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百五十二·兵考四
作者：马端临○兵制
梁太祖开平元年：初，帝在藩镇，用法严，将校有战没者，所部兵悉斩之，谓之拔队斩。士卒失主将者，多亡逸不敢归，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，以记军号。军士或思乡里逃去，关津辄执之送所属，无不死者，其乡里亦不敢容。由是亡者皆聚山谷为盗，大为州县之患。至是诏赦其罪，自今文面亦听还乡里，盗减什七八。
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“《五代史·刘守光传》，天三年，梁攻沧州，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，七十以下，皆黥其面，文曰‘定霸都’，士人则文其腕或臂，曰‘一心事主’，得二十万人。”故苏明允《兵制篇》曰：‘屯田府兵，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，而后世之君，又不能循而守之，至於五代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，自后遂以为常法，使之不得与齐民齿。’然余按陶岳《五代史补》乃云：‘健儿文面，自梁太祖始。’梁、燕皆同时，则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。”
致堂胡氏曰：“伊尹曰：‘臣下不匡，其刑墨。’孔氏曰：‘凿其额，以墨涅之。’《吕刑》曰：‘苗民淫为劓耳刂黥。’孔氏曰：‘黥面也。’然则涅其颡者，乃五刑之正，而黥其面者，乃五虐之法也。颡受墨涅，若肤疾然，虽刑而不害；以字文面，则弃人矣。是法也，始於有苗，至刘仁恭、朱全忠加甚。籍民为兵，无罪而黥之，使终身不能去，以自别於平人，非至不仁者，莫忍为也。”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敕：“随驾收复汴州，并扈从到洛京，南郊立仗都将官员，自检校司空已下，宜并赐‘协谋定乱匡国功臣’，自检校仆射、尚书、常侍至大夫、中丞，宜并赐‘忠勇拱卫功臣’，其初带宪衔，并赐‘忠烈功臣’，已有功臣名者，不在此限，其节级长行军将，并赐‘扈跸功臣。’”（唐元宗平内难，赐卫士葛福顺等为“唐元功臣，”不过十数人。德宗驻跸奉天，赐从军驾立功将校为“奉天定难功臣”。及僖宗、昭宗频年播迁，功臣差多，至是遍及戎卒，非赏典也）。
潞王之初发凤翔也，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。至阅实金帛，不过三万两疋，而赏军之费，计用五十万缗。帝怒，三司使王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。又据屋为率，无问白居及僦者，预借五月僦直。有司百方敛民财，仅得六万。帝怒，下军巡狱，昼夜督责，囚系满狱，贫者至自经、赴井，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，市人聚诟之。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，乃至太后、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，才及二十万缗。帝患之，李专美曰：“臣窃思自长兴之季，赏赉亟行，卒以自骄。继以山陵及出师，帑藏遂涸，虽有无穷之财，终不能满骄卒之心，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。夫国之存亡，不专系於厚赏，亦在修法度，立纪纲。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，臣恐徒困百姓，存亡未可知也。今财力尽於此矣，宜据所有均给之，何必践初言乎！”帝以为然。壬辰，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，自杨思权、尹晖等各赐二马、一驼、钱七十缗，下至军人钱二十缗，其在京者各十缗。军士无厌，犹怨望，为谣言曰：‘除去菩萨，扶立生铁。’以闵帝仁弱，帝刚严，有悔心故也。
晋初置乡兵，号“天威军”，教习岁余，村民不娴军旅，竟不可用，悉罢之，但令七户输钱十千，其铠仗悉输官，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桑，多聚山林为盗。
及契丹入汴，纵胡骑打草，民不堪命，所在盗起，攻陷州县，长吏不能制。周太祖显德元年，军士有流言，郊赏薄於唐明宗时。帝召诸将至寝殿，让之曰：“朕自即位以来，恶衣菲食，专以赡军为念，府库蓄积，四方贡献，赡军之外，鲜有赢余，汝辈岂不知之？今乃纵凶徒腾口，不顾人主之勤俭，察国之贫乏，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赏，惟知怨望，於汝辈安乎！”皆惶恐谢罪，退，索不逞之徒戮之，流言息。世宗即位，既败北汉兵於高平，谋肃军政。初，宿卫之士累朝相承，务求姑息，不欲简阅，恐伤人情，由是羸老者居多，但骄蹇不用命，实不可用，每遇大敌，不走则降，其所以失国多由此。帝因高平之战，始知其弊，谓侍臣曰：“凡兵务精不务多。今以农夫百未能当甲士一，奈何浚民之膏泽，养此无用之物乎！
且健懦不分，众何所劝？”乃命大简诸军，精锐者升之上军，羸者斥去之。又以骁勇之士，多为诸藩镇所蓄，诏募天下壮士，咸遣诣阙，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；其骑、步诸军，各命将帅选士。由是士卒精强，近代无比，征伐四方，所向皆捷，选练之力也。
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，诏殿前、侍卫二司，各阅所掌兵，练其骁勇，升为上军，老弱怯懦，置剩圆以处之（剩圆给官符宫观、园苑、寺庙、卢廪之役。咸平五年七月，戎卒有苦寒废支体者，真宗念其劳，不欲遽弃，令隶剩圆，廪给如故，自是率以为例）。止斋陈氏曰：“剩圆之置，不但以仁羸卒，亦以省冗食也。熙宁十年十月，诏诸路州军，以逐州就粮。禁军、厢军，通计十分立一分为额。剩圆立额自此始。
自宣和之难，养兵益众，战功之赏，例加官资，於是退兵重为天下费，盖拣汰起於绍兴七年，率置添差官以处之。自诸司及州军各有圆，参定为节镇一百三十圆，次州军六十五圆，极边节镇二十六圆，次州军十八圆，待阙圆数亦准此（干道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敕）。而州县之力，困於养退兵矣。”
八月，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，以补禁旅之阙。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，分送诸道。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，散给诸州军，委长吏、都监等召募教习，俟其精练，即送阙下（京诸司库务皆有役兵，其执杖者即不设等样）。自是师旅皆精锐，禁衡之籍无阙矣。止斋陈氏曰：“世多言国家养兵之费，自艺祖时增置禁军始，考之则不然。
按祥符、天圣编敕诸部郡，自骑射至牢城，凡名额二百二十三，总为本城而已，则天下无禁兵也。所谓禁兵者，皆三司之卒，分屯而更戍，今之屯驻、驻泊之名，而钤辖、都监、监押之官所部领者也。三边之兵，因事宜升为禁军者，则所谓四十四处禁军是已（咸平四年，始升陕西诸州选中‘保捷’。庆历元年秋，河北教阅本城为禁军），是为就粮。自元昊叛而西北有“保毅”；王伦判而东南有‘宣毅’之类，於是列郡稍置禁军。嘉中，诏东南帅司各置‘威果’凡二十五指挥，既云多矣，然亦无过九大郡。熙宁按天下厢军之籍五十万人而亦不足战，於是教阅之法起。其后以厢军团并为额，则今之两浙‘崇节’、福建‘保节’之类是也。教阅之兵，因别为额而隶之将下，则今两浙‘雄节’、福建‘广节’之类是也。五年，始排立在就粮禁军之下。元丰兵令悉以‘雄节’之类升同禁军，由是禁军始遍天下。此不可不辨。”自唐中叶后，营兵在诸镇，每防秋征行，大则节将自往，小则列校董之。禁卫虽设而皆非精练。藩镇强者得以专主判换。河北兵最强，故声教不能及，然屯营之处，颇杂耕战。僖、昭，征讨不息，师人疲苦，多亡命者。梁祖患之，乃令诸军悉《黑詹》面为字以识军号，讫今遵其制。五代以来，境蹙兵少，然习用为常，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，然方镇列校，势位差损。周显德后，克淮甸，有东南之漕，京师仓廪稍实，得以聚兵为强之术。太祖、太宗以雄略英武，平一海内，惩累朝藩镇跋扈，尽收兵於京师。於时天下山泽之利，悉入於官，帑庾充刃，得以赡给。而备时使。其边防外，藩镇须兵屯守者，自京而遣，故有驻泊、屯驻之名。其京畿诸州便运路者，则有就粮兵焉，许挈家属以往，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驻，代还始复旧所。旧制，除军卫外，诸州兵上从节镇及本军之号，自唐末稍增其美名。国朝初平伪国，合并所得兵，别为军额，其愿归农者解其籍，或给以土田。其后或新经料简，或团并有余，则或特创名，或因旧额增指挥之数而无常焉。凡召募兵者，所在设旗给赏，长吏、都监专视之，遣吏部送阙下，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，使坐隶诸军（淳化二年，诏以子弟附兵籍者除去之，愿隶名者阅试而后听。景德三年，又诏有材勇者许隶本军）。其自下军而升入上军者，自上军而入诸班直者，皆临轩亲阅（诸班直新召募者，非材勇超绝，即不预焉，余皆自下选补。大中祥符五年，诏拣阅诸军有方壮而被斥者，委所在告谕，听其自陈）。每上军遣戍，皆本司整比，军头司引对便殿，给以装钱。代还亦入见，犒以饮食，拣拔精锐升补之，或退其疲老者。凡大祀有赏给，每岁寒食、端午、冬至，各有特支（特支有大小之差，亦有非时给者）。戍边每季又加给银鞋，环、庆缘边，艰於爨给者，又有薪水钱；其役兵劳苦者，或季给钱；或川、广而代还者，别给装钱。川、广递补卒，或给时服钱屦。凡出外率有口粮（有折月粮者，有别给者）。
开宝四年，祀南郊，礼毕行赏，上以御马直扈从郊祀，特命增给钱人五千，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，乃相率击登闻鼓上诉陈乞。上怒曰：“朕所与即为恩泽，安有例哉！”命斩妄诉者四十人，余悉配隶许州“骁捷军”，都校皆决杖降职，遂废其班。
时内臣有李承进者逮事后唐，上问曰：“庄宗以英武定中原，享国不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庄宗好田猎，惟务姑息，将士每乘舆出，次近郊，禁兵卫卒，必控马首告曰：‘儿郎辈寒冷，望与振救。’庄宗即随所欲以给之。如此非一，失於禁戢，因而兆乱，盖威令不行，赏罚无节矣。”上抚髀叹曰：“二十年夹河战争而得天下，不能用法约束，此辈纵其无厌之求，以兹临御，诚为儿戏。今我抚养士卒，固不吝惜爵赏，但犯吾法无所贷耳。”
太宗选军中勇士，教以剑舞，皆能掷剑凌空，绕身承接，妙捷如神。每契丹使至赐宴，乃出以示之，凡数百辈袒裼鼓噪，挺刃而入，各献其技，霜锋雪锷，飞跃满空，及亲征太原，巡城耀武，必令剑舞前导，观者神耸。至道初，帝因问侍臣河渠转漕以给军食之事，语及屯兵利害。参知政事张洎退而讲求故实，上封奏曰：“国家应图受命，经营鸿业，惩前王之失，审形胜之地，以大梁者八方所凑，为天下之枢，可以阜安兆人，临制四海，故卜京邑而定都焉。昔炎汉开基，高帝云：‘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。’又孝武云：‘吾初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。’即知兵甲在外郊也。唯有南、北军、期门郎、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。唐承隋制，置十二卫府兵，皆农夫也。及罢府兵，始置神武、神策为禁军，不过三数万人，亦以备天子扈从藩卫而已。及禄山犯阙，朝廷驱市人接战。德宗蒙尘，扈驾者四百余骑，兵甲散在郡国，军额存而可举者，除河朔三镇外，太原、青杜各十万人，宁、宣武各六万人，潞、徐、荆、扬各五万人，襄、宣、寿、镇、海各二万余人，观察、团练据要害之地者，亦不下万人。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，战马数十万匹，萃在京师、本固兵︹，邦国之利也。”上览而嘉之。真宗咸平四年，开封府言：“龙武军卒亡命捕获，法当决徒。”帝以是军无俸，而同禁军例科罪太重，令改从轻法。其后又诏禁军非征行而因役亡者，止决杖流配（时宁朔军充役太庙而亡，法官议当斩，诏从流配）。
