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十三·事部一
作者：谢肇淛圣人之贵知命，谓安于命，不趋利避害也；今人之欲知命，则求趋利避害也，是不谓之知命，谓之逆天。
婚而论财，其究也，夫妇之道丧；葬而求福，其究也，父子之恩绝。妇之凌轹其夫者，恃于富也；子之暴露其父者，惑于地也。
以才名骄人，未有不困者也；以富贵骄人，未有不败者也；以贫贱骄人，未有不取祸者也。
一目看除目，三年损道心。除目，今之推升朝报也。其中升沉得丧，毁誉公私，人情世态，畔援歆羡，种种毕具。若恋恋于此，有终身丧其所守者，岂止三年损道心已耶？
晋人戏言云：“我图一万户侯尚不可得，卿乃图作佛耶？夫万户侯，诚难求也，即心是佛，何远之有？
老氏道德之旨，非炼形求仙之术也，而世之学仙者，托之老氏。如今之士子读经书以应科第，而曰：“此吾儒之教也。”
今之号为好学者，取科第为第一义矣；立言以传后者，百无一焉；至于修身行己，则绝不为意矣。可谓倒置之甚。然三者殊不相妨。生前之富贵，偶然耳，俟之可也，不必恶而逃之；死后之文章，较之功名，差为久远，不可不留意也；至于讲明义理，孜孜为善，即不必谈道讲学，独不可使衾影无愧，人称长者乎？若轻佻反覆，甘于文人无行之为，又何足道？
“贫贱不如富贵”，俗语也；“富贵不如贫贱”，矫语也。贫贱之士，奔走衣食，妻孥交谪，亲不及养，子不能教，何乐之有？惟是田园粗足，丘壑可怡；水侣鱼虾，山友麋鹿；耕云钓雪，诵月吟花；同调之友，两两相命；食牛之儿，戏着◆间；或兀坐一室，习静无营；或命驾出游，留连忘反；此之为乐，不减真仙，何寻常富贵之足比乎？
人有恒言：“文章穷而后工。”非穷之能工也，穷则门庭冷落，无车尘马足之嬲；事务简约，无簿书酬应之繁；亲友断绝，无征逐游宴之苦；生计羞涩，无求田问舍之劳。终日闭门兀坐，与书为仇，欲其不工，不可得已。不独此也，贫文胜富，贱文胜贵。冷曹之文，胜于要津；失路之文，胜于登第。不过以本领省而心计闲耳。至于圣人拘囚演易，穷厄作经，常变如一乐天安土，又不当一例论也。
竹楼数间，负山临水；疏松修竹，诘屈委蛇；怪石落落，不拘位置；藏书万卷其中，长几软榻，一香一茗，同心良友，闲日过从，坐卧笑谈，随意所适，不营衣食，不问米盐，不叙寒暄，不言朝市，丘壑涯分，于斯极矣！
凄风苦雨之夜，拥寒灯读书，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，亦殊有致。此处理会得过，更无不堪情景。
景物悲欢，何常之有？惟人处之何如耳。《诗》曰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原是极凄凉物事，一经点破，便作佳境。彼郁郁牢愁，出门有碍者，即春花秋月，未尝一伸眉头也。
读未曾见之书，历未曾到之山水，如获至宝，尝异味。一段奇快，难以语人也。
四十从政，五十悬车，耳目未衰，筋力尚健，或纵情山水；或沉酣文酒，优游卒岁，以保天年足矣；今之仕者，涉世既深，宦术弥巧，桑榆已逼，贪得滋甚，干进苟禄，不死不休，生平未尝享一日之乐，徒为仆妾图轻肥，子孙作牛马耳。白乐天所谓“官爵为他人”者，有味哉，其言之也。
宋宗室郡王允良者，不喜声色，不近货利，惟以昼为夜，以夜为昼，旦则就寝，至暮始兴，盥栉衣冠而出，燃灯烛，治家事，饮食宴乐，达旦始罢。人以为疾，余以为此骄癖也，非疾也。吾郡中纨绔子弟，常有日午始兴，鸡鸣始寝者，然贫贱之家无之也，贤子弟无之也，勤以治生者无之也。骄奢淫佚，反天地之性，背阴阳之宜，不祥莫大焉，然而近数十年始有之也。什一致富者，不过市井之行；居官自润者，永负贪秽之声。故吾见大贾之起家矣，未见污吏之克世也。
余尝见取富室之女者，骄奢淫佚，颇僻自用，动笑夫家之贫，务逞华靡，穷极奉养，以图胜人。一切孝公姑，睦妯娌，敬师友，惠臧获者，概未有闻。曾不数时，奁橐俱罄，怨天尤人，噪扰万状，或以破家，或以亡身。其夫虽沾余沫，丰衣美食，而举动受制，笑啼不敢。至于愚虑昏颓，意气沮丧，甘为人下而不辞者，未必不由此也。朱子《诗》传，谓《周礼》以仲春令会男女，而以桃之始华为婚烟之候，此误也。《周礼》媒氏之职以仲春“令会男女”，“司其无夫家者而会之”，是月也，“奔者不禁”。盖先王制礼，“士如归妻，迨冰未泮”，则婚烟之期当在冬末春初。而贫贱之家，有过期不得嫁娶者，至仲春而极矣，故圣人以是时令媒会合之，无使怨女旷夫过是月也。其有法令不及之处，私相约而奔者，亦不禁。奔者，非必尽淫奔也，凡六礼不备者皆谓之奔。故曰：“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”昏期已过，即草率成亲，亦人情也。此即《诗》所谓“求我庶士，迨其今兮”之意也。
小慈者，大慈之贼也；小忠者，大奸之托也；建白者，乱政之媒也；讲学者，乱德之薮也。奔车之上无仲尼，覆舟之下无伯夷，性之者也。孔子家儿不识骂，曾子家儿不识斗，习之者也。丹朱不应乏教，宁越不闻被朱，语其变也。
裴晋公有言：“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，然其间有成功，能致身卿相。”则天也。叶若林云：“后人但令不断书种，为乡党善人足矣；若夫成否，则天也。”此二语政同。黄山谷云：“四民皆有世业，士大夫子弟，能知忠信孝友，斯可矣。但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。”噫，今之人，但知教子弟取富贵耳，非真能教之读书也！夫子弟之贤不肖，岂在穷达哉？有富贵而陨其家声者，有贫贱而振其世业者，未可以目论也。
夜读书不可过子时，盖人当是时，诸血归心，一不得睡，则血耗而生病矣。余尝见人勤读，有彻夜至呕血者，余尝笑之。古人之读书，明义理也；中古之读书，资学问也；今人之读书。不过以取科第也，而以身殉之，不亦惑哉？《庄子》所谓“臧谷异业，其于亡羊均”者，此之谓也。
今人之教子读书，不过取科第耳，其于立身行己，不问也；故子弟往往有登九仕，而贪虐恣睢者。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，政为今日耳，志得意满，不快其欲不止也。噫，非独今也，韩文公有道之士也，训子之诗，有“一为公与相，潭潭府中居”之句，而俗诗之劝世者，又有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等语，语愈俚而见愈陋矣。余友王粹夫，自祖父以来，三世教子，惟不以妄语为训，可谓有超世之识也已。
人能捐百万钱嫁女，而不肯捐十万钱教子；宁尽一生之力求利，不肯辍半生之功读书；宁竭货财以媚权贵，不肯舍些微以济贫乏：此天下之通惑也。
素位而行，圣人之道也；以进为退，老氏之术也。然圣人亦是退一步法。《易经》一书，每到盛满，便思悔吝，故曰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。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”但圣人灼见事理，定当如此。至老氏曰：将欲取之，必故予之；将欲翕之，必固张之。及“知白守黑，知雄守雌”等语，则是“有心求进，而姑为是以伺人，未免有鸷鸟将击，必匿其形之意矣。”故太史公谓申韩原于道德，亦千古卓识也。
“名利不如闲”，世人常语也。然所谓闲者，不徇利，不求名，澹然无营，俯仰自足之谓也。而闲之中，可以进德，可以立言，可以了死生之故，可以通万物之理，所谓“终日干干欲及时”也。今人以宫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口厌粱肉，身薄纨绮，通宵歌舞之场，半昼床第之上，以为闲也，而修身行己，好学齐家之事，一切付之醉梦中，此是天地间一蠹物，何名利不如之有。
讹言之兴，自古有之，但平治之世，则较少尔。周末之《诗》曰：“民之讹言，曾莫之惩！”然不知当时所讹者何事？至汉、晋时，始有为东王公行筹之说。又唐时有讹言“官遣枨枨杀人，取心肝以祭天狗”者。又有讹言“毛人食人心”者，有谓“签母鬼夜入人家”者。宋、元时有讹言“取童男童女制药”者。国朝间亦有之，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。至于“黑青马骝精”之类，似讹而实有。怪妖言童谣，无意矢言，事后多验，如“果弧箕服”之属，又非讹矣。今朝野中，忽有一番议论，一人倡之，千万人和之，举国之人，奔走若狂，翻覆天地，变乱白黑。此之为讹言，盖不但乌头白马生角已也。
宋林存为贾似道所摈，道死于漳，漳有富民，蓄油粘木甚佳，林氏子弟求之，价高不可得，因抚其木曰：“收取，收取，待贾丞相用。”无何，似道谪至漳，死于郑虎臣手。郡守，其门人也，与之经营，竟得此木以殓。孰谓天道无知哉？
道非明民，将以愚之，故仓颉作书而鬼夜哭。圣人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夫使民得操知之权，则安用圣人为矣？今人动称阳春白雪为寡和，盖自唐人诗已误用之矣。宋玉本文：阳春白雪，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十人；引商刻羽，杂以流征，属而和者，不过数人而已。则寡和者，流征之曲，非阳春之曲也。且云：“客有歌于郢中”者，亦非郢人自歌也。
