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二四·崇文总目叙释
作者：周必大易类
前史谓秦焚三代之书，《易》以卜筮而得不焚，及汉募群书，类多散逸，而《易》以故最完。及学者传之，遂分为三：一曰田何之《易》，始自子夏，传之孔子，卦、象、爻、彖与文言、说卦等，离为十二篇，而说者自为章句，《易》之本经也。二曰焦赣之《易》，无所师授，自言得之隐者，第述阴阳灾异之言，不类圣人之经。三曰费直之《易》，亦无师授，专以象、彖、文言等参解卦爻。凡以彖、象、文言杂入卦中者，自费氏始。田何之学，施、孟、梁丘之徒最盛。费氏初微，止传民间。至后汉时，陈元、郑众、康成之徒皆学费氏，费氏兴而田学遂息，古十二篇之《易》遂亡其本。及王弼为注，亦用卦、象相杂之经。自晋已后，弼学独行，遂传至今。然《易》比五经，其来最远。自伏羲画卦，下更三代，别为《三易》。其变卦五十有六，命名皆殊。至于七、八、九、六、筮占之法亦异。周之末世，夏、商之《易》已亡。汉初虽有《归藏》，已非古经，今书三篇，莫可究矣。独有《周易》，时更三圣，世历三古，虽说者各自名家，而圣人法天地之则具存焉。
书类《书》原于号令而本之史官，孔子删为百篇，断尧讫秦，序其作意。遭秦之故，孔子末孙惠，与济南伏胜，各藏其本于家。楚汉之际，胜失其所藏，但口以传授。胜既耄昏，乃缪合二十四篇为二十九，欧阳、夏侯之徒皆学之，写以汉世文字，号《今文尚书》。至武帝时，孔惠之《书》始出屋壁，百篇皆在，而半已磨灭，又皆科斗文字。惠孙安国以隶古定之，得五十八篇，为之作《传》，号《古文尚书》。至陈、隋之间，伏生之学废绝，而《孔传》独行。先是《孔传》亡其《舜典》，东晋梅赜颐乃以王肃所注伏生《舜典》足其篇。至唐孝明，不喜隶古，始更以今文行于世。
诗类
昔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，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经。秦、楚之际亡其六。汉兴，《诗》分为四：一曰鲁人申公作《训诂》，号《鲁诗》。二曰齐人辕固生作《传》，号《齐诗》。三曰燕人韩婴作《内。外传》，号《韩诗》。四曰河间人毛公作《故训传》，号《毛诗》。三家并立学官，而毛以后出，至平帝时始列于学。其后马融、贾逵、郑众、康成之徒皆发明毛氏，其学遂盛。魏、晋之间，齐、鲁之《诗》废绝，《韩诗》虽在而益微，故毛氏独行，遂传至今。韩婴之书至唐犹在，今其存者十篇而已，《汉志》婴书五十篇，今但存其《外传》，非婴传诗之详者，而其遗说时见于他书，与毛之义绝异，而人亦不信。去圣既远，诵习各殊，至于考《风》、《雅》之变正，以知王政之兴衰，其善恶美刺不可不察焉。礼类
礼、乐之制，盛于三代，而大备于周。三代之兴，皆数百年，而周最久。始武王、周公修太平之业，画天下以为九服，上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皆有法度。方其郊祀天地，开明堂以会诸侯，其车旗服器，文章烂然，何其盛哉！及幽、厉之乱，周室衰微，其后诸侯渐大，然齐桓赐胙而拜，晋文不敢必请隧，以《礼》维持。又二百余年，《礼》之功亦大矣。下更战国，礼、乐殆绝。汉兴，《礼》出淹中，后戴诸儒，共为补缀，得百余篇。三郑、王肃之徒皆精其学，而说或不同。夫《礼》极天地、朝廷、宗庙、凡人之大伦，可谓广矣，虽二家殊说，岂不博哉！自汉以来，沿革之制，有司之传，著于书者，可以览焉。
乐类
