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百三十·乐考三
作者：马端临○历代乐制
宋太祖皇帝受命，以窦俨兼太常。俨奏改周乐文舞《崇德之舞》为《文德之舞》，武舞《象成之舞》为《武功之舞》，改乐章《十二顺》为《十二安》，盖取“治世之音安以乐”之义。祭天为《高安》，祭地为《静安》，宗庙为《理安》，天地、宗庙登歌为《嘉安》，皇帝临轩为《隆安》，王公出入为《正安》，皇帝饮食为《和安》，皇帝受朝、皇后入宫为《顺安》，皇太子轩悬出入为《良安》，正、冬朝会为《永安》，郊庙俎入为《丰安》，祭享、酌献、饮福、受胙为《禧安》，祭文宣王、武成王同用《永安》，籍田、先农用《静安》。五月，有司上言：“僖祖文献皇帝室奏《大善之舞》，顺祖惠元皇帝室奏《大宁之舞》，翼祖简恭皇帝室奏《大顺之舞》，宣祖昭武皇帝室奏《大庆之舞》。”从之。其后和岘奏：“陛下揖让得天下，宜先奏文舞。按《尚书》舜受尧禅，元德升闻，乃命以位。请改文舞为《元德升闻之舞》。《尚书》‘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’，请改武舞为《天下大定之舞》。”从之。建隆初，用王朴乐。上谓其声高，近於哀思，诏和岘考西京表尺，令下一律，比旧乐始和畅（详见《律吕》）。
真宗咸平四年，太常寺言：乐工习艺匪精，每祭享，止奏黄锺宫一调，未尝随月转律，望示条约。“监察御史艾仲孺复上言，请修饰乐器，调正音律。乃诏翰林学士李宗谔等编录律吕法度、乐物名数，目曰《乐纂》。又裁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。明年八月，上御崇政殿，张宫悬阅试，召宰相、亲王临观，宗谔执乐谱立侍。先以钟磬按律准，次令登歌，钟、磬、埙、篪、琴、阮、笙、箫各二色合奏，筝、琴、筑三色合奏，迭为一曲，后以击钟为六变、九变。又为朝会上寿之乐及文武二舞、鼓吹、导引、警夜之曲，颇为精习。上甚悦。旧制，巢笙、和笙每变宫之际，必换管，弦难於遽易，乐工单仲辛遂改为之一定之制，不复旋易，与诸调皆协。今令仲辛诞唱八十四调曲，遂超补副乐正，赐袍笏、银带，自余皆赐衣带、缗钱，又赐宗谔等器币有差。自是乐府制度顿有伦理。先是，惟天地、感生帝、郊庙用乐，亲祀用宫悬；有司摄事，正用登歌；自余大祀，未暇备乐。时既罢兵，垂意典礼。明年，乃诏自今诸大祀并宜用乐，皆同感生帝，六变、八变如《通礼》所载。太祖室酌献，奏《大定之曲》，太宗室酌献，奏《大盛之曲》。大中祥符元年，以将行封禅，诏改酌献昊天上帝《禧安之乐》为《丰安》，皇地《德安之乐》为《禅安》，饮福《禧安之乐》为《祺安之乐》，别又制天书乐章《瑞安》、《灵文》二曲，每亲行礼用之。又作《醴泉》、《神芝》、《庆》、《灵鹊》、《瑞草》五曲，施於朝会宴亭。五年，圣祖降，奏荐献圣祖，文舞曰《发祥流德之舞》，武舞曰《降真观德之舞》。自是玉清昭应宫、亲荐皆备乐，同三十六ね（景灵宫以宫之庭狭，止用二十）。
真宗庙室酌献，奏《大明之曲》。
仁宗景二年，时承平久，上留意礼乐之事。先是，判太常寺燕肃言：“大乐制器岁久，金石不调，愿以王朴所造律准考按。”乃命馆职宋祁、李照同预。
至是，肃等上所考定乐器，上临阅，奏郊庙五十一曲，因问照乐何如，照对“乐音高”，命详陈之。照言：“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，视禁坊胡部乐高二律。击黄仲才应锺吕，击夹锺才应夷则，是冬行夏令，春召秋气。盖五代之乱，雅乐废坏，朴创意造律准，不合古法，用之本朝，卒无福应。又编钟、钟，无大小、轻重、厚薄、长短之差，铜锡不精，声韵失美，大者陵，小者抑，非中度之器。
相传以为唐旧钟，亦有朴所制者。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，复令神瞽协其中声，然后声应凤鸣，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。其乐传之古，不刊之法也。愿听臣依神瞽律法，试铸编钟一ね，可使度、量、权衡协和。”诏许之，仍令就锡庆院铸之。
照请下潞州求上党县羊头山黍，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制玉律以候气，从之。
寻以王曾、吕夷简为都大管勾，铸造大乐编钟，蔡齐同都大管勾，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。照既铸成编钟一ね以奏御，遂建请改制大乐，取京县黍累尺成律，铸钟审之，其声犹高，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，乃下太常制四律，照自为律管之法，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，率一星占九秒，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，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，以为十二管定法。旧太常钟磬十六枚为一ね，而四清声相承不击，照言：“十二律声巳备，余四清声乃郑、卫之乐，可去。”侍读学士冯元等之（详见《编钟条》下）。照谓旧声高，乃以太府尺为法，照独任所见，更造新器，而新声极下，起五月造，至八月成。议者以为迂诞，罢之。上寻出御制景《乐髓新经》六篇赐近臣，其一，释十二均；二，明主所事；三，辨音声；四，图律吕相生，并祭天地、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；配，五十二管之长短；六，论历代度、量、衡。皆本之於阴阳，配之以四时，建之於日月，通之於竺，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。既而右司谏议韩琦等言：“照所造乐不依古法，率以意为律度，请复用旧乐。”诏下其议，而晏殊等言李照新乐，比旧乐下三律，众论以为无所考据，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。乃诏太常雅乐悉仍旧制，照所造勿复施用。
皇二年五月，明堂礼仪使言：“明堂所用皆当随月用律，九月以无射为均，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。”闰十一月，诏中书门下集两制、太常官，制局於秘阁，详定大乐。翰林学士王尧臣请命天章阁待制赵师民预详定，仍乞借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。又召国子监直讲胡瑗、益州进士房庶同议大乐。四年冬，知制诰王洙等献新乐，议者以为钟磬皆不合古，遂复命近臣详定，仍命参政刘沆、梁监议而当议者各安所习，久而不决，乃命诸家各作锺律以献。
五年九月，亲临视之，迁胡瑗、阮逸等官。而议者谓黄锺为万事根本，故尺量权衡皆起於黄锺，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，容受卒不能合，及平陈得古乐，遂用之。
唐兴，因其声以制乐，其器虽无法，而其声犹不失於古。五代之乱，大乐沦散，王朴始用尺定律，而声与器皆失之。故太祖患其声高，特减一律，至是又减半律，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，比今燕乐高三律，上虽勤劳制作，未能得其当者，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。其后诏改名《大安》，帝御紫宸殿奏大常新定《大安之乐》。