宋人有迂阔可笑者。徐仲车父名石，终身不践石，行遇桥，则使人负之而过。陈烈吊蔡君谟之丧，及其门首，率诸弟子匍匐而进。或问之，曰：“‘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’，故耳。”夫徐幸生江北，使在江南，则终身无出门之日；陈幸生江南，使在江北，则当坠污泥沟浍中矣。腐儒不通，乃至于此。
唐道人侯道华，性好子史，手不释卷。或问：“安用此为？”答曰：“天上无愚懵仙人。”明金陵唐诗慕道炼丹，有道流劝之出家入山者，唐曰：“家有老母，世间无不孝神仙。”此二语可谓的对，亦可谓求道之格言也。今人无慧业，无至性，而强欲出世，难矣。
晋汲桑当盛暑，重裘累茵，使人扇之，恚不清凉，而斩扇者。宋党进当大雪，拥红炉酌酒，醉饱汗出，扪腹徐行曰：“天气不正。”天下之事，何尝无对哉？
梦之无关于吉凶也审矣，今儿童俗语皆谓诞妄之言曰：“说梦”，言其的非真也。乃《周礼》特为设占梦之官。以日月星辰，占六梦之吉凶。然为王者而设，犹之可也。季冬聘王梦，群臣庶人献吉梦于王，王拜而受之，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，不亦太儿戏乎？天下之广，亿兆之众，使尽献其吉梦，太人不胜占，而王赤不胜拜也。臣民吉梦，于王何与，而王拜之？此真痴人前说梦耳。此书盖见诗人有熊罴、之语而傅会，见牧人之有梦，遂以为献梦于王也。不知《诗》之所咏皆祝赞称愿之词，岂真熊罴、虺蛇一时而同入梦哉？此又梦中说梦矣。
今人见纪载中所纪之梦多验，如良弼、九龄射日生兰之类，遂以为古人重梦也。夫人无日不梦，验者止此，则不验者，不可胜数矣，况多出于附会而不足凭耶？孔子，大圣也，少时欲行道，则梦见周公；及老而衰，遂不复梦；则夫子少时之梦，亦不验矣。盖人有六梦，惟正梦可占吉凶，其它噩梦、思梦、寤梦、喜梦、惧梦，皆意有所感，而魂不宁，想像成境，非真梦也。余最不信梦，乃一生吉凶祸福，并无一梦，故知其不足凭也。程正叔度江，中流风浪忽起，怡然不动，有负薪人问之曰：“公是舍后如此？达后如此？程异而欲与之言，则已去矣。夫舍者，轻性命死生，若攸非、告子是也；达者，齐修短得丧，若漆园子、桑户是也。舍直是勇往不顾，达则有见解矣。舍者未必达，达者自可舍。渡江中流而风浪作，纵欲不舍，逃将安之？谢太傅与桓宣武、会稽王会于溧江，狂风忽起，波浪鼓涌，诸人有惧色，惟谢怡然自若。顷间风止，桓问之，谢徐笑曰：“何有三才同尽理？”此达者之言也。天道不可知，即使一日同尽，亦岂惧所能免乎？惟圣人之言曰：“生，寄也；死，归也。余何忧于龙哉？”此知命委化之言，而达与舍俱尽之矣。孔子曰：“人有三死，而非命也，人自取之尔。夫寝处不时，饮食不节，使劳过度者，疾共杀之；居下位而上忤其君，嗜欲无厌，而求不止者，刑共杀之；少以犯众，弱以侮强，忿怒下量力者，兵共杀之；此三死者，非造物之舛也。”今之人贪色健斗，冒险求利，而不终其天年，往往委于命，岂知命者哉。
好利之人，多于好色；好色之人，多于好酒；好酒之人，多于好弈；好弈之人，多于好书。
好书之人有三病：其一，浮慕时名，徒为架上观美，牙签锦轴，装潢炫曜，骊牝之外，一切不知，谓之无书可也。其一，广收远括，毕尽心力，但图多蓄，不事讨论，徒ネ灰尘，半束高阁，谓之书肆可也。其一，博学多识，氓氓穷年，而慧根短浅，难以自运，记诵如流，寸觚莫展，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，其于没世无闻，均也。夫知而能好，好而能运，古人犹难之，况今日乎？
其有不事搜猎，造语精进者，此是天才，抑由夙慧。然南山之木，不揉自直，磨而砻之，其入不益深乎？高才之士，多坐废学，良可惜也！宋人多善藏书，如郑夹嚏、晁公武、李易安、尤延之、王伯厚、马端临等，皆手自校雠，分类精当。又有田伟者，为江陵尉，作博古堂藏书，至五万七千余卷。黄鲁直谓：“吾尝校中秘书，及遍游江南，名士图书之富，未有及田氏者。”而名不甚章，惜夫！
俗语谓京师有三不称：谓光禄寺茶汤，武库司刀枪，太医院药方。余谓尚不止于三者，如钦天监之推卜，中书科之字法，国子监之人材，太仓之畜积，皆大舛讹可笑，而内秘书之藏不及万卷，寥寥散逸，卷帙淆乱，徒以饱鼠向之腹，入茕箧之手，此亦古今所无之事也。
余尝获观中秘之藏，其不及外人藏书家远甚。但有宋集五十余种，皆宋刻本，精工完美，而日月不及，日就腐，恐百年之外尽成鸟有矣。胡元瑞谓欲以三年之力尽括四海之藏，而后大出秘书，分命儒臣，编摩论次。噫！谈何容易。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，即知重文史者，在朝之臣，能有几人，而欲成万世不刊之曲乎？内阁书目门类次第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，其泯淆鱼豕，不下蒙瞽，而不问也，何望其它哉。
《夷坚》、《齐谐》，小说之祖也；虽庄生之寓言，不尽诬也。虞初九百，仅存其名；桓谭《新论》，世无全书。至于《鸿烈》、《论衡》，其言具在。则两汉之笔，大略可睹已。晋之《世说》，唐之《酉阳》，卓然为诸家之冠，其叙事文采，足见一代典刑，非徒备遗忘而已也。自宋以后，日新月盛，至于近代，不胜充栋矣。其间文章之高下，既与世变，而笔力之醇杂，又以人分。然多识畜德之助，君子不废焉。宋钱思公坐则读经史，卧则读小说，上厕则阅小词，古人之笃嗜若此。故读书者，不博览稗官诸家，如啖梁肉而弃海错，坐堂皇而废台沼也，俗亦甚矣。
求书之法，莫详于郑夹嚏，莫精于胡元瑞，后有作者，无以加已。近代异书辈出，剞劂无遗，或故家之壁藏，或好事之帐中，或东观之秘，或昭陵之殉，或传记之裒集，或钞录之残剩，其间不准之诬，阮逸之赝，岂能保其必无？而毛聚为裘，环断成，亦足宝矣。但子集之遗，业已不乏；而经史之翼，终泯无傅，一也。汉唐世远，既云无稽；而宋元名家，尚未表章，二也。好事之珍藏，靳而不宣，卒归荡子之鱼肉；天府之秘册，严而难出，卒饱鼠蠹之饔餐，三也。具识鉴者，厄于财力，一失而不复得，当机遇者，失于因循，坐视而不留心，四也。同心而不同调者，多享敝帚而<鼠留>夜光；同调而不同心者，或厌家鸡而重野鹜，五也。故善藏书者，代不数人，人不数世。至于子孙，善鬻者亦不可得，何论读哉？今天下藏书之家，寥寥可数矣。王孙则开封睦挈、南昌郁仪两家而已。开封有《万卷堂书目》。庚戌夏，余托友人谢于楚至其所，钞一二种，皆不可得，岂秘之耶？于楚言其书多在后殿，人不得见，亦无守藏之吏，尘垢汗漫，渐且零落矣。南昌盖读书者，非徒藏也，而卷帙不甚备。士庶之家，无逾徐茂吴、胡元瑞及吾闽谢伯元者。徐、胡相次不禄，箧中之藏，半作银杯羽化矣，伯元嗜书，至忘寝食，而苦贫不能致，至糊口之资尽捐以市坟素，家中四壁，堆积克栋，然常奔走四方，不得肆志翻阅，亦阙陷事也。
建安杨文敏家藏书甚富，装潢精好，经今二百年，若手未触者。余时购其一二。有郑樵《通志》及二十一史，皆国初时物也。余时居艰，亟令人操舟市得之，价亦甚廉。逾三月，而建宁遭阳侯之变，巨室所藏尽荡为鱼鳖矣。此似有神物呵护之者。今二书，即百金索之，海内不易得也。
胡元瑞书，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。虞藏书数万卷，贮之一楼，在池中央，小木为彳勺，夜则去之，榜其门曰：“楼不延客，书不借人。”其后子孙不能守，元瑞啖以重价，绐令尽室载至，凡数巨舰，及至，则曰：“吾贫不能偿也。”复令载归。虞氏子既失所望，又急于得金，反托亲识居间，减价售之，计所得不十之一也，元瑞遂以书雄海内。王元美先生为作《酉室山房记》然书目竟未出，而元瑞下世矣，恐其后又蹈虞氏之辙也。
书所以贵宋板者，不惟点画无讹，亦且笺刻精好；若法帖然。凡宋刻，有肥、瘦二种；肥者学颜，瘦者学欧。行款疏密，任意不一，而字势皆生动。笺古色而极薄，不蛀。元刻字稍带行，而笺时用竹，视宋纸稍黑矣。国初用薄绵纸，若楚、滇所造者，其气色超元匹宋，成弘以来，渐就苟简，至今日而丑恶极矣！
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，蜀本次之，福建最下。今杭刻不足称矣，金陵、新安、吴兴三地，剞劂之精者，不下宋板，楚、蜀之刻，皆寻常耳。闽建阳有书坊，出书最多，而板纸俱最滥恶，盖徒为射利计，非以传世也。大凡书刻，急于射利者，必不能精，盖不能捐重价故耳。近来吴兴、金陵，蹈此病矣。
近时书刻，如冯氏诗纪，焦氏类林，及新安所刻庄、骚等本，皆极精工，不下宋人，然亦多费校雠，故舛讹绝少。吴兴凌氏诸刻，急于成书射利，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，亥豕相望，何怪其然？至于《水浒》、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及《墨谱》、《墨苑》等书，反覃精聚神，穷极要眇，以天巧人工，徒为传奇，耳目之玩，亦可惜也！
近来闽中稍有学吴刻者，然止于吾郡而已。能书者不过三五人，能梓者亦不过十数人。而板苦薄脆，久而裂缩，字渐失真，此闽书受病之源也。
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寥寥，然宋人诸集，十九皆宋板也。书皆倒摺，四周外向，故虽遭虫鼠啮而中未损，但文渊阁制既庳狭，而牖复暗黑，抽阅者必秉炬以登。内阁老臣无暇留心及此，徒付还钥于中翰涓人之手，渐以汨没，良可叹也。吾乡叶进卿先生当国时，余为曹郎获借钞得一二种，但苦无佣书之资，又在长安之日浅，不能尽窥东观之藏，殊为恨恨耳。
