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二十四·国用考二
作者：马端临○历代国用宋兴而吴、蜀、江南、荆湖、南粤皆号富强，相继降附，祖宗因其畜，守以恭俭简易。方是时，天下生齿尚寡，而养兵未甚蕃，任官未甚冗，佛老之徒未甚炽，外无夷狄金缯之遗，百姓各安其生，不为巧伪放侈，故上下给足，府库羡溢。
承平既久，户口岁增，兵籍益广，吏员益众，佛老、夷狄耗蠹中国，县官之费，数倍昔时，百姓亦稍纵侈，而上下始困於财矣。仁宗承之，给费浸广，天圣初，始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，较天禧所出，省其不急者。初，自祥符天书既降，斋醮糜费甚众，至是始大省斋醮宴赐，及减诸宫观卫卒。自是，道家之奉有节，土本之费省矣。至宝元中，陕西用兵，调度百出，县官之费益广，贾昌期上言：
“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，以一岁之入，仅能充期月之用，三分二在军旅，一在冗食，先所畜聚，不盈数载。天下久无事，而财不藏於国，又不在民，倘有水旱军戎之急，计将安出？”於是议省冗费，减皇后及宗室妇郊祠所赐之半，著为式。於是皇后、嫔御、宗室刺史，各上俸钱以助军，帝亦罢左藏库月进钱千二百缗，公卿近臣亦减郊祠所赐银绢，著为式。时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、河北、河东三路未用兵前，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：宝元元年未用兵，陕西钱帛粮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，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；用兵后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万，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有奇。盖视河东北尤剧，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。元昊请臣，西兵既解，而调用无所减，即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蠲除科率，稍徙屯兵还内地，汰其老弱，官属羡溢则并省之；又命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送三司，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。初，真宗时，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，宗室、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。宝元以后，募兵益广，宗室蕃衍，吏员岁增，至是，兵百二十五万九千，宗室、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，禄廪俸赐从而增广。又景德中，祀南郊，内外赏赉缗钱、金帛总六百一万；至是，飨明堂，增至一千二百余万，故用度不得不屈。范镇上言：“古者宰相制国用，今中书主民，枢密院主兵，三司主财，各不相知，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，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，中书视民之困，而不知使枢密减兵，三司宽财者，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。愿使中书、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大计，与三司量其出入，制为国用，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。”至英宗治平二年，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，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，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。是岁，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，而京师不与焉。苏轼《策别》曰：“人君之於天下，俯已以就人，则易为功，仰人以援已，则难为力，是故广取以给用，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。臣请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。夫民方其困穷时，所望不过十金之赀，计其衣食之费，妻子之奉，出入於十金之中，宽然而有余。及其一旦稍稍畜聚，衣食既足，则心意之欲，日以渐广，所入益众，而所欲益以不给，不知罪其用之不节，而以为求之未至也。是以富而愈贪，求愈多而财愈不供，此其为惑，未可以知其所终也。盍亦反其始而思之？夫乡者岂能寒而不衣，饥而不食乎？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病，何以过此？国家创业之初，四方割据，中国之地至狭也。然岁岁出师，以诛讨僭乱之国，南取荆楚，西平巴蜀，而东下并潞，其费用之众，又百倍於今，可知也。然天下之士，未尝思其始，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，则亦甚惑矣！夫为国有三计：有万世之计，有一时之计，有不终月之计。古者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蓄；以三十年之通，则可以九年无饥也。岁之所入，足用而有余，是以九年之蓄，常而无用，卒有水旱之变，盗贼之忧，则官可以自办，而民不知。若此者，天不能使之灾，地不能使之贫，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，此万世之计也。而其不能者，一岁之入，才足以为一岁之出，天下之产，仅足以供天下之用，其平居虽不至於虐取其民，而有急则不免於厚赋，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，可逸而不可劳，此亦一时之计也。至於最下而无谋者，量出以为入，用之不给，则取之益多，天下晏然，无大患难，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，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，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。今天下之利，莫不尽取；山陵林麓，莫不有禁；关有征，市有租，盐铁有榷，酒有课，茶有算，则凡衰世苟且之法，莫不尽用矣。譬之於人，其少壮之时，丰健勇力，然后可以望其无疾以至於寿考。今未五六十，而衰老之候具见而无遗，若八九十者，将何以待其后邪！然天下之人，方且穷思竭虑，以广求利之门，且人而不急，则以为费用不可复省，使天下而无盐铁酒茗之税，将不为国乎？臣有以知其不然也。天下之费，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损，存之甚难而无益者矣，臣不能尽知，请举其所闻，而其余可以类求焉。夫无益之费，名重而实轻，以不急之实，而被之以莫大之名，是以疑而不敢去。三岁而郊，郊而赦，赦而赏，此县官有不得已者，天下吏士数日而待赐，此诚不可以卒去。至於大吏，所谓股肱耳目，与县官同其忧乐者，此岂亦不得已而有所畏邪？天子有七庙，今又饰老、佛之宫而为之祠，固已过矣，又使大臣以使领之，岁给以钜万计，此何为者也？天下之吏为不少矣，将患未得其人，苟得其人，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，而其患莫不尽去。今河水为患，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行其灾，而责之以救灾之术，顾为都水监。夫四方之水患，岂其一人坐筹於京师而尽其利害？天下有转运使足矣，今江淮之又有发运，禄赐之厚，徒兵之众，其为费岂可胜计哉？盖尝闻之，里有畜马者，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，又使一人焉为之厩长，厩长立而马益癯。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，自是而推之，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。臣以为凡若此者，日求而去之，自毫以往，莫不有益，惟无轻其毫而积之，则天下庶乎少息也。”
曾巩《议经费》曰：“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使有九年之蓄，而制国用者必於岁杪，盖量入而为出。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，然不过用数之仂，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。盖用之有节，则天下虽贫，其富易致也。汉唐之始，天下之用尝屈矣，文帝、太宗能用财有节，故公私有余，所谓天下虽贫，其富易致也。
用之无节，则天下虽富，其贫亦易致也。汉唐之盛时，天下之用常裕矣，武帝、明皇不能节其制度，故公私耗竭，所谓天下虽富，其贫亦易致也。宋兴，承五代之敝，六圣相继，与民休息，故生齿既庶，而财用有余。且以景德、皇、治平校之：景德户七百三十万，垦田一百七十万顷；皇户一千九十万，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；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，垦田四百三十万顷。天下岁入，皇、治平皆一亿万以上，岁费亦一亿万以上。景德官一万余员，皇二万余员，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有余，其总三万四千员。景德郊费六百万，皇一千二百万，治平一千三十万，以二者校之，官之众一倍於景德，郊之费亦一倍於景德。官之数不同如此，则皇、治平用财之端多於景德也。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，使岁之数入、官之多门可考而知，郊之费用、财之多端可考而知，然后合议其可罢者罢之，可损者损之，使天下之人如皇、治平之盛，而天下之用、官之数、郊之费皆同於景德，二者所省者盖半矣。则又以类而推之，天下之费，有约於旧而浮於今者，有约於今而浮於旧者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。如是而力行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，所省者十之三，则岁有余财三万万。以三十年之通计之，当有余财九亿万，可以为十五年之蓄。自古国家之富，未有及此也。古者言九年之蓄者，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，盖约而言之也。今臣之所陈，亦约而言今，其数不能尽同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。前世於凋弊之时，犹能易贫而为富，今吾以全盛之势，用财有节，其所省者一，则吾之一也；其所省者二，则吾之二也。前世之所难，吾之所易，可不论而知也。伏惟陛下冲静质约，天性自然，乘舆器服，尚方所造，未尝用一奇巧，嫔嫱左右，掖庭之间，位号多阙，躬履节俭，为天下先，所以忧悯元元，更张庶事之意，至诚恻怛，格於上下，其於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，又非陛下之所难也。”