三代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自周之末，其失已多，又经秦世灭学之暴，然《书》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得藏孔氏之家，《易》以卜筮不禁。而《诗》本讽诵，不专在于竹帛，人得口以传之。故独《礼》之于六经，其亡最甚。而《乐》又有声器，尤易为坏失。及汉兴，考求典籍，而《乐》最缺绝，学者不能自立，遂并其说于《礼》家书，为五经，流别为六艺。夫乐，所以达天地之和，而饬化万物，要之感格人神，象见功德。《记》曰：“五帝殊时，不相沿乐。”所以王者有因时制作之盛，何必区区求古遗缺。至于律吕、钟石，圣人之法，虽更万世，可以考也。自汉以来，乐之沿革，惟见史官之志，其书不备。隋、唐所录，今著其存者云。
春秋类昔周法坏而诸侯乱，平王以后，不复雅而下同列国，吴、楚、徐夷，并僭称王，天下之人不禀周命久矣。孔子生其末世，欲推明王道以扶周，乃聘诸侯，极陈君臣之理。诸侯无能用者，退而归鲁，即其旧史，考诸行事，加以王法，正其是非，凡其所书，一用周礼，为《春秋》十二篇，以示后世。后世学者传习既久，其说遂殊，公羊高、梁赤、左丘明、邹氏、夹氏，分为五家。邹、夹最微，自汉世已废，而三家盛行。当汉之时，《易》与《论语》分为三，《诗》分为四，《礼》分为二，及学者散亡，仅存其一，而余家皆废。独《春秋》三《传》，并行至今。初，孔子大修六经之文，独于《春秋》，欲以礼法绳诸侯，故其辞尤谨约而义微隐。学者不能极其说，故三家之《传》，于圣人之旨，各有得焉。太史公曰：“为人君者，不可不知《春秋》。”岂非王者之法具在乎。
论语类
《论语》者，盖孔子相与弟子时人讲问应答之言也。孔子卒，群弟子论次其言而撰之。汉兴，传者三家：鲁人传之，谓之《鲁论》。齐人传之，谓之《齐论》，而《齐论》增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二篇，今文无之。出于孔子壁中者，则曰《古论》，有两《子张》。是三家者，篇第先后，皆所不同。考今之次，即所谓《鲁论》者也。
小学类古者教学之法，八岁而入小学，以习六甲、四方、书数之艺，至于成童而后授经，儒者究极天地、人神、事物之理，无所不通，故其学有次第，而后大成焉。《尔雅》出于汉世，正名命物，讲说者资之，于是有训诂之学。文字之兴，随世转易，务趋便省，久后乃或亡其本，《三苍》之说始志字法，而许慎作《说文》，于是有偏旁之学。五声异律，清浊相生，而孙炎始作《字音》，于是有音韵之学。篆、隶、古文，为体各异，秦、汉以来，学者务极其能，于是有字书之学。先儒之立学，其初为法未始不详而明，而后世犹或讹失，故虽小学，不可阙焉。
正史类
昔孔子删《书》，上断《尧典》，下讫《秦誓》，著为百篇。观其尧、舜之际，君臣相与吁俞和谐于朝而天下治。三代已下，约束赏罚，而民莫敢违。考其典、诰、誓、命之文，纯深简质，丁宁委曲，为体不同。周衰史废，《春秋》所书，尤谨密矣。非惟史有详略，抑由时君功德薄厚，异世而殊文哉。自司马氏上采黄帝，迄于汉武，始成《史记》之一家。由汉以来，千有余岁，其君臣善恶之迹，史氏详焉。虽其文质不同，要其治乱兴废之本，可以考焉。
编年类
昔春秋之后，继以战国，诸侯交乱，而史氏废失，策书所载，纪次不完。司马迁始为纪、传、表、志之体，网罗千载，驰骋其文，其后史官悉用其法。《春秋》之义，书元最谨，一时无事，犹空书其首月，以谓四时不具则不足成年，所以上尊天纪，下正人事。自晋荀悦为《汉纪》，始复编年之体，学徒称之。后世作者，皆与正史并行云。实录类
实录起于唐世，自高祖至于武宗，其后兵盗相交，史不暇录，而贾纬始作补录，十或得其二三。五代之际，尤多故矣，天下乖隔，号令并出，传记之士，讹谬尤多。幸而中国之君，实录粗备，其盛衰善恶之迹，较然而著者，不可泯矣。
杂史类
《周礼》：天子、诸侯皆有史官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杌》，考其纪事，为法不同。至于周衰，七国交侵，各尊其主，是非多异，寻亦磨灭，其存无几。若乃史官失职，畏怯回隐，则游谈处士亦必各记其说，以申所怀。然自司马迁之多闻，当其作《史记》，必上采《帝系》、《世本》，旁及战国荀卿所录，以成其书，则诸家之说，可不备存乎。伪史类