景德元年班临军赏罚之令，遣中使赍御剑赴北面，以肃军令。
北面诸路驻泊兵马使臣等：临阵能率先用命杀贼者，与贼斗战生擒获贼者，临阵擒获贼首领者，使斫营寨能惊贼令扰乱及擒获人畜者，诸偏裨下军士与戎人斗能用命策应杀退贼者，戎人为诱兵翼张受命掩击能破走之者，贼游骑往来或近大军受命掩袭而能擒杀者，用命深入被伤者，临阵用命入贼斩刺其首领分散其旗鼓者，并赏之，其擒贼首领有酋渠并得旗鼓者加等焉。如贼已败走，所夺车帐、人畜、财物并给与之。若克日会战不齐者，夜喧众者，不俟贼稍前而乱射者，阵成列而监军诸校使臣擅简一卒一骑者，后马有犯者，下行阵大寨不齐者，旗枪交错队伍者，贼至可出军而不出者，战斗而观望不救者，兵器不修至临阵不堪施用者，巧诈以避征役者，临阵先退者，贪争赀畜而不赴杀贼，遣入贼境而规避，既复命，言不以实者，为斥候而不觉贼来者，临阵不射贼及弃其余箭者，遗失铠甲兵器者，贼弃仗降而辄杀者，分布军号及传令不慎密而漏泄者，受命逐贼至某处辄过者，部署下牙队军校、左右指使使臣、忠佐及从人使臣，军校下押前队圆寮、军头、十将并从人，临阵辄离左右不受节度者，并斩。凡军中皆计斩级行赏，其后颇有枭路人首以希赏者，真宗闻而诏戒之。又令缘边凡获蕃寇，皆须辨问得实，当行杀戮者许给赏。如其非理，即以军法论。
二年春，以契丹通好，边鄙无事，释河北诸州强壮悉归，会合镇、定两路部署为一，省河北防城镇兵十之五，缘边三之一。
《两朝国史志》：太祖、太宗平一海内，惩累朝藩镇跋扈，尽收天下劲兵，列营京畿，以备藩卫，其分营於外者日“就粮”。就粮者，本京师兵而便廪食於外，故听其家往；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，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，亦皆戍更。真宗、仁宗、英宗嗣守其法，益以完密。於时天下山泽之利，悉入县官，以资廪赐；将帅之臣，入奉朝请，以备指踪。犷悍之民，收隶尺籍，以给守卫。兵无常帅，师无常师，内外相维，上下相制，等级相轧，虽有暴戾姿睢，无所厝於其，是以天下晏然，逾百年而无犬吠之惊，此制兵得其道也。制兵之额有四：曰禁兵，曰厢兵，曰乡兵，曰藩兵。分隶殿前、侍卫总管司，而籍藏枢密院，凡召募、廪给、训练、屯戍、拣选补之政，皆枢密院掌之。禁兵者，天子卫兵也，总於殿前、侍卫二司，其尤亲近扈从者号班直。余自“龙卫”而下，皆番戍诸路，有事即以征讨。自景德后，兵不复试。厢兵者，诸州之镇兵也。太祖鉴唐末方镇跋扈，诏选州兵壮勇者悉部送京师，以备禁卫，余留本城。本城虽或戍更，然罕教阅，类多给役而已。乡兵者，选自户籍，或土民应募，所在团结训练，以为防守之兵也。国朝已来，河北、河东有“神锐”、“忠勇”、“强壮”，河北有“忠顺”、“强人”，陕西有“保毅”、“寨户”、“强人”、“强人弓手”，河东、陕西有“弓箭手”，河北、河东、陕西有“义勇”，麟州有“义军”，川峡有“土丁”、“壮丁”，荆湖南、北有“弩手”、“土丁”，广南东、西有“枪手”、“土丁”，邕州有“溪峒壮丁（其本末各见《郡国兵门》）”蕃兵者，塞下内属诸部落，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。西北边羌戎，种落不相统一，保寨者谓之“熟户”，余谓之“生户”。陕西则秦、凤、泾、原、环、庆、、延，河东则石、隰、、府，其大首领为都军主，百帐已上为军主，其次为副军主。又有以功次补者，其官职俸给有差（其兵数本末，见《郡国兵门》）。召募之制，起於府卫之废，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，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。收天下犷悍之兵，以卫良民，今召募之兵是也。唐末士卒疲於征役，多亡命者，梁祖令诸军悉《黑詹》面为字，以识军号，是为长征之兵。初募时，先度人材，次阅走跃，试瞻视，然后为《黑詹》面，赐以缗钱衣屦而隶诸军。自国初以来，其取非一途，或土人就在所团立，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，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，或以有罪配隶给役，是以天下失职、犷悍之徒，悉收籍之。伉健者迁禁卫，短弱者为厢军，制以队伍，束以法令，帖帖不敢出绳墨，平居食俸廪，养妻子，备征防之用，一有警急，勇者力战斗，弱者给漕挽，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，今为良民之卫矣。廪给之制，总内外厢、禁诸军且百万，言国费最钜者宜无出此。虽然，古者寓兵於民，民既出常赋，有事复裹粮而为兵，后世兵农分，常赋之外，山泽关市之利，悉以养兵。然有警则以素所养者捍之，民晏然无预征役也。唐之时兵分，藩镇得专租税，天子禁卫之兵，中外不过十余万人。国朝收天下甲卒数十万，悉萃京师。京师八方所凑，水陆四达，岁漕江、淮粟六百万石，而缣帛、货泉、齿革、百物之委，不可胜纪，是以军储饶羡。初，太仓才支三二岁，承平既久，常余数年之食，以此临制四方，犹臂指之运也。世之议者不达，乃谓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，糜国币廪以优坐食之校，是岂知祖宗所以扰役强悍、销弥争乱之深意哉！屯戍之制，凡遣上军，军头司引对，赐以装钱；代还亦入见，犒以饮食，简拔精锐，退其癃老。至於诸州禁、厢兵，亦皆戍更。隶州者曰“屯驻”，隶总管曰“驻泊”。拣选之制，有自厢军升禁军，禁军升上军，上军升班直。升上军及班直者，皆临轩亲阅，自非材勇绝群，不以应召募，余皆自下选补云。
仁宗时，元昊反，西边用师，多募禁军。吏以所募多寡为赏罚格，诸军子弟悉听隶籍，禁军额员多选本城补填，故庆历中内外禁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，视祖宗时为最多。及西师罢，天下患兵冗，帑庾不能给，枢密使庞籍奏：“世养兵务多而不精，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。”从之，省兵数万人。
石林叶氏《燕语》：“元昊初，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，首言关中苦饣鬼饷，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。议者争言不可，以为虏初伏，情伪难测，未可遽弛备。独公知元昊已困，必不能遽败盟，卒徒二十万人。后为枢密使，复言天下兵太冗，多不可用，请汰其罢老者。时论纷然，尤以为必生变，仁宗以为疑。公曰：“倘有一夫之呼，臣请以百口当之。”帝从其言，遂汰八万人。
嘉二年，复定招军等杖。自上四军至“武肃”、“忠靖”皆五尺已上。差以寸坊而视其奉钱之数。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、七寸三分、七寸为三等，奉钱七百者降杀有差。唯“武严”、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，诸军执杖者不设等杖。其支军食，粮料院先进样，三司定仓敖界分，而以年月次之。国初，诸庾分给诸营，营在国城西，多给粮於城东，若南北亦然。相距有四十里者，盖恐士卒习堕，使知负担之勤。久之，有司乃取受输年月界分，以军次高下给之。凡三岁大祀，有赐赉，有优赐。每岁寒食、端午、冬至有特支，特支有大小之差。亦有非时给者。
戍边，季加给银、鞋。、宁、环、庆缘边艰於爨汲者，两月则给薪水钱，苦寒或赐絮襦。役兵劳苦，季给钱。戍岭南者，增月奉。自川、广戍还者，别予装钱。川、广递补卒或给时服、钱、屦。屯兵州军，官赐钱宴犒将校，谓之旬设，旧止待屯泊禁军，其后及於本城。天圣七年，法自裁定诸军衣装，骑兵春、冬衣各七事，步兵春衣七事，冬衣六事，质卖者重之法。
三司使程琳上疏，论：“兵在精不在众。河北、陕西军储数匮，而招募不已，且住营一兵之费，可给屯驻三兵，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。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三；陕西岁费千五百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五。自余悉仰给京师。自咸平逮今，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。计骑兵一指挥所给，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，步兵所给，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，他给赐不预。合新旧兵所费，不啻千万缗。天地生财有限，而用无纪极，此国用所以日屈也。今同、华沿河州军，积粟至於红腐而不用；沿边入中粟，价常踊贵而未尝足。诚愿罢河北、陕西募往营兵，勿复增置，遇阙即选厢军精锐者补之，仍渐徙营内郡，以便粮饷。无事时番戍于边，缓急即调发使近。严戒封疆之臣，毋得侵轶生事，以觊恩赏，违令者重之法。如此，则疆场无事，而国用有余矣。”帝嘉纳之。嘉七年，宰相韩琦上言：“祖宗时以兵定天下，凡有征伐则募置，事已则省并，故兵日精而用不广。今二虏虽号通好，而西北屯边之兵，常若待敌之至，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。不於此时先虑而速救之，一旦边陲用兵，水旱相继，骇而图之，不可及也。又三路就粮之兵，虽勇劲服习，然边储贵踊，常苦难赡。若其数过多，复有尾大不掉之患。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，然漕於东南，广而易供设，其数多，乃得强弱枝之势也。祖宗时，就粮之兵不甚多，边陲有事，则以京师兵益之，其虑也深，而其费也鲜。愿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、陕西、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，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，然后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。
额足罢募，阙即增补。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，则省并之。既见定额，则可以定某路马步一营以若干人为额。仍请开宝、至道、天禧、庆历中外兵马之数。盖开宝、至道之兵，太祖、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。天禧之兵，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。庆历之兵，乃西师后增置之数也。以祖宗所养之兵，视今数之多少，则精冗易判，裁制无疑矣。”於是诏中书、枢密院同议。枢密院掇祖宗已来兵数以闻。