按：东坡、南丰二公之论，足以尽昭陵以来国计之本末。然大概其所以疲弊者，曰养兵也，宗俸也，冗官也，郊赉也。而四者之中，则冗官、郊赉尤为无名，故二论特详焉。所谓“去之甚易而无损，存之甚难而无益”，所谓“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”，诚名言也。
神宗以国用不足，留意理财。熙宁元年，谓文彦博等曰：“当今理财，最为急务，养兵备边，府库不可以不丰，大臣宜共留意节用。”乃命翰林学士司马光、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。帝曰：“宫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，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，如沈贵妃月俸八十万，皆浮於祖宗之时。”帝以勤俭率天下，诏龙图、天章ト及禁中诸殿栏俱不用毡覆，励精为治，大修宪度，内自百司府寺，外薄四海，事为之制，物为之法，虽藏冰、治灶、畜羊之小事，亦思有以节省。
帝患增置官司费财。王安石反谓增创官司，所以省费。中书言诸仓主典、役人增禄不厚，不可责其廉，谨请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，复尽增选人之禄。三司上新增吏禄数：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，监司、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。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，则人知自重，不敢冒法，可以省刑。然良吏实寡，赇取如故，往往陷重辟，议者不以为善。
帝谓辅臣曰：“比阅内藏库籍，文具而已，财货出入，初无关防。前此尝以龙脑、真珠鬻於榷货务，数年不输直，亦不钩考。”盖领之者中官数十人，惟知谨扃钥，涂窗牖，以为固密，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所蓄之数。乃令户部、太府寺，於内藏诸库皆得检察。置库百余年，至是始编阅焉。
初，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，又别储於景福殿。元丰元年，帝乃更景福殿库名，自制诗以揭之曰：“五季失固，犭严狁孔炽，艺祖肇邦，思有惩艾，爰设内府，基以募士，曾孙保之，敢忘厥志。”凡三十二库。后积羡赢为二十库，又揭以诗曰：“每虔夕惕心，妄意遵遗业，顾予不武姿，何日成戎捷。”
哲宗元元年，议者谓熙宁以前，上供无额外之求，州县无非法之敛，自后献利之臣，不原此意，惟务刻削以为己功。事有所减，如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、清汴水脚、外江纲船之类，例皆赍转运司封桩上供；即用度有增，又令自办上供名额，岁益加多。有司财用，日惟不足，必至多方以取於民。非法之征，其原於此。因请罢，熙宁以来，旧上供额外所创封桩钱物，及内外封桩、禁军阙额奉给等，枢密院议悉罢封桩。虑诸路观望於铺兵备，或阙缓急之事，乃诏三路、岭南被边勿封桩，仗师臣以占募，余路封桩仍旧。
诏曰：“邦赋之入，盖有常制，若不裁减浮费，量入为出，深虑有误国计。
宜令户部尚书、侍郎同相度裁减，条析以闻。”
右司谏苏辙奏：“臣窃闻熙宁以来，天下财赋文帐，皆以时上於三司。至熙宁五年，朝廷患其繁冗，始命曾布删定法式。布因上言，三部胥吏所行职事非一，不得专意点磨文帐，近岁因循，不复省阅，乞於三司选吏二百人，颛置一司，委以驱磨。是时朝廷因布之言，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帐籍视之，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发其封者。盖州郡所发文帐，随帐皆有贿赂，各有常数，常数已足者，皆不发封，一有不足，即百端问难，要足而后已。朝廷以其言为信。帐司之兴，盖始於此。
张设官吏，费用钱物，至元丰三年，首尾七八年间，帐司所管吏仅六百人，用钱三十九万贯，而所磨出失陷钱止一万余贯。朝廷知其无益，遂罢帐司，而使州郡应申省帐皆申转运司，内钱帛、粮草、酒麴、商税、房园、夏秋税管额纳毕，盐帐，水脚、铸钱物料、稻糯帐，本司别造计帐申省，其驿料、作院欠负、修造竹木杂物、舟船、柴炭、修河物料、施利桥船物料、车、驴、草料等帐，勘勾讫架阁。盖谓钱帛等帐，三司总领国计，须知其多少虚实，故帐虽归转运司，而又令别造计帐申省。至於驿料等帐，非三司国计虚赢所系，故止令磨勘架阁。又诸路转运司，与本部州军地里不远，取索文字，近而易得，兼本道文帐数目不多，易以详悉，自是内外简便，颇称允当。今户部所请收天下诸帐，臣未委为收钱帛等帐邪？为并收驿料等帐邪？若尽收诸帐，为依熙宁以前不置帐司，不添吏人邪？
为依熙宁以来复置帐司，复添吏人邪？若依熙宁以前，则三二十年不发封之弊行当复见；若依熙宁以来，则用吏六百人，磨出失陷钱一万余贯，而费钱三十九万贯之弊亦将复见。臣乞朝廷下户部令仔细分析闻奏。然窃详司马光元奏：‘自改官制以来，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、监，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，帐籍不尽申户部，户部不能尽天下钱之数。欲乞令户部尚书兼领左右曹，其旧三司所管钱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、监者，并乞收归户部。’推其本意，盖欲使天下财用出纳卷舒之柄，一归户部，而户部周知其数而已。今户部既已专领财用，而元丰帐发，转运司常以计帐申省，不为不知其数也，虽更尽收诸帐，亦徒益纷纷，无补於事矣。臣谓帐法一切如旧甚便，乞下三省公议，然后下户部施行。”
苏辙《元会计录·收支叙》：“曰古者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蓄，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则九年之蓄可而待也。今者一岁之入，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，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；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，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；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（除末盐钱后得此数），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（并言未破应在及支、给赐得此数）；绸绢以疋计者一百五十一万，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；草以У计者七百九十九万，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，然则一岁之入，不足以供一岁之出矣。故凡国之经费，折长补短，常患不足，小有非常之用，有司辄求之朝廷，待内藏、末盐而后足。臣身典大计，以为是俞岁月可也，数岁之后，将有不胜其忧者矣。是以辙尝推原其故，方今禁中奉养有度，金玉锦绣不逾其旧，宫室不修，犬马不玩，有司循守法制，谨视出入之节，未尝有失也，而其弊安在？天下久安，物盈而用广，亦理之常也，顾所以处之如何耳。臣请历举其数：宗室之众，皇节度使三人，今为九人矣；两使留后一人，今为八人矣；观察使一人，今为十五人矣；防御使四人，今为四十二人矣；百官之富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（景德为诸曹郎中），今为二百三十人矣；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（景德为员外郎），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；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（景德为博士），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；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（景德为三丞），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；诸司使二十七人，今为二百六十人矣；副使六十三人，今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；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，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；侍禁三百一十六人，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；三省之吏六十人，今为一百七十二人矣。其余可以类推，臣不敢以遍举也。昔者郎止前行，卿有定员；今之大夫、朝议皆无限法。尚书、侍郎历改三曹，而今之正议、银青合而为一。官秩并增，不知其义，夫国之财赋，非天不生，非地不养，非民不长，取之有法，收之有时，止於是矣，而宗室、官吏之众，可以礼法节也。祖宗之世，士之始有常秩者，俟阙则补，否则循资而已，不妄授也。仁宗末年，任子之法，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。英宗之初，三载考绩，增以四岁。神宗之始，宗室袒免之外，不复推恩；袒免之内，以试出仕。此四事者，使今世欲为之，将以为逆人心、违旧法，不可言也，而况於行之乎！虽然，祖宗行之不疑，当世亦莫之非。何者？事势既极，不变则败，众人之所共知也。
今朝廷履至极之势，独持之而不敢议，臣实疑之。诚自今日而议之，因其势，循其理，微为之节文，使见任者无损，而来者有限，今虽未见其利，要之十年之后，事有间矣。贾谊言诸侯之变，以为失今不治，必为痼疾。今臣亦云苟能裁之，天下之幸也。”左司郎中张汝贤复请下诸路转运司，会计自熙宁以前一岁出入之数，及常供泛用之差，并熙宁复参考焉。且条画某事之费，因某法而用，今某法既改，则某费可罢。要亦省不急之用，量入为出，则无不足之忧。从之。