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，二典之外，尚有三万余，其它即墓铭朝报，积之如山。其考核该博，固有自来，汪伯玉即不尔。岂二公之学，有博约之分耶？然约须从博中来，未有闻见寡陋，而藉口独引者。新安之识，固当少逊琅琊耳。近时则焦弱侯、李本宁二太史皆留心坟素，毕世讨论，非徒为书簏者。余与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，未得窥其室家之好也。
昭武谢伯元，一意搜罗，智力毕尽。吾郡徐兴公独耽奇僻，骊牝皆忘。合二家架上之藏，富侔敌国矣。吾友又有林志尹者，家贫为掾，不读书而最耽书，其于《四部》篇目皆能成诵，每与俱入书肆中，披沙见金，触目即得，人弃我取，悉中肯綮，兴公数年之藏，十七出其目中也。常有人家缃帙簇簇，自诧巨富者。余托志尹物色之，辄曰无有。众咸讶之。及再核视，其寻常经史之外，不过坊间俗板滥恶文集耳，鼋羹炙，一纸不可得也。谓之无有，不亦宜乎？夫是之谓知书。
《春秋》以后，宇宙无经矣，班固以后，宇宙无史矣。经之失也，词繁而理舛，史之失也，体驳而事杂。故词以载理，理立于词之先，则经学明矣；体以著事，事明于体之中，则史笔振矣。疏注不足以翼经，而反累经者也；《实录》不足以为史，而反累史者也。
淮阴侯之用兵，司马子长之文章，王右将军之作字，皆师心独引，纵横变化，无不如意，亦其天分高绝，非学力可到也。淮阴驱市人而使之战，囊沙背水，拔帜木罂，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，而卒以成功。司马子长，大如《帝纪》、《六书》，小至货殖、刺客、龟策、日者，无不各极其致，意之所欲，笔必从之；至伯夷、屈原诸传，皆无中为有，空外为色，直游戏三昧耳。今之作史，既无包罗千古之见，又无飞扬生动之笔，只据朝政家乘，少加润色，叙事惟恐有遗，立论惟恐矛盾，步步回顾，字字无余，以之谀墓且不堪，况称史哉？
班固之不及子长，直是天分殊绝，其文采学问，固不让也。然史之体裁，至扶风而姓备。譬之兵家，龙门则李广，扶风则程不识耳。
《史记》不可复作矣，其故何也？《史记》者，子长仿《春秋》而为之，乃私家之书，藏之名山，而非悬之国门者也；故取舍任情，笔削如意，它人不能赞一词焉。即其议论，有谬于圣人，而词足以自达，意有所独主，知我罪我，皆所不计也。至班固效颦笔，已为人告发，召诣秘书，令作《本纪》、《列传》，以汉臣纪汉事，所谓御史在前，执法在后者，即有域外之议，欲破拘挛之见，已兢兢不保首领是惧矣。司马温公作《通鉴》，详慎，久而未成，人即有飞语谤公，谓利得餐钱，故尔迟迟，公遂急于卒业，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。傍观小人之掣人肘如此，纵有子长之才，安所施之？太史公与张汤、公孙弘等皆同时人，而直书美恶，不少贬讳。传司马季主而抑贾谊、宋忠，至无所容封禅书，备言武皇迷惑之状，如此等书，今人非惟不能作，亦不敢作也。
董狐之笔，白刃临之而不变；孙盛阳秋，权凶怒之而不改；吴竞之书，宰相祈之而不得；陈之纪事，雷电震其几而不动容：如是者，可以言史矣。
余尝为人作志传矣，一事不备，必请益焉；一字未褒，必祈改焉，不得则私改之耳。尝预修《郡志》矣，达官之祖父，不入名贤不已也；达官之子孙，不尽传其祖父不已也。至于广纳苞苴，田连阡陌，生负秽名，死污齿颊者，犹娓娓相嬲不置，或远布置以延誉，或强姻戚以祈求，或挟以必从之势，或示以必得之术，哀丐不已，请托行之；争辩不得，怒詈继焉。强者明掣其肘，弱者暗败其事。及夫成书之日，本来面目，十不得其一二矣。嗟夫，郡乘若此，何有于国史哉？此虽子长复生，亦不能善其策也。王荆公作《字说》，一时从风而靡，献谀之辈，竞为注解，至比之《六经》，今不复见矣。但以介甫之聪明自用，其破碎穿凿之病固所不免，而因之尽废其书，亦非也。凡古人之制字，自必有说，岂苟然而成者？若以荆公为非，则许氏《说文》固巳先之矣；若不穿凿附会，引援故实，必得古人之意而止，其不可解者阙之，即不敢比《六经》，未可谓非经之翼也。
字有六义：指事、象形、会意者，正书也，可解者也；谐声、转注、假借者，书之变也，不必解者也。如江之从工，海之从每，知其声之相近而已，必解其何以从工，何以从每，则凿也。天下之事，有本浅者，不宜深求之；本易者，不宜难求之；本俗者，不宜文饰之。盖不独一字说为然也。荆公若知此意，必不坏宋国家矣。
郑夹嚏六书略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字，而谐声者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，则谐声居十分之九矣，而欲一一说之，可乎？
切字有三十六字母，相传司马温公作也，其中有一音而两母者，如群、溪、彻、床等字，盖因平声有清浊故，不得不为两母。余常谓：加一母，不如加一声。凡字，以五声切之，如通、同、统、痛、突之类，则凡同母者，可以尽废。又切平声者，当分清浊二音：如风字宜作方空切，今俱作方凭切，则逢字也：冯字宜作符同切，今云符风，则丰字也。此类甚多，盖俗人但知拘沈约韵，漫取韵中一字切之，不知施之上、去、入则可，平声自有二种，不可混而为一也。
切字之法，余七八岁时，一闻即悟；及长以语人，有学数年而竟不知者。故谓此书在悟者，即为筌蹄，而不悟者，何殊嚼蜡？废之可也。
道书以一卷为一Ψ，Ψ音轴。今人即谓之卷，非也。佛书以一章为一则，又谓一缚。缚，古绢字，亦卷字通用耳。今天下读书不识字者固多，而目前寻常之字，误读者尤多。其于四声之中，上、去二声，极易混淆。所以然者，童蒙之时，授书塾师，皆村学究，讹以传讹，及长则一成而不可变，士君子作数篇制义取科第，其于经籍，十九束之高阁矣，谁复有下帷究心者？即有一二知其非，而一传众咻，世亦不见信从也。故欲究四声之正者，当于子弟授书之时，逐字为之改正，然与世俗不谐，骇人耳目，人反以为侏亻离矣。如上、下、动、静等字，皆当从上声，人有不笑之者乎？
韩昌黎诗云：“阿买不识字，颇知书八分。诗成使之写，亦足张吾军。”夫世岂有不识字而能书者？抑昌黎之所谓识字，非世人之泛然记忆巳也。汉儒之训诂，极其宏博，而独称子云识字，至使四方学者，载酒以问，此其学岂浅鲜者？唐王起于世间字，所不识者，惟《八骏图》中数字，则识字良亦不易。而昌黎之诗，动用僻字、古韵，至今，千世之下读之尚不尽识，何况阿买也？
吴孙休为四子作名字，皆取难犯。л（湾）字曰м（迄），{臾}（觥）字曰о（贤），◆（莽）字曰р（举），◆（褒）字曰◆（拥），此与八骏图中离（泰）{刀ぁ}（丙）二字相类，亦好奇之过矣。唐武后命宗楚后制十二字：（照）、◆（天）、◆（地）、◆（日）、囝（月）、□（星）、◆（君）、ы（臣）、◆（除）、◆（载）、◆（年）、缶（正）。而见它书者又有◆（人）、重（证）二字。南汉刘岩制Ζ（俨）字为名，效颦转甚。余观《余冬序录》载宋人有{不长}（矮）、{不食}（斋）、◆（稳）、{大坐}（稳）、亻小（弱）、{不大}（勒）、{不生}（终）、{不行}（腊）大（大）、{石山}（勘）、闩（◆）、氽（游）、{水人}（没）、<门人>（吓）、<毛口>（胡）、{此十}（惯）等字，盖俚俗之谈，杜撰以成字耳，岂六书之正哉？今人俗字有夯（和切朗）、歪（和切乖）、{田女}（少）、{钦手}（钦去声）、找（爪）、帮（榜声平）、牮（箭）、芏（苦）等字，然多见之俗牒耳。余观《海篇》直音中所载，视《说文》不啻百倍，盖人以意增减之，无非字者，恐将来字学从此益淆乱矣。
《乐善录》载：“赵韩王病，遣道士上章，神以巨牌示之，浓烟罩其上，但末有火字。赵闻之，曰：‘此必秦王庭美也’。”余按美字从羊，从大，非火也。岂神明亦不识字耶？其为后人附会无疑。杨用修最称博识，亦善杜撰，而刘夫人碑中，亻岁、<辶去>二字，及酒官牌中◆字皆不识。余谓古今传记中难字固亦有限，而释、道二藏中，恐即遍观未能尽识，至于近代《篇海》直音，偏傍上下，类以意增触而长之，无复穷极。非《六书》之正，何以能识？即识之亦无用也。
《说文》太略，而《海篇》太繁，沈约《韵书》疏漏益多，惟当以十三经、二十一史合释、道二藏，汇而订之，奇而难识者即注见某书，一切杜撰者悉去之，其于同文之治未必无裨也。
余在山东行部，沂州有毛阳<辶水>，检司懵然不识，问胥曹，曰：“音山。”归检字书皆无之，因考史中《郡国志》有奇字者附于此，有虑（音庐夷）、茬平（今为茌省）、巳阝（音忌）、<工虫>（音贡）、◆题（◆莎，古字）、县阝（若么反）、力（力音）、<幸瓜>（执音）、夫阝（音夫）、存阝马阝（音孱骂）、朴◆（音蒲圜）、彳示氏（精音权）、讠丹邯（讠丹音男）。而◆（渊）、鄄（绢）、{执皿}（周）、（至）人亦多不识也。
《东轩笔录》载：王沂公命王耿按陈绛事至中书，立命进熟。进熟不知何物？以意度之，似是具呈之义。
博古而不通今，一病也。钩索奇僻，而遗弃经史，二病也。《孟子》之文，每一议论，必引书或《诗》以证之；今人为文，旁探讴谚，而不知引经，是为无本之学矣。
博学而不能运笔，天限之也，陆澄、刘杳是也；高才而苦无学术，人弃之也，戴良、李贺是也。然以才胜者，患其斤也，可以陶铸；若徒书厨经库，吾末如之何也已。
焦弱侯谓今之读书者不识句读，皆由少年不经师匠，因仍至此，其论甚快，因举数事。如“至大至刚，以直点尔何如，讲事以度轨”等语，文义皆胜旧，但李彦平读《礼记》一段，余未敢从。盖“男女不杂坐”自为句，至“不同巾栉”为句，“不亲授”自为句。今以“不同”属上句，虽无害，而“巾栉不亲授”则不通矣。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何独巾栉哉？至四书九经中句读当改易者尚多。如“卒为善，（句）士则之’；履帝武敏，（句）歆攸介攸止。”若此之类尚多，未易枚举也。