八月，诏：“南郊始用旧乐，其新定《大安之乐》，常祀及朝会用。”翰林学士胡宿上言：“自古无并用二乐之礼，今旧乐高，新乐下，相去一律，难并用。且新乐未施郊庙，先用朝会，非先王荐上帝、享祖考之意。”帝以为然。初，李照斥王朴乐音高，乃作新乐，下其声。太常歌工病其太浊，歌不成声，私赂铸工，使减铜齐，而声稍清，歌乃协。然照卒莫之辨。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，照、瑗皆非之。及照将铸钟，给铜於铸钅写务，得古编钟一，工人不敢毁，乃藏於太常。钟不知何代所作，其铭云：“粤朕皇祖宝钟，粤斯万年，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叩其声，与朴钟夷则清声合，而其形侧垂。瑗后改铸，正其钮，使下垂，叩之郁而不扬。其钟又长甬而震掉，声不和。著作郎刘义叟谓人曰：“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，上将有眩惑之疾。”嘉元年正月，帝御大庆殿受朝。前一夕，殿庭设仗卫，既具，而大雨雪，至压宫架折，帝於宫中跣而告天，遂暴感风眩，人以义叟之言为验。
仁宗庙室酌献奏《大仁之曲》；英宗庙室酌献奏《大英之曲》。
神宗元丰三年，诏刘几、范镇、杨杰详定大乐。
初，杰言大乐之失：一曰歌不永言，声不依永，律不和声。盖金声春容，失之则重；石声温润，失之则轻；土声函胡，失之则下；竹声清越，失之则高；丝声纤微，失之则细；革声隆大，失之则洪；匏声丛聚，失之则长；木声无余，失之则短。惟人禀中和之气，而有中和之声，八音、律吕皆以人声为度。言虽永，不可以逾其声。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，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，所谓歌不永言也。请节其烦声，以一声歌一言。且诗言人志，咏以为歌。五声随歌，是谓依永；律吕协奏，是谓和声。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，乐器以写音。乐本效人，非效乐者也。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，声不依永，以咏依声；律不和咏，以声和律，非古制也。二曰八音不谐，钟磬缺四清声。虞乐九成，以箫为主；商乐和平，以磬为依；周乐合奏，以金为首。钟、磬、箫者，众乐之所宗，则天子之乐用八；钟、磬、箫，众乐本，乃倍之为十六。且十二者，律之本声；而四者，应声也。本声重大为君父，应声轻清为臣子，故其四声曰清声，或曰子声也。李照议乐，始不用四清声，是有本而无应也，八音何从而谐哉？今巢笙、和笙，其管十九，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，以七管为应声。用之已久，而声至和，则编钟、磬、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。三曰金石夺伦。乐奏一声，诸器皆以其声应，既不可以不及，又不可以有余。今琴、瑟、埙、篪、笛、笙、阮、筝、筑奏一声，则钟、特磬、编钟、编磬击三声，声烦而掩众器，遂至夺伦，则钟、特磬、编钟、编磬节奏与众器同，宜勿连击。帝乃下镇、几参定。镇作律尺等，欲图上之。而几之议律主於人声，不以尺度求合。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，遂奏乐成。第加恩赉，而镇谢曰：“此刘几乐也，臣何预焉！”镇又言：“八音无匏、土二音，笙、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，是无匏音也；埙器以木为之，是无土音也。八音不具，以为备乐，安可得哉！”不报。
初，杰欲销王朴旧钟。意新乐成，虽不善，更无旧钟可校，乃诏许借朴钟为清声不得销毁。后辅臣至太常按试前一夕，杰乃陈朴钟已弊者一县。乐工不平，夜易之，而杰不知。明日辅臣至，杰厉声云：“朴钟甚不谐美。”使乐工叩之，韵甚佳，杰大沮。
哲宗元三年，范镇上所成乐书并其图法，赐诏褒美。徽宗崇宁元年，诏置讲议局。以大乐之制讹谬残缺，太常乐器弊坏，琴瑟制度参差不同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，每大合乐，声韵淆杂，而皆失之太高。筝、筑、阮，秦、晋之乐也，乃列於琴、瑟之；熊罴按，梁、隋之制也，乃设於宫架之外。笙不用匏，舞不成象，曲不叶谱，乐工率农夫、市贾，遇祭祀朝会，则追呼於阡陌、闾阎之中，教习无素，瞢不知音。议乐之臣以《乐经》散亡，无所依据；秦汉之后，诸儒自相非议，不足取法。乃博求知音之士，而蜀人魏汉津上言：“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《咸池》，其乐曰《大卷》。三三而九，乃为黄锺之律。禹效黄帝之法，以声为律，以身为度，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，谓之君指，裁为宫声之管；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，谓之臣指，裁为商声之管；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，谓之物指，裁为羽声之管。第二指为民、为角，大指为事、为征，民与事，君臣治之，以物养之，故不用为裁管之法。得三指合之为九寸，则黄锺之律定矣。黄锺定，余律从而生焉。臣今欲请帝中指、第四指、第五指各三节，先铸九鼎，次铸帝座大钟，次铸四韵清声钟，次铸二十四气钟，然后均弦裁管，为一代之乐。”诏可。其年七月，景钟成。次年，帝鼐、八鼎成。八月，新乐成，列於崇政殿。有旨，先奏旧乐三阕，曲未终，帝曰：“旧乐如泣声。”挥止之。既奏新乐，天颜和豫，诏赐名曰《大晟》，专置大晟府，大司乐一员，典乐二员，并为长贰。大乐令一员，协律郎四员。以其乐施之郊庙、朝会，弃旧乐不用。又诏春秋释奠，赐宴辟雍，贡士鹿鸣、闻喜宴，悉用《大晟乐》，屏去倡优淫哇之声，仍令选国子生教习乐舞。
政和三年，议礼局上亲祠登歌、宫架二舞及大祠、中祠、登歌、二舞之制（详见《乐悬门》）。五月，诏曰：“《大晟之乐》已荐之郊庙，而未施於燕飨。比诏有司，以《大晟乐》播之教坊，试於庭殿，五声既具，无怙噍急之声，嘉与天下共之，可以所进乐颁之天下，其旧乐悉禁。”於是令尚书省立法，“新征、角二调曲谱已经按试者，并令大晟府刊行，后续有谱，依此。其宫、商、羽调曲谱自从旧，新乐器五声、八音方全。埙、篪、匏、笙、石磬之类已经按试者，大晟府画图疏说颁行，教坊、均容直、开封府各颁降二副。开封府用所颁乐器，明示依式造鬻，教坊、均容直及中外不得违。今乐敢高下其声，或别为他声，或移改增损乐器，旧来淫哇之声，如打断、哨笛、砑鼓、十般舞、小鼓腔、小笛之类与其曲名，悉行禁止，违之者与听之者悉坐罪。”
蔡攸《国史补》：“初，汉津献说，请帝三指之三寸，三合而为九，为黄锺之律。又以中指之径围为容盛，度、量、权、衡皆自是而出。又谓有太声、有少声。太者清声，阳也，天道也；少者浊声，阴也，地道也；中声，其，人道也。