元丰初，作元丰库，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之。大观时，又有大观东、西库。徽宗崇宁后，蔡京为相，增修财利之政，务以侈靡惑人主，动以《周官》惟王不会为说，每及前朝爱惜财赋减省者，必以为陋。至於土木营造，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。元丰官制既行，赋禄视嘉、治平既优，京更增供给、食料等钱，於是宰执皆增。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，谀悦帝意，始广茶利，岁以一百万缗进御，以京城所主之，於是费用浸广。其后又有应奉司、御前生活所、营缮所、苏杭造作局、御前人船所，其名纷如，大率皆以奇侈为功。岁运花石纲，一石之费，至用三十万缗。牟取无艺，民不胜弊。时用度日繁，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，至是，衍为一百二十万缗。又三省、密院吏员猥杂，有官至中大夫，一身而兼十余俸者，故当时议者有“俸入超越从班，品秩几於执政”之言。吏禄滥冒已极，以史院言之，供检三省几千人。蔡京又动以笔贴於榷货务支赏给，有一纸至万缗者。京所侵私，以千万计，朝论益喧。
户部言：“本部岁用六百余万缗，悉倚上供。官吏违负者，请以分数为科罪之等，不及九分者，罪以徒，多者更加之。岁首则列次年之数，闻於漕司，考实申部。”从之。是年，以无额钱物督限未严，乃更一季为一月。
靖康元年，言者论天下财用，岁入有常，须会其数，宜量入为出。比年以来，有御前钱物、朝廷钱物、户部钱物，其措置裒敛、取索支用，各不相知。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，上溢下漏，而民益重困。欲以命户部取索、措置其事且曲折，得以周知大数，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。上至宫禁须索，下逮吏卒廪饩，一切付之有司，格以法度，示天下以至公。诏从其请。高宗建炎元年，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，更不立额，自来年始。绍兴五年，川陕宣抚司奏：“四川上供钱帛乞依旧留充赡军，俟边事宁息如旧。”上曰：“祖宗积储内帑，本以备边陲缓急之用，今方多故，军旅未息，宜从所请。”
龙图阁学士、四川都转运使李迨言：“唐刘晏理财，谓亚管、萧。是时天下岁入缗钱千二百万，而莞榷居其半。今四川一隅之地，榷盐榷酒，并诸色窠名钱已三倍晏数，彼以千二百万贯赡六师恢复中原而有余，今以三千六百万贯赡一军屯驻川陕而不足。计司虽知冗滥，力不能裁节，虽知宽剩，亦未敢除减，但日夜忧惧，岁计不足而已。”
十一年，始命上供罗复输内藏库，其后绫、纱、绢亦如之。
三十年，户部奏，科拨诸路上供米斛，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与焉。
巽岩李氏曰：“唐分天下之赋为三，曰上供、送使、留州。及裴相宪宗，更令诸道观察调度，先取於所治州，不足，乃取於属州。送使之余，与上供者，悉输度支。当时兵费皆仰度支，未尝别为之名，凡度支钱悉系省也。今所谓系省，特唐留州及送使钱耳，送使钱既无几，其上供钱则往往移以赡军。移上供以赡军，此天子之甚盛德也。”
孝宗干道二年，诏：“孙大雅奏汉制上计之法，朕以为可行於今。令侍从、台谏参考古制进呈。”
先是，知秀州孙大雅置《本州拘催上供钱格自》来上，且言：“《汉》制：
岁尽，郡国诣京师奏事。至中兴，则岁终遣吏上计，於正月旦，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受贺，而属郡计吏皆觐，以诏殿最。今也不然，未尝有甘泉上计之制，而臣始为之，盖法汉之大司农，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簿，其逋未毕，各具列之意以为书也。”於是监察御史张敦实、刘贡言：“一县必有一县之计，一郡必有一郡之计，天下必有天下之计。天下之计，总郡县而岁考焉。三代远矣，方册可得而知者，自《禹》九州，成赋中邦，因南巡狩，而至大越，登茅山而会诸侯，号其山曰‘会稽’，后立会稽郡。《汉书》注云：‘以其会诸侯之计於此也。’逮至《周官》所载，最为详悉。《天官》冢宰之属，理财居其半，掌财用而言，岁终则会者凡十。又太府之职，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。小宰之职，岁终，则令郡吏致事。郑氏注云：‘若今之上计也。’汉承秦后，萧何收其图籍，知张仓善算，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，领郡国上计者，此则汉初之制，专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之计也。至武帝建元三年，诏吏民有明当世之务，习先圣之术者，县次续食，令与计偕。注云：‘计者，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。’元封五年三月，朝诸侯王、列侯，受郡国计。太初元年十二月，又受计於甘泉。天汉三年，又受计於泰山之明堂。太始四年三月，又受计於泰山之明堂。是则终武帝之世，五十余年之间，一受计於帝都，三受计於方岳，或以三月，或以十二月之不同也。至宣帝黄龙元年正月，下诏曰：‘方今天下少事，而民多贫，盗贼不毕，其咎安在？
上计簿，文具而已，务为欺谩，以避其课。令御史察计簿，疑非实者，案之，使真伪无相乱。’是则在宣帝之时，郡国所上计簿已不能无弊矣。光武中兴，岁终遣吏上计，遂为定制。正月旦，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受贺，而属郡计吏皆在列，置大司农掌之，其逋未毕，各具列之。今孙大雅所陈者是也。然西汉言郡国上计，东汉言属郡计吏，则远方者在东汉未必偕至矣。汉之大司农则今之户部也。窃见户部掌天下之财计，有上限、中限、末限之格法。有月催、旬催、五日一催之期会。每於岁终，独以常平、收支、户口、租税造册进呈，而於诸郡诸色窠目尚略焉。是於三代岁终则会，与两汉上计之法为未备也。然而去古逾远，文籍愈烦，在西汉已不免文具之弊，况今日能尽革其伪乎？在东汉止於属郡之内，况今日川、广之远、能使其如期毕至乎？臣等愚见，莫若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，已足、未足、亏少、亏多之数，并皆造册，正月进呈；兼采汉初之制，丞相选差一人考户部所上计，而明州郡之殿最，则三代、两汉之制皆兼该而无不举之处矣。”诏户部措置。其后，户部言：“诸路州军，岁起上供诸色窠名钱帛，各有条限。年额数目，本部每年预期行下，逐路监司及州军，依限催纳。其岁终具常平收支，并税租、课利旁通，系取前二年数，户部本年数造册进呈，内不到路分，次年附进。今来张敦实等奏陈，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，已足、未足、亏少、亏多之数造册，正月进呈。缘诸路州军，地里远近不同，窃虑次年正月未能尽实申到，若候取会齐足，攒造亦恐后时。今欲立式，遍下诸路州军，各以本州每岁应於合发上供窠名钱帛粮斛数目置籍，照条限钩考发纳，岁终开具造册，须管次年正月了毕，诣阙投进，降付户部参考；将拖欠州军，取旨黜责施行。”上曰：“如此措置，甚善。”从之。
是年，宰执进呈户部收支细数，见管只四十二万，而未催之钱乃二百八十余万。是知干道仁民之政，不尽敛以归国，而财赋之藏於州县如此。
淳熙十年，诏左藏南库拨隶户部。
尝试考昔验今：至道中，岁入一千二百余万。天禧末，岁入三千六百余万。
嘉岁入三千六百八十余万。熙宁岁入五千六十余万。宁宗时，岁入六千余万。
然则土地之广狭，财赋之多少可以考矣。司版曹之计者，尚忍求详生财之方乎？
叶《应诏条奏财总论》曰：“财用，今日之大事也，必尽究其本末，而后可以措於政事。欲尽究今日之本末，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。盖考古虽若无益，而不能知古则不知今故也。夫财之多少有无，非古人为国之所患，而今世乃以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，此其说安从出哉？盖自舜、禹始有贡赋之法以会计天下之诸侯，比於尧、喾以前为密矣，今《禹贡》之所载是也。然总、秸、米、粟，不及於五百里之外；九州之贡入，贡於今世，乃充庭之仪品，盖千百之一二耳。周公之为周治其财用，视舜、禹则已详；然王畿千里之外，法或不及，千里之内，犹不尽取。盖三代之所取者，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，为其无以阜通流转，则作币铸金以权之。当是之时，不闻其以财少为患而以财多为功也。虽然，此其事远矣。盐末利，起自春秋，鲁之中世，田始有税，然诸侯各以其国自足，而无煎熬逼迫之忧。盖汉文景之盛，而天下之财不以入关中，人主不租税天下，而诸侯若吴人者，亦不租税其田。光武、明、章，未闻其以财少自困，而中年常更盗贼夷狄之难，内外征讨，亦不大屈。惟秦始皇豪暴，有头会箕敛之讥；汉武帝奢侈，有均榷征算之政，而西园聚钱，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。盖两汉虽不足以言三代，而其以财为病非若今世也。虽然，此其事远矣。分为三国，裂为南北，无岁不战，无时少安。且其运祚迫蹙，祸变烦兴，至於调度供亿，犹自有序，而亦岂若今日之贫窘漏底哉！此皆具载册书，可即而见者。虽然，此其事远矣。隋最富而亡，唐最贫而兴。唐之取民，以租，以庸，以调，过此无取也。而唐之武功最多，辟地最广，用兵最久，师行最胜。此其事则差近而可知矣。致唐之治，有唐之胜，其不待多财而能之也决矣。然则其所以不若唐者，非以财少为患也。
故财之多少有无，非古人为国之所患，所患者，谋虑取舍，定计数，必治功之耳。非如今日以一财之不足而百虑尽废，奉头竭足以较锱铢，譬若慵夫浅人，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己者也。以财少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，其说稍出於唐之中世，盛於本朝之承平，而其极甚乃至於今日。其为国之名物采章，精神威望，一切销耗，内之所以取悦其民，外之所以示威於敌者，一切无有。习为宽缓迂远之常说以文其无用，而尽力於苟且督迫，鞭挞疲民，舞小吏，而谓之有能。陛下回顾而加圣思，必有大不可安者。故臣以为不究古者财之本末，循而至於本朝，以去其错谬而不合於常经者，则无以知财之多少有无不足为国家之患。此而不知，则天下之大计皆不可得而预论，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！”