少时读书，能记忆而苦于无用；中年读书，知有用而患于遗忘。故惟有著书一事，不惟经自己手笔，可以不忘，亦且因之搜阅简编，遍及幽僻，向所忽略，今尽留心，败笥蠹简，皆为我用。始知藏书之有益，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！
余自八九岁即好观史书，至于乱离战争之事，尤喜谈之，目经数过，无不成诵；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，《纲鉴》、《要略》而已，后乃得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及《朱子纲目》读之，凡三四过，然止于是而已，最后得二十一史，则已晚矣；然幸官曹郎冷局，得时时卒业也。
汉光武好图谶，至用三公，亦以《谶书》决之，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，曰君无口为汉辅，帝虽责之而竟不罪也。《谶书》，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状，亦不知何人所作。但堪舆家常引谶语，附会吉地，以为谶地，亦竟不知其所从出，强半杜撰之词耳。今世所传有推背图，相传李淳风所作。以古帝王世次，其间先后错乱，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，乃命取而乱其序并行之，人见其不验，遂弃去。然多验于事后，虽知之何益？圣人所谓“百世可知者”，岂是之谓哉？
东汉至三国，罕复名者，莽禁之也。秦以前复名盖寡，然侨如、无忌、去疾之类，往往见于经史。而二名不偏讳之义，三代已有之，则亦何尝以复名为非也？王莽矫诬，遂著为禁令。至讽匈奴亦上书更名，可笑甚矣。乃其法亦行之二百余年，何耶？今时则复者十七，亦以岁久人繁，易于重犯故耳。且使子孙不偏讳，未为不可也。
周公谨《癸辛杂识》载先圣初名兵，已乃去其下二笔，此事并无所出。按先圣因母祷于尼丘而生，故名丘，字仲尼，岂有名兵之事？诞妄甚矣。
古之命名者，不以郡国，不以山川，不以鸟兽恶疾，然亦有不尽然者，即周公子已名禽，宣尼子已名鲤矣。此盖为人君言之也。人君之名当使人难知而易避，不然者，则当申临文不讳之令。夫减损点画，犹之可也，至并其音而更之，使千古传袭，恬不知改，若庄光之为严光，玄武之为真武也，可乎？宋时避君上之讳最严，宋板诸集中，凡嫌名皆阙不书。如英宗名曙，而署树皆云嫌名，不知树音原不同曙也。钦宗名桓，而完亦云嫌名，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。仁宗名祯，而贞观改作正观。魏征改作魏证，不知征、祯不同音也。又可怪者，真宗名恒，而朱子于书中有恒独不讳，不知其解。或以亲尽而祧耶？至于胤义二名，其不讳宜矣。
陶谷原姓唐，因避石晋讳而改。真德秀原姓慎，因避孝宗讳而改。夫以君父一时之讳，而更祖宗百代之氏，不孝孰甚矣？陶不足责也，而西山大儒乃为此耶？
宋人高自夸诩，毁誉失实，如韩、范二公，将略原非所长；元昊、跳梁二公，心力俱惫尚不能支，而乃有西贼破胆之谣。王安石刚愎自用，乱天下国家，其罪不在蔡京，童贯之下，而引入名臣之列。张浚志大才疏，丧师辱国，刘琨、殷浩之俦也，而盛称其恢复之功，比之诸葛武侯。及其叔季，如杨龟山、魏了翁者，空言谈道，岂真有拨乱匡时之略，而犹惜其不见任用，宁非啖名之过哉？吾谓宋之人物，若王沂公、李文正、司马温公之相业，寇莱公、赵忠定之应变，韩魏公之德量，李纲、宗泽之拨乱，狄青、曹玮、岳飞、韩世忠之将略，程明道、朱晦庵之真儒，欧阳永叔、苏子瞻之文章，洪忠宣、文信国之忠义，皆灼无可议，而且有用于时者，其它瑕瑜不掩，盖难言之矣。
《易》之卦，以众君子而去一小人，在决之而已，故谓之。宋当元丰、元之时，君子多而小人寡，乃议论不断，自相矛盾，使小人得乘间而进；及其败也，反谓熙宁之祸，吾党激成之。譬之贼势猖獗，主将首鼠，致败而反咎力战者，以为挑衅生事，不亦愚之甚哉？性有善恶之言，未甚失也，而《孟子》力排之；《反经》合道之言，未甚失也，而宋儒深非之，皆矫而过正矣。古之行权者，如汤、武之放伐，伊霍之迁易，周公之诛管、蔡，孔子之见南子，何尝不与经相反？经者，权之对也，不反则不为权矣。然反而合道，不失其经，《易》所谓“万物暌而其事类”者也，此语何足深非，又何必抵死与辩耶？
宋儒若明道、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，虽有迂阔，不失其高，下乎此者，不敢知也。如朱子论周益公云：“如今却是大承气证，却下四君子汤，虽不为害，恐无益于病。”即此数语，朱之设施可知矣。伊川见人主折柳条，便欲禁制之，说书时颜色庄严，俨以师道自处，此即子弟如是教之，亦苦而不入，况万乘之主哉？陆秀夫于航海之日，负十岁幼主，而日书《大学衍义》以讲，不知何为？近于迂而愚矣。圣人之谈道，皆欲行于世也。《大学》说明德，便说新民；《中庸》说中和，便说位育；孔子一行相事，便坠三都，诛少正卵，更无复逡巡道学之气；颜渊问为邦，孔子便以四代礼乐告之，何当又以克巳复礼，使之教百姓耶？宋儒有体而无用，议论繁而实效少，纵使诸君子布满朝端，亦不过议复井田封建而已，其于西夏、北辽，未必便有制驭之策也。
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语，莫非危微精一之训。彼其人皆神圣也，故投之而即入，受之而不疑。下乎此者，便当纳约自牖。就其聪明之所及而启迪之，如教子弟然。夫子于颜、曾，不绝克复一贯之训，而于伯鱼，不过学《诗》学《礼》而已，因其材也。故主有所长，则就其长而扩之；主有所短，则就其短而翼之。时当治平，则当陈润色之略；时值丧乱，则当先救正之方。使之明白而易晓，简易而可行，求有益于世而已。宋人守其所学，必欲强人主以从已。若哲、徽、宁、理，皆昏庸下愚之资，而哓哓以正心诚意强聒之，彼且不知心意为何物，诚正为何事。若数岁童蒙，即以左、国、班、马读之。安得不厌弃也？
事功之离学术，自秦始也，急功利而焚诗书；学术之离事功，自宋始也，务虚言而废实用。故秦虽霸而速亡，功利之害也；宋虽治而不振，虚言之害也。
甚矣，宋儒之泥也。贬经太过者，至目《春秋》为烂朝报；信经太过者，至以《周礼》为周公天理烂熟之书。不知《春秋》非孔子不能作，而《周礼》实非周公之书也。至欧阳永叔以系词非孔予之言，抑又甚矣。古人五十服官，六十悬车，其间用世者才十年耳。夫以十年之久，而欲任天下事，扬历诸艰，无乃太骤乎？噫，古之人论定而后官之，非官而后择也。随才授官，终于其职，无序迁例转也。夫人各举其职官，各得其人，十年之间，治定而功成矣。今之仕者，议论繁多，毁誉互起，循资升降，既不胜其患得患失之心。任意雌黄，又难当夫吠形吠声之口。历官半世，而尺寸未闻；立身累朝，而夷跖不定：是用世之具与官人之术，两失之也。今之仕者，宁得罪于朝廷，无得罪于官长；宁得罪于小民，无得罪于巨室。得罪朝廷者，竟盗批鳞之名；得罪小民者，可施弥缝之术。惟官长、巨室，朝忤旨而夕报罢矣，欲吏治之善，安可得哉。
古人相者，病于怙权；今之相者，病于无权。其病均也，然宁以怙权而易相，无以抑相而废权。相者，下天子一等耳。以天下之重，兆民之众，而责之一相，不假以权，权将安施哉？尧拔舜于亩亩之中，诛四凶，进元恺，惟其所为耳。下此即桓公之于仲父，昭烈之于武侯，符坚之于王猛，犹然也。而国治民安，天下万世不以为非，自末代君臣，上疑其下，下亦自疑，既不能择其贤否，又不能毕其才用，天子既从中沮之，群臣又从旁挠之，求安其身，不可得也。何暇治天下哉？
上世之人，善善长而恶恶短。中古之人，善恶相半。至于今日，则众人之所誉，不能当一人之所毁也；百行之尽善，不能当一节之少瑕也。誉者不以为贤，而毁者必以为不肖也；善者不过一时之揄扬，而瑕者遂为终身之口实也。有始誉而终毁之者，未闻既毁而肯誉之者也；有始贤而后言其改节者，未闻始不肖而后许其自新者也；有闻人过而终身毁之者，未有闻人善而终身服之者也。噫！其亦末世之民也已。
进贤退，不肖，均也。论其等分，则进贤宜多于退不肖。如人之养生，进粱肉之时多，而下药石之时少也。今之荐贤者，则谓之市恩，谓之植党。即不然，亦以为循故事，塞人望而已。至于攻击丑诋，不遗余力，秽行俚言，累累薄纸，初若令人怒发冲冠，不可忍耐，久亦习以为常矣。不但言人者颦笑都不由中，而被其言者，亦恬不以介意矣。噫，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国之四维，臣子比肩立朝，而令寻常得恣口污蔑之，其究也，使人顽不知耻，而砥砺之道丧矣。且也人不复以指摘为羞，则言者愈轻；言者愈轻，则听者愈无所适从，而大贪巨驵，潜入其中，不复之能辨矣。为国家虑者，不能不为之三叹也。
汉阴丈人闻桔槔之说则忿然作色，谓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师金语子夏以桔槔，则谓人之所引，非引人者也。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，均一桔槔也，在人引之则为机心，在从人所引，则可免罪，今之人，引人者乎？抑为人所引者乎？不可不辨也。