周室之季，吴、楚可谓强矣，而仲尼修《春秋》，书荆以狄之，虽其屡进，不过子爵，所以抑黜僭乱而使后世知惧。三代之弊也，乱极于七雄并主；汉之弊也，乱极于三国；魏晋之弊也，乱极于永嘉以来；隋唐之弊也，乱极于五代。五代之际，天下分为十三四，而私窍名号者七国。及大宋受命，王师四征，其系累负质，请死不暇，九服遂归于有德。历考前世僭窃之邦，虽因时苟偷，自强一方，然卒归于祸败。故录于篇，以为贼乱之戒云。
职官类
尧、舜、三代建官，名数不同，而周之六官备矣。然汉、唐之兴，皆因秦、隋官号而损益之，足以致治兴化。由此而言，在乎举职勤事，代天治物而已。至于车服、印绶、爵秩、俸廪，因时为制，著于有司。《书》曰“无旷庶官”，又曰“允厘百工”。夫百官象物，奉职恭位，此虞舜所以端拱无为，而化成天下，可不重哉！
仪注类
昔汉诸儒，得古礼十七篇，以为《仪礼》，而《大射》之篇独曰“仪”，盖射主于容，升降揖让不可以失。《记》曰：“礼之末节，有司掌之。”凡为天下国家者，莫不讲乎三代之制，其采章文物，邦国之典，存乎礼官，秦汉以来，世有损益。至于车旗服器，有司所记遗文故事，凡可录者，皆附于史官云。
刑法类
刑者，圣人所以爱民之具也。其禁暴止杀之意，必本乎至仁，然而执梃刃刑人而不疑者，审得其当也。故法家之说，务原人情，极其真伪，必使有司不得铢寸轻重出入，则其为书不得不备。历世之治，因时制法，缘民之情，损益不常，故凡法令之要，皆著于篇。地理类昔禹去水害，定民居，而别九州之名，记之《禹贡》。及周之兴，画为九畿，而宅其中，内建五等之封，外抚四荒之表，《职方》之述备矣。及其衰也，诸侯并争，并吞削夺。秦汉以来，郡国州县，废兴治乱，割裂分属，更易不常。至于日月所照，要荒附叛，山川风俗，五方不同，行师用兵，顺民施政，考于图谍，可以览焉。
氏族类
昔黄帝之子二十五人，得姓命氏，由其德之薄厚。自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之先，皆同出于黄帝，而姓氏不同。其后世封为诸侯者，或以国为姓。至于公子公孙，官邑谥族，遂因而命氏。其源流次序，《帝系》、《世本》言之甚详。秦汉以来，官邑谥族不自别而为姓，又无赐族之礼。至于近世，迁徙不常，则其得姓之因与夫祖宗世次人伦之记，尤不可以不考焉。
岁时类《传》曰：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”故尧、舜南面而治，考星之中，以授人时，秋成春作，教民无失。《周礼》六《官》亦因天地四时，分其典职。然则天时者，圣人之所重也。自夏有《小正》，周公始作《时训》，日星气节，七十二候，凡国家之政，生民之业，皆取则焉。孔子曰“吾不如老圃”，至于山翁野夫耕桑、树艺、四时之说，其可遗哉？
传记类古者史官，其书有法，大事书之策，小事载之简牍。至于风俗之旧，耆老所传，遗言逸行，史不及书。则传记之说，或有取焉。然自六经之文，诸家异学，说或不同。况乎幽人处士，闻见各异，或详一时之所得，或发史官之所讳，参求考质，可以备多闻焉。
儒家类
仲尼之业，垂之六经，其道闳博，君人、治物、百王之用，微是无以为法。故自孟轲、扬雄、荀卿之徒，又驾其说，扶而大之。历世诸子，转相祖述，自名一家，异端其言，或破碎于大道。然计其作者之意，要之孔氏，不有殊焉。
道家类
道家者流，本清虚，去健羡，泊然自守，故曰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”，虽圣人南面之术不可易也。至或不究其本，弃去仁义，而归之自然，以因循为用，则儒者病之云。法家类
法家者流，以法绳天下，使一本于其术。商君、申、韩之徒，乃推而大之，挟其说以干世主，收取功名。至其尊君抑臣，辨职分，辅礼制，于王治不为无益。然或狃细苛，持刻深，不可不察者也。
名家类