又曰：“唐末藩镇自擅，财赋散失，更五代而不能收，加以非常之变屡作，排门空肆以受科敛之害，而财之匮甚矣，故太祖之制诸镇，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。既而僭伪次第平一，诸节度伸缩惟命，遂强主威，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，财在上也。至於太宗、真宗之初，用度自给，而犹不闻以财为患。及祥符、天禧以后，内之蓄藏稍以空尽，而仁宗景、明道，天灾流行，继而西事暴兴，五六年不能定。夫当仁宗四十二年，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，而财用始大乏，天下之论扰扰，皆以财为虑矣。当是时也，善人君子，以为昔之己取者固不可去，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复取，皆甘心於不能。所谓精悍驵侩之吏，亦深自藏抑，不敢奋头角以裒敛为事。虽然，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，愁劳苦议乎盐茗、榷货之而未得也。是以熙宁新政，重司农之任，更常平之法，排兼并，专敛散，兴利之臣四出候望，而市肆之会，关津之要，微至於小商、贱隶什百之获，皆有以征之。
盖财无乏於嘉、治平，而言利无甚於熙宁、元丰，其借先王以为说而率上下以利，旷然大变其俗矣。崇、观以来，蔡京专国柄，以为其策出於王安石、曾布、吕惠卿之所未工，故变钞法，走商贾，穷地之宝以佐上用，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，富足以备礼，和足以广乐，百侈并斗，竭力相奉。不幸党与异同，屡复屡变，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画之所未及者，加以平方腊则加敛於东南，取燕山则重困於北方，而西师凡二十年，关陕尤病，然后靖康之难作矣。方大元帅建府於河北，而张悫任馈饷之责者，盐钞数十万缗而已。及来维扬，而黄潜善、吕颐浩、叶梦得之流，汲汲乎皆以榷货自营，而收旧经制钱之议起矣。况乎大将殖私，军食自制，无复承统。转运所至，刷攫。朝廷科降，大书文移，守令丞佐持巨校，将五百，追捉乡户，号痛无告，赃贪之人，又因之以为己利。而经总制之窠名既立，添酒、折帛、月桩、和籴，皆同常赋，於是言财之急，自古以来，莫今为甚，而财之乏少不继，亦莫今为甚也。自是以后，辛己之役、甲申之役，边一有警，赋敛辄增，既增之后，不可复减。尝试以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，比於汉唐之盛时一再倍；熙宁、元丰以后，随处之封桩，役钱之宽剩，青苗之结息，比治平以前数倍；而蔡京变钞法以后，比熙宁又再倍矣。王黼之免夫至六千余万缗，其大半不可钩考，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，其所入财赋，视宣和又再倍矣。是自有天地，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。然其所以益困益乏，皇皇营聚，不可一朝居者，其故安在？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，此善於为国者也。古者财愈少而愈治，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。古者财愈少而有余，今者财愈多而不足。然则善为国者，将从其少而治且有余乎？多而不治且不足乎？而况於多者劳而少者逸，岂恶逸喜劳而至是哉？故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：一曰经总制钱之患，二曰折帛之患，三曰和买之患，四曰茶盐之患。四患去则财少，财少则有余，有余则逸，有余而逸，以之求治，朝令而少改矣。”
右《水心外稿》所上《财总论》二篇，足以见历代理财之大概，及中兴以后财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，故备载之於《国用考》之终。至其所言经总制、和买、折帛钱，则各具本门。
王藏库者，国家经费所贮。系帮支三衙、百官请给，及宗庙宫禁非泛之费。
并将校、卫卒、ト门、医职、近侍请给，皆出焉。左藏南库，本御前桩管激赏库。绍兴休兵后，秦桧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，尽入此库，户部告乏则与之，由是金币山积，士大夫指为琼林、大盈之比。高宗尝出数百万缗以佐调度，淳熙末始并归户部。
左藏封桩库，孝宗所创。其法，非奉亲，非军需不支。至淳熙末年，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，拨入内库，或睿思殿，或御前库，或修内司，有司不敢执。
内藏库，即祖宗时旧置元丰三十二库。崇宁后为大观东、西库。秦桧用事时，每三宫生辰，及春秋内教、每年寒食节，与诸局所进书，皆献令币，由是内帑山积。绍兴末，诏除太后生辰及内教外，余并减半。孝宗初，又并进书礼物罢之。
绍熙初，始数取封桩钱入内藏。
御前甲库者，绍兴中置。凡乘舆所需图画、什物，有司不能供者，悉於甲库取之，故百工伎艺之巧者，皆出其，日费毋虑数百千。禁中既有内酒库，而甲库所酿尤胜，以其余酤卖，颇侵户部课额，以此库储常不足。臣僚以为言，乃罢之。三省枢密院激赏库者，渡江后所创。自建炎龙兴，赏膳始减，至维扬及临安又减。绍兴四年秋，赵元镇为川陕、荆襄都督，既而不行，遂以督府金钱入此库。十年，秦桧之当国，以兀术畔盟用兵，须犒赐之物，乃计亩率钱，遍天下五等，贫民无免者。然兵未尝举，而所敛钱尽归激赏库。其后岁支至三十八万缗，堂厨万五千，东厨万二千，玉牒所，日历、敕令所，国史院，尚书省犒设，中书门下、密院支费，各有差，议者指为冗费，后减二十万缗。孝宗时，再减十万缗。合同凭由司者，宫禁所取索也。岁取金银钱帛，率以百万计，版曹照数除破，不能裁节。
修内司，掌宫禁营缮，岁输缗钱二十万，以给其费，后减其半。
榷货务都茶场者，旧东京有之。建炎二年，始置於扬州。明年，置於江陵。
绍兴三年，置於镇江及吉州。五年，省吉州务，而行在务移於临安场，岁收茶、盐、香息钱。
丰储仓者，绍兴二十六年始置。韩尚书仲通在版曹，请别储粟百万斛於行都，以备水旱，号“丰储”。其后，镇江、建康、关外、四川皆有之。
东南三总领所，掌利权皆有定数。然军旅饥馑，则告乞於朝，惟四川在远，钱币又不通，故无事之际，计臣得以擅取予之权，而一遇军兴，朝廷亦不问。
诸州军资库者，岁用省记也。旧制，每道有计度转运使，岁终则会诸郡邑之出入，盈者取之，亏者补之，故郡邑无不足之患。自军兴，计司常患不给，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，加赋增员，悉所不问，由是州县始困。近岁离军添差，大为州郡之患（绍兴十一年四月己未，初用张循王奏，离军将佐并与添差，州郡患无以给。二十七年六月丙辰，兵部奏大郡毋过百人，次郡半之，小郡三十人为额。从之），而宗室、戚里、归明、归正、甚至於乐艺贱工、胥史杂流，亦皆添差。
庆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员，尽本府七场务所入，不足以给四员总管之俸，其有十五年不徙任者，计其俸入，钱二十余万缗，米十余万斛。扬州会府也，岁输朝廷钱不满七八万，而本州支费乃至百二十万缗，民力安得不困？绍熙初，议者请裁定朝廷经费，然后使版曹尽会一岁之入，正其旧籍，削去虚额，择诸路监司之爱民而知财计者，俾之稽考调度，蠲其烦重，以宽民力，朝廷未克行。今之为郡者，但能撙节用度，讥察渗漏，使岁计无乏，己号过人，无复及民之政矣。
公使库者，诸道监、帅司，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。盖祖宗时，以前代牧伯皆敛於民，以佐厨传，是以制公使钱，以给其费，惧及民也。然正赐钱不多，而著令许收遗利，以此州郡得以自恣。若帅、宪等司，则又有抚养、备边等库，开抵当、卖熟药，无所不为，其实以助公使耳。公使苞苴，在东南为尤甚。扬州一郡，每岁馈遗，见於帐籍者，至十二万缗。江、浙诸郡，每以酒遗中都官，岁五六至，至必数千瓶。淳熙中，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，与祠官范致能、胡长文厚，一饮之费，率至千余缗。时蜀人有守潭者，又有以总计摄润者，视事不半岁，过例馈送，皆至四五万缗，供宅酒至二百余斛，孝宗怒而绌之（九年正月戊子、三月乙未），然其风盖未殄也。东南帅臣、监司到罢，号为上下马，邻路皆有馈，计其所得，动辄万缗。近岁蜀中亦然。其会聚之，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为准，有一身而兼数职者，则并受数人之馈，献酬之际，一日而得二千余缗，其无艺如此。顷岁陈给事岘为蜀帅，冯少卿宪为成都漕，就以所遗元物报之。陈怒，奏其容覆赃吏，朝廷移之，逮陈败方得直。时芮国器侍郎、赵子直丞相相继为江西漕，凡四方之聘币，皆不入於家，斥其资，置养济院於南昌以养贫者。朱少卿时敏为潼川守，受四方之馈，每以其物报之。赵德老镇成都，受而别储之，临行以散宗室之贫者，此皆廉节之可纪者也。惟总领所公使钱，以料次取於大军库，故敛不及民。然正赐不多，而岁用率十数万，每岁终，上其数於户部，辄以劳军、除戎器为名，版曹知而不诘也。所谓公使醋钱者，诸郡皆立额，白取於属县，县敛於民吏以输之，小邑一岁亦不下千缗，人尤以为怨，谓宜罢互送而损遗利，使上下一体，而害不及民，则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。右左藏库以下，皆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所载宋朝渡江后帑藏之大概，而其制多承东京之旧，至军资库、公使库则皆财赋之在州郡者也。夫以经总制、月桩钱观之，则其征取於州郡者，何其苛细？以军资、公使库观之，则其储蓄之在州郡者，又何其宽假也？夫其征取之苛细，则民宜痛受椎剥之苦；储蓄之宽假，则吏宜大肆侵盗之恶，而俱不然，何也？盖国家之赋敛虽重，而所以施於百姓者，常有惨怛忠利之意，故民无怨ゥ。州郡之事力虽裕，而所以励士大夫者，壹皆礼义廉耻之维，故吏少贪，又宋承唐之法，分天下财赋为三：曰上供，曰送使，曰留州。然立法虽同，而所以立法之意则异。唐之法起於中叶之后，盖版籍隳废，体统陵夷，藩方擅财赋以自私，而朝廷不知。人主又多好殖私财，节镇刺史往往取经常之赋，以供内府之所进奉，上之人因而利之，遂不复能究其岁入之数，而苟为是姑息之举，则其意出於私也。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时，盖拊民以仁，驭吏以礼，而人主未尝有耽欲黩货之事，虽内藏之蓄积，常捐以助版曹，则州郡之财赋固己其不必尽归之京师。又使为监司、郡守者，厨传支吾，官给其费，则不取之於民，而因以行宽裕之政，则其意出於公也。然此法沿袭既久，得失相半。其得者则如前所云；而其失者，盖自中兴以来，朝廷之经费日伙，则不免於上供之外，别立名色，以取之州郡，如经总制、月桩钱之类是也。州郡之事力有限，则不免於常赋之外，别立名色，以取之百姓，如斛面米、头子钱之类是也。盖其所以倚办责成於州郡者，以其元有桩留之赋，然有限之桩留，不足以给无艺之征取。又其法立於倥偬之时，州郡利源之厚薄，事力之优剧，不能审订斟酌，而一概取之。
故郡计优裕，幸而长吏又得廉之人，则撙节奉上之外，其余力又可代输下户之逋悬，对补无名之窠额。若郡计凋弊不幸，而长吏又值贪庸之辈，则经常之赋入，不登於版曹，而并缘之渔猎，己遍及於闾阎矣！愚常备论其事於经总制钱之末，虽然，仁厚之泽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？盖虽愧於取民有制之事，而每有视民如伤之心，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，所谓不从其令而从其意者是也。虽不免季世征敛之法，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，故蒙被者不见其苛娆，所谓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。