婚而论财，其究也，夫妇之道丧；葬而求福，其究也，父子之恩绝。妇之凌轹其夫者，恃于富也；子之暴露其父者，惑于地也。
以才名骄人，未有不困者也；以富贵骄人，未有不败者也；以贫贱骄人，未有不取祸者也。
一目看除目，三年损道心。除目，今之推升朝报也。其中升沉得丧，毁誉公私，人情世态，畔援歆羡，种种毕具。若恋恋于此，有终身丧其所守者，岂止三年损道心已耶？
晋人戏言云：“我图一万户侯尚不可得，卿乃图作佛耶？夫万户侯，诚难求也，即心是佛，何远之有？
老氏道德之旨，非炼形求仙之术也，而世之学仙者，托之老氏。如今之士子读经书以应科第，而曰：“此吾儒之教也。”
今之号为好学者，取科第为第一义矣；立言以传后者，百无一焉；至于修身行己，则绝不为意矣。可谓倒置之甚。然三者殊不相妨。生前之富贵，偶然耳，俟之可也，不必恶而逃之；死后之文章，较之功名，差为久远，不可不留意也；至于讲明义理，孜孜为善，即不必谈道讲学，独不可使衾影无愧，人称长者乎？若轻佻反覆，甘于文人无行之为，又何足道？
“贫贱不如富贵”，俗语也；“富贵不如贫贱”，矫语也。贫贱之士，奔走衣食，妻孥交谪，亲不及养，子不能教，何乐之有？惟是田园粗足，丘壑可怡；水侣鱼虾，山友麋鹿；耕云钓雪，诵月吟花；同调之友，两两相命；食牛之儿，戏着◆间；或兀坐一室，习静无营；或命驾出游，留连忘反；此之为乐，不减真仙，何寻常富贵之足比乎？
人有恒言：“文章穷而后工。”非穷之能工也，穷则门庭冷落，无车尘马足之嬲；事务简约，无簿书酬应之繁；亲友断绝，无征逐游宴之苦；生计羞涩，无求田问舍之劳。终日闭门兀坐，与书为仇，欲其不工，不可得已。不独此也，贫文胜富，贱文胜贵。冷曹之文，胜于要津；失路之文，胜于登第。不过以本领省而心计闲耳。至于圣人拘囚演易，穷厄作经，常变如一乐天安土，又不当一例论也。
竹楼数间，负山临水；疏松修竹，诘屈委蛇；怪石落落，不拘位置；藏书万卷其中，长几软榻，一香一茗，同心良友，闲日过从，坐卧笑谈，随意所适，不营衣食，不问米盐，不叙寒暄，不言朝市，丘壑涯分，于斯极矣！
凄风苦雨之夜，拥寒灯读书，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，亦殊有致。此处理会得过，更无不堪情景。
景物悲欢，何常之有？惟人处之何如耳。《诗》曰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原是极凄凉物事，一经点破，便作佳境。彼郁郁牢愁，出门有碍者，即春花秋月，未尝一伸眉头也。
读未曾见之书，历未曾到之山水，如获至宝，尝异味。一段奇快，难以语人也。
四十从政，五十悬车，耳目未衰，筋力尚健，或纵情山水；或沉酣文酒，优游卒岁，以保天年足矣；今之仕者，涉世既深，宦术弥巧，桑榆已逼，贪得滋甚，干进苟禄，不死不休，生平未尝享一日之乐，徒为仆妾图轻肥，子孙作牛马耳。白乐天所谓“官爵为他人”者，有味哉，其言之也。
宋宗室郡王允良者，不喜声色，不近货利，惟以昼为夜，以夜为昼，旦则就寝，至暮始兴，盥栉衣冠而出，燃灯烛，治家事，饮食宴乐，达旦始罢。人以为疾，余以为此骄癖也，非疾也。吾郡中纨绔子弟，常有日午始兴，鸡鸣始寝者，然贫贱之家无之也，贤子弟无之也，勤以治生者无之也。骄奢淫佚，反天地之性，背阴阳之宜，不祥莫大焉，然而近数十年始有之也。什一致富者，不过市井之行；居官自润者，永负贪秽之声。故吾见大贾之起家矣，未见污吏之克世也。
余尝见取富室之女者，骄奢淫佚，颇僻自用，动笑夫家之贫，务逞华靡，穷极奉养，以图胜人。一切孝公姑，睦妯娌，敬师友，惠臧获者，概未有闻。曾不数时，奁橐俱罄，怨天尤人，噪扰万状，或以破家，或以亡身。其夫虽沾余沫，丰衣美食，而举动受制，笑啼不敢。至于愚虑昏颓，意气沮丧，甘为人下而不辞者，未必不由此也。朱子《诗》传，谓《周礼》以仲春令会男女，而以桃之始华为婚烟之候，此误也。《周礼》媒氏之职以仲春“令会男女”，“司其无夫家者而会之”，是月也，“奔者不禁”。盖先王制礼，“士如归妻，迨冰未泮”，则婚烟之期当在冬末春初。而贫贱之家，有过期不得嫁娶者，至仲春而极矣，故圣人以是时令媒会合之，无使怨女旷夫过是月也。其有法令不及之处，私相约而奔者，亦不禁。奔者，非必尽淫奔也，凡六礼不备者皆谓之奔。故曰：“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”昏期已过，即草率成亲，亦人情也。此即《诗》所谓“求我庶士，迨其今兮”之意也。
小慈者，大慈之贼也；小忠者，大奸之托也；建白者，乱政之媒也；讲学者，乱德之薮也。奔车之上无仲尼，覆舟之下无伯夷，性之者也。孔子家儿不识骂，曾子家儿不识斗，习之者也。丹朱不应乏教，宁越不闻被朱，语其变也。
裴晋公有言：“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，然其间有成功，能致身卿相。”则天也。叶若林云：“后人但令不断书种，为乡党善人足矣；若夫成否，则天也。”此二语政同。黄山谷云：“四民皆有世业，士大夫子弟，能知忠信孝友，斯可矣。但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。”噫，今之人，但知教子弟取富贵耳，非真能教之读书也！夫子弟之贤不肖，岂在穷达哉？有富贵而陨其家声者，有贫贱而振其世业者，未可以目论也。
夜读书不可过子时，盖人当是时，诸血归心，一不得睡，则血耗而生病矣。余尝见人勤读，有彻夜至呕血者，余尝笑之。古人之读书，明义理也；中古之读书，资学问也；今人之读书。不过以取科第也，而以身殉之，不亦惑哉？《庄子》所谓“臧谷异业，其于亡羊均”者，此之谓也。
今人之教子读书，不过取科第耳，其于立身行己，不问也；故子弟往往有登九仕，而贪虐恣睢者。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，政为今日耳，志得意满，不快其欲不止也。噫，非独今也，韩文公有道之士也，训子之诗，有“一为公与相，潭潭府中居”之句，而俗诗之劝世者，又有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等语，语愈俚而见愈陋矣。余友王粹夫，自祖父以来，三世教子，惟不以妄语为训，可谓有超世之识也已。
人能捐百万钱嫁女，而不肯捐十万钱教子；宁尽一生之力求利，不肯辍半生之功读书；宁竭货财以媚权贵，不肯舍些微以济贫乏：此天下之通惑也。
素位而行，圣人之道也；以进为退，老氏之术也。然圣人亦是退一步法。《易经》一书，每到盛满，便思悔吝，故曰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。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”但圣人灼见事理，定当如此。至老氏曰：将欲取之，必故予之；将欲翕之，必固张之。及“知白守黑，知雄守雌”等语，则是“有心求进，而姑为是以伺人，未免有鸷鸟将击，必匿其形之意矣。”故太史公谓申韩原于道德，亦千古卓识也。
“名利不如闲”，世人常语也。然所谓闲者，不徇利，不求名，澹然无营，俯仰自足之谓也。而闲之中，可以进德，可以立言，可以了死生之故，可以通万物之理，所谓“终日干干欲及时”也。今人以宫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口厌粱肉，身薄纨绮，通宵歌舞之场，半昼床第之上，以为闲也，而修身行己，好学齐家之事，一切付之醉梦中，此是天地间一蠹物，何名利不如之有。
讹言之兴，自古有之，但平治之世，则较少尔。周末之《诗》曰：“民之讹言，曾莫之惩！”然不知当时所讹者何事？至汉、晋时，始有为东王公行筹之说。又唐时有讹言“官遣枨枨杀人，取心肝以祭天狗”者。又有讹言“毛人食人心”者，有谓“签母鬼夜入人家”者。宋、元时有讹言“取童男童女制药”者。国朝间亦有之，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。至于“黑青马骝精”之类，似讹而实有。怪妖言童谣，无意矢言，事后多验，如“果弧箕服”之属，又非讹矣。今朝野中，忽有一番议论，一人倡之，千万人和之，举国之人，奔走若狂，翻覆天地，变乱白黑。此之为讹言，盖不但乌头白马生角已也。
宋林存为贾似道所摈，道死于漳，漳有富民，蓄油粘木甚佳，林氏子弟求之，价高不可得，因抚其木曰：“收取，收取，待贾丞相用。”无何，似道谪至漳，死于郑虎臣手。郡守，其门人也，与之经营，竟得此木以殓。孰谓天道无知哉？
道非明民，将以愚之，故仓颉作书而鬼夜哭。圣人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夫使民得操知之权，则安用圣人为矣？今人动称阳春白雪为寡和，盖自唐人诗已误用之矣。宋玉本文：阳春白雪，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十人；引商刻羽，杂以流征，属而和者，不过数人而已。则寡和者，流征之曲，非阳春之曲也。且云：“客有歌于郢中”者，亦非郢人自歌也。
宋人有迂阔可笑者。徐仲车父名石，终身不践石，行遇桥，则使人负之而过。陈烈吊蔡君谟之丧，及其门首，率诸弟子匍匐而进。或问之，曰：“‘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’，故耳。”夫徐幸生江北，使在江南，则终身无出门之日；陈幸生江南，使在江北，则当坠污泥沟浍中矣。腐儒不通，乃至于此。