名家者流，所以辨核名实，流别等威，使上下之分不相逾也。仲尼有云“必也正名乎”，言为政之大本，不可不正者也。
墨家类
墨家者流，其言贵俭兼爱，尊贤右鬼，非命上同，此墨家之所行也。孟子之时，墨与杨其道塞路，轲以墨子之术俭而难遵，兼爱而不知亲疏，故辞而僻之。然其强本啬用之说，有足取焉。
纵横家类
春秋之际，王政不明，而诸侯交乱。谈说之士，出於其间，各挟其术，以干时君。其因时适变，当权事而制宜，有足取焉。
杂家类
杂家者流，取儒、墨、名、法，合而兼之，其言贯穿众说，无所不通。然亦有补于治理，不可废焉。
农家类
农家者流，衣食之本原也。四民之业，其次曰农。稷播百谷，勤劳天下，功炳后世，著见书史。孟子聘列国，陈王道，未始不究耕桑之勤。汉兴，劭农勉人，为之著令。今集其树艺之说，庶取法焉。
小说类《书》曰“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”，又曰“询于刍荛”，是小说之不可废也。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，故每岁孟春，以木铎徇于路，采其风谣而观之。至于俚言巷语，亦足取也。今特列而存之。
兵家类
《周礼。夏官》：司马掌军戎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。《书》之《洪范》：“八曰‘师’。”《易》之《系辞》：“取诸《睽》。”此兵之所由始也。汤、武之时，胜以仁义。春秋、战国，出奇狃变，其术无穷，自田齐始，著《司马之法》。汉兴，张、韩之徒，序次其书。武帝之世，杨仆又捃摭之，谓之《纪奏》。孝成命任宏，乃以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析为四种。由是，兵家之文，既修列矣。然而《司马之法》本之礼让，后世莫行焉。惟孙武之书，法术大详。考今之列，非特四种，又杂以卜筮、刑政之说，存诸篇云。
前史谓秦焚三代之书，《易》以卜筮而得不焚，及汉募群书，类多散逸，而《易》以故最完。及学者传之，遂分为三：一曰田何之《易》，始自子夏，传之孔子，卦、象、爻、彖与文言、说卦等，离为十二篇，而说者自为章句，《易》之本经也。二曰焦赣之《易》，无所师授，自言得之隐者，第述阴阳灾异之言，不类圣人之经。三曰费直之《易》，亦无师授，专以象、彖、文言等参解卦爻。凡以彖、象、文言杂入卦中者，自费氏始。田何之学，施、孟、梁丘之徒最盛。费氏初微，止传民间。至后汉时，陈元、郑众、康成之徒皆学费氏，费氏兴而田学遂息，古十二篇之《易》遂亡其本。及王弼为注，亦用卦、象相杂之经。自晋已后，弼学独行，遂传至今。然《易》比五经，其来最远。自伏羲画卦，下更三代，别为《三易》。其变卦五十有六，命名皆殊。至于七、八、九、六、筮占之法亦异。周之末世，夏、商之《易》已亡。汉初虽有《归藏》，已非古经，今书三篇，莫可究矣。独有《周易》，时更三圣，世历三古，虽说者各自名家，而圣人法天地之则具存焉。
书类《书》原于号令而本之史官，孔子删为百篇，断尧讫秦，序其作意。遭秦之故，孔子末孙惠，与济南伏胜，各藏其本于家。楚汉之际，胜失其所藏，但口以传授。胜既耄昏，乃缪合二十四篇为二十九，欧阳、夏侯之徒皆学之，写以汉世文字，号《今文尚书》。至武帝时，孔惠之《书》始出屋壁，百篇皆在，而半已磨灭，又皆科斗文字。惠孙安国以隶古定之，得五十八篇，为之作《传》，号《古文尚书》。至陈、隋之间，伏生之学废绝，而《孔传》独行。先是《孔传》亡其《舜典》，东晋梅赜颐乃以王肃所注伏生《舜典》足其篇。至唐孝明，不喜隶古，始更以今文行于世。
诗类