承平既久，户口岁增，兵籍益广，吏员益众，佛老、夷狄耗蠹中国，县官之费，数倍昔时，百姓亦稍纵侈，而上下始困於财矣。仁宗承之，给费浸广，天圣初，始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，较天禧所出，省其不急者。初，自祥符天书既降，斋醮糜费甚众，至是始大省斋醮宴赐，及减诸宫观卫卒。自是，道家之奉有节，土本之费省矣。至宝元中，陕西用兵，调度百出，县官之费益广，贾昌期上言：
“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，以一岁之入，仅能充期月之用，三分二在军旅，一在冗食，先所畜聚，不盈数载。天下久无事，而财不藏於国，又不在民，倘有水旱军戎之急，计将安出？”於是议省冗费，减皇后及宗室妇郊祠所赐之半，著为式。於是皇后、嫔御、宗室刺史，各上俸钱以助军，帝亦罢左藏库月进钱千二百缗，公卿近臣亦减郊祠所赐银绢，著为式。时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、河北、河东三路未用兵前，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：宝元元年未用兵，陕西钱帛粮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，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；用兵后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万，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有奇。盖视河东北尤剧，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。元昊请臣，西兵既解，而调用无所减，即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蠲除科率，稍徙屯兵还内地，汰其老弱，官属羡溢则并省之；又命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送三司，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。初，真宗时，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，宗室、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。宝元以后，募兵益广，宗室蕃衍，吏员岁增，至是，兵百二十五万九千，宗室、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，禄廪俸赐从而增广。又景德中，祀南郊，内外赏赉缗钱、金帛总六百一万；至是，飨明堂，增至一千二百余万，故用度不得不屈。范镇上言：“古者宰相制国用，今中书主民，枢密院主兵，三司主财，各不相知，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，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，中书视民之困，而不知使枢密减兵，三司宽财者，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。愿使中书、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大计，与三司量其出入，制为国用，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。”至英宗治平二年，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，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，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。是岁，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，而京师不与焉。苏轼《策别》曰：“人君之於天下，俯已以就人，则易为功，仰人以援已，则难为力，是故广取以给用，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。臣请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。夫民方其困穷时，所望不过十金之赀，计其衣食之费，妻子之奉，出入於十金之中，宽然而有余。及其一旦稍稍畜聚，衣食既足，则心意之欲，日以渐广，所入益众，而所欲益以不给，不知罪其用之不节，而以为求之未至也。是以富而愈贪，求愈多而财愈不供，此其为惑，未可以知其所终也。盍亦反其始而思之？夫乡者岂能寒而不衣，饥而不食乎？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病，何以过此？国家创业之初，四方割据，中国之地至狭也。然岁岁出师，以诛讨僭乱之国，南取荆楚，西平巴蜀，而东下并潞，其费用之众，又百倍於今，可知也。然天下之士，未尝思其始，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，则亦甚惑矣！夫为国有三计：有万世之计，有一时之计，有不终月之计。古者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蓄；以三十年之通，则可以九年无饥也。岁之所入，足用而有余，是以九年之蓄，常而无用，卒有水旱之变，盗贼之忧，则官可以自办，而民不知。若此者，天不能使之灾，地不能使之贫，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，此万世之计也。而其不能者，一岁之入，才足以为一岁之出，天下之产，仅足以供天下之用，其平居虽不至於虐取其民，而有急则不免於厚赋，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，可逸而不可劳，此亦一时之计也。至於最下而无谋者，量出以为入，用之不给，则取之益多，天下晏然，无大患难，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，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，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。今天下之利，莫不尽取；山陵林麓，莫不有禁；关有征，市有租，盐铁有榷，酒有课，茶有算，则凡衰世苟且之法，莫不尽用矣。譬之於人，其少壮之时，丰健勇力，然后可以望其无疾以至於寿考。今未五六十，而衰老之候具见而无遗，若八九十者，将何以待其后邪！然天下之人，方且穷思竭虑，以广求利之门，且人而不急，则以为费用不可复省，使天下而无盐铁酒茗之税，将不为国乎？臣有以知其不然也。天下之费，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损，存之甚难而无益者矣，臣不能尽知，请举其所闻，而其余可以类求焉。夫无益之费，名重而实轻，以不急之实，而被之以莫大之名，是以疑而不敢去。三岁而郊，郊而赦，赦而赏，此县官有不得已者，天下吏士数日而待赐，此诚不可以卒去。至於大吏，所谓股肱耳目，与县官同其忧乐者，此岂亦不得已而有所畏邪？天子有七庙，今又饰老、佛之宫而为之祠，固已过矣，又使大臣以使领之，岁给以钜万计，此何为者也？天下之吏为不少矣，将患未得其人，苟得其人，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，而其患莫不尽去。今河水为患，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行其灾，而责之以救灾之术，顾为都水监。夫四方之水患，岂其一人坐筹於京师而尽其利害？天下有转运使足矣，今江淮之又有发运，禄赐之厚，徒兵之众，其为费岂可胜计哉？盖尝闻之，里有畜马者，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，又使一人焉为之厩长，厩长立而马益癯。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，自是而推之，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。臣以为凡若此者，日求而去之，自毫以往，莫不有益，惟无轻其毫而积之，则天下庶乎少息也。”
曾巩《议经费》曰：“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使有九年之蓄，而制国用者必於岁杪，盖量入而为出。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，然不过用数之仂，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。盖用之有节，则天下虽贫，其富易致也。汉唐之始，天下之用尝屈矣，文帝、太宗能用财有节，故公私有余，所谓天下虽贫，其富易致也。
用之无节，则天下虽富，其贫亦易致也。汉唐之盛时，天下之用常裕矣，武帝、明皇不能节其制度，故公私耗竭，所谓天下虽富，其贫亦易致也。宋兴，承五代之敝，六圣相继，与民休息，故生齿既庶，而财用有余。且以景德、皇、治平校之：景德户七百三十万，垦田一百七十万顷；皇户一千九十万，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；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，垦田四百三十万顷。天下岁入，皇、治平皆一亿万以上，岁费亦一亿万以上。景德官一万余员，皇二万余员，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有余，其总三万四千员。景德郊费六百万，皇一千二百万，治平一千三十万，以二者校之，官之众一倍於景德，郊之费亦一倍於景德。官之数不同如此，则皇、治平用财之端多於景德也。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，使岁之数入、官之多门可考而知，郊之费用、财之多端可考而知，然后合议其可罢者罢之，可损者损之，使天下之人如皇、治平之盛，而天下之用、官之数、郊之费皆同於景德，二者所省者盖半矣。则又以类而推之，天下之费，有约於旧而浮於今者，有约於今而浮於旧者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。如是而力行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，所省者十之三，则岁有余财三万万。以三十年之通计之，当有余财九亿万，可以为十五年之蓄。自古国家之富，未有及此也。古者言九年之蓄者，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，盖约而言之也。今臣之所陈，亦约而言今，其数不能尽同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。前世於凋弊之时，犹能易贫而为富，今吾以全盛之势，用财有节，其所省者一，则吾之一也；其所省者二，则吾之二也。前世之所难，吾之所易，可不论而知也。伏惟陛下冲静质约，天性自然，乘舆器服，尚方所造，未尝用一奇巧，嫔嫱左右，掖庭之间，位号多阙，躬履节俭，为天下先，所以忧悯元元，更张庶事之意，至诚恻怛，格於上下，其於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，又非陛下之所难也。”