唐道人侯道华，性好子史，手不释卷。或问：“安用此为？”答曰：“天上无愚懵仙人。”明金陵唐诗慕道炼丹，有道流劝之出家入山者，唐曰：“家有老母，世间无不孝神仙。”此二语可谓的对，亦可谓求道之格言也。今人无慧业，无至性，而强欲出世，难矣。
晋汲桑当盛暑，重裘累茵，使人扇之，恚不清凉，而斩扇者。宋党进当大雪，拥红炉酌酒，醉饱汗出，扪腹徐行曰：“天气不正。”天下之事，何尝无对哉？
梦之无关于吉凶也审矣，今儿童俗语皆谓诞妄之言曰：“说梦”，言其的非真也。乃《周礼》特为设占梦之官。以日月星辰，占六梦之吉凶。然为王者而设，犹之可也。季冬聘王梦，群臣庶人献吉梦于王，王拜而受之，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，不亦太儿戏乎？天下之广，亿兆之众，使尽献其吉梦，太人不胜占，而王赤不胜拜也。臣民吉梦，于王何与，而王拜之？此真痴人前说梦耳。此书盖见诗人有熊罴、之语而傅会，见牧人之有梦，遂以为献梦于王也。不知《诗》之所咏皆祝赞称愿之词，岂真熊罴、虺蛇一时而同入梦哉？此又梦中说梦矣。
今人见纪载中所纪之梦多验，如良弼、九龄射日生兰之类，遂以为古人重梦也。夫人无日不梦，验者止此，则不验者，不可胜数矣，况多出于附会而不足凭耶？孔子，大圣也，少时欲行道，则梦见周公；及老而衰，遂不复梦；则夫子少时之梦，亦不验矣。盖人有六梦，惟正梦可占吉凶，其它噩梦、思梦、寤梦、喜梦、惧梦，皆意有所感，而魂不宁，想像成境，非真梦也。余最不信梦，乃一生吉凶祸福，并无一梦，故知其不足凭也。程正叔度江，中流风浪忽起，怡然不动，有负薪人问之曰：“公是舍后如此？达后如此？程异而欲与之言，则已去矣。夫舍者，轻性命死生，若攸非、告子是也；达者，齐修短得丧，若漆园子、桑户是也。舍直是勇往不顾，达则有见解矣。舍者未必达，达者自可舍。渡江中流而风浪作，纵欲不舍，逃将安之？谢太傅与桓宣武、会稽王会于溧江，狂风忽起，波浪鼓涌，诸人有惧色，惟谢怡然自若。顷间风止，桓问之，谢徐笑曰：“何有三才同尽理？”此达者之言也。天道不可知，即使一日同尽，亦岂惧所能免乎？惟圣人之言曰：“生，寄也；死，归也。余何忧于龙哉？”此知命委化之言，而达与舍俱尽之矣。孔子曰：“人有三死，而非命也，人自取之尔。夫寝处不时，饮食不节，使劳过度者，疾共杀之；居下位而上忤其君，嗜欲无厌，而求不止者，刑共杀之；少以犯众，弱以侮强，忿怒下量力者，兵共杀之；此三死者，非造物之舛也。”今之人贪色健斗，冒险求利，而不终其天年，往往委于命，岂知命者哉。
好利之人，多于好色；好色之人，多于好酒；好酒之人，多于好弈；好弈之人，多于好书。
好书之人有三病：其一，浮慕时名，徒为架上观美，牙签锦轴，装潢炫曜，骊牝之外，一切不知，谓之无书可也。其一，广收远括，毕尽心力，但图多蓄，不事讨论，徒ネ灰尘，半束高阁，谓之书肆可也。其一，博学多识，氓氓穷年，而慧根短浅，难以自运，记诵如流，寸觚莫展，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，其于没世无闻，均也。夫知而能好，好而能运，古人犹难之，况今日乎？
其有不事搜猎，造语精进者，此是天才，抑由夙慧。然南山之木，不揉自直，磨而砻之，其入不益深乎？高才之士，多坐废学，良可惜也！宋人多善藏书，如郑夹嚏、晁公武、李易安、尤延之、王伯厚、马端临等，皆手自校雠，分类精当。又有田伟者，为江陵尉，作博古堂藏书，至五万七千余卷。黄鲁直谓：“吾尝校中秘书，及遍游江南，名士图书之富，未有及田氏者。”而名不甚章，惜夫！
俗语谓京师有三不称：谓光禄寺茶汤，武库司刀枪，太医院药方。余谓尚不止于三者，如钦天监之推卜，中书科之字法，国子监之人材，太仓之畜积，皆大舛讹可笑，而内秘书之藏不及万卷，寥寥散逸，卷帙淆乱，徒以饱鼠向之腹，入茕箧之手，此亦古今所无之事也。
余尝获观中秘之藏，其不及外人藏书家远甚。但有宋集五十余种，皆宋刻本，精工完美，而日月不及，日就腐，恐百年之外尽成鸟有矣。胡元瑞谓欲以三年之力尽括四海之藏，而后大出秘书，分命儒臣，编摩论次。噫！谈何容易。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，即知重文史者，在朝之臣，能有几人，而欲成万世不刊之曲乎？内阁书目门类次第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，其泯淆鱼豕，不下蒙瞽，而不问也，何望其它哉。
《夷坚》、《齐谐》，小说之祖也；虽庄生之寓言，不尽诬也。虞初九百，仅存其名；桓谭《新论》，世无全书。至于《鸿烈》、《论衡》，其言具在。则两汉之笔，大略可睹已。晋之《世说》，唐之《酉阳》，卓然为诸家之冠，其叙事文采，足见一代典刑，非徒备遗忘而已也。自宋以后，日新月盛，至于近代，不胜充栋矣。其间文章之高下，既与世变，而笔力之醇杂，又以人分。然多识畜德之助，君子不废焉。宋钱思公坐则读经史，卧则读小说，上厕则阅小词，古人之笃嗜若此。故读书者，不博览稗官诸家，如啖梁肉而弃海错，坐堂皇而废台沼也，俗亦甚矣。
求书之法，莫详于郑夹嚏，莫精于胡元瑞，后有作者，无以加已。近代异书辈出，剞劂无遗，或故家之壁藏，或好事之帐中，或东观之秘，或昭陵之殉，或传记之裒集，或钞录之残剩，其间不准之诬，阮逸之赝，岂能保其必无？而毛聚为裘，环断成，亦足宝矣。但子集之遗，业已不乏；而经史之翼，终泯无傅，一也。汉唐世远，既云无稽；而宋元名家，尚未表章，二也。好事之珍藏，靳而不宣，卒归荡子之鱼肉；天府之秘册，严而难出，卒饱鼠蠹之饔餐，三也。具识鉴者，厄于财力，一失而不复得，当机遇者，失于因循，坐视而不留心，四也。同心而不同调者，多享敝帚而<鼠留>夜光；同调而不同心者，或厌家鸡而重野鹜，五也。故善藏书者，代不数人，人不数世。至于子孙，善鬻者亦不可得，何论读哉？今天下藏书之家，寥寥可数矣。王孙则开封睦挈、南昌郁仪两家而已。开封有《万卷堂书目》。庚戌夏，余托友人谢于楚至其所，钞一二种，皆不可得，岂秘之耶？于楚言其书多在后殿，人不得见，亦无守藏之吏，尘垢汗漫，渐且零落矣。南昌盖读书者，非徒藏也，而卷帙不甚备。士庶之家，无逾徐茂吴、胡元瑞及吾闽谢伯元者。徐、胡相次不禄，箧中之藏，半作银杯羽化矣，伯元嗜书，至忘寝食，而苦贫不能致，至糊口之资尽捐以市坟素，家中四壁，堆积克栋，然常奔走四方，不得肆志翻阅，亦阙陷事也。
建安杨文敏家藏书甚富，装潢精好，经今二百年，若手未触者。余时购其一二。有郑樵《通志》及二十一史，皆国初时物也。余时居艰，亟令人操舟市得之，价亦甚廉。逾三月，而建宁遭阳侯之变，巨室所藏尽荡为鱼鳖矣。此似有神物呵护之者。今二书，即百金索之，海内不易得也。
胡元瑞书，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。虞藏书数万卷，贮之一楼，在池中央，小木为彳勺，夜则去之，榜其门曰：“楼不延客，书不借人。”其后子孙不能守，元瑞啖以重价，绐令尽室载至，凡数巨舰，及至，则曰：“吾贫不能偿也。”复令载归。虞氏子既失所望，又急于得金，反托亲识居间，减价售之，计所得不十之一也，元瑞遂以书雄海内。王元美先生为作《酉室山房记》然书目竟未出，而元瑞下世矣，恐其后又蹈虞氏之辙也。
书所以贵宋板者，不惟点画无讹，亦且笺刻精好；若法帖然。凡宋刻，有肥、瘦二种；肥者学颜，瘦者学欧。行款疏密，任意不一，而字势皆生动。笺古色而极薄，不蛀。元刻字稍带行，而笺时用竹，视宋纸稍黑矣。国初用薄绵纸，若楚、滇所造者，其气色超元匹宋，成弘以来，渐就苟简，至今日而丑恶极矣！
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，蜀本次之，福建最下。今杭刻不足称矣，金陵、新安、吴兴三地，剞劂之精者，不下宋板，楚、蜀之刻，皆寻常耳。闽建阳有书坊，出书最多，而板纸俱最滥恶，盖徒为射利计，非以传世也。大凡书刻，急于射利者，必不能精，盖不能捐重价故耳。近来吴兴、金陵，蹈此病矣。
近时书刻，如冯氏诗纪，焦氏类林，及新安所刻庄、骚等本，皆极精工，不下宋人，然亦多费校雠，故舛讹绝少。吴兴凌氏诸刻，急于成书射利，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，亥豕相望，何怪其然？至于《水浒》、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及《墨谱》、《墨苑》等书，反覃精聚神，穷极要眇，以天巧人工，徒为传奇，耳目之玩，亦可惜也！
近来闽中稍有学吴刻者，然止于吾郡而已。能书者不过三五人，能梓者亦不过十数人。而板苦薄脆，久而裂缩，字渐失真，此闽书受病之源也。
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寥寥，然宋人诸集，十九皆宋板也。书皆倒摺，四周外向，故虽遭虫鼠啮而中未损，但文渊阁制既庳狭，而牖复暗黑，抽阅者必秉炬以登。内阁老臣无暇留心及此，徒付还钥于中翰涓人之手，渐以汨没，良可叹也。吾乡叶进卿先生当国时，余为曹郎获借钞得一二种，但苦无佣书之资，又在长安之日浅，不能尽窥东观之藏，殊为恨恨耳。
