处之情，而致绸缪之意。历世浸久，以为故常。其从容道义之乐，盖他司所无。而其赋诗之所称引况谕，莫不道去者之美，祝其归仕于王朝，而欲其无久于外。所以见士君子之风流习尚，笃于相先，非世俗之所能及。又将待上之考信于此，而以其汇进，非空文而已也。
纯老以明经进士制策入等，历教国子生，入馆阁为编校书籍校理检讨。其文章学问有过人者，宜在天子左右，与访问，任献纳。而顾请一州，欲自试于川穷山阻僻绝之地，其志节之高，又非凡材所及。此赋诗者所以推其贤，惜其去，殷勤反复而不能已。余故为之序其大旨，以发明士大夫之公论，而与同舍视之，使知纯老之非久于外也。十月日序。
齐州杂诗序
齐故为文学之国，然亦以朋比夸诈见于习俗。今其地富饶，而介于河岱之间，故又多狱讼，而豪猾群党亦往往喜相攻剽贼杀，于时号难治。余之疲驽来为是州，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，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。未期囹圄多空，而桴鼓几熄，岁又连熟，州以无事。故得与其士大夫及四方之宾客，以其暇日，时游后园。或长轩榭，登览之观，属思千里；或芙蕖芰荷，湖波渺然，纵舟上下。虽病不饮酒，而间为小诗，以娱情写物，亦拙者之适也。通儒大人或与余有旧，欲取而视之，亦不能隐。而青郓二学士又从而和之，士之喜文辞者，亦继为此作。总之，凡若干篇。岂得以余文之陋，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绝可喜之辞，不大传于此邦也。故刻之石而并序之，使览者得详焉。熙宁六年二月己丑序。
顺济王敕书祝文刻石序
臣巩言：世称麟凤龟龙，王者之嘉瑞，则盖不常出，而德有不能致者。又称麟凤龟龙四灵以为畜，则至治之世，盖可狎而扰也。故官有豢龙，而刘累以善其职事。至夏之衰，乃不能驯。而或于庭，至周卒为女祸。盖龙之为祥异，通于治乱如此。伏惟陛下仁圣之德达于渊泉，故龙实来慕，若可扰也。其自今以往，盛德日跻，则必有游于宫沼，或负图出河，而且将领在有司，群于庶物，故臣敢刻敕书祝辞于石以俟。臣巩谨序。
叙盗
盗三十人，凡十五发。由孙仙而下，盗吴庆船者杀人皆应斩，盗朱缟船者赃重皆应绞，凡应死者十有八人。由汤庆而下，或赃轻，或窃盗，或常自言，凡应徒者十有二人。此有司之法也。今图之所见者，其名氏、税等、械器，与其发之日月，所盗之家、所取之财，至于人各别其凡若干发，皆旁行以见之。人各别其凡若干发者，又别之以朱，欲览者之易晓也。吴庆之船，赃分为三，与吴庆、吴道之属有亲疏，居有异同。至于孙仙、汤庆之族属，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，皆别见于图之上下，而狱之轻重详矣。其创作兵仗，合众以转劫数百里之间，至于贼杀良民，此情状之尤可嫉者也。方五六月之时，水之害甚矣，田畴既以荡溺矣，屋庐既以漂流矣。城郭之内，粜官粟以赈民，而犹有不得食者。穷乡僻壤、大川长谷之间，自中家以上，日昃持钱，无告籴之所，况于蹑短素困之人乎！方且结草苇以自托于坏堤毁旱之上，有饥饿之迫，无乐生之情。其屡发而为盗，亦情状之有可哀者也。
《康诰》曰：杀越人于货，愍不畏死，凡民罔不憝。孟子以谓不待教而诛者也。是则杀人之盗不待教而诛，此百王之所同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。然而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盗其先变乎？”此谓养之既足，导之既明，则为盗者知耻而自新。则非杀人之盗有待教而诛者，此亦百王之所同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。不待教而诛者，天下之所不得容也；待教而诛者，俟之之道既尽矣，然后可以责之备也。苟为养之既有不足，导之既有不明，俟之之道既有不尽矣。故凶年人食不足，而有起为盗贼者，天子尝密下宽大之令，许降其罪，而此非有司之法也。至杀人与赃重者亦不降，有司之法存焉，亦《康诰》之意也。余当阅是狱，故具列其本末情状以览观焉，以明余之于是尽心矣。
赠黎安二生序赵郡苏轼，余之同年友也，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，称蜀之士曰黎生、安生者。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，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，辱以顾余。读其文，诚闳壮隽伟，善反复驰骋，穷尽事理，而其才力之放纵，若不可极者也。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，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。顷之，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，将行，请予言以为赠。余曰：“余之知生，既得之于心矣，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？”黎生曰：“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，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，今求子之言，盖将解惑于里人。”