按：东坡、南丰二公之论，足以尽昭陵以来国计之本末。然大概其所以疲弊者，曰养兵也，宗俸也，冗官也，郊赉也。而四者之中，则冗官、郊赉尤为无名，故二论特详焉。所谓“去之甚易而无损，存之甚难而无益”，所谓“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”，诚名言也。
神宗以国用不足，留意理财。熙宁元年，谓文彦博等曰：“当今理财，最为急务，养兵备边，府库不可以不丰，大臣宜共留意节用。”乃命翰林学士司马光、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。帝曰：“宫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，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，如沈贵妃月俸八十万，皆浮於祖宗之时。”帝以勤俭率天下，诏龙图、天章ト及禁中诸殿栏俱不用毡覆，励精为治，大修宪度，内自百司府寺，外薄四海，事为之制，物为之法，虽藏冰、治灶、畜羊之小事，亦思有以节省。
帝患增置官司费财。王安石反谓增创官司，所以省费。中书言诸仓主典、役人增禄不厚，不可责其廉，谨请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，复尽增选人之禄。三司上新增吏禄数：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，监司、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。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，则人知自重，不敢冒法，可以省刑。然良吏实寡，赇取如故，往往陷重辟，议者不以为善。
帝谓辅臣曰：“比阅内藏库籍，文具而已，财货出入，初无关防。前此尝以龙脑、真珠鬻於榷货务，数年不输直，亦不钩考。”盖领之者中官数十人，惟知谨扃钥，涂窗牖，以为固密，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所蓄之数。乃令户部、太府寺，於内藏诸库皆得检察。置库百余年，至是始编阅焉。
初，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，又别储於景福殿。元丰元年，帝乃更景福殿库名，自制诗以揭之曰：“五季失固，犭严狁孔炽，艺祖肇邦，思有惩艾，爰设内府，基以募士，曾孙保之，敢忘厥志。”凡三十二库。后积羡赢为二十库，又揭以诗曰：“每虔夕惕心，妄意遵遗业，顾予不武姿，何日成戎捷。”
哲宗元元年，议者谓熙宁以前，上供无额外之求，州县无非法之敛，自后献利之臣，不原此意，惟务刻削以为己功。事有所减，如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、清汴水脚、外江纲船之类，例皆赍转运司封桩上供；即用度有增，又令自办上供名额，岁益加多。有司财用，日惟不足，必至多方以取於民。非法之征，其原於此。因请罢，熙宁以来，旧上供额外所创封桩钱物，及内外封桩、禁军阙额奉给等，枢密院议悉罢封桩。虑诸路观望於铺兵备，或阙缓急之事，乃诏三路、岭南被边勿封桩，仗师臣以占募，余路封桩仍旧。
诏曰：“邦赋之入，盖有常制，若不裁减浮费，量入为出，深虑有误国计。
宜令户部尚书、侍郎同相度裁减，条析以闻。”
右司谏苏辙奏：“臣窃闻熙宁以来，天下财赋文帐，皆以时上於三司。至熙宁五年，朝廷患其繁冗，始命曾布删定法式。布因上言，三部胥吏所行职事非一，不得专意点磨文帐，近岁因循，不复省阅，乞於三司选吏二百人，颛置一司，委以驱磨。是时朝廷因布之言，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帐籍视之，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发其封者。盖州郡所发文帐，随帐皆有贿赂，各有常数，常数已足者，皆不发封，一有不足，即百端问难，要足而后已。朝廷以其言为信。帐司之兴，盖始於此。
张设官吏，费用钱物，至元丰三年，首尾七八年间，帐司所管吏仅六百人，用钱三十九万贯，而所磨出失陷钱止一万余贯。朝廷知其无益，遂罢帐司，而使州郡应申省帐皆申转运司，内钱帛、粮草、酒麴、商税、房园、夏秋税管额纳毕，盐帐，水脚、铸钱物料、稻糯帐，本司别造计帐申省，其驿料、作院欠负、修造竹木杂物、舟船、柴炭、修河物料、施利桥船物料、车、驴、草料等帐，勘勾讫架阁。盖谓钱帛等帐，三司总领国计，须知其多少虚实，故帐虽归转运司，而又令别造计帐申省。至於驿料等帐，非三司国计虚赢所系，故止令磨勘架阁。又诸路转运司，与本部州军地里不远，取索文字，近而易得，兼本道文帐数目不多，易以详悉，自是内外简便，颇称允当。今户部所请收天下诸帐，臣未委为收钱帛等帐邪？为并收驿料等帐邪？若尽收诸帐，为依熙宁以前不置帐司，不添吏人邪？
为依熙宁以来复置帐司，复添吏人邪？若依熙宁以前，则三二十年不发封之弊行当复见；若依熙宁以来，则用吏六百人，磨出失陷钱一万余贯，而费钱三十九万贯之弊亦将复见。臣乞朝廷下户部令仔细分析闻奏。然窃详司马光元奏：‘自改官制以来，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、监，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，帐籍不尽申户部，户部不能尽天下钱之数。欲乞令户部尚书兼领左右曹，其旧三司所管钱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、监者，并乞收归户部。’推其本意，盖欲使天下财用出纳卷舒之柄，一归户部，而户部周知其数而已。今户部既已专领财用，而元丰帐发，转运司常以计帐申省，不为不知其数也，虽更尽收诸帐，亦徒益纷纷，无补於事矣。臣谓帐法一切如旧甚便，乞下三省公议，然后下户部施行。”
苏辙《元会计录·收支叙》：“曰古者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蓄，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则九年之蓄可而待也。今者一岁之入，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，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；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，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；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（除末盐钱后得此数），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（并言未破应在及支、给赐得此数）；绸绢以疋计者一百五十一万，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；草以У计者七百九十九万，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，然则一岁之入，不足以供一岁之出矣。故凡国之经费，折长补短，常患不足，小有非常之用，有司辄求之朝廷，待内藏、末盐而后足。臣身典大计，以为是俞岁月可也，数岁之后，将有不胜其忧者矣。是以辙尝推原其故，方今禁中奉养有度，金玉锦绣不逾其旧，宫室不修，犬马不玩，有司循守法制，谨视出入之节，未尝有失也，而其弊安在？天下久安，物盈而用广，亦理之常也，顾所以处之如何耳。臣请历举其数：宗室之众，皇节度使三人，今为九人矣；两使留后一人，今为八人矣；观察使一人，今为十五人矣；防御使四人，今为四十二人矣；百官之富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（景德为诸曹郎中），今为二百三十人矣；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（景德为员外郎），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；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（景德为博士），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；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（景德为三丞），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；诸司使二十七人，今为二百六十人矣；副使六十三人，今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；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，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；侍禁三百一十六人，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；三省之吏六十人，今为一百七十二人矣。其余可以类推，臣不敢以遍举也。昔者郎止前行，卿有定员；今之大夫、朝议皆无限法。尚书、侍郎历改三曹，而今之正议、银青合而为一。官秩并增，不知其义，夫国之财赋，非天不生，非地不养，非民不长，取之有法，收之有时，止於是矣，而宗室、官吏之众，可以礼法节也。祖宗之世，士之始有常秩者，俟阙则补，否则循资而已，不妄授也。仁宗末年，任子之法，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。英宗之初，三载考绩，增以四岁。神宗之始，宗室袒免之外，不复推恩；袒免之内，以试出仕。此四事者，使今世欲为之，将以为逆人心、违旧法，不可言也，而况於行之乎！虽然，祖宗行之不疑，当世亦莫之非。何者？事势既极，不变则败，众人之所共知也。
今朝廷履至极之势，独持之而不敢议，臣实疑之。诚自今日而议之，因其势，循其理，微为之节文，使见任者无损，而来者有限，今虽未见其利，要之十年之后，事有间矣。贾谊言诸侯之变，以为失今不治，必为痼疾。今臣亦云苟能裁之，天下之幸也。”左司郎中张汝贤复请下诸路转运司，会计自熙宁以前一岁出入之数，及常供泛用之差，并熙宁复参考焉。且条画某事之费，因某法而用，今某法既改，则某费可罢。要亦省不急之用，量入为出，则无不足之忧。从之。