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，二典之外，尚有三万余，其它即墓铭朝报，积之如山。其考核该博，固有自来，汪伯玉即不尔。岂二公之学，有博约之分耶？然约须从博中来，未有闻见寡陋，而藉口独引者。新安之识，固当少逊琅琊耳。近时则焦弱侯、李本宁二太史皆留心坟素，毕世讨论，非徒为书簏者。余与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，未得窥其室家之好也。
昭武谢伯元，一意搜罗，智力毕尽。吾郡徐兴公独耽奇僻，骊牝皆忘。合二家架上之藏，富侔敌国矣。吾友又有林志尹者，家贫为掾，不读书而最耽书，其于《四部》篇目皆能成诵，每与俱入书肆中，披沙见金，触目即得，人弃我取，悉中肯綮，兴公数年之藏，十七出其目中也。常有人家缃帙簇簇，自诧巨富者。余托志尹物色之，辄曰无有。众咸讶之。及再核视，其寻常经史之外，不过坊间俗板滥恶文集耳，鼋羹炙，一纸不可得也。谓之无有，不亦宜乎？夫是之谓知书。
《春秋》以后，宇宙无经矣，班固以后，宇宙无史矣。经之失也，词繁而理舛，史之失也，体驳而事杂。故词以载理，理立于词之先，则经学明矣；体以著事，事明于体之中，则史笔振矣。疏注不足以翼经，而反累经者也；《实录》不足以为史，而反累史者也。
淮阴侯之用兵，司马子长之文章，王右将军之作字，皆师心独引，纵横变化，无不如意，亦其天分高绝，非学力可到也。淮阴驱市人而使之战，囊沙背水，拔帜木罂，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，而卒以成功。司马子长，大如《帝纪》、《六书》，小至货殖、刺客、龟策、日者，无不各极其致，意之所欲，笔必从之；至伯夷、屈原诸传，皆无中为有，空外为色，直游戏三昧耳。今之作史，既无包罗千古之见，又无飞扬生动之笔，只据朝政家乘，少加润色，叙事惟恐有遗，立论惟恐矛盾，步步回顾，字字无余，以之谀墓且不堪，况称史哉？
班固之不及子长，直是天分殊绝，其文采学问，固不让也。然史之体裁，至扶风而姓备。譬之兵家，龙门则李广，扶风则程不识耳。
《史记》不可复作矣，其故何也？《史记》者，子长仿《春秋》而为之，乃私家之书，藏之名山，而非悬之国门者也；故取舍任情，笔削如意，它人不能赞一词焉。即其议论，有谬于圣人，而词足以自达，意有所独主，知我罪我，皆所不计也。至班固效颦笔，已为人告发，召诣秘书，令作《本纪》、《列传》，以汉臣纪汉事，所谓御史在前，执法在后者，即有域外之议，欲破拘挛之见，已兢兢不保首领是惧矣。司马温公作《通鉴》，详慎，久而未成，人即有飞语谤公，谓利得餐钱，故尔迟迟，公遂急于卒业，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。傍观小人之掣人肘如此，纵有子长之才，安所施之？太史公与张汤、公孙弘等皆同时人，而直书美恶，不少贬讳。传司马季主而抑贾谊、宋忠，至无所容封禅书，备言武皇迷惑之状，如此等书，今人非惟不能作，亦不敢作也。
董狐之笔，白刃临之而不变；孙盛阳秋，权凶怒之而不改；吴竞之书，宰相祈之而不得；陈之纪事，雷电震其几而不动容：如是者，可以言史矣。
余尝为人作志传矣，一事不备，必请益焉；一字未褒，必祈改焉，不得则私改之耳。尝预修《郡志》矣，达官之祖父，不入名贤不已也；达官之子孙，不尽传其祖父不已也。至于广纳苞苴，田连阡陌，生负秽名，死污齿颊者，犹娓娓相嬲不置，或远布置以延誉，或强姻戚以祈求，或挟以必从之势，或示以必得之术，哀丐不已，请托行之；争辩不得，怒詈继焉。强者明掣其肘，弱者暗败其事。及夫成书之日，本来面目，十不得其一二矣。嗟夫，郡乘若此，何有于国史哉？此虽子长复生，亦不能善其策也。王荆公作《字说》，一时从风而靡，献谀之辈，竞为注解，至比之《六经》，今不复见矣。但以介甫之聪明自用，其破碎穿凿之病固所不免，而因之尽废其书，亦非也。凡古人之制字，自必有说，岂苟然而成者？若以荆公为非，则许氏《说文》固巳先之矣；若不穿凿附会，引援故实，必得古人之意而止，其不可解者阙之，即不敢比《六经》，未可谓非经之翼也。
字有六义：指事、象形、会意者，正书也，可解者也；谐声、转注、假借者，书之变也，不必解者也。如江之从工，海之从每，知其声之相近而已，必解其何以从工，何以从每，则凿也。天下之事，有本浅者，不宜深求之；本易者，不宜难求之；本俗者，不宜文饰之。盖不独一字说为然也。荆公若知此意，必不坏宋国家矣。
郑夹嚏六书略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字，而谐声者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，则谐声居十分之九矣，而欲一一说之，可乎？
切字有三十六字母，相传司马温公作也，其中有一音而两母者，如群、溪、彻、床等字，盖因平声有清浊故，不得不为两母。余常谓：加一母，不如加一声。凡字，以五声切之，如通、同、统、痛、突之类，则凡同母者，可以尽废。又切平声者，当分清浊二音：如风字宜作方空切，今俱作方凭切，则逢字也：冯字宜作符同切，今云符风，则丰字也。此类甚多，盖俗人但知拘沈约韵，漫取韵中一字切之，不知施之上、去、入则可，平声自有二种，不可混而为一也。
切字之法，余七八岁时，一闻即悟；及长以语人，有学数年而竟不知者。故谓此书在悟者，即为筌蹄，而不悟者，何殊嚼蜡？废之可也。
道书以一卷为一Ψ，Ψ音轴。今人即谓之卷，非也。佛书以一章为一则，又谓一缚。缚，古绢字，亦卷字通用耳。今天下读书不识字者固多，而目前寻常之字，误读者尤多。其于四声之中，上、去二声，极易混淆。所以然者，童蒙之时，授书塾师，皆村学究，讹以传讹，及长则一成而不可变，士君子作数篇制义取科第，其于经籍，十九束之高阁矣，谁复有下帷究心者？即有一二知其非，而一传众咻，世亦不见信从也。故欲究四声之正者，当于子弟授书之时，逐字为之改正，然与世俗不谐，骇人耳目，人反以为侏亻离矣。如上、下、动、静等字，皆当从上声，人有不笑之者乎？
韩昌黎诗云：“阿买不识字，颇知书八分。诗成使之写，亦足张吾军。”夫世岂有不识字而能书者？抑昌黎之所谓识字，非世人之泛然记忆巳也。汉儒之训诂，极其宏博，而独称子云识字，至使四方学者，载酒以问，此其学岂浅鲜者？唐王起于世间字，所不识者，惟《八骏图》中数字，则识字良亦不易。而昌黎之诗，动用僻字、古韵，至今，千世之下读之尚不尽识，何况阿买也？
吴孙休为四子作名字，皆取难犯。л（湾）字曰м（迄），{臾}（觥）字曰о（贤），◆（莽）字曰р（举），◆（褒）字曰◆（拥），此与八骏图中离（泰）{刀ぁ}（丙）二字相类，亦好奇之过矣。唐武后命宗楚后制十二字：（照）、◆（天）、◆（地）、◆（日）、囝（月）、□（星）、◆（君）、ы（臣）、◆（除）、◆（载）、◆（年）、缶（正）。而见它书者又有◆（人）、重（证）二字。南汉刘岩制Ζ（俨）字为名，效颦转甚。余观《余冬序录》载宋人有{不长}（矮）、{不食}（斋）、◆（稳）、{大坐}（稳）、亻小（弱）、{不大}（勒）、{不生}（终）、{不行}（腊）大（大）、{石山}（勘）、闩（◆）、氽（游）、{水人}（没）、<门人>（吓）、<毛口>（胡）、{此十}（惯）等字，盖俚俗之谈，杜撰以成字耳，岂六书之正哉？今人俗字有夯（和切朗）、歪（和切乖）、{田女}（少）、{钦手}（钦去声）、找（爪）、帮（榜声平）、牮（箭）、芏（苦）等字，然多见之俗牒耳。余观《海篇》直音中所载，视《说文》不啻百倍，盖人以意增减之，无非字者，恐将来字学从此益淆乱矣。
《乐善录》载：“赵韩王病，遣道士上章，神以巨牌示之，浓烟罩其上，但末有火字。赵闻之，曰：‘此必秦王庭美也’。”余按美字从羊，从大，非火也。岂神明亦不识字耶？其为后人附会无疑。杨用修最称博识，亦善杜撰，而刘夫人碑中，亻岁、<辶去>二字，及酒官牌中◆字皆不识。余谓古今传记中难字固亦有限，而释、道二藏中，恐即遍观未能尽识，至于近代《篇海》直音，偏傍上下，类以意增触而长之，无复穷极。非《六书》之正，何以能识？即识之亦无用也。
《说文》太略，而《海篇》太繁，沈约《韵书》疏漏益多，惟当以十三经、二十一史合释、道二藏，汇而订之，奇而难识者即注见某书，一切杜撰者悉去之，其于同文之治未必无裨也。
余在山东行部，沂州有毛阳<辶水>，检司懵然不识，问胥曹，曰：“音山。”归检字书皆无之，因考史中《郡国志》有奇字者附于此，有虑（音庐夷）、茬平（今为茌省）、巳阝（音忌）、<工虫>（音贡）、◆题（◆莎，古字）、县阝（若么反）、力（力音）、<幸瓜>（执音）、夫阝（音夫）、存阝马阝（音孱骂）、朴◆（音蒲圜）、彳示氏（精音权）、讠丹邯（讠丹音男）。而◆（渊）、鄄（绢）、{执皿}（周）、（至）人亦多不识也。
《东轩笔录》载：王沂公命王耿按陈绛事至中书，立命进熟。进熟不知何物？以意度之，似是具呈之义。
博古而不通今，一病也。钩索奇僻，而遗弃经史，二病也。《孟子》之文，每一议论，必引书或《诗》以证之；今人为文，旁探讴谚，而不知引经，是为无本之学矣。
博学而不能运笔，天限之也，陆澄、刘杳是也；高才而苦无学术，人弃之也，戴良、李贺是也。然以才胜者，患其斤也，可以陶铸；若徒书厨经库，吾末如之何也已。
焦弱侯谓今之读书者不识句读，皆由少年不经师匠，因仍至此，其论甚快，因举数事。如“至大至刚，以直点尔何如，讲事以度轨”等语，文义皆胜旧，但李彦平读《礼记》一段，余未敢从。盖“男女不杂坐”自为句，至“不同巾栉”为句，“不亲授”自为句。今以“不同”属上句，虽无害，而“巾栉不亲授”则不通矣。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何独巾栉哉？至四书九经中句读当改易者尚多。如“卒为善，（句）士则之’；履帝武敏，（句）歆攸介攸止。”若此之类尚多，未易枚举也。