昔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，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经。秦、楚之际亡其六。汉兴，《诗》分为四：一曰鲁人申公作《训诂》，号《鲁诗》。二曰齐人辕固生作《传》，号《齐诗》。三曰燕人韩婴作《内。外传》，号《韩诗》。四曰河间人毛公作《故训传》，号《毛诗》。三家并立学官，而毛以后出，至平帝时始列于学。其后马融、贾逵、郑众、康成之徒皆发明毛氏，其学遂盛。魏、晋之间，齐、鲁之《诗》废绝，《韩诗》虽在而益微，故毛氏独行，遂传至今。韩婴之书至唐犹在，今其存者十篇而已，《汉志》婴书五十篇，今但存其《外传》，非婴传诗之详者，而其遗说时见于他书，与毛之义绝异，而人亦不信。去圣既远，诵习各殊，至于考《风》、《雅》之变正，以知王政之兴衰，其善恶美刺不可不察焉。礼类
礼、乐之制，盛于三代，而大备于周。三代之兴，皆数百年，而周最久。始武王、周公修太平之业，画天下以为九服，上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皆有法度。方其郊祀天地，开明堂以会诸侯，其车旗服器，文章烂然，何其盛哉！及幽、厉之乱，周室衰微，其后诸侯渐大，然齐桓赐胙而拜，晋文不敢必请隧，以《礼》维持。又二百余年，《礼》之功亦大矣。下更战国，礼、乐殆绝。汉兴，《礼》出淹中，后戴诸儒，共为补缀，得百余篇。三郑、王肃之徒皆精其学，而说或不同。夫《礼》极天地、朝廷、宗庙、凡人之大伦，可谓广矣，虽二家殊说，岂不博哉！自汉以来，沿革之制，有司之传，著于书者，可以览焉。
乐类
三代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自周之末，其失已多，又经秦世灭学之暴，然《书》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得藏孔氏之家，《易》以卜筮不禁。而《诗》本讽诵，不专在于竹帛，人得口以传之。故独《礼》之于六经，其亡最甚。而《乐》又有声器，尤易为坏失。及汉兴，考求典籍，而《乐》最缺绝，学者不能自立，遂并其说于《礼》家书，为五经，流别为六艺。夫乐，所以达天地之和，而饬化万物，要之感格人神，象见功德。《记》曰：“五帝殊时，不相沿乐。”所以王者有因时制作之盛，何必区区求古遗缺。至于律吕、钟石，圣人之法，虽更万世，可以考也。自汉以来，乐之沿革，惟见史官之志，其书不备。隋、唐所录，今著其存者云。
春秋类昔周法坏而诸侯乱，平王以后，不复雅而下同列国，吴、楚、徐夷，并僭称王，天下之人不禀周命久矣。孔子生其末世，欲推明王道以扶周，乃聘诸侯，极陈君臣之理。诸侯无能用者，退而归鲁，即其旧史，考诸行事，加以王法，正其是非，凡其所书，一用周礼，为《春秋》十二篇，以示后世。后世学者传习既久，其说遂殊，公羊高、梁赤、左丘明、邹氏、夹氏，分为五家。邹、夹最微，自汉世已废，而三家盛行。当汉之时，《易》与《论语》分为三，《诗》分为四，《礼》分为二，及学者散亡，仅存其一，而余家皆废。独《春秋》三《传》，并行至今。初，孔子大修六经之文，独于《春秋》，欲以礼法绳诸侯，故其辞尤谨约而义微隐。学者不能极其说，故三家之《传》，于圣人之旨，各有得焉。太史公曰：“为人君者，不可不知《春秋》。”岂非王者之法具在乎。
论语类
《论语》者，盖孔子相与弟子时人讲问应答之言也。孔子卒，群弟子论次其言而撰之。汉兴，传者三家：鲁人传之，谓之《鲁论》。齐人传之，谓之《齐论》，而《齐论》增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二篇，今文无之。出于孔子壁中者，则曰《古论》，有两《子张》。是三家者，篇第先后，皆所不同。考今之次，即所谓《鲁论》者也。
小学类古者教学之法，八岁而入小学，以习六甲、四方、书数之艺，至于成童而后授经，儒者究极天地、人神、事物之理，无所不通，故其学有次第，而后大成焉。《尔雅》出于汉世，正名命物，讲说者资之，于是有训诂之学。文字之兴，随世转易，务趋便省，久后乃或亡其本，《三苍》之说始志字法，而许慎作《说文》，于是有偏旁之学。五声异律，清浊相生，而孙炎始作《字音》，于是有音韵之学。篆、隶、古文，为体各异，秦、汉以来，学者务极其能，于是有字书之学。先儒之立学，其初为法未始不详而明，而后世犹或讹失，故虽小学，不可阙焉。