合三才之道，备阴阳奇耦，然后四序可得而调，万物可得而理。当时以为迂怪。刘之兄炜以晓乐律进，未几而卒。始主乐事，乃建白谓：太、少不合儒书，以《太史公书》黄锺八寸七分为中声，奏之於初气；《班固书》黄锺九寸为正声，奏之於中气。因请帝指时止用之中指，又不得径围为容盛。故后凡制器，不能成剂量，工人但随律调之，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。”
大乐繇建隆迄崇宁，凡六改作。始，太祖以雅乐声高，不合中和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西京铜望臬石尺为新度，以定律吕，於是历建隆后有和岘乐。仁宗留意乐律，判太常寺燕肃言器久不谐，复以朴准考正。时，李照以知音闻，谓朴准高五律，与古制殊，请依神瞽法铸编钟。既成，遂请改定雅乐，乃下三律，炼白石为磬，范中金为钟，图三辰、五灵为器之饰，於是景中有李照乐。未几，谏官、御史交论其非，竟复旧制。其后诏集侍从、礼官参定声律，而阮逸、胡瑗实主其事，更造磬钟，止下一律，以《大安》名之。钟声郁震掉，不和滋甚，遂独用之常祀、朝会焉，於是皇中有阮逸乐。神宗御历，嗣守成宪，未遑有所制作，从言者绪正一二。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，召范镇、刘几与杰参议。几、杰请遵行祖训，一切下王朴二律，用仁宗所制编钟，追考成周用乐之序，辨正二舞容节；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，以律生尺，改修锺量，废四清声。诏悉从几、杰议。乐成，奏之郊庙，於是元丰中有杨杰、刘几乐。范镇以为声杂郑、卫，退而请太府铜制律造乐。哲宗初，以乐来上，按试於庭，以李照乐下一律，於是元中有范镇乐。杨杰复议其失，以为出镇一家之学，卒置不用。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，有方士魏汉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，用夏禹以身为度之说，请帝三指为黄锺之律度，铸帝鼐、景钟，谓之雅乐，赐名曰《大晟》，颁之天下，播之教坊，於是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。
右《四朝史志》序，言宋乐中兴以前，其制屡易，本末大概如此。然李照、阮逸、刘几之乐，行而随废；范镇之乐，元未尝行；至《大晟乐》既成，始尽弃旧乐，以其制颁行天下。盖建隆之乐，至崇宁而始尽变耳。尝试论之，乐之道虽未易言，然学士大夫之说，则欲其律吕之中度；工师之说，则不过欲其音韵之入耳。今宋之乐虽屡变，然景之乐，李照主之，太常歌工病其太浊，歌不成声，私赂铸工，使减铜齐，而声稍清，歌乃叶而照卒。不知元丰之乐，杨杰主之，欲废旧钟，乐工不平，一夕易之，而杰亦不知。崇宁之乐，魏汉津主之，欲请帝中指寸为律，径围为容盛。其后止用中指寸，不用径围。且制器不能成剂量，工人但随律调之，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，而汉津亦不知。然则学士大夫之说，卒不能胜工师之说，是乐制虽曰屡变，而元未尝变也。盖乐者，器也，声也，非徒以资议论而已。今订正虽详，而铿锵不韵；辨折虽可听，而考击不成声，则亦何取焉。然照、杰、汉津之说，亦既私为工师所易，而懵不复觉，方且自诡改制，显受Ο赏，则三人者，亦岂真为审音知律之士？其暗悟神解，岂足以希荀勖、阮咸、张文收辈之万一也哉！
高宗建炎二年，就维扬行郊祀礼，凡卤簿、乐舞，礼文多未备，严更警场，至就取中军金鼓，权一时之用。
绍兴元年，飨明堂。旧乐皆毁於维扬，乃相度裁减，权用遇雨望祭礼例，止设登歌，通作宫架之乐，其部色合用乐工止四十七人，乃招收承平旧工以补之。
上初即位，下诏：“朕方日极忧念，屏远声乐，不令过耳。承平典故，虽实废名存，亦所不忍，悉从减罢。”至绍兴十年，礼部侍郎施奏：“昨内外暂止用乐，今徽考大事已毕，慈宁又已就养，其时节上寿，礼宜举乐，一如旧制。”礼部寻言：“太母还宫，国家大庆，四方来贺。自今冬至、元正举行朝贺之礼，依国朝故事，合设大仗及用乐舞等，庶明天子之尊，旧典不至废堕。”诏：“俟来年举行。”十三年，郊祀，诏修圜坛。有司言：“大礼排设备乐，宫架乐办一料外，登歌乐依在京夏祭例，合用两料。其乐器，登歌则用编钟、编磬各一架；、二；搏拊、鼓二；琴五色，自一、三、五、七至九弦各二；瑟四；笛四；埙、篪、箫并二；巢笙、和笙各四；并七星、九曜、闰余匏笙各一；麾幡一。宫架则用编钟、编磬各十二架；、二；琴五色，各十；瑟二十六；巢笙及箫并一十四；七星、九曜、闰余匏笙各一；竽笙十埙一十二；篪一十八；笛二十；晋鼓一；建鼓四；麾幡一。”乃从太常下之两浙、江南、福建州郡，又下之广东、荆湖南、北，刷取旧管大乐，上於行都，有阙则下军器所制造，并添修雅饰，遇雨则油帕排设用乐床，而乐器浸备。其乐工以太常寺所请，诏依在京例，选择行止畏谨人召募，合登歌、宫架用四百四十人，同日分诣太社、太稷、九宫贵神。每祭各用乐正二人，执色乐工、掌事、掌器三十六人，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。文舞、武舞计用一百二十八人，就用文舞番充。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，各行募补。所募乐工、舞师，照在京例，分三等廪给。其募到乐正、掌事、掌器，自六月一日教习；引舞、色长、文武舞头、舞师并分诣乐工等，自八月一日教习。所贵乐艺精熟，不至疏卤，而乐工渐集。十四年，正旦朝会，始陈乐舞在庭，公卿奉觞献寿。据元丰详定朝会乐：第一爵，登歌奏《和安之曲》，堂上之乐随歌而发；第二爵，笙入，乃奏瑞曲，惟吹笙而余乐不作；第三爵，奏瑞曲，堂上歌，堂下笙，一歌一吹相；第四爵，合乐，仍奏瑞曲，而上下之乐交作。今悉仿旧典，首奏《和安》，次奏《嘉木成文》、《沧海澄清》、《瑞粟呈祥》三曲，其乐专以太蔟为宫。太蔟之律，生气凑达万物，於三统为人正，於四时为孟春，故元会用之。
时命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，按《大晟乐书》：“黄帝有五钟，一曰景钟。景者，大也。黄锺者，乐之所自出，而景钟又黄锺之本，故为乐之祖，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，自斋宫诣坛则击之，以召至阳之气。既至，声阕，众乐乃作。
祀事既毕，升辇又击之。”是年，内出御制郊祀大礼、天地、宗庙乐章，及诏宰执、学士院、两省官删修郊祀大礼乐章，付太常肄习。天子亲祀南郊，圜锺为宫，三奏；黄锺为角，一奏；太蔟为征，一奏；姑洗为羽，一奏，乐凡六成。歌《景安》，用《文德武功之舞》。飨明堂，夹锺为宫，三奏；黄锺为角，太蔟为征，姑洗为羽，各二奏，乐凡九成。歌《诚安》，用《右文化俗》、《威功睿德之舞》。