盖开宝之籍，总三十七万八千，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；至道之籍，总六十六万六千，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；天禧之籍，总九十一万二千，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；庆历之籍，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，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。视前募兵浸多，自是稍加裁制，以为定额。
琦尝从容议及养兵事，慨然曰：“养兵虽非古，然积习之久，势不可废，又自有利处。昔者发百姓戍边者无虚岁，父子、兄弟、尝有生离死别之苦。议者但云不如汉、唐调兵於民，独不见杜甫《石壕吏》一诗乎？调兵於民，其弊如此，后世既取强健无赖者养以为兵，兵行，虽民税敛良厚，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，此岂小事？又其习练战阵，而豪勇可使，安得与农夫同日道也？”
知谏院范镇言：“河北连岁招兵未已，皆是坊市无赖子弟及陇亩力田之人，谓为军营子弟，求刺为军。况今田甚旷，民甚稀，赋敛甚重，国用甚不足者，正由兵多故也。议者必曰，以为契丹备也。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，金缯之利厚也。就使弃利为害，则大河以北，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，其城市无赖、陇亩力田者，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？况契丹贪利而不敢动？夫收兵於民则民稀，民稀则田旷，田旷赋役重，赋役重则民心离。寓兵於民则民稠，民稠则田辟，田辟则赋役轻，赋役轻则民心固。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，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，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，虽至而民力有余，国用有备，其利害若视白黑，若数一二。而今以为难者，臣所以深惑也。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，用兵以征匈奴，空漠北，得所欲也。陛下以兵困天下者，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，非以快所欲也。
何苦而为是乎？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为出，况天下大计，其可以不校出入乎？其可以无经乎？请下臣章中书、枢密院大臣看详。若陛下诚能罢今招兵，敕大臣使具太祖、太宗、真宗每朝赋入若干，兵若干，官若干，陛下天圣中赋入若干，兵若干，官若干，约今赋入之数与兵数、官数，约取中道，立为经制，以赋入之数十分为率，以七分养兵、官，给郊庙宫省诸费，三分以备水旱缓急非常，为之十年，仅可以言治。古者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，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。今自京师至天下州郡，大率无储蓄、边城甚者或无三数月之备，不幸有连年水旱，将何以养此兵乎？此兵不足以养，则其忧不在契丹也。”
欧阳修时论《原弊》曰：‘国家自景德罢兵，三十三岁矣。兵尝经用者，老死几尽，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。生於无事而饱於衣食也，其势不得不骄惰。今卫士入宿，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；禁兵给粮，不自荷而雇人荷之。其骄如此，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？前日西边之吏，如高化军、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，此其郊也。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战斗虽耗农民为之可也。柰何有为兵之虚名，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，农隙则教之以战，今乃大异，一遇凶岁，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，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，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，籍之以为厢兵（一作军）。吏招人多者有赏，而民方穷时争投之，故一经凶荒，则所留在南亩者，惟老弱也。而吏方曰不收为兵，则恐为盗。
噫！苟知一时之不为盗，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。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，而老弱者游惰。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，而老弱者留耕也。何相反之甚邪？然民尽力乎南亩者，或不免乎狗彘之食，而一去为增兵，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，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。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。”又《本论》曰：“古之善用兵者，可使之赴水火。今厢、禁之军，有司不敢役，必不得已而暂用之，则谓之借倩。彼兵相谓，亦曰官倩我，而官之文符亦曰倩。夫赏者所以守劳也，今以大礼之故，不劳之赏，三年而一遍，所费八九十万。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，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，乃称多量少，比好嫌恶，小不如意，则持挺而呼，持梃欲击天子之命吏。无事之时犹若此，以此知兵骄也。兵之敢骄者，以用之不得其术，而法制不立也。前日五代之乱，可谓极矣。五十三年之，易五姓十三君，而亡国被杀者八，长者不过十余岁，甚者三四岁而亡，其主岂皆愚邪？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？顾其力不能者，时也。当时东有汾、晋，西有岐、蜀，北有强胡，南有江、淮、闽、广、吴、越、荆、潭，天下分为十三四，四面环之，以至加之中国，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，其君天下者，类皆为国日浅，威德未洽，强君武主，力而为之，仅以自守，不幸孱子弱孙，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，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，犹恐不为用，尚何敢制？天下之势，方若敝庐，补其奥则隅坏，整其桷则栋倾，支撑扶持，苟存而已，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乎？今宋之为宋，八十年矣，外平僭乱，无抗敌之国；内削方镇，无强叛之臣。天下为一，海内晏然，为国不为不久，天下不为不广也。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骄於内，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，一切苟且，不异五代之时，此甚可叹也。”
苏轼应诏《策别》，其一曰定军制。自三代之衰，井田废，兵农异处，兵不得休而为民，民不得息肩而无事於兵者十有余年，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。三代之制，不可复追矣。至於汉、唐，犹有可得而言者。夫兵无事而食，则不可使聚，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，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，其势然也。今夫有百顷之田，则足以牧马千驷，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，而输百顷之刍，则其费百倍，此易晓也。
昔汉之制，有践更之卒，而无营田之兵，虽皆出於农夫，而方其为兵也，不知农夫之事。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，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、期门、羽林而已。边境有事，诸侯有变，皆以虎符调发军国之兵。至於事已而兵休，则涣然各复其故，是以其兵虽不离农，而天下不至於弊者，未尝聚也。唐有天下，置十六卫府兵，天下之府八百余所，而屯於关中者至有五百，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，不惟以自赡养，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，是以兵虽聚於京师，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，未尝无事而食也。今天下之兵，不耕而聚於畿辅者以数十万计，皆仰给於县官，有汉、唐之患而无汉、唐之利，择其偏而兼用之，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。天下之财，近自淮甸，而远至於吴、楚，凡舟车所至，人力所及，莫不尽取以归於京师。晏然无事，而赋敛之厚，至於不可复加，而三司之用，犹苦其不给，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内，而食四方之贡赋。非特如此而已，又有循环往来屯戍於郡县者。