余闻之，自顾而笑。夫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？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，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，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。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？今生之迂，特以文不近俗，迂之小者耳，患为笑于里之人。若余之迂大矣，使生持吾言而归，且重得罪，庸讵止于笑乎！然则若余之于生，将何言哉？谓余之迂为善，则其患若此；谓为不善，则有以合乎世，必违乎古，有以同乎俗，必离乎道矣。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，则于是焉，必能择而取之。遂书以赠二生，并示苏君，以为何如也。
鉴湖，一曰南湖，南并山，北属州城漕渠，东西距江，汉顺帝永和五年，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，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。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。州之东，自城至于东江，其北堤石楗二，阴沟十有九，通民田，田之南属漕渠，北东西属江者皆溉之。州之东六十里，自东城至于东江，其南堤阴沟十有四，通民田，田之北抵漕渠，南并山，西并堤，东属江者皆溉之。州之西三十里，曰柯山斗门，通民田，田之东并城，南并堤，北滨漕渠，西属江者皆溉之。总之，溉山阴、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。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，盖田之至江者尽于九千顷也。其东曰曹娥斗门，曰蒿口斗门，水之循南堤而东者，由之以入于东江。其西曰广陵斗门，曰新迳斗门，水之循北堤而西者，由之以入于西江。其北曰朱储斗门，去湖最远。盖因三江之上、两山之间，疏为二门，而以时视田中之水，小溢则纵其一，大溢则尽纵之，使入于三江之口。所谓湖高于田丈余，田又高海丈余，水少则泄湖溉田，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，故无荒废之田、水旱之岁者也。由汉以来几千载，其利未尝废也。
宋兴，民始有盗湖为田者。祥符之间二十七户，庆历之间二户，为田四顷。当是时，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，使复田为湖。然自此吏益慢法，而奸民浸起，至于治平之间，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，为田七百余顷，而湖废几尽矣。其仅存者，东为漕渠，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，南通若耶溪，自樵风泾至于桐坞，十里皆水，广不能十余丈，每岁少雨，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。自此以来，人争为计说。蒋堂则谓宜有罚以禁侵耕，有赏以开告者。杜杞则谓盗湖为田者，利在纵湖水，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，而斗门辄发。故为之立石则水，一在五云桥，水深八尺有五寸，会稽主之；一在跨湖桥，水深四尺有五寸，山阴主之。而斗门之钥，使皆纳于州，水溢则遣官视则，而谨其闭纵。又以谓宜益理堤防斗门，其敢田者拔其苗，责其力以复湖，而重其罚。犹以为未也，又以谓宜加两县之长以提举之名，课其督察而为之殿赏。吴奎则谓每岁农隙，当僦人浚湖，积其泥涂以为丘阜，使县主役，而州与转运使、提点刑狱督摄赏罚之。张次山谓湖废，仅有存者难卒复，宜益广漕路及他便利处，使可漕及注民田里，置石柱以识之，柱之内禁敢田者。刁约则谓宜斥湖三之一与民为田，而益堤使高一丈，则湖可不开，而其利自复。范师道、施元长则谓重侵耕之禁，犹不能使民无犯，而斥湖与民，则侵者孰御？又以湖水较之，高于城中之水，或三尺有六寸，或二尺有六寸，而益堤壅水使高，则水之败城郭庐舍可必也。张伯玉则谓日役五千人浚湖，使至五尺，当十五岁毕，至三尺，当九岁毕。然恐工起之日，浮议外摇，役夫内溃，则虽有智者，犹不能必其成。若日役五千人，益堤使高八尺，当一岁毕。其竹木之费，凡九十二万有三千，计越之户二十万有六千，赋之而复其租，其势易足，如此，则利可坐收，而人不烦弊。陈宗言、赵诚复以水势高下难之，又以谓宜修吴奎之议，以岁月复湖。当是时，都水善其言，又以谓宜增赏罚之令。其为说如此，可谓博矣。朝廷未尝不听用而著于法，故罚有自钱三百至于千，又至于五万，刑有自杖百至于徒二年，其文可谓密矣。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，湖不加浚而日愈废，其故何哉？法令不行，而苟且之俗胜也。