少时读书，能记忆而苦于无用；中年读书，知有用而患于遗忘。故惟有著书一事，不惟经自己手笔，可以不忘，亦且因之搜阅简编，遍及幽僻，向所忽略，今尽留心，败笥蠹简，皆为我用。始知藏书之有益，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！
余自八九岁即好观史书，至于乱离战争之事，尤喜谈之，目经数过，无不成诵；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，《纲鉴》、《要略》而已，后乃得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及《朱子纲目》读之，凡三四过，然止于是而已，最后得二十一史，则已晚矣；然幸官曹郎冷局，得时时卒业也。
汉光武好图谶，至用三公，亦以《谶书》决之，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，曰君无口为汉辅，帝虽责之而竟不罪也。《谶书》，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状，亦不知何人所作。但堪舆家常引谶语，附会吉地，以为谶地，亦竟不知其所从出，强半杜撰之词耳。今世所传有推背图，相传李淳风所作。以古帝王世次，其间先后错乱，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，乃命取而乱其序并行之，人见其不验，遂弃去。然多验于事后，虽知之何益？圣人所谓“百世可知者”，岂是之谓哉？
东汉至三国，罕复名者，莽禁之也。秦以前复名盖寡，然侨如、无忌、去疾之类，往往见于经史。而二名不偏讳之义，三代已有之，则亦何尝以复名为非也？王莽矫诬，遂著为禁令。至讽匈奴亦上书更名，可笑甚矣。乃其法亦行之二百余年，何耶？今时则复者十七，亦以岁久人繁，易于重犯故耳。且使子孙不偏讳，未为不可也。
周公谨《癸辛杂识》载先圣初名兵，已乃去其下二笔，此事并无所出。按先圣因母祷于尼丘而生，故名丘，字仲尼，岂有名兵之事？诞妄甚矣。
古之命名者，不以郡国，不以山川，不以鸟兽恶疾，然亦有不尽然者，即周公子已名禽，宣尼子已名鲤矣。此盖为人君言之也。人君之名当使人难知而易避，不然者，则当申临文不讳之令。夫减损点画，犹之可也，至并其音而更之，使千古传袭，恬不知改，若庄光之为严光，玄武之为真武也，可乎？宋时避君上之讳最严，宋板诸集中，凡嫌名皆阙不书。如英宗名曙，而署树皆云嫌名，不知树音原不同曙也。钦宗名桓，而完亦云嫌名，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。仁宗名祯，而贞观改作正观。魏征改作魏证，不知征、祯不同音也。又可怪者，真宗名恒，而朱子于书中有恒独不讳，不知其解。或以亲尽而祧耶？至于胤义二名，其不讳宜矣。
陶谷原姓唐，因避石晋讳而改。真德秀原姓慎，因避孝宗讳而改。夫以君父一时之讳，而更祖宗百代之氏，不孝孰甚矣？陶不足责也，而西山大儒乃为此耶？
宋人高自夸诩，毁誉失实，如韩、范二公，将略原非所长；元昊、跳梁二公，心力俱惫尚不能支，而乃有西贼破胆之谣。王安石刚愎自用，乱天下国家，其罪不在蔡京，童贯之下，而引入名臣之列。张浚志大才疏，丧师辱国，刘琨、殷浩之俦也，而盛称其恢复之功，比之诸葛武侯。及其叔季，如杨龟山、魏了翁者，空言谈道，岂真有拨乱匡时之略，而犹惜其不见任用，宁非啖名之过哉？吾谓宋之人物，若王沂公、李文正、司马温公之相业，寇莱公、赵忠定之应变，韩魏公之德量，李纲、宗泽之拨乱，狄青、曹玮、岳飞、韩世忠之将略，程明道、朱晦庵之真儒，欧阳永叔、苏子瞻之文章，洪忠宣、文信国之忠义，皆灼无可议，而且有用于时者，其它瑕瑜不掩，盖难言之矣。
《易》之卦，以众君子而去一小人，在决之而已，故谓之。宋当元丰、元之时，君子多而小人寡，乃议论不断，自相矛盾，使小人得乘间而进；及其败也，反谓熙宁之祸，吾党激成之。譬之贼势猖獗，主将首鼠，致败而反咎力战者，以为挑衅生事，不亦愚之甚哉？性有善恶之言，未甚失也，而《孟子》力排之；《反经》合道之言，未甚失也，而宋儒深非之，皆矫而过正矣。古之行权者，如汤、武之放伐，伊霍之迁易，周公之诛管、蔡，孔子之见南子，何尝不与经相反？经者，权之对也，不反则不为权矣。然反而合道，不失其经，《易》所谓“万物暌而其事类”者也，此语何足深非，又何必抵死与辩耶？
宋儒若明道、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，虽有迂阔，不失其高，下乎此者，不敢知也。如朱子论周益公云：“如今却是大承气证，却下四君子汤，虽不为害，恐无益于病。”即此数语，朱之设施可知矣。伊川见人主折柳条，便欲禁制之，说书时颜色庄严，俨以师道自处，此即子弟如是教之，亦苦而不入，况万乘之主哉？陆秀夫于航海之日，负十岁幼主，而日书《大学衍义》以讲，不知何为？近于迂而愚矣。圣人之谈道，皆欲行于世也。《大学》说明德，便说新民；《中庸》说中和，便说位育；孔子一行相事，便坠三都，诛少正卵，更无复逡巡道学之气；颜渊问为邦，孔子便以四代礼乐告之，何当又以克巳复礼，使之教百姓耶？宋儒有体而无用，议论繁而实效少，纵使诸君子布满朝端，亦不过议复井田封建而已，其于西夏、北辽，未必便有制驭之策也。
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语，莫非危微精一之训。彼其人皆神圣也，故投之而即入，受之而不疑。下乎此者，便当纳约自牖。就其聪明之所及而启迪之，如教子弟然。夫子于颜、曾，不绝克复一贯之训，而于伯鱼，不过学《诗》学《礼》而已，因其材也。故主有所长，则就其长而扩之；主有所短，则就其短而翼之。时当治平，则当陈润色之略；时值丧乱，则当先救正之方。使之明白而易晓，简易而可行，求有益于世而已。宋人守其所学，必欲强人主以从已。若哲、徽、宁、理，皆昏庸下愚之资，而哓哓以正心诚意强聒之，彼且不知心意为何物，诚正为何事。若数岁童蒙，即以左、国、班、马读之。安得不厌弃也？
事功之离学术，自秦始也，急功利而焚诗书；学术之离事功，自宋始也，务虚言而废实用。故秦虽霸而速亡，功利之害也；宋虽治而不振，虚言之害也。
甚矣，宋儒之泥也。贬经太过者，至目《春秋》为烂朝报；信经太过者，至以《周礼》为周公天理烂熟之书。不知《春秋》非孔子不能作，而《周礼》实非周公之书也。至欧阳永叔以系词非孔予之言，抑又甚矣。古人五十服官，六十悬车，其间用世者才十年耳。夫以十年之久，而欲任天下事，扬历诸艰，无乃太骤乎？噫，古之人论定而后官之，非官而后择也。随才授官，终于其职，无序迁例转也。夫人各举其职官，各得其人，十年之间，治定而功成矣。今之仕者，议论繁多，毁誉互起，循资升降，既不胜其患得患失之心。任意雌黄，又难当夫吠形吠声之口。历官半世，而尺寸未闻；立身累朝，而夷跖不定：是用世之具与官人之术，两失之也。今之仕者，宁得罪于朝廷，无得罪于官长；宁得罪于小民，无得罪于巨室。得罪朝廷者，竟盗批鳞之名；得罪小民者，可施弥缝之术。惟官长、巨室，朝忤旨而夕报罢矣，欲吏治之善，安可得哉。
古人相者，病于怙权；今之相者，病于无权。其病均也，然宁以怙权而易相，无以抑相而废权。相者，下天子一等耳。以天下之重，兆民之众，而责之一相，不假以权，权将安施哉？尧拔舜于亩亩之中，诛四凶，进元恺，惟其所为耳。下此即桓公之于仲父，昭烈之于武侯，符坚之于王猛，犹然也。而国治民安，天下万世不以为非，自末代君臣，上疑其下，下亦自疑，既不能择其贤否，又不能毕其才用，天子既从中沮之，群臣又从旁挠之，求安其身，不可得也。何暇治天下哉？
上世之人，善善长而恶恶短。中古之人，善恶相半。至于今日，则众人之所誉，不能当一人之所毁也；百行之尽善，不能当一节之少瑕也。誉者不以为贤，而毁者必以为不肖也；善者不过一时之揄扬，而瑕者遂为终身之口实也。有始誉而终毁之者，未闻既毁而肯誉之者也；有始贤而后言其改节者，未闻始不肖而后许其自新者也；有闻人过而终身毁之者，未有闻人善而终身服之者也。噫！其亦末世之民也已。
进贤退，不肖，均也。论其等分，则进贤宜多于退不肖。如人之养生，进粱肉之时多，而下药石之时少也。今之荐贤者，则谓之市恩，谓之植党。即不然，亦以为循故事，塞人望而已。至于攻击丑诋，不遗余力，秽行俚言，累累薄纸，初若令人怒发冲冠，不可忍耐，久亦习以为常矣。不但言人者颦笑都不由中，而被其言者，亦恬不以介意矣。噫，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国之四维，臣子比肩立朝，而令寻常得恣口污蔑之，其究也，使人顽不知耻，而砥砺之道丧矣。且也人不复以指摘为羞，则言者愈轻；言者愈轻，则听者愈无所适从，而大贪巨驵，潜入其中，不复之能辨矣。为国家虑者，不能不为之三叹也。
汉阴丈人闻桔槔之说则忿然作色，谓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师金语子夏以桔槔，则谓人之所引，非引人者也。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，均一桔槔也，在人引之则为机心，在从人所引，则可免罪，今之人，引人者乎？抑为人所引者乎？不可不辨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