元丰初，作元丰库，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之。大观时，又有大观东、西库。徽宗崇宁后，蔡京为相，增修财利之政，务以侈靡惑人主，动以《周官》惟王不会为说，每及前朝爱惜财赋减省者，必以为陋。至於土木营造，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。元丰官制既行，赋禄视嘉、治平既优，京更增供给、食料等钱，於是宰执皆增。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，谀悦帝意，始广茶利，岁以一百万缗进御，以京城所主之，於是费用浸广。其后又有应奉司、御前生活所、营缮所、苏杭造作局、御前人船所，其名纷如，大率皆以奇侈为功。岁运花石纲，一石之费，至用三十万缗。牟取无艺，民不胜弊。时用度日繁，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，至是，衍为一百二十万缗。又三省、密院吏员猥杂，有官至中大夫，一身而兼十余俸者，故当时议者有“俸入超越从班，品秩几於执政”之言。吏禄滥冒已极，以史院言之，供检三省几千人。蔡京又动以笔贴於榷货务支赏给，有一纸至万缗者。京所侵私，以千万计，朝论益喧。
户部言：“本部岁用六百余万缗，悉倚上供。官吏违负者，请以分数为科罪之等，不及九分者，罪以徒，多者更加之。岁首则列次年之数，闻於漕司，考实申部。”从之。是年，以无额钱物督限未严，乃更一季为一月。
靖康元年，言者论天下财用，岁入有常，须会其数，宜量入为出。比年以来，有御前钱物、朝廷钱物、户部钱物，其措置裒敛、取索支用，各不相知。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，上溢下漏，而民益重困。欲以命户部取索、措置其事且曲折，得以周知大数，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。上至宫禁须索，下逮吏卒廪饩，一切付之有司，格以法度，示天下以至公。诏从其请。高宗建炎元年，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，更不立额，自来年始。绍兴五年，川陕宣抚司奏：“四川上供钱帛乞依旧留充赡军，俟边事宁息如旧。”上曰：“祖宗积储内帑，本以备边陲缓急之用，今方多故，军旅未息，宜从所请。”
龙图阁学士、四川都转运使李迨言：“唐刘晏理财，谓亚管、萧。是时天下岁入缗钱千二百万，而莞榷居其半。今四川一隅之地，榷盐榷酒，并诸色窠名钱已三倍晏数，彼以千二百万贯赡六师恢复中原而有余，今以三千六百万贯赡一军屯驻川陕而不足。计司虽知冗滥，力不能裁节，虽知宽剩，亦未敢除减，但日夜忧惧，岁计不足而已。”
十一年，始命上供罗复输内藏库，其后绫、纱、绢亦如之。
三十年，户部奏，科拨诸路上供米斛，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与焉。
巽岩李氏曰：“唐分天下之赋为三，曰上供、送使、留州。及裴相宪宗，更令诸道观察调度，先取於所治州，不足，乃取於属州。送使之余，与上供者，悉输度支。当时兵费皆仰度支，未尝别为之名，凡度支钱悉系省也。今所谓系省，特唐留州及送使钱耳，送使钱既无几，其上供钱则往往移以赡军。移上供以赡军，此天子之甚盛德也。”
孝宗干道二年，诏：“孙大雅奏汉制上计之法，朕以为可行於今。令侍从、台谏参考古制进呈。”
先是，知秀州孙大雅置《本州拘催上供钱格自》来上，且言：“《汉》制：
岁尽，郡国诣京师奏事。至中兴，则岁终遣吏上计，於正月旦，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受贺，而属郡计吏皆觐，以诏殿最。今也不然，未尝有甘泉上计之制，而臣始为之，盖法汉之大司农，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簿，其逋未毕，各具列之意以为书也。”於是监察御史张敦实、刘贡言：“一县必有一县之计，一郡必有一郡之计，天下必有天下之计。天下之计，总郡县而岁考焉。三代远矣，方册可得而知者，自《禹》九州，成赋中邦，因南巡狩，而至大越，登茅山而会诸侯，号其山曰‘会稽’，后立会稽郡。《汉书》注云：‘以其会诸侯之计於此也。’逮至《周官》所载，最为详悉。《天官》冢宰之属，理财居其半，掌财用而言，岁终则会者凡十。又太府之职，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。小宰之职，岁终，则令郡吏致事。郑氏注云：‘若今之上计也。’汉承秦后，萧何收其图籍，知张仓善算，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，领郡国上计者，此则汉初之制，专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之计也。至武帝建元三年，诏吏民有明当世之务，习先圣之术者，县次续食，令与计偕。注云：‘计者，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。’元封五年三月，朝诸侯王、列侯，受郡国计。太初元年十二月，又受计於甘泉。天汉三年，又受计於泰山之明堂。太始四年三月，又受计於泰山之明堂。是则终武帝之世，五十余年之间，一受计於帝都，三受计於方岳，或以三月，或以十二月之不同也。至宣帝黄龙元年正月，下诏曰：‘方今天下少事，而民多贫，盗贼不毕，其咎安在？
上计簿，文具而已，务为欺谩，以避其课。令御史察计簿，疑非实者，案之，使真伪无相乱。’是则在宣帝之时，郡国所上计簿已不能无弊矣。光武中兴，岁终遣吏上计，遂为定制。正月旦，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受贺，而属郡计吏皆在列，置大司农掌之，其逋未毕，各具列之。今孙大雅所陈者是也。然西汉言郡国上计，东汉言属郡计吏，则远方者在东汉未必偕至矣。汉之大司农则今之户部也。窃见户部掌天下之财计，有上限、中限、末限之格法。有月催、旬催、五日一催之期会。每於岁终，独以常平、收支、户口、租税造册进呈，而於诸郡诸色窠目尚略焉。是於三代岁终则会，与两汉上计之法为未备也。然而去古逾远，文籍愈烦，在西汉已不免文具之弊，况今日能尽革其伪乎？在东汉止於属郡之内，况今日川、广之远、能使其如期毕至乎？臣等愚见，莫若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，已足、未足、亏少、亏多之数，并皆造册，正月进呈；兼采汉初之制，丞相选差一人考户部所上计，而明州郡之殿最，则三代、两汉之制皆兼该而无不举之处矣。”诏户部措置。其后，户部言：“诸路州军，岁起上供诸色窠名钱帛，各有条限。年额数目，本部每年预期行下，逐路监司及州军，依限催纳。其岁终具常平收支，并税租、课利旁通，系取前二年数，户部本年数造册进呈，内不到路分，次年附进。今来张敦实等奏陈，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，已足、未足、亏少、亏多之数造册，正月进呈。缘诸路州军，地里远近不同，窃虑次年正月未能尽实申到，若候取会齐足，攒造亦恐后时。今欲立式，遍下诸路州军，各以本州每岁应於合发上供窠名钱帛粮斛数目置籍，照条限钩考发纳，岁终开具造册，须管次年正月了毕，诣阙投进，降付户部参考；将拖欠州军，取旨黜责施行。”上曰：“如此措置，甚善。”从之。
是年，宰执进呈户部收支细数，见管只四十二万，而未催之钱乃二百八十余万。是知干道仁民之政，不尽敛以归国，而财赋之藏於州县如此。
淳熙十年，诏左藏南库拨隶户部。
尝试考昔验今：至道中，岁入一千二百余万。天禧末，岁入三千六百余万。
嘉岁入三千六百八十余万。熙宁岁入五千六十余万。宁宗时，岁入六千余万。
然则土地之广狭，财赋之多少可以考矣。司版曹之计者，尚忍求详生财之方乎？
叶《应诏条奏财总论》曰：“财用，今日之大事也，必尽究其本末，而后可以措於政事。欲尽究今日之本末，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。盖考古虽若无益，而不能知古则不知今故也。夫财之多少有无，非古人为国之所患，而今世乃以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，此其说安从出哉？盖自舜、禹始有贡赋之法以会计天下之诸侯，比於尧、喾以前为密矣，今《禹贡》之所载是也。然总、秸、米、粟，不及於五百里之外；九州之贡入，贡於今世，乃充庭之仪品，盖千百之一二耳。周公之为周治其财用，视舜、禹则已详；然王畿千里之外，法或不及，千里之内，犹不尽取。盖三代之所取者，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，为其无以阜通流转，则作币铸金以权之。当是之时，不闻其以财少为患而以财多为功也。虽然，此其事远矣。盐末利，起自春秋，鲁之中世，田始有税，然诸侯各以其国自足，而无煎熬逼迫之忧。盖汉文景之盛，而天下之财不以入关中，人主不租税天下，而诸侯若吴人者，亦不租税其田。光武、明、章，未闻其以财少自困，而中年常更盗贼夷狄之难，内外征讨，亦不大屈。惟秦始皇豪暴，有头会箕敛之讥；汉武帝奢侈，有均榷征算之政，而西园聚钱，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。盖两汉虽不足以言三代，而其以财为病非若今世也。虽然，此其事远矣。分为三国，裂为南北，无岁不战，无时少安。且其运祚迫蹙，祸变烦兴，至於调度供亿，犹自有序，而亦岂若今日之贫窘漏底哉！此皆具载册书，可即而见者。虽然，此其事远矣。隋最富而亡，唐最贫而兴。唐之取民，以租，以庸，以调，过此无取也。而唐之武功最多，辟地最广，用兵最久，师行最胜。此其事则差近而可知矣。致唐之治，有唐之胜，其不待多财而能之也决矣。然则其所以不若唐者，非以财少为患也。
故财之多少有无，非古人为国之所患，所患者，谋虑取舍，定计数，必治功之耳。非如今日以一财之不足而百虑尽废，奉头竭足以较锱铢，譬若慵夫浅人，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己者也。以财少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，其说稍出於唐之中世，盛於本朝之承平，而其极甚乃至於今日。其为国之名物采章，精神威望，一切销耗，内之所以取悦其民，外之所以示威於敌者，一切无有。习为宽缓迂远之常说以文其无用，而尽力於苟且督迫，鞭挞疲民，舞小吏，而谓之有能。陛下回顾而加圣思，必有大不可安者。故臣以为不究古者财之本末，循而至於本朝，以去其错谬而不合於常经者，则无以知财之多少有无不足为国家之患。此而不知，则天下之大计皆不可得而预论，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！”
又曰：“唐末藩镇自擅，财赋散失，更五代而不能收，加以非常之变屡作，排门空肆以受科敛之害，而财之匮甚矣，故太祖之制诸镇，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。既而僭伪次第平一，诸节度伸缩惟命，遂强主威，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，财在上也。至於太宗、真宗之初，用度自给，而犹不闻以财为患。及祥符、天禧以后，内之蓄藏稍以空尽，而仁宗景、明道，天灾流行，继而西事暴兴，五六年不能定。夫当仁宗四十二年，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，而财用始大乏，天下之论扰扰，皆以财为虑矣。当是时也，善人君子，以为昔之己取者固不可去，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复取，皆甘心於不能。所谓精悍驵侩之吏，亦深自藏抑，不敢奋头角以裒敛为事。虽然，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，愁劳苦议乎盐茗、榷货之而未得也。是以熙宁新政，重司农之任，更常平之法，排兼并，专敛散，兴利之臣四出候望，而市肆之会，关津之要，微至於小商、贱隶什百之获，皆有以征之。