昔谢灵运从宋文帝求会稽回踵湖为田，太守孟ダ不听，又求休皇湖为田，ダ又不听，灵运至以语诋之。则利于请湖为田，越之风俗旧矣。然南湖繇汉历吴、晋以来，接于唐，又接于钱Α父子之有此州，其利未尝废者。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，或以数州为镇，或以一国自王，内有供养禄廪之须，外有贡输问遗之奉，非得晏然而已也。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，亦皆有数，而钱Α之法最详，至今尚多传于人者。则其利之不废，有以也。
近世则不然，天下为一，而安于承平之故，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。而请湖为田者，其语言气力往往足以动人。至于修水土之利，则又费材动众，从古所难。故郑国之役，以谓足以疲秦，而西门豹之治邺渠，人亦以为烦苦，其故如此。则吾之吏，孰肯任难当之怨，来易至之责，以待未然之功乎！故说虽博而未尝行，法虽密而未尝举，田者之所以日多，湖之所以日废，由是而已。故以谓法令不行，而苟且之俗胜者，岂非然哉！
夫千岁之湖，废兴利害，较然易见。然自庆历以来三十余年，遭吏治之因循，至于既废，而世犹莫寤其所以然，况于事之隐微难得，而考者繇苟简之故，而弛坏于冥冥之中，又可知其所以然乎？今谓湖不必复者，曰湖田之入既饶矣，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。夫湖未尽废，则湖下之田旱，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；使湖尽废，则湖之为田亦旱矣，此将来之害而众人之所未睹也。故曰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，而非实知利害者也。谓湖不必浚者，曰益堤壅水而已，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也。夫以地势较之，壅水使高，必败城郭，此议者之所已言也；以地势较之，湖使下，然后不失其旧，不失其旧，然后不失其宜，此议者之所未言也。又山阴之石则为四尺有五寸，会稽之石则几倍之，壅水使高，则会稽得尺，山阴得半，地之洼隆不并，则益堤未为有补也。故曰此好辨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，而又非实知利害者也。二者既不可用，而欲禁侵耕，开告者，则有赏罚之法矣；欲谨水之畜泄，则有闭纵之法矣；欲痛绝敢田者，则拔其苗，责其力以复湖，而重其罚，又有法矣；或欲任其责于州县与转运使、提点刑狱，或欲以每岁农隙浚湖，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，又皆有法矣。欲知浚湖之浅深，用工若干，为日几何；欲知增堤竹木之费几何，使之安出；欲知浚湖之泥涂积之何所，又已计之矣。欲知工起之日，或浮议外摇，役夫内溃，则不可以必其成，又已论之矣。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，用其可者，而以在我者润泽之，令言必行，法必举，则何功之不可成，何利之不可复哉！
巩初蒙恩通判此州，问湖之废兴于人，未有能言利害之实者。及到官，然后问图于两县，问书于州与河渠司，至于参核之而图成，熟究之而书具，然后利害之实明。故为论次，庶夫计议者有考焉。熙宁二年冬卧龙斋。
类要序
晏元献公出东南，起童子，入秘阁读书，遂赞名，命入翰林为学士。真宗特宠待之，每进见劳问，及所以任属之者，群臣莫能及。皇太子就书学，公以选入侍。太子即皇帝位，是为仁宗。公遂管国枢要，任政事，位宰相。其在朝廷五十余年，常以文学谋议为任，所为赋颂铭碑、制诏册命、书奏议论之文传天下，尤长于诗，天下皆吟诵之。当真宗之世，天下无事，方辑福应，推功德，修封禅，及后土、山川、老子诸祠，以报礼上下。左右前后之臣，非工儒学妙于语言、能讨论古今润色太平之业者不能称其位。公于是时为学者宗，天下慕其声名。人见公应于外者之不穷，而不知公之得于内者深也。及得公所为《类要》上中下帙，总七十四篇，凡若干门，皆公所手抄。乃知公于六艺、太史、百家之言，骚人墨客之文章，至于地志、族谱、佛老、方伎之众说，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忽诡变奇迹之序录，皆披寻纟由绎，而于三才万物变化情伪，是非兴坏之理，显隐细钜之委曲，莫不究尽。公之得于内者在此也。公之所以光显于世者，有以哉！观公之所自致者如此，则知士不素学而处从官大臣之列，备文儒道德之任，其能不馁且病乎！此公之书所以为可传也。
公之子知止，能守其家者也，以书属余序。余与公仕不并时，然皆临川人，故为之论次，以为公书诸首。
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