正史类
昔孔子删《书》，上断《尧典》，下讫《秦誓》，著为百篇。观其尧、舜之际，君臣相与吁俞和谐于朝而天下治。三代已下，约束赏罚，而民莫敢违。考其典、诰、誓、命之文，纯深简质，丁宁委曲，为体不同。周衰史废，《春秋》所书，尤谨密矣。非惟史有详略，抑由时君功德薄厚，异世而殊文哉。自司马氏上采黄帝，迄于汉武，始成《史记》之一家。由汉以来，千有余岁，其君臣善恶之迹，史氏详焉。虽其文质不同，要其治乱兴废之本，可以考焉。
编年类
昔春秋之后，继以战国，诸侯交乱，而史氏废失，策书所载，纪次不完。司马迁始为纪、传、表、志之体，网罗千载，驰骋其文，其后史官悉用其法。《春秋》之义，书元最谨，一时无事，犹空书其首月，以谓四时不具则不足成年，所以上尊天纪，下正人事。自晋荀悦为《汉纪》，始复编年之体，学徒称之。后世作者，皆与正史并行云。实录类
实录起于唐世，自高祖至于武宗，其后兵盗相交，史不暇录，而贾纬始作补录，十或得其二三。五代之际，尤多故矣，天下乖隔，号令并出，传记之士，讹谬尤多。幸而中国之君，实录粗备，其盛衰善恶之迹，较然而著者，不可泯矣。
杂史类
《周礼》：天子、诸侯皆有史官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杌》，考其纪事，为法不同。至于周衰，七国交侵，各尊其主，是非多异，寻亦磨灭，其存无几。若乃史官失职，畏怯回隐，则游谈处士亦必各记其说，以申所怀。然自司马迁之多闻，当其作《史记》，必上采《帝系》、《世本》，旁及战国荀卿所录，以成其书，则诸家之说，可不备存乎。伪史类
周室之季，吴、楚可谓强矣，而仲尼修《春秋》，书荆以狄之，虽其屡进，不过子爵，所以抑黜僭乱而使后世知惧。三代之弊也，乱极于七雄并主；汉之弊也，乱极于三国；魏晋之弊也，乱极于永嘉以来；隋唐之弊也，乱极于五代。五代之际，天下分为十三四，而私窍名号者七国。及大宋受命，王师四征，其系累负质，请死不暇，九服遂归于有德。历考前世僭窃之邦，虽因时苟偷，自强一方，然卒归于祸败。故录于篇，以为贼乱之戒云。
职官类
尧、舜、三代建官，名数不同，而周之六官备矣。然汉、唐之兴，皆因秦、隋官号而损益之，足以致治兴化。由此而言，在乎举职勤事，代天治物而已。至于车服、印绶、爵秩、俸廪，因时为制，著于有司。《书》曰“无旷庶官”，又曰“允厘百工”。夫百官象物，奉职恭位，此虞舜所以端拱无为，而化成天下，可不重哉！
仪注类
昔汉诸儒，得古礼十七篇，以为《仪礼》，而《大射》之篇独曰“仪”，盖射主于容，升降揖让不可以失。《记》曰：“礼之末节，有司掌之。”凡为天下国家者，莫不讲乎三代之制，其采章文物，邦国之典，存乎礼官，秦汉以来，世有损益。至于车旗服器，有司所记遗文故事，凡可录者，皆附于史官云。
刑法类
刑者，圣人所以爱民之具也。其禁暴止杀之意，必本乎至仁，然而执梃刃刑人而不疑者，审得其当也。故法家之说，务原人情，极其真伪，必使有司不得铢寸轻重出入，则其为书不得不备。历世之治，因时制法，缘民之情，损益不常，故凡法令之要，皆著于篇。地理类昔禹去水害，定民居，而别九州之名，记之《禹贡》。及周之兴，画为九畿，而宅其中，内建五等之封，外抚四荒之表，《职方》之述备矣。及其衰也，诸侯并争，并吞削夺。秦汉以来，郡国州县，废兴治乱，割裂分属，更易不常。至于日月所照，要荒附叛，山川风俗，五方不同，行师用兵，顺民施政，考于图谍，可以览焉。
氏族类