盖财无乏於嘉、治平，而言利无甚於熙宁、元丰，其借先王以为说而率上下以利，旷然大变其俗矣。崇、观以来，蔡京专国柄，以为其策出於王安石、曾布、吕惠卿之所未工，故变钞法，走商贾，穷地之宝以佐上用，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，富足以备礼，和足以广乐，百侈并斗，竭力相奉。不幸党与异同，屡复屡变，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画之所未及者，加以平方腊则加敛於东南，取燕山则重困於北方，而西师凡二十年，关陕尤病，然后靖康之难作矣。方大元帅建府於河北，而张悫任馈饷之责者，盐钞数十万缗而已。及来维扬，而黄潜善、吕颐浩、叶梦得之流，汲汲乎皆以榷货自营，而收旧经制钱之议起矣。况乎大将殖私，军食自制，无复承统。转运所至，刷攫。朝廷科降，大书文移，守令丞佐持巨校，将五百，追捉乡户，号痛无告，赃贪之人，又因之以为己利。而经总制之窠名既立，添酒、折帛、月桩、和籴，皆同常赋，於是言财之急，自古以来，莫今为甚，而财之乏少不继，亦莫今为甚也。自是以后，辛己之役、甲申之役，边一有警，赋敛辄增，既增之后，不可复减。尝试以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，比於汉唐之盛时一再倍；熙宁、元丰以后，随处之封桩，役钱之宽剩，青苗之结息，比治平以前数倍；而蔡京变钞法以后，比熙宁又再倍矣。王黼之免夫至六千余万缗，其大半不可钩考，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，其所入财赋，视宣和又再倍矣。是自有天地，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。然其所以益困益乏，皇皇营聚，不可一朝居者，其故安在？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，此善於为国者也。古者财愈少而愈治，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。古者财愈少而有余，今者财愈多而不足。然则善为国者，将从其少而治且有余乎？多而不治且不足乎？而况於多者劳而少者逸，岂恶逸喜劳而至是哉？故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：一曰经总制钱之患，二曰折帛之患，三曰和买之患，四曰茶盐之患。四患去则财少，财少则有余，有余则逸，有余而逸，以之求治，朝令而少改矣。”
右《水心外稿》所上《财总论》二篇，足以见历代理财之大概，及中兴以后财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，故备载之於《国用考》之终。至其所言经总制、和买、折帛钱，则各具本门。
王藏库者，国家经费所贮。系帮支三衙、百官请给，及宗庙宫禁非泛之费。
并将校、卫卒、ト门、医职、近侍请给，皆出焉。左藏南库，本御前桩管激赏库。绍兴休兵后，秦桧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，尽入此库，户部告乏则与之，由是金币山积，士大夫指为琼林、大盈之比。高宗尝出数百万缗以佐调度，淳熙末始并归户部。
左藏封桩库，孝宗所创。其法，非奉亲，非军需不支。至淳熙末年，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，拨入内库，或睿思殿，或御前库，或修内司，有司不敢执。
内藏库，即祖宗时旧置元丰三十二库。崇宁后为大观东、西库。秦桧用事时，每三宫生辰，及春秋内教、每年寒食节，与诸局所进书，皆献令币，由是内帑山积。绍兴末，诏除太后生辰及内教外，余并减半。孝宗初，又并进书礼物罢之。
绍熙初，始数取封桩钱入内藏。
御前甲库者，绍兴中置。凡乘舆所需图画、什物，有司不能供者，悉於甲库取之，故百工伎艺之巧者，皆出其，日费毋虑数百千。禁中既有内酒库，而甲库所酿尤胜，以其余酤卖，颇侵户部课额，以此库储常不足。臣僚以为言，乃罢之。三省枢密院激赏库者，渡江后所创。自建炎龙兴，赏膳始减，至维扬及临安又减。绍兴四年秋，赵元镇为川陕、荆襄都督，既而不行，遂以督府金钱入此库。十年，秦桧之当国，以兀术畔盟用兵，须犒赐之物，乃计亩率钱，遍天下五等，贫民无免者。然兵未尝举，而所敛钱尽归激赏库。其后岁支至三十八万缗，堂厨万五千，东厨万二千，玉牒所，日历、敕令所，国史院，尚书省犒设，中书门下、密院支费，各有差，议者指为冗费，后减二十万缗。孝宗时，再减十万缗。合同凭由司者，宫禁所取索也。岁取金银钱帛，率以百万计，版曹照数除破，不能裁节。
修内司，掌宫禁营缮，岁输缗钱二十万，以给其费，后减其半。
榷货务都茶场者，旧东京有之。建炎二年，始置於扬州。明年，置於江陵。
绍兴三年，置於镇江及吉州。五年，省吉州务，而行在务移於临安场，岁收茶、盐、香息钱。
丰储仓者，绍兴二十六年始置。韩尚书仲通在版曹，请别储粟百万斛於行都，以备水旱，号“丰储”。其后，镇江、建康、关外、四川皆有之。
东南三总领所，掌利权皆有定数。然军旅饥馑，则告乞於朝，惟四川在远，钱币又不通，故无事之际，计臣得以擅取予之权，而一遇军兴，朝廷亦不问。
诸州军资库者，岁用省记也。旧制，每道有计度转运使，岁终则会诸郡邑之出入，盈者取之，亏者补之，故郡邑无不足之患。自军兴，计司常患不给，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，加赋增员，悉所不问，由是州县始困。近岁离军添差，大为州郡之患（绍兴十一年四月己未，初用张循王奏，离军将佐并与添差，州郡患无以给。二十七年六月丙辰，兵部奏大郡毋过百人，次郡半之，小郡三十人为额。从之），而宗室、戚里、归明、归正、甚至於乐艺贱工、胥史杂流，亦皆添差。
庆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员，尽本府七场务所入，不足以给四员总管之俸，其有十五年不徙任者，计其俸入，钱二十余万缗，米十余万斛。扬州会府也，岁输朝廷钱不满七八万，而本州支费乃至百二十万缗，民力安得不困？绍熙初，议者请裁定朝廷经费，然后使版曹尽会一岁之入，正其旧籍，削去虚额，择诸路监司之爱民而知财计者，俾之稽考调度，蠲其烦重，以宽民力，朝廷未克行。今之为郡者，但能撙节用度，讥察渗漏，使岁计无乏，己号过人，无复及民之政矣。
公使库者，诸道监、帅司，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。盖祖宗时，以前代牧伯皆敛於民，以佐厨传，是以制公使钱，以给其费，惧及民也。然正赐钱不多，而著令许收遗利，以此州郡得以自恣。若帅、宪等司，则又有抚养、备边等库，开抵当、卖熟药，无所不为，其实以助公使耳。公使苞苴，在东南为尤甚。扬州一郡，每岁馈遗，见於帐籍者，至十二万缗。江、浙诸郡，每以酒遗中都官，岁五六至，至必数千瓶。淳熙中，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，与祠官范致能、胡长文厚，一饮之费，率至千余缗。时蜀人有守潭者，又有以总计摄润者，视事不半岁，过例馈送，皆至四五万缗，供宅酒至二百余斛，孝宗怒而绌之（九年正月戊子、三月乙未），然其风盖未殄也。东南帅臣、监司到罢，号为上下马，邻路皆有馈，计其所得，动辄万缗。近岁蜀中亦然。其会聚之，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为准，有一身而兼数职者，则并受数人之馈，献酬之际，一日而得二千余缗，其无艺如此。顷岁陈给事岘为蜀帅，冯少卿宪为成都漕，就以所遗元物报之。陈怒，奏其容覆赃吏，朝廷移之，逮陈败方得直。时芮国器侍郎、赵子直丞相相继为江西漕，凡四方之聘币，皆不入於家，斥其资，置养济院於南昌以养贫者。朱少卿时敏为潼川守，受四方之馈，每以其物报之。赵德老镇成都，受而别储之，临行以散宗室之贫者，此皆廉节之可纪者也。惟总领所公使钱，以料次取於大军库，故敛不及民。然正赐不多，而岁用率十数万，每岁终，上其数於户部，辄以劳军、除戎器为名，版曹知而不诘也。所谓公使醋钱者，诸郡皆立额，白取於属县，县敛於民吏以输之，小邑一岁亦不下千缗，人尤以为怨，谓宜罢互送而损遗利，使上下一体，而害不及民，则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。右左藏库以下，皆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所载宋朝渡江后帑藏之大概，而其制多承东京之旧，至军资库、公使库则皆财赋之在州郡者也。夫以经总制、月桩钱观之，则其征取於州郡者，何其苛细？以军资、公使库观之，则其储蓄之在州郡者，又何其宽假也？夫其征取之苛细，则民宜痛受椎剥之苦；储蓄之宽假，则吏宜大肆侵盗之恶，而俱不然，何也？盖国家之赋敛虽重，而所以施於百姓者，常有惨怛忠利之意，故民无怨ゥ。州郡之事力虽裕，而所以励士大夫者，壹皆礼义廉耻之维，故吏少贪，又宋承唐之法，分天下财赋为三：曰上供，曰送使，曰留州。然立法虽同，而所以立法之意则异。唐之法起於中叶之后，盖版籍隳废，体统陵夷，藩方擅财赋以自私，而朝廷不知。人主又多好殖私财，节镇刺史往往取经常之赋，以供内府之所进奉，上之人因而利之，遂不复能究其岁入之数，而苟为是姑息之举，则其意出於私也。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时，盖拊民以仁，驭吏以礼，而人主未尝有耽欲黩货之事，虽内藏之蓄积，常捐以助版曹，则州郡之财赋固己其不必尽归之京师。又使为监司、郡守者，厨传支吾，官给其费，则不取之於民，而因以行宽裕之政，则其意出於公也。然此法沿袭既久，得失相半。其得者则如前所云；而其失者，盖自中兴以来，朝廷之经费日伙，则不免於上供之外，别立名色，以取之州郡，如经总制、月桩钱之类是也。州郡之事力有限，则不免於常赋之外，别立名色，以取之百姓，如斛面米、头子钱之类是也。盖其所以倚办责成於州郡者，以其元有桩留之赋，然有限之桩留，不足以给无艺之征取。又其法立於倥偬之时，州郡利源之厚薄，事力之优剧，不能审订斟酌，而一概取之。
故郡计优裕，幸而长吏又得廉之人，则撙节奉上之外，其余力又可代输下户之逋悬，对补无名之窠额。若郡计凋弊不幸，而长吏又值贪庸之辈，则经常之赋入，不登於版曹，而并缘之渔猎，己遍及於闾阎矣！愚常备论其事於经总制钱之末，虽然，仁厚之泽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？盖虽愧於取民有制之事，而每有视民如伤之心，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，所谓不从其令而从其意者是也。虽不免季世征敛之法，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，故蒙被者不见其苛娆，所谓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