前二日，朝献景灵宫，圜锺为宫，三奏；黄锺、太蔟、姑洗各一奏，凡六成。所奏乐与南郊同，歌《兴安》，用《发神流庆》、《降真观德之舞》。前一日，朝飨太庙，黄锺为宫，三奏；大吕为角，太蔟为征，应锺为羽，皆二奏，乐凡九成，歌《兴安》，所用文武二舞与南郊同。僖祖庙用《基命之乐舞》，翼祖庙用《大顺之乐舞》，宣祖庙用《天元之乐舞》，太祖庙用《皇武之乐舞》，太宗庙用《大定之乐舞》。真宗、仁宗庙乐舞曰《熙文》、曰《美成》，英宗、神宗庙乐舞曰《治隆》、曰《大明》，哲宗、徽宗、钦宗庙乐舞曰《重光》、曰《承元》、曰《端庆》，皆以无射宫奏之。每岁祀昊天上帝者凡四：正月上辛祈，孟夏雩祀，季秋飨明堂，冬至祀圜丘是也。圜锺为宫，乐奏六成，与南郊同，乃用《景安之歌》、《帝临嘉至神矣锡羡之舞》。祀地者二：夏至祀皇地，函锺为宫，太蔟为角，姑洗为征，南吕为羽，乐奏八成，乃用《宁安之歌》、《储灵锡庆严恭将事之舞》；立冬后祀神州地，乐奏八成，歌《宁安》，与祀皇地同名而异曲，用《广生储》、《厚载凝福之舞》。孟春上辛祀感生帝，赤怒，其歌《大安》，其乐舞则与岁祀昊天同。三年一及时飨太庙，九成之乐、《兴安之歌》，与大礼前事朝飨同，而用《孝熙昭德》、《礼洽储祥之舞》。太社、太稷用《宁安》，八成之乐，与岁祀地同。至於亲御翰墨，制赞宣圣及七十二弟子，以广先朝崇儒右文之声；天子视学，亲行酌献，定释奠为大祀，用《凝安》，九成之乐。郡邑行事，则乐止三成云。他如亲飨先农、亲祀高，则敞坛，奏乐舞，按习於同文馆、法惠寺。亲耕籍田，则据宣和旧制，陈设大乐，而引呈耒耜、护卫耕根车、仪仗鼓吹至以二千人为率。先农乐用《静安》；高乐用《景安》；皇帝亲行三推礼，乐用《干安》。孝宗干道元年，郊祀，诏礼文依艺祖干德郊天例，务从省约。於是肄乐工伎，率至减半，坛下宫架二百七人，省十之一；琴二十八，瑟十二人，各省其半；笙、箫、笛可省者十有八人；篪、埙可省者一十人。其闲慢乐色，量省人数。淳熙六年，行明堂礼命礼，官参酌南郊、明堂仪注，用绍兴成宪，而兼酌元丰、大观旧典，定为后世法程。其用乐作、止之节，前三日，太常设登歌於坛上，稍南，北向，设宫架於坛南内之外，立舞表於ガ缀之间（明堂登歌设於堂上前楹，宫架设於庭中）。前一日，设协律郎位二：一於坛上乐ね西北，一於宫架西北。
押乐官位二：太常丞於登歌乐ね北，太常卿於宫架北。省牲之夕，押乐太常卿及丞入行乐架，协律郎展视乐器。祀之日，乐正率工人、二舞以次入。皇帝乘舆，自青城斋殿出，乐正撞景钟，降舆入大次，景钟止（明堂不用景钟）。服大裘衮冕，自正门入，协律郎跪，亻免伏，举麾，兴。工鼓，宫架《干安之乐》作，凡升降、行止皆奏之（明堂奏《仪安》）。至午阶版位，西向立，协律郎偃麾戛，明堂（至阼阶下，乐止）。凡乐，皆协律郎举麾而后，作偃麾而后止。礼仪使奏请行事，宫架作《景安之乐》（明堂作诚安）。文舞进，左丞相等升，诣神位前，乐作，六成止。皇帝执大圭再拜，内侍进御，宫架乐作，手毕，乐止。礼仪使前导升坛，宫架乐作，至坛下，乐止。升自午阼（明堂升自阼阶），登歌乐作，至坛上，乐止。登歌《嘉安之乐》作（明堂至堂上作《镇安》），奠镇圭、奠玉币於上帝，乐止。诣皇地、太祖、太宗神位前，如上仪。礼仪使导还版位，登歌乐作，降阶，乐止（明堂降自阼阶）。宫架乐作，至版位，乐止。奉俎官入正门，宫架《丰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僖安》），跪，奠俎讫，乐止。内侍以御进，宫架乐作，手拭爵，乐止。礼仪使导升坛，宫架乐作，至午阶，乐止。升自午阶，登歌乐作，至坛上，乐止（明堂无升坛）。登歌《僖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庆安》），诣神位前，三祭酒，少立，乐止。读册，皇帝再拜。
每诣神位并如之。礼仪使导还版位，登歌乐作，降阶，乐止。宫架乐作，至版位，乐止。奏请还小次，宫架乐作，入小次，乐止。武舞进，宫架《正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穆安》），舞者立定，乐止。亚献，升，诣酌樽所。西向立，宫架《正安之乐》作（明堂皇太子为亚献，作《穆安》）。三祭酒，以次酌献如上仪，乐止。终献亦如之。奏请诣饮福位，宫架乐作，至午阶，乐止。升自午阶，登歌乐作，将至位，乐止。登歌《僖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胙安》），饮福，礼毕，乐止。礼仪使导还版位，登歌乐作，降阶，乐止。宫架乐作，至版位立，乐止（明堂不降阶）。彻豆，登歌《熙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歆安》），送神，宫架《景安之乐》作，一成止（明堂作《诚安》）。诣望燎、望瘗位，宫架乐作，至位，乐止（明堂有燎无瘗）。燎瘗毕，还大次，宫架《干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憩安》。）至大次，乐止。皇帝乘大辇出大次，乐正撞景钟，鼓吹振作，降辇还斋殿，景钟止。百官、宗室班贺於端诚殿，奏请圣驾进发，军乐引导，至丽正门，大乐正令奏《采茨之乐》，入门，乐止（明堂就贺於紫宸殿，不奏《采茨》）。御丽正门肆赦。前期，太常设宫架乐於门之前，设钲鼓於其西，皇帝升门至御阁，大乐正令撞黄锺之钟，右五钟皆应，《干安之乐》作，升御座，乐止。金鸡立，太常击鼓，囚集，鼓声止。宣制毕，大乐正令撞蕤宾之钟，左五钟皆应，皇帝还御幄，乐止。乘辇降门，作乐，引导至文德殿，降辇，乐止。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太常寺大乐局祀天神、祭地、飨宗庙应用大乐名件，凡三十四种：歌色，一也；笛色，二也；埙色，三也；篪色，四也；笙色，五也；箫色，六也；编钟，七也；编磬，八也；钟，九也；特磬，十也；五琴色，十一也；瑟色，十二也；，十三也；搏拊，十四也；晋鼓，十五也；建鼓，十六也；な应鼓，十七也；雷鼓（祭天神用），也十八也；雷鼗鼓（同上），十九也；灵鼓（祭地用），二十也；灵鼗鼓（同上），二十一也；露鼓（飨宗庙用），二十二也；露鼗鼓，二十三也；雅鼓，二十四也；相鼓，二十五也；单鼗鼓，二十六也；旌纛，二十七也；金钲二十八也；金钅享，二十九也；单铎，三十也；双铎，三十一也；铙铎，三十二也；奏座，三十三也；麾幡，三十四也。
此外又有景钟者，天子亲祀上帝则用之，非祠官所常用。理宗嗣位，礼乐之事，遵式旧典，未尝敢有改作。先是，孝宗庙奏用《大伦之乐舞》，光宗庙奏用《太和之乐舞》。诏“恭依”。上初纂承，当中兴六七十载之，士多叹乐典之久坠，类欲讲古制，以补圣世遗轶。於是，姜夔进《太乐议》於朝。夔言绍兴大乐，多用《大晟》所造，有编钟、钟、景钟，有特磬、玉磬、编磬，三钟三磬未必相应。埙有大小，箫、篪、笛有长短，笙、竽之簧有厚薄，未必合度。琴、瑟弦有缓急燥湿，轸有旋复，柱有进退，未必能合调。总众音而言之，金欲应石，石欲应丝，丝欲应竹，竹欲应匏，匏欲应土，而四金之音又欲应黄锺，不知其果应否。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，而未知度曲之义；知以一律配一字，而未知永言之旨。黄锺奏而声或林锺，林锺奏而声或太蔟。七音之协四声，各有自然之理。今以平、入配重浊，以上、去配轻清，奏之多不谐协。八音之中，琴、瑟尤难。琴必每调而改弦，瑟必每调而退柱，上下相生，其理至妙，知之者鲜。又琴、瑟声微，常见蔽於钟、磬、箫、鼓之声；匏、竹、土声长，金、石常不能以相待，往往考击失宜，消息未尽，至於歌诗，一句而钟四击，一字而竽一吹，未叶古人槁木贯珠之意。况乐工苟焉占籍，击钟、磬者不知声，吹匏、竹者不知穴，操琴、瑟者不知弦。同奏则动手不均，迭奏则发声不属。比年人事不和，天地多忒，由大乐未有以格神人，召和气也。宫为君、为父，商为臣、为子，宫商和则君臣父子和。征为火，羽为水，南方火之位，北方水之宅，常使水声衰、火声盛，则可助南而抑北。宫为夫，征为妇，商虽父宫，实征之子，常以妇助夫、子助母，而后声成文。征盛则宫唱而有和，商盛则征有子而生生不穷，休祥不召而自至，灾害不祓而自消。圣主方将讲礼郊见，愿诏求知音之士，考正太常之器，取所用乐曲，条理五音，隐括四声，而使之叶和。然后品择乐工，其上者教以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歌诗之事，其次教以戛、击、干、羽、四金之事，其下不可教者汰之。虽古乐未易遽复，而追还祖宗盛典，实在兹举。