昔建国之初，所在分裂，拥兵而不服。太祖、太宗，躬擐甲胄，力战而取之，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，然其故基余孽犹有存者，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，於是出禁兵以戍之。大自藩府，而小至於县镇，往往皆有京师之兵。由此观之，则是天下之地，一尺一寸，皆天子自为守也。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？费莫大於养兵，养兵之费莫大於征行。今出禁兵而戍郡县，远者或数千里，其月廪岁给之外，又日供其刍粮，三岁而一迁，往者纷纷，来者累累，虽不过数百为辈，而要其归，无以异於数十万之兵，三岁而一出征也。农夫之力安得不竭？饣鬼运之卒安得不疲？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，武夫悍卒非有劳代可以邀其上之人，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，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。是故美衣丰食，开府库，辇金帛，若有所负，一逆其意，则欲群起而噪呼。此何为者也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，民之戴君，至於海隅，无以异於畿甸，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。曩者蜀之有均贼，近岁贝州之乱，未必非禁兵致之。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，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，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，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？山川之所习，风气之所咻，四方之民一也。昔者战国常用之矣，蜀人之怯懦，吴人之短小，皆尝以抗衡於上国，夫安得禁兵而用之？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，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，是以自弃於贱隶役夫之，而将吏亦莫训也。苟禁兵渐省，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，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於意外，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，又何遽不如禁兵邪！夫土兵日以多，禁兵日以少，天子扈从、捍城之外，无所复用。如此，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，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，费之省者，又已过半矣。”
其二曰练军实。三代之兵，不待择而精，其故何也？出兵於农，有常数而无常人。国有事要，以一家而备一正卒，如斯而已矣。是故老者得以养，疾病者得以为闲，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，故其无事而田猎，则未尝发老弱之民；师行而饣鬼粮，则未尝食无用之卒。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，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，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，干城之众，而人人足以自捍，故杀人少而成功多，费用省而兵卒强。盖春秋之时，诸侯相并，天下百战，其经传所见谓之败绩者，如城濮、鄢陵之役，皆不过犯其偏师，而猎其游卒，敛兵而退，未有僵尸百万，流血江河，如后世之战者。何也？民各推其家之壮者以为兵，则其势不可得而多杀也。及至后世，兵民既分，兵不得复而为民，於是始有老弱之卒。夫既已募民而为兵，其妻子屋庐既已於营伍之中，其姓名既已书於官府之籍，行不得为商，居不得为农而仰食於官，至於衰老而无归，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。是故无用之卒，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。凡民之生，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，不过四十余年之，勇锐强力之气，足以犯坚冒刃者，不过二十余年。今廪之终身，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於官也。自此而推之，养兵十万，则是五万人可去也；屯兵十年，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。民者天下之本，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。有兵而不可使战，是谓弃财；不可使战而驱之战，是谓弃民。臣观秦汉之后，天下何其残败之多邪！其弊皆起於分民而为兵，兵不得休，使老弱不堪之卒，拱手而就戮。故有以百万之众，而见屠於数千之兵者；有良将善用，不过为饵，委之啖贼。嗟夫！三代之衰，民之无罪而死者，其不可胜数矣。今天下募兵至多，往者陕西之役，举籍平民以为兵，加以明道、宝元之，天下旱蝗，次及近岁青、齐之饥，与河、朔之水灾，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众。举籍而按之，近世以来，募兵之多无如今日者，然皆老弱不教，不能当古之十五，而衣食之费，百倍於古，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。凡民之为兵者，其类多非良民。方其少壮之时，博奕饮酒，不安於家，而后能捐其身，至其少衰而气沮，盖亦有悔而不复者矣。臣以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，宜听。自今以往，民之愿为兵者，皆三十以下则收，限以十年而除其籍。民三十而为兵，十年而复归，其精力思虑，犹可以养生送死，为终身之计。其应募之日，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，则除其籍而不怨。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，则应者必众。如此，县官常无老弱之兵，而民之不任战者，不至於无罪而死。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，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，不至於叫呼无赖，以自弃於凶人。今夫天下之患，在於民不知兵。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，盗贼攻之而不能御，戎狄掠之而不能抗。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，兵得复还而为民，则天下之知兵者众，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。然独有言者，将以为十年而代，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，则缓急有所不济。夫所谓十年而代者，岂举军而并去之？有始至者，有既久者，有将去者，有当代者，新故杂居而教之，则缓急可以无忧矣。”
英宗治平初，兵一百一十六万二千，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。
治平元年，宰相韩琦上言：“古者籍民为兵，故其数虽多而赡至薄。唐置府兵最近古。天宝以后，废不能复。今之‘义勇’，河北几十五万，河东几八万。
勇悍纯实，生於天性。而有物力资产、父母妻子之所系，若稍加简练，与唐府兵何异？陕西尝剌弓手为‘保捷’，其后拣放，所存无几。且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路，皆控西北，事当一体。请於陕西亦点‘义勇’，止涅手背，一时不能无小扰，而终成长利。”乃遣官陕西路籍‘义勇’，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。
知谏院司马光上言：“昔康定、庆历之，朝廷以元昊犯边，官军不利，已曾籍陕西之民以为乡弓手。始者明出敕榜云：‘但欲使之守护乡里，必不刺充正军，屯戍边境。’榜犹未收，而朝廷尽刺充‘保捷’指挥，令於边州屯戍。当是之时，臣丁忧在陕，备见其事。民皆生长太平，不识金革，一旦调发为兵，自陕以西，闾阎之，如人人有丧，户户被掠，号器之声，弥天互野，天地为之惨凄，日月为之无色，往往逃避於外，官中絷其父母妻子，急加追捕，鬻卖田园，以充购赏。暨刺面之后，兵员教头，利其家富，百端诛剥，衣粮不足以自赡，须至取於私家。或屯戍在边，则更须千里供送，祖、父财产，日销月铄，以至於尽。况其平生所习者，则惟桑麻耒耜。至於甲胄弩槊，虽日加教阅，不免生疏。而又资性戆愚，加之畏懦，临敌之际，得便即思退走，不惟自丧其身，兼更拽动大阵。自后官中知其无用，遂大加沙汰，给与公凭，放令逐便。而惰游已久，不复肯服稼穑之劳，兼田产已空，无所复归，皆流落冻馁，不知所在。长老至今言之，犹长叹出涕。其为失策，较然可知。足以为后来之戒，而不足以为法也。”
又言：“祖宗平诸镇，一天下，岂尝有义勇哉？自赵元昊反，诸将覆师者相继，终不能出一旅之众，涉区脱之地，以讨其罪，不免为姑息之计。当是时，三路乡兵数十万，何尝得一人之力乎！议者必曰：“河北、河东，不用衣廪，得胜兵数十万，阅教精熟，皆可以战。”又：“兵出民间，合於古制。”臣谓不然。彼数十万者，虚数也；阅教精熟者，外貌也；兵出民者，多与古同，而实异也。
盖州县承朝廷之意，止求数多。阅教之日，观者但见其旗号鲜明，钲鼓备具，行列有序，进退应节，即叹美以为真可以战。殊不知彼犹聚戏，若闻寇敌则瓦解星散，不知所之矣。古者兵出民，民耕桑之所得，皆以衣食其家，故处则富足，出则精锐。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，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，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。如此，则民之财力安得不屈？臣愚，以为河北、河东已刺之民，犹当放遣，况陕西未刺之民乎？”
又言：“臣比日以来，熟思其事，诚於民有世世之害，於国无分毫之利。何谓於民有世世之害？臣窃见河北、陕西、河东，自景以前，本无义勇，凡州县诸般色役，并是上等，有物力人户支当。其乡村下等人户，除二税之外，更无大段差徭。自非大饥之岁，则温衣饱食，父子兄弟，熙熙相乐。自宝元、庆历之，将陕西一路弓手，尽刺充“保捷”正军，自此骚然愁苦矣。其河北、河东之民，比於陕西路，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，然一刺手背之后，或遇水旱凶荒，欲分房逐熟，或典卖尽田产，欲浮游作客，皆虑官中非时点集，不敢东西。又差点之际，州县之吏，宁无乞觅？教阅之时，军员教头，宁无敛掠？是以常时色役之外，添此一种科徭（云云）。且今日既籍之后，州县义勇，皆有常数，每有逃亡病死，州县必随而补之。然义勇之身，既羁縻以至老死，而子孙若有壮丁，又不免刺为‘义勇’，是使陕西之民，子子孙孙，常有三分之一为兵，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。何谓於国无分毫之利者？曰，古之兵皆出民，岂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？臣对曰：三代之时，用井田之法，以出士卒车马，居则为比、闾、族、党、州、乡，行则为伍、两、卒、旅、师、军。为之长者，皆乡士大夫也。
唐初府兵各有营府，有将军、郎将、折冲、果毅，以相统摄。是以令下之日，数万之众，可以立具，无敢逃亡避匿者，以其纪纲素备故也。今乡兵则不然。虽有军员节级之名，皆其乡党、族姻，平居相与拍肩、把袂、饮博、斗殴之人。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。若安宁无事之时，州县聚集教阅，则亦有行阵旗鼓，开弓广弩，坐作叫噪，真如可以战敌者，设若闻胡寇大入，边兵已败，边城不守，则莫不望风声奔波迸散，其军员节级，将鸟伏鼠窜，自救之不暇，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！臣故曰於国无分毫之利也。”
韩魏公建议於陕西刺“义勇”，凡三丁刺一，每人支买弓箭钱三贯，深山穷谷无得脱者，人情惊挠，而兵纪律疏略，终不可用，徒费官钱不赀，无一人敢言其非者。司马光时为谏官，极言不便，持子至中书。魏公曰：“兵贵先声后实，今谅祚方桀骜，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，岂不震忄？”光曰：“兵之贵先声，为无其实也，独可以欺人於一日之耳，少缓则敌知其情，不可复用矣。今吾虽益二十万兵，然实不可用过十日，西人知其详，不复惧矣。”魏公不能答，复曰：