古者学士之于六艺，射能弧矢之事矣，又当善其揖让之节；御能车马之事矣，又当善其驱驰之节；书非能肆笔而已，又当辨其体而皆通其意；数非能布策而已，又当知其用而各尽其法。而五礼之威仪，至于三千，六乐之节文，可谓微且多矣。噫！何其烦且劳如是！然古之学者必能此，亦可谓难矣。然习其射御于礼，习其干戈于乐，则少于学，长于朝，其于武备固修矣。其于家有塾，于党有庠，于乡有序，于国有学，于教有师，于视听言动有其容，于衣冠饮食有其度，几杖有铭，盘杆有戒。在舆有和鸾之声，行步有佩玉之音，燕处有《雅》《颂》之乐。而非其故，琴瑟未尝去于前也。盖其出入进退，俯仰左右，接于耳目，动于四体，达于其心者，所以养之至如此其详且密也。虽然，此尚为有待于外者耳。若夫三才万物之理，性命之际，力学以求之，深思以索之，使知其要，识其微，而斋戒以守之，以尽其才、成其德，至合于天地而后已者，又当得之于心，夫岂非难哉？噫！古之学者，其役之于内外以持其心、养其性者，至于如此，此君子所以爱，日而自强不息，以求至乎极也。然其习之有素，闲之有具如此，则求其放心，伐其邪气，而成文武之材，就道德之实者，可谓易矣。孔子曰：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《礼》，成于《乐》。”盖乐者，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，故曰“成于《乐》”。昔舜命夔典乐，教胄子，曰：“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。”则乐者非独去邪，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纳之中也。故和鸾、佩玉、《雅》《颂》琴瑟之音，非其故不去于前，岂虚也哉！今学士大夫之于持其身、养其性，凡有待于外者皆不能具，得之于内者又皆略其事，可谓简且易矣。然所以求其放心，伐其邪气，而成文武之材，就道德之实者，岂不难哉！此予所以惧不至于君子而入于小人也。夫有待于外者，余既力不足，而于琴窃有志焉久矣，然患其莫余授也。治平三年夏，得洪君于京师，始合同舍之士，听其琴于相国寺之维摩院。洪君之于琴，非特能其音，又能其意者也。予将就学焉，故道予之所慕于古者，庶乎其有以自发也。同舍之士，丁宝臣元珍、郑穆闳中、孙觉莘老、林希子中，而予曾巩子固也。洪君名规，字方叔，以文学吏事称于世云。
张文叔文集序文叔姓张氏，讳彦博，蔡州汝阳人。庆历三年，为抚州司法参军，余为之铭其父碑。文叔又治其寝，得婴儿秃秃之遗骸葬之，余为之志其事。是时，文叔年未三十，喜从余问道理，学为文章，因与之游。至其为司法代去，其后又三遇焉，至今二十有六年矣。文叔为袁州判官以死。其子仲伟集其遗文为四十卷，自蕲春走京师，属余序之。
余读其书，知文叔虽久穷，而讲道益明，属文益工，其辞精深雅赡有过人者。而比三遇之，盖未尝为余出也。又知文叔自进为甚强，自待为甚重，皆可喜也。虽其遇于命者不至于富贵，然比于富贵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为说以自恕者，则文叔虽久穷亦何限哉！仲伟居抚，时八九岁，未A5，始读书就笔砚。今仪观甚伟，文辞甚工。有子复能读书就笔砚矣，则余其能不老乎！既为之评其文而序之，又历道其父子事反复如此者，所以致余情于故旧，而又以见余之老也。熙宁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。
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
熙宁三年三月，尚书司封员外郎、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为婺州，三馆秘阁同舍之士相与饮饯于城东佛舍之观音院，会者凡二十人。纯老亦重僚友之好，而欲慰处者之思也，乃为诗二十言以示坐者。于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为韵，赋诗以送之。纯老至州，将刻之石，而以书来曰：为我序之。
盖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聚之馆阁，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。有出使于外者，则其僚必相告语，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、游观之胜，约日皆会，饮酒赋诗，以叙去处之情，而致绸缪之意。历世浸久，以为故常。其从容道义之乐，盖他司所无。而其赋诗之所称引况谕，莫不道去者之美，祝其归仕于王朝，而欲其无久于外。所以见士君子之风流习尚，笃于相先，非世俗之所能及。又将待上之考信于此，而以其汇进，非空文而已也。
纯老以明经进士制策入等，历教国子生，入馆阁为编校书籍校理检讨。其文章学问有过人者，宜在天子左右，与访问，任献纳。而顾请一州，欲自试于川穷山阻僻绝之地，其志节之高，又非凡材所及。此赋诗者所以推其贤，惜其去，殷勤反复而不能已。余故为之序其大旨，以发明士大夫之公论，而与同舍视之，使知纯老之非久于外也。十月日序。
齐州杂诗序
齐故为文学之国，然亦以朋比夸诈见于习俗。今其地富饶，而介于河岱之间，故又多狱讼，而豪猾群党亦往往喜相攻剽贼杀，于时号难治。余之疲驽来为是州，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，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。未期囹圄多空，而桴鼓几熄，岁又连熟，州以无事。故得与其士大夫及四方之宾客，以其暇日，时游后园。或长轩榭，登览之观，属思千里；或芙蕖芰荷，湖波渺然，纵舟上下。虽病不饮酒，而间为小诗，以娱情写物，亦拙者之适也。通儒大人或与余有旧，欲取而视之，亦不能隐。而青郓二学士又从而和之，士之喜文辞者，亦继为此作。总之，凡若干篇。岂得以余文之陋，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绝可喜之辞，不大传于此邦也。故刻之石而并序之，使览者得详焉。熙宁六年二月己丑序。