宋太祖皇帝受命，以窦俨兼太常。俨奏改周乐文舞《崇德之舞》为《文德之舞》，武舞《象成之舞》为《武功之舞》，改乐章《十二顺》为《十二安》，盖取“治世之音安以乐”之义。祭天为《高安》，祭地为《静安》，宗庙为《理安》，天地、宗庙登歌为《嘉安》，皇帝临轩为《隆安》，王公出入为《正安》，皇帝饮食为《和安》，皇帝受朝、皇后入宫为《顺安》，皇太子轩悬出入为《良安》，正、冬朝会为《永安》，郊庙俎入为《丰安》，祭享、酌献、饮福、受胙为《禧安》，祭文宣王、武成王同用《永安》，籍田、先农用《静安》。五月，有司上言：“僖祖文献皇帝室奏《大善之舞》，顺祖惠元皇帝室奏《大宁之舞》，翼祖简恭皇帝室奏《大顺之舞》，宣祖昭武皇帝室奏《大庆之舞》。”从之。其后和岘奏：“陛下揖让得天下，宜先奏文舞。按《尚书》舜受尧禅，元德升闻，乃命以位。请改文舞为《元德升闻之舞》。《尚书》‘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’，请改武舞为《天下大定之舞》。”从之。建隆初，用王朴乐。上谓其声高，近於哀思，诏和岘考西京表尺，令下一律，比旧乐始和畅（详见《律吕》）。
真宗咸平四年，太常寺言：乐工习艺匪精，每祭享，止奏黄锺宫一调，未尝随月转律，望示条约。“监察御史艾仲孺复上言，请修饰乐器，调正音律。乃诏翰林学士李宗谔等编录律吕法度、乐物名数，目曰《乐纂》。又裁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。明年八月，上御崇政殿，张宫悬阅试，召宰相、亲王临观，宗谔执乐谱立侍。先以钟磬按律准，次令登歌，钟、磬、埙、篪、琴、阮、笙、箫各二色合奏，筝、琴、筑三色合奏，迭为一曲，后以击钟为六变、九变。又为朝会上寿之乐及文武二舞、鼓吹、导引、警夜之曲，颇为精习。上甚悦。旧制，巢笙、和笙每变宫之际，必换管，弦难於遽易，乐工单仲辛遂改为之一定之制，不复旋易，与诸调皆协。今令仲辛诞唱八十四调曲，遂超补副乐正，赐袍笏、银带，自余皆赐衣带、缗钱，又赐宗谔等器币有差。自是乐府制度顿有伦理。先是，惟天地、感生帝、郊庙用乐，亲祀用宫悬；有司摄事，正用登歌；自余大祀，未暇备乐。时既罢兵，垂意典礼。明年，乃诏自今诸大祀并宜用乐，皆同感生帝，六变、八变如《通礼》所载。太祖室酌献，奏《大定之曲》，太宗室酌献，奏《大盛之曲》。大中祥符元年，以将行封禅，诏改酌献昊天上帝《禧安之乐》为《丰安》，皇地《德安之乐》为《禅安》，饮福《禧安之乐》为《祺安之乐》，别又制天书乐章《瑞安》、《灵文》二曲，每亲行礼用之。又作《醴泉》、《神芝》、《庆》、《灵鹊》、《瑞草》五曲，施於朝会宴亭。五年，圣祖降，奏荐献圣祖，文舞曰《发祥流德之舞》，武舞曰《降真观德之舞》。自是玉清昭应宫、亲荐皆备乐，同三十六ね（景灵宫以宫之庭狭，止用二十）。
真宗庙室酌献，奏《大明之曲》。
仁宗景二年，时承平久，上留意礼乐之事。先是，判太常寺燕肃言：“大乐制器岁久，金石不调，愿以王朴所造律准考按。”乃命馆职宋祁、李照同预。
至是，肃等上所考定乐器，上临阅，奏郊庙五十一曲，因问照乐何如，照对“乐音高”，命详陈之。照言：“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，视禁坊胡部乐高二律。击黄仲才应锺吕，击夹锺才应夷则，是冬行夏令，春召秋气。盖五代之乱，雅乐废坏，朴创意造律准，不合古法，用之本朝，卒无福应。又编钟、钟，无大小、轻重、厚薄、长短之差，铜锡不精，声韵失美，大者陵，小者抑，非中度之器。
相传以为唐旧钟，亦有朴所制者。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，复令神瞽协其中声，然后声应凤鸣，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。其乐传之古，不刊之法也。愿听臣依神瞽律法，试铸编钟一ね，可使度、量、权衡协和。”诏许之，仍令就锡庆院铸之。
照请下潞州求上党县羊头山黍，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制玉律以候气，从之。
寻以王曾、吕夷简为都大管勾，铸造大乐编钟，蔡齐同都大管勾，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。照既铸成编钟一ね以奏御，遂建请改制大乐，取京县黍累尺成律，铸钟审之，其声犹高，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，乃下太常制四律，照自为律管之法，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，率一星占九秒，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，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，以为十二管定法。旧太常钟磬十六枚为一ね，而四清声相承不击，照言：“十二律声巳备，余四清声乃郑、卫之乐，可去。”侍读学士冯元等之（详见《编钟条》下）。照谓旧声高，乃以太府尺为法，照独任所见，更造新器，而新声极下，起五月造，至八月成。议者以为迂诞，罢之。上寻出御制景《乐髓新经》六篇赐近臣，其一，释十二均；二，明主所事；三，辨音声；四，图律吕相生，并祭天地、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；配，五十二管之长短；六，论历代度、量、衡。皆本之於阴阳，配之以四时，建之於日月，通之於竺，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。既而右司谏议韩琦等言：“照所造乐不依古法，率以意为律度，请复用旧乐。”诏下其议，而晏殊等言李照新乐，比旧乐下三律，众论以为无所考据，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。乃诏太常雅乐悉仍旧制，照所造勿复施用。
皇二年五月，明堂礼仪使言：“明堂所用皆当随月用律，九月以无射为均，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。”闰十一月，诏中书门下集两制、太常官，制局於秘阁，详定大乐。翰林学士王尧臣请命天章阁待制赵师民预详定，仍乞借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。又召国子监直讲胡瑗、益州进士房庶同议大乐。四年冬，知制诰王洙等献新乐，议者以为钟磬皆不合古，遂复命近臣详定，仍命参政刘沆、梁监议而当议者各安所习，久而不决，乃命诸家各作锺律以献。
五年九月，亲临视之，迁胡瑗、阮逸等官。而议者谓黄锺为万事根本，故尺量权衡皆起於黄锺，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，容受卒不能合，及平陈得古乐，遂用之。
唐兴，因其声以制乐，其器虽无法，而其声犹不失於古。五代之乱，大乐沦散，王朴始用尺定律，而声与器皆失之。故太祖患其声高，特减一律，至是又减半律，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，比今燕乐高三律，上虽勤劳制作，未能得其当者，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。其后诏改名《大安》，帝御紫宸殿奏大常新定《大安之乐》。