“君但见庆历陕西乡兵初刺手背，后皆刺面充正兵，忧今复尔耳。今已降敕榜与民约，永不充军戍边矣。”光曰：“朝廷屡失信，民皆忧此事未敢以敕榜为信，虽光亦未免疑也。”魏公曰：“吾在此，君无忧此语之不信。”光曰：“光不敢奉信。非独不敢，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。”魏公怒曰：“君何相轻甚邪！”光曰：“相公长在此坐，可也。万一均逸偃藩，他人在此，因相公见成之兵，遣以运粮戍边，反掌耳。”魏公竟不为止。其后不十年，义勇运粮沿边，率以为常，如光言。
梁太祖开平元年：初，帝在藩镇，用法严，将校有战没者，所部兵悉斩之，谓之拔队斩。士卒失主将者，多亡逸不敢归，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，以记军号。军士或思乡里逃去，关津辄执之送所属，无不死者，其乡里亦不敢容。由是亡者皆聚山谷为盗，大为州县之患。至是诏赦其罪，自今文面亦听还乡里，盗减什七八。
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“《五代史·刘守光传》，天三年，梁攻沧州，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，七十以下，皆黥其面，文曰‘定霸都’，士人则文其腕或臂，曰‘一心事主’，得二十万人。”故苏明允《兵制篇》曰：‘屯田府兵，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，而后世之君，又不能循而守之，至於五代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，自后遂以为常法，使之不得与齐民齿。’然余按陶岳《五代史补》乃云：‘健儿文面，自梁太祖始。’梁、燕皆同时，则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。”
致堂胡氏曰：“伊尹曰：‘臣下不匡，其刑墨。’孔氏曰：‘凿其额，以墨涅之。’《吕刑》曰：‘苗民淫为劓耳刂黥。’孔氏曰：‘黥面也。’然则涅其颡者，乃五刑之正，而黥其面者，乃五虐之法也。颡受墨涅，若肤疾然，虽刑而不害；以字文面，则弃人矣。是法也，始於有苗，至刘仁恭、朱全忠加甚。籍民为兵，无罪而黥之，使终身不能去，以自别於平人，非至不仁者，莫忍为也。”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敕：“随驾收复汴州，并扈从到洛京，南郊立仗都将官员，自检校司空已下，宜并赐‘协谋定乱匡国功臣’，自检校仆射、尚书、常侍至大夫、中丞，宜并赐‘忠勇拱卫功臣’，其初带宪衔，并赐‘忠烈功臣’，已有功臣名者，不在此限，其节级长行军将，并赐‘扈跸功臣。’”（唐元宗平内难，赐卫士葛福顺等为“唐元功臣，”不过十数人。德宗驻跸奉天，赐从军驾立功将校为“奉天定难功臣”。及僖宗、昭宗频年播迁，功臣差多，至是遍及戎卒，非赏典也）。
潞王之初发凤翔也，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。至阅实金帛，不过三万两疋，而赏军之费，计用五十万缗。帝怒，三司使王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。又据屋为率，无问白居及僦者，预借五月僦直。有司百方敛民财，仅得六万。帝怒，下军巡狱，昼夜督责，囚系满狱，贫者至自经、赴井，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，市人聚诟之。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，乃至太后、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，才及二十万缗。帝患之，李专美曰：“臣窃思自长兴之季，赏赉亟行，卒以自骄。继以山陵及出师，帑藏遂涸，虽有无穷之财，终不能满骄卒之心，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。夫国之存亡，不专系於厚赏，亦在修法度，立纪纲。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，臣恐徒困百姓，存亡未可知也。今财力尽於此矣，宜据所有均给之，何必践初言乎！”帝以为然。壬辰，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，自杨思权、尹晖等各赐二马、一驼、钱七十缗，下至军人钱二十缗，其在京者各十缗。军士无厌，犹怨望，为谣言曰：‘除去菩萨，扶立生铁。’以闵帝仁弱，帝刚严，有悔心故也。
晋初置乡兵，号“天威军”，教习岁余，村民不娴军旅，竟不可用，悉罢之，但令七户输钱十千，其铠仗悉输官，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桑，多聚山林为盗。
及契丹入汴，纵胡骑打草，民不堪命，所在盗起，攻陷州县，长吏不能制。周太祖显德元年，军士有流言，郊赏薄於唐明宗时。帝召诸将至寝殿，让之曰：“朕自即位以来，恶衣菲食，专以赡军为念，府库蓄积，四方贡献，赡军之外，鲜有赢余，汝辈岂不知之？今乃纵凶徒腾口，不顾人主之勤俭，察国之贫乏，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赏，惟知怨望，於汝辈安乎！”皆惶恐谢罪，退，索不逞之徒戮之，流言息。世宗即位，既败北汉兵於高平，谋肃军政。初，宿卫之士累朝相承，务求姑息，不欲简阅，恐伤人情，由是羸老者居多，但骄蹇不用命，实不可用，每遇大敌，不走则降，其所以失国多由此。帝因高平之战，始知其弊，谓侍臣曰：“凡兵务精不务多。今以农夫百未能当甲士一，奈何浚民之膏泽，养此无用之物乎！
且健懦不分，众何所劝？”乃命大简诸军，精锐者升之上军，羸者斥去之。又以骁勇之士，多为诸藩镇所蓄，诏募天下壮士，咸遣诣阙，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；其骑、步诸军，各命将帅选士。由是士卒精强，近代无比，征伐四方，所向皆捷，选练之力也。
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，诏殿前、侍卫二司，各阅所掌兵，练其骁勇，升为上军，老弱怯懦，置剩圆以处之（剩圆给官符宫观、园苑、寺庙、卢廪之役。咸平五年七月，戎卒有苦寒废支体者，真宗念其劳，不欲遽弃，令隶剩圆，廪给如故，自是率以为例）。止斋陈氏曰：“剩圆之置，不但以仁羸卒，亦以省冗食也。熙宁十年十月，诏诸路州军，以逐州就粮。禁军、厢军，通计十分立一分为额。剩圆立额自此始。
自宣和之难，养兵益众，战功之赏，例加官资，於是退兵重为天下费，盖拣汰起於绍兴七年，率置添差官以处之。自诸司及州军各有圆，参定为节镇一百三十圆，次州军六十五圆，极边节镇二十六圆，次州军十八圆，待阙圆数亦准此（干道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敕）。而州县之力，困於养退兵矣。”
八月，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，以补禁旅之阙。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，分送诸道。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，散给诸州军，委长吏、都监等召募教习，俟其精练，即送阙下（京诸司库务皆有役兵，其执杖者即不设等样）。自是师旅皆精锐，禁衡之籍无阙矣。止斋陈氏曰：“世多言国家养兵之费，自艺祖时增置禁军始，考之则不然。
按祥符、天圣编敕诸部郡，自骑射至牢城，凡名额二百二十三，总为本城而已，则天下无禁兵也。所谓禁兵者，皆三司之卒，分屯而更戍，今之屯驻、驻泊之名，而钤辖、都监、监押之官所部领者也。三边之兵，因事宜升为禁军者，则所谓四十四处禁军是已（咸平四年，始升陕西诸州选中‘保捷’。庆历元年秋，河北教阅本城为禁军），是为就粮。自元昊叛而西北有“保毅”；王伦判而东南有‘宣毅’之类，於是列郡稍置禁军。嘉中，诏东南帅司各置‘威果’凡二十五指挥，既云多矣，然亦无过九大郡。熙宁按天下厢军之籍五十万人而亦不足战，於是教阅之法起。其后以厢军团并为额，则今之两浙‘崇节’、福建‘保节’之类是也。教阅之兵，因别为额而隶之将下，则今两浙‘雄节’、福建‘广节’之类是也。五年，始排立在就粮禁军之下。元丰兵令悉以‘雄节’之类升同禁军，由是禁军始遍天下。此不可不辨。”自唐中叶后，营兵在诸镇，每防秋征行，大则节将自往，小则列校董之。禁卫虽设而皆非精练。藩镇强者得以专主判换。河北兵最强，故声教不能及，然屯营之处，颇杂耕战。僖、昭，征讨不息，师人疲苦，多亡命者。梁祖患之，乃令诸军悉《黑詹》面为字以识军号，讫今遵其制。五代以来，境蹙兵少，然习用为常，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，然方镇列校，势位差损。周显德后，克淮甸，有东南之漕，京师仓廪稍实，得以聚兵为强之术。太祖、太宗以雄略英武，平一海内，惩累朝藩镇跋扈，尽收兵於京师。於时天下山泽之利，悉入於官，帑庾充刃，得以赡给。而备时使。其边防外，藩镇须兵屯守者，自京而遣，故有驻泊、屯驻之名。其京畿诸州便运路者，则有就粮兵焉，许挈家属以往，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驻，代还始复旧所。旧制，除军卫外，诸州兵上从节镇及本军之号，自唐末稍增其美名。国朝初平伪国，合并所得兵，别为军额，其愿归农者解其籍，或给以土田。其后或新经料简，或团并有余，则或特创名，或因旧额增指挥之数而无常焉。凡召募兵者，所在设旗给赏，长吏、都监专视之，遣吏部送阙下，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，使坐隶诸军（淳化二年，诏以子弟附兵籍者除去之，愿隶名者阅试而后听。景德三年，又诏有材勇者许隶本军）。其自下军而升入上军者，自上军而入诸班直者，皆临轩亲阅（诸班直新召募者，非材勇超绝，即不预焉，余皆自下选补。大中祥符五年，诏拣阅诸军有方壮而被斥者，委所在告谕，听其自陈）。每上军遣戍，皆本司整比，军头司引对便殿，给以装钱。代还亦入见，犒以饮食，拣拔精锐升补之，或退其疲老者。凡大祀有赏给，每岁寒食、端午、冬至，各有特支（特支有大小之差，亦有非时给者）。戍边每季又加给银鞋，环、庆缘边，艰於爨给者，又有薪水钱；其役兵劳苦者，或季给钱；或川、广而代还者，别给装钱。川、广递补卒，或给时服钱屦。凡出外率有口粮（有折月粮者，有别给者）。
开宝四年，祀南郊，礼毕行赏，上以御马直扈从郊祀，特命增给钱人五千，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，乃相率击登闻鼓上诉陈乞。上怒曰：“朕所与即为恩泽，安有例哉！”命斩妄诉者四十人，余悉配隶许州“骁捷军”，都校皆决杖降职，遂废其班。
时内臣有李承进者逮事后唐，上问曰：“庄宗以英武定中原，享国不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庄宗好田猎，惟务姑息，将士每乘舆出，次近郊，禁兵卫卒，必控马首告曰：‘儿郎辈寒冷，望与振救。’庄宗即随所欲以给之。如此非一，失於禁戢，因而兆乱，盖威令不行，赏罚无节矣。”上抚髀叹曰：“二十年夹河战争而得天下，不能用法约束，此辈纵其无厌之求，以兹临御，诚为儿戏。今我抚养士卒，固不吝惜爵赏，但犯吾法无所贷耳。”