昔黄帝之子二十五人，得姓命氏，由其德之薄厚。自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之先，皆同出于黄帝，而姓氏不同。其后世封为诸侯者，或以国为姓。至于公子公孙，官邑谥族，遂因而命氏。其源流次序，《帝系》、《世本》言之甚详。秦汉以来，官邑谥族不自别而为姓，又无赐族之礼。至于近世，迁徙不常，则其得姓之因与夫祖宗世次人伦之记，尤不可以不考焉。
岁时类《传》曰：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”故尧、舜南面而治，考星之中，以授人时，秋成春作，教民无失。《周礼》六《官》亦因天地四时，分其典职。然则天时者，圣人之所重也。自夏有《小正》，周公始作《时训》，日星气节，七十二候，凡国家之政，生民之业，皆取则焉。孔子曰“吾不如老圃”，至于山翁野夫耕桑、树艺、四时之说，其可遗哉？
传记类古者史官，其书有法，大事书之策，小事载之简牍。至于风俗之旧，耆老所传，遗言逸行，史不及书。则传记之说，或有取焉。然自六经之文，诸家异学，说或不同。况乎幽人处士，闻见各异，或详一时之所得，或发史官之所讳，参求考质，可以备多闻焉。
儒家类
仲尼之业，垂之六经，其道闳博，君人、治物、百王之用，微是无以为法。故自孟轲、扬雄、荀卿之徒，又驾其说，扶而大之。历世诸子，转相祖述，自名一家，异端其言，或破碎于大道。然计其作者之意，要之孔氏，不有殊焉。
道家类
道家者流，本清虚，去健羡，泊然自守，故曰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”，虽圣人南面之术不可易也。至或不究其本，弃去仁义，而归之自然，以因循为用，则儒者病之云。法家类
法家者流，以法绳天下，使一本于其术。商君、申、韩之徒，乃推而大之，挟其说以干世主，收取功名。至其尊君抑臣，辨职分，辅礼制，于王治不为无益。然或狃细苛，持刻深，不可不察者也。
名家类
名家者流，所以辨核名实，流别等威，使上下之分不相逾也。仲尼有云“必也正名乎”，言为政之大本，不可不正者也。
墨家类
墨家者流，其言贵俭兼爱，尊贤右鬼，非命上同，此墨家之所行也。孟子之时，墨与杨其道塞路，轲以墨子之术俭而难遵，兼爱而不知亲疏，故辞而僻之。然其强本啬用之说，有足取焉。
纵横家类
春秋之际，王政不明，而诸侯交乱。谈说之士，出於其间，各挟其术，以干时君。其因时适变，当权事而制宜，有足取焉。
杂家类
杂家者流，取儒、墨、名、法，合而兼之，其言贯穿众说，无所不通。然亦有补于治理，不可废焉。
农家类
农家者流，衣食之本原也。四民之业，其次曰农。稷播百谷，勤劳天下，功炳后世，著见书史。孟子聘列国，陈王道，未始不究耕桑之勤。汉兴，劭农勉人，为之著令。今集其树艺之说，庶取法焉。
小说类《书》曰“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”，又曰“询于刍荛”，是小说之不可废也。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，故每岁孟春，以木铎徇于路，采其风谣而观之。至于俚言巷语，亦足取也。今特列而存之。
兵家类
《周礼。夏官》：司马掌军戎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。《书》之《洪范》：“八曰‘师’。”《易》之《系辞》：“取诸《睽》。”此兵之所由始也。汤、武之时，胜以仁义。春秋、战国，出奇狃变，其术无穷，自田齐始，著《司马之法》。汉兴，张、韩之徒，序次其书。武帝之世，杨仆又捃摭之，谓之《纪奏》。孝成命任宏，乃以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析为四种。由是，兵家之文，既修列矣。然而《司马之法》本之礼让，后世莫行焉。惟孙武之书，法术大详。考今之列，非特四种，又杂以卜筮、刑政之说，存诸篇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