八月，诏：“南郊始用旧乐，其新定《大安之乐》，常祀及朝会用。”翰林学士胡宿上言：“自古无并用二乐之礼，今旧乐高，新乐下，相去一律，难并用。且新乐未施郊庙，先用朝会，非先王荐上帝、享祖考之意。”帝以为然。初，李照斥王朴乐音高，乃作新乐，下其声。太常歌工病其太浊，歌不成声，私赂铸工，使减铜齐，而声稍清，歌乃协。然照卒莫之辨。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，照、瑗皆非之。及照将铸钟，给铜於铸钅写务，得古编钟一，工人不敢毁，乃藏於太常。钟不知何代所作，其铭云：“粤朕皇祖宝钟，粤斯万年，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叩其声，与朴钟夷则清声合，而其形侧垂。瑗后改铸，正其钮，使下垂，叩之郁而不扬。其钟又长甬而震掉，声不和。著作郎刘义叟谓人曰：“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，上将有眩惑之疾。”嘉元年正月，帝御大庆殿受朝。前一夕，殿庭设仗卫，既具，而大雨雪，至压宫架折，帝於宫中跣而告天，遂暴感风眩，人以义叟之言为验。
仁宗庙室酌献奏《大仁之曲》；英宗庙室酌献奏《大英之曲》。
神宗元丰三年，诏刘几、范镇、杨杰详定大乐。
初，杰言大乐之失：一曰歌不永言，声不依永，律不和声。盖金声春容，失之则重；石声温润，失之则轻；土声函胡，失之则下；竹声清越，失之则高；丝声纤微，失之则细；革声隆大，失之则洪；匏声丛聚，失之则长；木声无余，失之则短。惟人禀中和之气，而有中和之声，八音、律吕皆以人声为度。言虽永，不可以逾其声。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，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，所谓歌不永言也。请节其烦声，以一声歌一言。且诗言人志，咏以为歌。五声随歌，是谓依永；律吕协奏，是谓和声。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，乐器以写音。乐本效人，非效乐者也。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，声不依永，以咏依声；律不和咏，以声和律，非古制也。二曰八音不谐，钟磬缺四清声。虞乐九成，以箫为主；商乐和平，以磬为依；周乐合奏，以金为首。钟、磬、箫者，众乐之所宗，则天子之乐用八；钟、磬、箫，众乐本，乃倍之为十六。且十二者，律之本声；而四者，应声也。本声重大为君父，应声轻清为臣子，故其四声曰清声，或曰子声也。李照议乐，始不用四清声，是有本而无应也，八音何从而谐哉？今巢笙、和笙，其管十九，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，以七管为应声。用之已久，而声至和，则编钟、磬、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。三曰金石夺伦。乐奏一声，诸器皆以其声应，既不可以不及，又不可以有余。今琴、瑟、埙、篪、笛、笙、阮、筝、筑奏一声，则钟、特磬、编钟、编磬击三声，声烦而掩众器，遂至夺伦，则钟、特磬、编钟、编磬节奏与众器同，宜勿连击。帝乃下镇、几参定。镇作律尺等，欲图上之。而几之议律主於人声，不以尺度求合。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，遂奏乐成。第加恩赉，而镇谢曰：“此刘几乐也，臣何预焉！”镇又言：“八音无匏、土二音，笙、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，是无匏音也；埙器以木为之，是无土音也。八音不具，以为备乐，安可得哉！”不报。
初，杰欲销王朴旧钟。意新乐成，虽不善，更无旧钟可校，乃诏许借朴钟为清声不得销毁。后辅臣至太常按试前一夕，杰乃陈朴钟已弊者一县。乐工不平，夜易之，而杰不知。明日辅臣至，杰厉声云：“朴钟甚不谐美。”使乐工叩之，韵甚佳，杰大沮。
哲宗元三年，范镇上所成乐书并其图法，赐诏褒美。徽宗崇宁元年，诏置讲议局。以大乐之制讹谬残缺，太常乐器弊坏，琴瑟制度参差不同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，每大合乐，声韵淆杂，而皆失之太高。筝、筑、阮，秦、晋之乐也，乃列於琴、瑟之；熊罴按，梁、隋之制也，乃设於宫架之外。笙不用匏，舞不成象，曲不叶谱，乐工率农夫、市贾，遇祭祀朝会，则追呼於阡陌、闾阎之中，教习无素，瞢不知音。议乐之臣以《乐经》散亡，无所依据；秦汉之后，诸儒自相非议，不足取法。乃博求知音之士，而蜀人魏汉津上言：“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《咸池》，其乐曰《大卷》。三三而九，乃为黄锺之律。禹效黄帝之法，以声为律，以身为度，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，谓之君指，裁为宫声之管；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，谓之臣指，裁为商声之管；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，谓之物指，裁为羽声之管。第二指为民、为角，大指为事、为征，民与事，君臣治之，以物养之，故不用为裁管之法。得三指合之为九寸，则黄锺之律定矣。黄锺定，余律从而生焉。臣今欲请帝中指、第四指、第五指各三节，先铸九鼎，次铸帝座大钟，次铸四韵清声钟，次铸二十四气钟，然后均弦裁管，为一代之乐。”诏可。其年七月，景钟成。次年，帝鼐、八鼎成。八月，新乐成，列於崇政殿。有旨，先奏旧乐三阕，曲未终，帝曰：“旧乐如泣声。”挥止之。既奏新乐，天颜和豫，诏赐名曰《大晟》，专置大晟府，大司乐一员，典乐二员，并为长贰。大乐令一员，协律郎四员。以其乐施之郊庙、朝会，弃旧乐不用。又诏春秋释奠，赐宴辟雍，贡士鹿鸣、闻喜宴，悉用《大晟乐》，屏去倡优淫哇之声，仍令选国子生教习乐舞。
政和三年，议礼局上亲祠登歌、宫架二舞及大祠、中祠、登歌、二舞之制（详见《乐悬门》）。五月，诏曰：“《大晟之乐》已荐之郊庙，而未施於燕飨。比诏有司，以《大晟乐》播之教坊，试於庭殿，五声既具，无怙噍急之声，嘉与天下共之，可以所进乐颁之天下，其旧乐悉禁。”於是令尚书省立法，“新征、角二调曲谱已经按试者，并令大晟府刊行，后续有谱，依此。其宫、商、羽调曲谱自从旧，新乐器五声、八音方全。埙、篪、匏、笙、石磬之类已经按试者，大晟府画图疏说颁行，教坊、均容直、开封府各颁降二副。开封府用所颁乐器，明示依式造鬻，教坊、均容直及中外不得违。今乐敢高下其声，或别为他声，或移改增损乐器，旧来淫哇之声，如打断、哨笛、砑鼓、十般舞、小鼓腔、小笛之类与其曲名，悉行禁止，违之者与听之者悉坐罪。”
蔡攸《国史补》：“初，汉津献说，请帝三指之三寸，三合而为九，为黄锺之律。又以中指之径围为容盛，度、量、权、衡皆自是而出。又谓有太声、有少声。太者清声，阳也，天道也；少者浊声，阴也，地道也；中声，其，人道也。
合三才之道，备阴阳奇耦，然后四序可得而调，万物可得而理。当时以为迂怪。刘之兄炜以晓乐律进，未几而卒。始主乐事，乃建白谓：太、少不合儒书，以《太史公书》黄锺八寸七分为中声，奏之於初气；《班固书》黄锺九寸为正声，奏之於中气。因请帝指时止用之中指，又不得径围为容盛。故后凡制器，不能成剂量，工人但随律调之，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。”