太宗选军中勇士，教以剑舞，皆能掷剑凌空，绕身承接，妙捷如神。每契丹使至赐宴，乃出以示之，凡数百辈袒裼鼓噪，挺刃而入，各献其技，霜锋雪锷，飞跃满空，及亲征太原，巡城耀武，必令剑舞前导，观者神耸。至道初，帝因问侍臣河渠转漕以给军食之事，语及屯兵利害。参知政事张洎退而讲求故实，上封奏曰：“国家应图受命，经营鸿业，惩前王之失，审形胜之地，以大梁者八方所凑，为天下之枢，可以阜安兆人，临制四海，故卜京邑而定都焉。昔炎汉开基，高帝云：‘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。’又孝武云：‘吾初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。’即知兵甲在外郊也。唯有南、北军、期门郎、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。唐承隋制，置十二卫府兵，皆农夫也。及罢府兵，始置神武、神策为禁军，不过三数万人，亦以备天子扈从藩卫而已。及禄山犯阙，朝廷驱市人接战。德宗蒙尘，扈驾者四百余骑，兵甲散在郡国，军额存而可举者，除河朔三镇外，太原、青杜各十万人，宁、宣武各六万人，潞、徐、荆、扬各五万人，襄、宣、寿、镇、海各二万余人，观察、团练据要害之地者，亦不下万人。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，战马数十万匹，萃在京师、本固兵︹，邦国之利也。”上览而嘉之。真宗咸平四年，开封府言：“龙武军卒亡命捕获，法当决徒。”帝以是军无俸，而同禁军例科罪太重，令改从轻法。其后又诏禁军非征行而因役亡者，止决杖流配（时宁朔军充役太庙而亡，法官议当斩，诏从流配）。
景德元年班临军赏罚之令，遣中使赍御剑赴北面，以肃军令。
北面诸路驻泊兵马使臣等：临阵能率先用命杀贼者，与贼斗战生擒获贼者，临阵擒获贼首领者，使斫营寨能惊贼令扰乱及擒获人畜者，诸偏裨下军士与戎人斗能用命策应杀退贼者，戎人为诱兵翼张受命掩击能破走之者，贼游骑往来或近大军受命掩袭而能擒杀者，用命深入被伤者，临阵用命入贼斩刺其首领分散其旗鼓者，并赏之，其擒贼首领有酋渠并得旗鼓者加等焉。如贼已败走，所夺车帐、人畜、财物并给与之。若克日会战不齐者，夜喧众者，不俟贼稍前而乱射者，阵成列而监军诸校使臣擅简一卒一骑者，后马有犯者，下行阵大寨不齐者，旗枪交错队伍者，贼至可出军而不出者，战斗而观望不救者，兵器不修至临阵不堪施用者，巧诈以避征役者，临阵先退者，贪争赀畜而不赴杀贼，遣入贼境而规避，既复命，言不以实者，为斥候而不觉贼来者，临阵不射贼及弃其余箭者，遗失铠甲兵器者，贼弃仗降而辄杀者，分布军号及传令不慎密而漏泄者，受命逐贼至某处辄过者，部署下牙队军校、左右指使使臣、忠佐及从人使臣，军校下押前队圆寮、军头、十将并从人，临阵辄离左右不受节度者，并斩。凡军中皆计斩级行赏，其后颇有枭路人首以希赏者，真宗闻而诏戒之。又令缘边凡获蕃寇，皆须辨问得实，当行杀戮者许给赏。如其非理，即以军法论。
二年春，以契丹通好，边鄙无事，释河北诸州强壮悉归，会合镇、定两路部署为一，省河北防城镇兵十之五，缘边三之一。
《两朝国史志》：太祖、太宗平一海内，惩累朝藩镇跋扈，尽收天下劲兵，列营京畿，以备藩卫，其分营於外者日“就粮”。就粮者，本京师兵而便廪食於外，故听其家往；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，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，亦皆戍更。真宗、仁宗、英宗嗣守其法，益以完密。於时天下山泽之利，悉入县官，以资廪赐；将帅之臣，入奉朝请，以备指踪。犷悍之民，收隶尺籍，以给守卫。兵无常帅，师无常师，内外相维，上下相制，等级相轧，虽有暴戾姿睢，无所厝於其，是以天下晏然，逾百年而无犬吠之惊，此制兵得其道也。制兵之额有四：曰禁兵，曰厢兵，曰乡兵，曰藩兵。分隶殿前、侍卫总管司，而籍藏枢密院，凡召募、廪给、训练、屯戍、拣选补之政，皆枢密院掌之。禁兵者，天子卫兵也，总於殿前、侍卫二司，其尤亲近扈从者号班直。余自“龙卫”而下，皆番戍诸路，有事即以征讨。自景德后，兵不复试。厢兵者，诸州之镇兵也。太祖鉴唐末方镇跋扈，诏选州兵壮勇者悉部送京师，以备禁卫，余留本城。本城虽或戍更，然罕教阅，类多给役而已。乡兵者，选自户籍，或土民应募，所在团结训练，以为防守之兵也。国朝已来，河北、河东有“神锐”、“忠勇”、“强壮”，河北有“忠顺”、“强人”，陕西有“保毅”、“寨户”、“强人”、“强人弓手”，河东、陕西有“弓箭手”，河北、河东、陕西有“义勇”，麟州有“义军”，川峡有“土丁”、“壮丁”，荆湖南、北有“弩手”、“土丁”，广南东、西有“枪手”、“土丁”，邕州有“溪峒壮丁（其本末各见《郡国兵门》）”蕃兵者，塞下内属诸部落，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。西北边羌戎，种落不相统一，保寨者谓之“熟户”，余谓之“生户”。陕西则秦、凤、泾、原、环、庆、、延，河东则石、隰、、府，其大首领为都军主，百帐已上为军主，其次为副军主。又有以功次补者，其官职俸给有差（其兵数本末，见《郡国兵门》）。召募之制，起於府卫之废，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，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。收天下犷悍之兵，以卫良民，今召募之兵是也。唐末士卒疲於征役，多亡命者，梁祖令诸军悉《黑詹》面为字，以识军号，是为长征之兵。初募时，先度人材，次阅走跃，试瞻视，然后为《黑詹》面，赐以缗钱衣屦而隶诸军。自国初以来，其取非一途，或土人就在所团立，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，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，或以有罪配隶给役，是以天下失职、犷悍之徒，悉收籍之。伉健者迁禁卫，短弱者为厢军，制以队伍，束以法令，帖帖不敢出绳墨，平居食俸廪，养妻子，备征防之用，一有警急，勇者力战斗，弱者给漕挽，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，今为良民之卫矣。廪给之制，总内外厢、禁诸军且百万，言国费最钜者宜无出此。虽然，古者寓兵於民，民既出常赋，有事复裹粮而为兵，后世兵农分，常赋之外，山泽关市之利，悉以养兵。然有警则以素所养者捍之，民晏然无预征役也。唐之时兵分，藩镇得专租税，天子禁卫之兵，中外不过十余万人。国朝收天下甲卒数十万，悉萃京师。京师八方所凑，水陆四达，岁漕江、淮粟六百万石，而缣帛、货泉、齿革、百物之委，不可胜纪，是以军储饶羡。初，太仓才支三二岁，承平既久，常余数年之食，以此临制四方，犹臂指之运也。世之议者不达，乃谓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，糜国币廪以优坐食之校，是岂知祖宗所以扰役强悍、销弥争乱之深意哉！屯戍之制，凡遣上军，军头司引对，赐以装钱；代还亦入见，犒以饮食，简拔精锐，退其癃老。至於诸州禁、厢兵，亦皆戍更。隶州者曰“屯驻”，隶总管曰“驻泊”。拣选之制，有自厢军升禁军，禁军升上军，上军升班直。升上军及班直者，皆临轩亲阅，自非材勇绝群，不以应召募，余皆自下选补云。
仁宗时，元昊反，西边用师，多募禁军。吏以所募多寡为赏罚格，诸军子弟悉听隶籍，禁军额员多选本城补填，故庆历中内外禁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，视祖宗时为最多。及西师罢，天下患兵冗，帑庾不能给，枢密使庞籍奏：“世养兵务多而不精，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。”从之，省兵数万人。
石林叶氏《燕语》：“元昊初，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，首言关中苦饣鬼饷，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。议者争言不可，以为虏初伏，情伪难测，未可遽弛备。独公知元昊已困，必不能遽败盟，卒徒二十万人。后为枢密使，复言天下兵太冗，多不可用，请汰其罢老者。时论纷然，尤以为必生变，仁宗以为疑。公曰：“倘有一夫之呼，臣请以百口当之。”帝从其言，遂汰八万人。
嘉二年，复定招军等杖。自上四军至“武肃”、“忠靖”皆五尺已上。差以寸坊而视其奉钱之数。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、七寸三分、七寸为三等，奉钱七百者降杀有差。唯“武严”、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，诸军执杖者不设等杖。其支军食，粮料院先进样，三司定仓敖界分，而以年月次之。国初，诸庾分给诸营，营在国城西，多给粮於城东，若南北亦然。相距有四十里者，盖恐士卒习堕，使知负担之勤。久之，有司乃取受输年月界分，以军次高下给之。凡三岁大祀，有赐赉，有优赐。每岁寒食、端午、冬至有特支，特支有大小之差。亦有非时给者。
戍边，季加给银、鞋。、宁、环、庆缘边艰於爨汲者，两月则给薪水钱，苦寒或赐絮襦。役兵劳苦，季给钱。戍岭南者，增月奉。自川、广戍还者，别予装钱。川、广递补卒或给时服、钱、屦。屯兵州军，官赐钱宴犒将校，谓之旬设，旧止待屯泊禁军，其后及於本城。天圣七年，法自裁定诸军衣装，骑兵春、冬衣各七事，步兵春衣七事，冬衣六事，质卖者重之法。
三司使程琳上疏，论：“兵在精不在众。河北、陕西军储数匮，而招募不已，且住营一兵之费，可给屯驻三兵，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。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三；陕西岁费千五百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五。自余悉仰给京师。自咸平逮今，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。计骑兵一指挥所给，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，步兵所给，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，他给赐不预。合新旧兵所费，不啻千万缗。天地生财有限，而用无纪极，此国用所以日屈也。今同、华沿河州军，积粟至於红腐而不用；沿边入中粟，价常踊贵而未尝足。诚愿罢河北、陕西募往营兵，勿复增置，遇阙即选厢军精锐者补之，仍渐徙营内郡，以便粮饷。无事时番戍于边，缓急即调发使近。严戒封疆之臣，毋得侵轶生事，以觊恩赏，违令者重之法。如此，则疆场无事，而国用有余矣。”帝嘉纳之。嘉七年，宰相韩琦上言：“祖宗时以兵定天下，凡有征伐则募置，事已则省并，故兵日精而用不广。今二虏虽号通好，而西北屯边之兵，常若待敌之至，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。不於此时先虑而速救之，一旦边陲用兵，水旱相继，骇而图之，不可及也。又三路就粮之兵，虽勇劲服习，然边储贵踊，常苦难赡。若其数过多，复有尾大不掉之患。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，然漕於东南，广而易供设，其数多，乃得强弱枝之势也。祖宗时，就粮之兵不甚多，边陲有事，则以京师兵益之，其虑也深，而其费也鲜。愿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、陕西、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，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，然后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。