顺济王敕书祝文刻石序
臣巩言：世称麟凤龟龙，王者之嘉瑞，则盖不常出，而德有不能致者。又称麟凤龟龙四灵以为畜，则至治之世，盖可狎而扰也。故官有豢龙，而刘累以善其职事。至夏之衰，乃不能驯。而或于庭，至周卒为女祸。盖龙之为祥异，通于治乱如此。伏惟陛下仁圣之德达于渊泉，故龙实来慕，若可扰也。其自今以往，盛德日跻，则必有游于宫沼，或负图出河，而且将领在有司，群于庶物，故臣敢刻敕书祝辞于石以俟。臣巩谨序。
叙盗
盗三十人，凡十五发。由孙仙而下，盗吴庆船者杀人皆应斩，盗朱缟船者赃重皆应绞，凡应死者十有八人。由汤庆而下，或赃轻，或窃盗，或常自言，凡应徒者十有二人。此有司之法也。今图之所见者，其名氏、税等、械器，与其发之日月，所盗之家、所取之财，至于人各别其凡若干发，皆旁行以见之。人各别其凡若干发者，又别之以朱，欲览者之易晓也。吴庆之船，赃分为三，与吴庆、吴道之属有亲疏，居有异同。至于孙仙、汤庆之族属，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，皆别见于图之上下，而狱之轻重详矣。其创作兵仗，合众以转劫数百里之间，至于贼杀良民，此情状之尤可嫉者也。方五六月之时，水之害甚矣，田畴既以荡溺矣，屋庐既以漂流矣。城郭之内，粜官粟以赈民，而犹有不得食者。穷乡僻壤、大川长谷之间，自中家以上，日昃持钱，无告籴之所，况于蹑短素困之人乎！方且结草苇以自托于坏堤毁旱之上，有饥饿之迫，无乐生之情。其屡发而为盗，亦情状之有可哀者也。
《康诰》曰：杀越人于货，愍不畏死，凡民罔不憝。孟子以谓不待教而诛者也。是则杀人之盗不待教而诛，此百王之所同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。然而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盗其先变乎？”此谓养之既足，导之既明，则为盗者知耻而自新。则非杀人之盗有待教而诛者，此亦百王之所同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。不待教而诛者，天下之所不得容也；待教而诛者，俟之之道既尽矣，然后可以责之备也。苟为养之既有不足，导之既有不明，俟之之道既有不尽矣。故凶年人食不足，而有起为盗贼者，天子尝密下宽大之令，许降其罪，而此非有司之法也。至杀人与赃重者亦不降，有司之法存焉，亦《康诰》之意也。余当阅是狱，故具列其本末情状以览观焉，以明余之于是尽心矣。
赠黎安二生序赵郡苏轼，余之同年友也，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，称蜀之士曰黎生、安生者。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，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，辱以顾余。读其文，诚闳壮隽伟，善反复驰骋，穷尽事理，而其才力之放纵，若不可极者也。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，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。顷之，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，将行，请予言以为赠。余曰：“余之知生，既得之于心矣，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？”黎生曰：“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，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，今求子之言，盖将解惑于里人。”余闻之，自顾而笑。夫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？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，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，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。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？今生之迂，特以文不近俗，迂之小者耳，患为笑于里之人。若余之迂大矣，使生持吾言而归，且重得罪，庸讵止于笑乎！然则若余之于生，将何言哉？谓余之迂为善，则其患若此；谓为不善，则有以合乎世，必违乎古，有以同乎俗，必离乎道矣。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，则于是焉，必能择而取之。遂书以赠二生，并示苏君，以为何如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