大乐繇建隆迄崇宁，凡六改作。始，太祖以雅乐声高，不合中和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西京铜望臬石尺为新度，以定律吕，於是历建隆后有和岘乐。仁宗留意乐律，判太常寺燕肃言器久不谐，复以朴准考正。时，李照以知音闻，谓朴准高五律，与古制殊，请依神瞽法铸编钟。既成，遂请改定雅乐，乃下三律，炼白石为磬，范中金为钟，图三辰、五灵为器之饰，於是景中有李照乐。未几，谏官、御史交论其非，竟复旧制。其后诏集侍从、礼官参定声律，而阮逸、胡瑗实主其事，更造磬钟，止下一律，以《大安》名之。钟声郁震掉，不和滋甚，遂独用之常祀、朝会焉，於是皇中有阮逸乐。神宗御历，嗣守成宪，未遑有所制作，从言者绪正一二。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，召范镇、刘几与杰参议。几、杰请遵行祖训，一切下王朴二律，用仁宗所制编钟，追考成周用乐之序，辨正二舞容节；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，以律生尺，改修锺量，废四清声。诏悉从几、杰议。乐成，奏之郊庙，於是元丰中有杨杰、刘几乐。范镇以为声杂郑、卫，退而请太府铜制律造乐。哲宗初，以乐来上，按试於庭，以李照乐下一律，於是元中有范镇乐。杨杰复议其失，以为出镇一家之学，卒置不用。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，有方士魏汉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，用夏禹以身为度之说，请帝三指为黄锺之律度，铸帝鼐、景钟，谓之雅乐，赐名曰《大晟》，颁之天下，播之教坊，於是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。
右《四朝史志》序，言宋乐中兴以前，其制屡易，本末大概如此。然李照、阮逸、刘几之乐，行而随废；范镇之乐，元未尝行；至《大晟乐》既成，始尽弃旧乐，以其制颁行天下。盖建隆之乐，至崇宁而始尽变耳。尝试论之，乐之道虽未易言，然学士大夫之说，则欲其律吕之中度；工师之说，则不过欲其音韵之入耳。今宋之乐虽屡变，然景之乐，李照主之，太常歌工病其太浊，歌不成声，私赂铸工，使减铜齐，而声稍清，歌乃叶而照卒。不知元丰之乐，杨杰主之，欲废旧钟，乐工不平，一夕易之，而杰亦不知。崇宁之乐，魏汉津主之，欲请帝中指寸为律，径围为容盛。其后止用中指寸，不用径围。且制器不能成剂量，工人但随律调之，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，而汉津亦不知。然则学士大夫之说，卒不能胜工师之说，是乐制虽曰屡变，而元未尝变也。盖乐者，器也，声也，非徒以资议论而已。今订正虽详，而铿锵不韵；辨折虽可听，而考击不成声，则亦何取焉。然照、杰、汉津之说，亦既私为工师所易，而懵不复觉，方且自诡改制，显受Ο赏，则三人者，亦岂真为审音知律之士？其暗悟神解，岂足以希荀勖、阮咸、张文收辈之万一也哉！
高宗建炎二年，就维扬行郊祀礼，凡卤簿、乐舞，礼文多未备，严更警场，至就取中军金鼓，权一时之用。
绍兴元年，飨明堂。旧乐皆毁於维扬，乃相度裁减，权用遇雨望祭礼例，止设登歌，通作宫架之乐，其部色合用乐工止四十七人，乃招收承平旧工以补之。
上初即位，下诏：“朕方日极忧念，屏远声乐，不令过耳。承平典故，虽实废名存，亦所不忍，悉从减罢。”至绍兴十年，礼部侍郎施奏：“昨内外暂止用乐，今徽考大事已毕，慈宁又已就养，其时节上寿，礼宜举乐，一如旧制。”礼部寻言：“太母还宫，国家大庆，四方来贺。自今冬至、元正举行朝贺之礼，依国朝故事，合设大仗及用乐舞等，庶明天子之尊，旧典不至废堕。”诏：“俟来年举行。”十三年，郊祀，诏修圜坛。有司言：“大礼排设备乐，宫架乐办一料外，登歌乐依在京夏祭例，合用两料。其乐器，登歌则用编钟、编磬各一架；、二；搏拊、鼓二；琴五色，自一、三、五、七至九弦各二；瑟四；笛四；埙、篪、箫并二；巢笙、和笙各四；并七星、九曜、闰余匏笙各一；麾幡一。宫架则用编钟、编磬各十二架；、二；琴五色，各十；瑟二十六；巢笙及箫并一十四；七星、九曜、闰余匏笙各一；竽笙十埙一十二；篪一十八；笛二十；晋鼓一；建鼓四；麾幡一。”乃从太常下之两浙、江南、福建州郡，又下之广东、荆湖南、北，刷取旧管大乐，上於行都，有阙则下军器所制造，并添修雅饰，遇雨则油帕排设用乐床，而乐器浸备。其乐工以太常寺所请，诏依在京例，选择行止畏谨人召募，合登歌、宫架用四百四十人，同日分诣太社、太稷、九宫贵神。每祭各用乐正二人，执色乐工、掌事、掌器三十六人，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。文舞、武舞计用一百二十八人，就用文舞番充。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，各行募补。所募乐工、舞师，照在京例，分三等廪给。其募到乐正、掌事、掌器，自六月一日教习；引舞、色长、文武舞头、舞师并分诣乐工等，自八月一日教习。所贵乐艺精熟，不至疏卤，而乐工渐集。十四年，正旦朝会，始陈乐舞在庭，公卿奉觞献寿。据元丰详定朝会乐：第一爵，登歌奏《和安之曲》，堂上之乐随歌而发；第二爵，笙入，乃奏瑞曲，惟吹笙而余乐不作；第三爵，奏瑞曲，堂上歌，堂下笙，一歌一吹相；第四爵，合乐，仍奏瑞曲，而上下之乐交作。今悉仿旧典，首奏《和安》，次奏《嘉木成文》、《沧海澄清》、《瑞粟呈祥》三曲，其乐专以太蔟为宫。太蔟之律，生气凑达万物，於三统为人正，於四时为孟春，故元会用之。
时命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，按《大晟乐书》：“黄帝有五钟，一曰景钟。景者，大也。黄锺者，乐之所自出，而景钟又黄锺之本，故为乐之祖，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，自斋宫诣坛则击之，以召至阳之气。既至，声阕，众乐乃作。
祀事既毕，升辇又击之。”是年，内出御制郊祀大礼、天地、宗庙乐章，及诏宰执、学士院、两省官删修郊祀大礼乐章，付太常肄习。天子亲祀南郊，圜锺为宫，三奏；黄锺为角，一奏；太蔟为征，一奏；姑洗为羽，一奏，乐凡六成。歌《景安》，用《文德武功之舞》。飨明堂，夹锺为宫，三奏；黄锺为角，太蔟为征，姑洗为羽，各二奏，乐凡九成。歌《诚安》，用《右文化俗》、《威功睿德之舞》。