额足罢募，阙即增补。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，则省并之。既见定额，则可以定某路马步一营以若干人为额。仍请开宝、至道、天禧、庆历中外兵马之数。盖开宝、至道之兵，太祖、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。天禧之兵，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。庆历之兵，乃西师后增置之数也。以祖宗所养之兵，视今数之多少，则精冗易判，裁制无疑矣。”於是诏中书、枢密院同议。枢密院掇祖宗已来兵数以闻。
盖开宝之籍，总三十七万八千，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；至道之籍，总六十六万六千，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；天禧之籍，总九十一万二千，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；庆历之籍，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，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。视前募兵浸多，自是稍加裁制，以为定额。
琦尝从容议及养兵事，慨然曰：“养兵虽非古，然积习之久，势不可废，又自有利处。昔者发百姓戍边者无虚岁，父子、兄弟、尝有生离死别之苦。议者但云不如汉、唐调兵於民，独不见杜甫《石壕吏》一诗乎？调兵於民，其弊如此，后世既取强健无赖者养以为兵，兵行，虽民税敛良厚，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，此岂小事？又其习练战阵，而豪勇可使，安得与农夫同日道也？”
知谏院范镇言：“河北连岁招兵未已，皆是坊市无赖子弟及陇亩力田之人，谓为军营子弟，求刺为军。况今田甚旷，民甚稀，赋敛甚重，国用甚不足者，正由兵多故也。议者必曰，以为契丹备也。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，金缯之利厚也。就使弃利为害，则大河以北，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，其城市无赖、陇亩力田者，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？况契丹贪利而不敢动？夫收兵於民则民稀，民稀则田旷，田旷赋役重，赋役重则民心离。寓兵於民则民稠，民稠则田辟，田辟则赋役轻，赋役轻则民心固。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，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，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，虽至而民力有余，国用有备，其利害若视白黑，若数一二。而今以为难者，臣所以深惑也。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，用兵以征匈奴，空漠北，得所欲也。陛下以兵困天下者，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，非以快所欲也。
何苦而为是乎？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为出，况天下大计，其可以不校出入乎？其可以无经乎？请下臣章中书、枢密院大臣看详。若陛下诚能罢今招兵，敕大臣使具太祖、太宗、真宗每朝赋入若干，兵若干，官若干，陛下天圣中赋入若干，兵若干，官若干，约今赋入之数与兵数、官数，约取中道，立为经制，以赋入之数十分为率，以七分养兵、官，给郊庙宫省诸费，三分以备水旱缓急非常，为之十年，仅可以言治。古者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，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。今自京师至天下州郡，大率无储蓄、边城甚者或无三数月之备，不幸有连年水旱，将何以养此兵乎？此兵不足以养，则其忧不在契丹也。”
欧阳修时论《原弊》曰：‘国家自景德罢兵，三十三岁矣。兵尝经用者，老死几尽，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。生於无事而饱於衣食也，其势不得不骄惰。今卫士入宿，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；禁兵给粮，不自荷而雇人荷之。其骄如此，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？前日西边之吏，如高化军、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，此其郊也。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战斗虽耗农民为之可也。柰何有为兵之虚名，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，农隙则教之以战，今乃大异，一遇凶岁，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，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，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，籍之以为厢兵（一作军）。吏招人多者有赏，而民方穷时争投之，故一经凶荒，则所留在南亩者，惟老弱也。而吏方曰不收为兵，则恐为盗。
噫！苟知一时之不为盗，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。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，而老弱者游惰。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，而老弱者留耕也。何相反之甚邪？然民尽力乎南亩者，或不免乎狗彘之食，而一去为增兵，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，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。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。”又《本论》曰：“古之善用兵者，可使之赴水火。今厢、禁之军，有司不敢役，必不得已而暂用之，则谓之借倩。彼兵相谓，亦曰官倩我，而官之文符亦曰倩。夫赏者所以守劳也，今以大礼之故，不劳之赏，三年而一遍，所费八九十万。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，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，乃称多量少，比好嫌恶，小不如意，则持挺而呼，持梃欲击天子之命吏。无事之时犹若此，以此知兵骄也。兵之敢骄者，以用之不得其术，而法制不立也。前日五代之乱，可谓极矣。五十三年之，易五姓十三君，而亡国被杀者八，长者不过十余岁，甚者三四岁而亡，其主岂皆愚邪？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？顾其力不能者，时也。当时东有汾、晋，西有岐、蜀，北有强胡，南有江、淮、闽、广、吴、越、荆、潭，天下分为十三四，四面环之，以至加之中国，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，其君天下者，类皆为国日浅，威德未洽，强君武主，力而为之，仅以自守，不幸孱子弱孙，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，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，犹恐不为用，尚何敢制？天下之势，方若敝庐，补其奥则隅坏，整其桷则栋倾，支撑扶持，苟存而已，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乎？今宋之为宋，八十年矣，外平僭乱，无抗敌之国；内削方镇，无强叛之臣。天下为一，海内晏然，为国不为不久，天下不为不广也。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骄於内，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，一切苟且，不异五代之时，此甚可叹也。”
苏轼应诏《策别》，其一曰定军制。自三代之衰，井田废，兵农异处，兵不得休而为民，民不得息肩而无事於兵者十有余年，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。三代之制，不可复追矣。至於汉、唐，犹有可得而言者。夫兵无事而食，则不可使聚，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，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，其势然也。今夫有百顷之田，则足以牧马千驷，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，而输百顷之刍，则其费百倍，此易晓也。
昔汉之制，有践更之卒，而无营田之兵，虽皆出於农夫，而方其为兵也，不知农夫之事。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，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、期门、羽林而已。边境有事，诸侯有变，皆以虎符调发军国之兵。至於事已而兵休，则涣然各复其故，是以其兵虽不离农，而天下不至於弊者，未尝聚也。唐有天下，置十六卫府兵，天下之府八百余所，而屯於关中者至有五百，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，不惟以自赡养，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，是以兵虽聚於京师，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，未尝无事而食也。今天下之兵，不耕而聚於畿辅者以数十万计，皆仰给於县官，有汉、唐之患而无汉、唐之利，择其偏而兼用之，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。天下之财，近自淮甸，而远至於吴、楚，凡舟车所至，人力所及，莫不尽取以归於京师。晏然无事，而赋敛之厚，至於不可复加，而三司之用，犹苦其不给，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内，而食四方之贡赋。非特如此而已，又有循环往来屯戍於郡县者。