前二日，朝献景灵宫，圜锺为宫，三奏；黄锺、太蔟、姑洗各一奏，凡六成。所奏乐与南郊同，歌《兴安》，用《发神流庆》、《降真观德之舞》。前一日，朝飨太庙，黄锺为宫，三奏；大吕为角，太蔟为征，应锺为羽，皆二奏，乐凡九成，歌《兴安》，所用文武二舞与南郊同。僖祖庙用《基命之乐舞》，翼祖庙用《大顺之乐舞》，宣祖庙用《天元之乐舞》，太祖庙用《皇武之乐舞》，太宗庙用《大定之乐舞》。真宗、仁宗庙乐舞曰《熙文》、曰《美成》，英宗、神宗庙乐舞曰《治隆》、曰《大明》，哲宗、徽宗、钦宗庙乐舞曰《重光》、曰《承元》、曰《端庆》，皆以无射宫奏之。每岁祀昊天上帝者凡四：正月上辛祈，孟夏雩祀，季秋飨明堂，冬至祀圜丘是也。圜锺为宫，乐奏六成，与南郊同，乃用《景安之歌》、《帝临嘉至神矣锡羡之舞》。祀地者二：夏至祀皇地，函锺为宫，太蔟为角，姑洗为征，南吕为羽，乐奏八成，乃用《宁安之歌》、《储灵锡庆严恭将事之舞》；立冬后祀神州地，乐奏八成，歌《宁安》，与祀皇地同名而异曲，用《广生储》、《厚载凝福之舞》。孟春上辛祀感生帝，赤怒，其歌《大安》，其乐舞则与岁祀昊天同。三年一及时飨太庙，九成之乐、《兴安之歌》，与大礼前事朝飨同，而用《孝熙昭德》、《礼洽储祥之舞》。太社、太稷用《宁安》，八成之乐，与岁祀地同。至於亲御翰墨，制赞宣圣及七十二弟子，以广先朝崇儒右文之声；天子视学，亲行酌献，定释奠为大祀，用《凝安》，九成之乐。郡邑行事，则乐止三成云。他如亲飨先农、亲祀高，则敞坛，奏乐舞，按习於同文馆、法惠寺。亲耕籍田，则据宣和旧制，陈设大乐，而引呈耒耜、护卫耕根车、仪仗鼓吹至以二千人为率。先农乐用《静安》；高乐用《景安》；皇帝亲行三推礼，乐用《干安》。孝宗干道元年，郊祀，诏礼文依艺祖干德郊天例，务从省约。於是肄乐工伎，率至减半，坛下宫架二百七人，省十之一；琴二十八，瑟十二人，各省其半；笙、箫、笛可省者十有八人；篪、埙可省者一十人。其闲慢乐色，量省人数。淳熙六年，行明堂礼命礼，官参酌南郊、明堂仪注，用绍兴成宪，而兼酌元丰、大观旧典，定为后世法程。其用乐作、止之节，前三日，太常设登歌於坛上，稍南，北向，设宫架於坛南内之外，立舞表於ガ缀之间（明堂登歌设於堂上前楹，宫架设於庭中）。前一日，设协律郎位二：一於坛上乐ね西北，一於宫架西北。
押乐官位二：太常丞於登歌乐ね北，太常卿於宫架北。省牲之夕，押乐太常卿及丞入行乐架，协律郎展视乐器。祀之日，乐正率工人、二舞以次入。皇帝乘舆，自青城斋殿出，乐正撞景钟，降舆入大次，景钟止（明堂不用景钟）。服大裘衮冕，自正门入，协律郎跪，亻免伏，举麾，兴。工鼓，宫架《干安之乐》作，凡升降、行止皆奏之（明堂奏《仪安》）。至午阶版位，西向立，协律郎偃麾戛，明堂（至阼阶下，乐止）。凡乐，皆协律郎举麾而后，作偃麾而后止。礼仪使奏请行事，宫架作《景安之乐》（明堂作诚安）。文舞进，左丞相等升，诣神位前，乐作，六成止。皇帝执大圭再拜，内侍进御，宫架乐作，手毕，乐止。礼仪使前导升坛，宫架乐作，至坛下，乐止。升自午阼（明堂升自阼阶），登歌乐作，至坛上，乐止。登歌《嘉安之乐》作（明堂至堂上作《镇安》），奠镇圭、奠玉币於上帝，乐止。诣皇地、太祖、太宗神位前，如上仪。礼仪使导还版位，登歌乐作，降阶，乐止（明堂降自阼阶）。宫架乐作，至版位，乐止。奉俎官入正门，宫架《丰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僖安》），跪，奠俎讫，乐止。内侍以御进，宫架乐作，手拭爵，乐止。礼仪使导升坛，宫架乐作，至午阶，乐止。升自午阶，登歌乐作，至坛上，乐止（明堂无升坛）。登歌《僖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庆安》），诣神位前，三祭酒，少立，乐止。读册，皇帝再拜。
每诣神位并如之。礼仪使导还版位，登歌乐作，降阶，乐止。宫架乐作，至版位，乐止。奏请还小次，宫架乐作，入小次，乐止。武舞进，宫架《正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穆安》），舞者立定，乐止。亚献，升，诣酌樽所。西向立，宫架《正安之乐》作（明堂皇太子为亚献，作《穆安》）。三祭酒，以次酌献如上仪，乐止。终献亦如之。奏请诣饮福位，宫架乐作，至午阶，乐止。升自午阶，登歌乐作，将至位，乐止。登歌《僖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胙安》），饮福，礼毕，乐止。礼仪使导还版位，登歌乐作，降阶，乐止。宫架乐作，至版位立，乐止（明堂不降阶）。彻豆，登歌《熙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歆安》），送神，宫架《景安之乐》作，一成止（明堂作《诚安》）。诣望燎、望瘗位，宫架乐作，至位，乐止（明堂有燎无瘗）。燎瘗毕，还大次，宫架《干安之乐》作（明堂作《憩安》。）至大次，乐止。皇帝乘大辇出大次，乐正撞景钟，鼓吹振作，降辇还斋殿，景钟止。百官、宗室班贺於端诚殿，奏请圣驾进发，军乐引导，至丽正门，大乐正令奏《采茨之乐》，入门，乐止（明堂就贺於紫宸殿，不奏《采茨》）。御丽正门肆赦。前期，太常设宫架乐於门之前，设钲鼓於其西，皇帝升门至御阁，大乐正令撞黄锺之钟，右五钟皆应，《干安之乐》作，升御座，乐止。金鸡立，太常击鼓，囚集，鼓声止。宣制毕，大乐正令撞蕤宾之钟，左五钟皆应，皇帝还御幄，乐止。乘辇降门，作乐，引导至文德殿，降辇，乐止。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太常寺大乐局祀天神、祭地、飨宗庙应用大乐名件，凡三十四种：歌色，一也；笛色，二也；埙色，三也；篪色，四也；笙色，五也；箫色，六也；编钟，七也；编磬，八也；钟，九也；特磬，十也；五琴色，十一也；瑟色，十二也；，十三也；搏拊，十四也；晋鼓，十五也；建鼓，十六也；な应鼓，十七也；雷鼓（祭天神用），也十八也；雷鼗鼓（同上），十九也；灵鼓（祭地用），二十也；灵鼗鼓（同上），二十一也；露鼓（飨宗庙用），二十二也；露鼗鼓，二十三也；雅鼓，二十四也；相鼓，二十五也；单鼗鼓，二十六也；旌纛，二十七也；金钲二十八也；金钅享，二十九也；单铎，三十也；双铎，三十一也；铙铎，三十二也；奏座，三十三也；麾幡，三十四也。
此外又有景钟者，天子亲祀上帝则用之，非祠官所常用。理宗嗣位，礼乐之事，遵式旧典，未尝敢有改作。先是，孝宗庙奏用《大伦之乐舞》，光宗庙奏用《太和之乐舞》。诏“恭依”。上初纂承，当中兴六七十载之，士多叹乐典之久坠，类欲讲古制，以补圣世遗轶。於是，姜夔进《太乐议》於朝。夔言绍兴大乐，多用《大晟》所造，有编钟、钟、景钟，有特磬、玉磬、编磬，三钟三磬未必相应。埙有大小，箫、篪、笛有长短，笙、竽之簧有厚薄，未必合度。琴、瑟弦有缓急燥湿，轸有旋复，柱有进退，未必能合调。总众音而言之，金欲应石，石欲应丝，丝欲应竹，竹欲应匏，匏欲应土，而四金之音又欲应黄锺，不知其果应否。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，而未知度曲之义；知以一律配一字，而未知永言之旨。黄锺奏而声或林锺，林锺奏而声或太蔟。七音之协四声，各有自然之理。今以平、入配重浊，以上、去配轻清，奏之多不谐协。八音之中，琴、瑟尤难。琴必每调而改弦，瑟必每调而退柱，上下相生，其理至妙，知之者鲜。又琴、瑟声微，常见蔽於钟、磬、箫、鼓之声；匏、竹、土声长，金、石常不能以相待，往往考击失宜，消息未尽，至於歌诗，一句而钟四击，一字而竽一吹，未叶古人槁木贯珠之意。况乐工苟焉占籍，击钟、磬者不知声，吹匏、竹者不知穴，操琴、瑟者不知弦。同奏则动手不均，迭奏则发声不属。比年人事不和，天地多忒，由大乐未有以格神人，召和气也。宫为君、为父，商为臣、为子，宫商和则君臣父子和。征为火，羽为水，南方火之位，北方水之宅，常使水声衰、火声盛，则可助南而抑北。宫为夫，征为妇，商虽父宫，实征之子，常以妇助夫、子助母，而后声成文。征盛则宫唱而有和，商盛则征有子而生生不穷，休祥不召而自至，灾害不祓而自消。圣主方将讲礼郊见，愿诏求知音之士，考正太常之器，取所用乐曲，条理五音，隐括四声，而使之叶和。然后品择乐工，其上者教以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歌诗之事，其次教以戛、击、干、羽、四金之事，其下不可教者汰之。虽古乐未易遽复，而追还祖宗盛典，实在兹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