昔建国之初，所在分裂，拥兵而不服。太祖、太宗，躬擐甲胄，力战而取之，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，然其故基余孽犹有存者，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，於是出禁兵以戍之。大自藩府，而小至於县镇，往往皆有京师之兵。由此观之，则是天下之地，一尺一寸，皆天子自为守也。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？费莫大於养兵，养兵之费莫大於征行。今出禁兵而戍郡县，远者或数千里，其月廪岁给之外，又日供其刍粮，三岁而一迁，往者纷纷，来者累累，虽不过数百为辈，而要其归，无以异於数十万之兵，三岁而一出征也。农夫之力安得不竭？饣鬼运之卒安得不疲？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，武夫悍卒非有劳代可以邀其上之人，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，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。是故美衣丰食，开府库，辇金帛，若有所负，一逆其意，则欲群起而噪呼。此何为者也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，民之戴君，至於海隅，无以异於畿甸，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。曩者蜀之有均贼，近岁贝州之乱，未必非禁兵致之。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，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，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，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？山川之所习，风气之所咻，四方之民一也。昔者战国常用之矣，蜀人之怯懦，吴人之短小，皆尝以抗衡於上国，夫安得禁兵而用之？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，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，是以自弃於贱隶役夫之，而将吏亦莫训也。苟禁兵渐省，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，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於意外，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，又何遽不如禁兵邪！夫土兵日以多，禁兵日以少，天子扈从、捍城之外，无所复用。如此，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，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，费之省者，又已过半矣。”
其二曰练军实。三代之兵，不待择而精，其故何也？出兵於农，有常数而无常人。国有事要，以一家而备一正卒，如斯而已矣。是故老者得以养，疾病者得以为闲，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，故其无事而田猎，则未尝发老弱之民；师行而饣鬼粮，则未尝食无用之卒。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，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，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，干城之众，而人人足以自捍，故杀人少而成功多，费用省而兵卒强。盖春秋之时，诸侯相并，天下百战，其经传所见谓之败绩者，如城濮、鄢陵之役，皆不过犯其偏师，而猎其游卒，敛兵而退，未有僵尸百万，流血江河，如后世之战者。何也？民各推其家之壮者以为兵，则其势不可得而多杀也。及至后世，兵民既分，兵不得复而为民，於是始有老弱之卒。夫既已募民而为兵，其妻子屋庐既已於营伍之中，其姓名既已书於官府之籍，行不得为商，居不得为农而仰食於官，至於衰老而无归，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。是故无用之卒，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。凡民之生，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，不过四十余年之，勇锐强力之气，足以犯坚冒刃者，不过二十余年。今廪之终身，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於官也。自此而推之，养兵十万，则是五万人可去也；屯兵十年，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。民者天下之本，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。有兵而不可使战，是谓弃财；不可使战而驱之战，是谓弃民。臣观秦汉之后，天下何其残败之多邪！其弊皆起於分民而为兵，兵不得休，使老弱不堪之卒，拱手而就戮。故有以百万之众，而见屠於数千之兵者；有良将善用，不过为饵，委之啖贼。嗟夫！三代之衰，民之无罪而死者，其不可胜数矣。今天下募兵至多，往者陕西之役，举籍平民以为兵，加以明道、宝元之，天下旱蝗，次及近岁青、齐之饥，与河、朔之水灾，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众。举籍而按之，近世以来，募兵之多无如今日者，然皆老弱不教，不能当古之十五，而衣食之费，百倍於古，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。凡民之为兵者，其类多非良民。方其少壮之时，博奕饮酒，不安於家，而后能捐其身，至其少衰而气沮，盖亦有悔而不复者矣。臣以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，宜听。自今以往，民之愿为兵者，皆三十以下则收，限以十年而除其籍。民三十而为兵，十年而复归，其精力思虑，犹可以养生送死，为终身之计。其应募之日，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，则除其籍而不怨。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，则应者必众。如此，县官常无老弱之兵，而民之不任战者，不至於无罪而死。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，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，不至於叫呼无赖，以自弃於凶人。今夫天下之患，在於民不知兵。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，盗贼攻之而不能御，戎狄掠之而不能抗。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，兵得复还而为民，则天下之知兵者众，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。然独有言者，将以为十年而代，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，则缓急有所不济。夫所谓十年而代者，岂举军而并去之？有始至者，有既久者，有将去者，有当代者，新故杂居而教之，则缓急可以无忧矣。”
英宗治平初，兵一百一十六万二千，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。
治平元年，宰相韩琦上言：“古者籍民为兵，故其数虽多而赡至薄。唐置府兵最近古。天宝以后，废不能复。今之‘义勇’，河北几十五万，河东几八万。
勇悍纯实，生於天性。而有物力资产、父母妻子之所系，若稍加简练，与唐府兵何异？陕西尝剌弓手为‘保捷’，其后拣放，所存无几。且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路，皆控西北，事当一体。请於陕西亦点‘义勇’，止涅手背，一时不能无小扰，而终成长利。”乃遣官陕西路籍‘义勇’，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。
知谏院司马光上言：“昔康定、庆历之，朝廷以元昊犯边，官军不利，已曾籍陕西之民以为乡弓手。始者明出敕榜云：‘但欲使之守护乡里，必不刺充正军，屯戍边境。’榜犹未收，而朝廷尽刺充‘保捷’指挥，令於边州屯戍。当是之时，臣丁忧在陕，备见其事。民皆生长太平，不识金革，一旦调发为兵，自陕以西，闾阎之，如人人有丧，户户被掠，号器之声，弥天互野，天地为之惨凄，日月为之无色，往往逃避於外，官中絷其父母妻子，急加追捕，鬻卖田园，以充购赏。暨刺面之后，兵员教头，利其家富，百端诛剥，衣粮不足以自赡，须至取於私家。或屯戍在边，则更须千里供送，祖、父财产，日销月铄，以至於尽。况其平生所习者，则惟桑麻耒耜。至於甲胄弩槊，虽日加教阅，不免生疏。而又资性戆愚，加之畏懦，临敌之际，得便即思退走，不惟自丧其身，兼更拽动大阵。自后官中知其无用，遂大加沙汰，给与公凭，放令逐便。而惰游已久，不复肯服稼穑之劳，兼田产已空，无所复归，皆流落冻馁，不知所在。长老至今言之，犹长叹出涕。其为失策，较然可知。足以为后来之戒，而不足以为法也。”
又言：“祖宗平诸镇，一天下，岂尝有义勇哉？自赵元昊反，诸将覆师者相继，终不能出一旅之众，涉区脱之地，以讨其罪，不免为姑息之计。当是时，三路乡兵数十万，何尝得一人之力乎！议者必曰：“河北、河东，不用衣廪，得胜兵数十万，阅教精熟，皆可以战。”又：“兵出民间，合於古制。”臣谓不然。彼数十万者，虚数也；阅教精熟者，外貌也；兵出民者，多与古同，而实异也。
盖州县承朝廷之意，止求数多。阅教之日，观者但见其旗号鲜明，钲鼓备具，行列有序，进退应节，即叹美以为真可以战。殊不知彼犹聚戏，若闻寇敌则瓦解星散，不知所之矣。古者兵出民，民耕桑之所得，皆以衣食其家，故处则富足，出则精锐。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，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，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。如此，则民之财力安得不屈？臣愚，以为河北、河东已刺之民，犹当放遣，况陕西未刺之民乎？”
又言：“臣比日以来，熟思其事，诚於民有世世之害，於国无分毫之利。何谓於民有世世之害？臣窃见河北、陕西、河东，自景以前，本无义勇，凡州县诸般色役，并是上等，有物力人户支当。其乡村下等人户，除二税之外，更无大段差徭。自非大饥之岁，则温衣饱食，父子兄弟，熙熙相乐。自宝元、庆历之，将陕西一路弓手，尽刺充“保捷”正军，自此骚然愁苦矣。其河北、河东之民，比於陕西路，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，然一刺手背之后，或遇水旱凶荒，欲分房逐熟，或典卖尽田产，欲浮游作客，皆虑官中非时点集，不敢东西。又差点之际，州县之吏，宁无乞觅？教阅之时，军员教头，宁无敛掠？是以常时色役之外，添此一种科徭（云云）。且今日既籍之后，州县义勇，皆有常数，每有逃亡病死，州县必随而补之。然义勇之身，既羁縻以至老死，而子孙若有壮丁，又不免刺为‘义勇’，是使陕西之民，子子孙孙，常有三分之一为兵，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。何谓於国无分毫之利者？曰，古之兵皆出民，岂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？臣对曰：三代之时，用井田之法，以出士卒车马，居则为比、闾、族、党、州、乡，行则为伍、两、卒、旅、师、军。为之长者，皆乡士大夫也。
唐初府兵各有营府，有将军、郎将、折冲、果毅，以相统摄。是以令下之日，数万之众，可以立具，无敢逃亡避匿者，以其纪纲素备故也。今乡兵则不然。虽有军员节级之名，皆其乡党、族姻，平居相与拍肩、把袂、饮博、斗殴之人。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。若安宁无事之时，州县聚集教阅，则亦有行阵旗鼓，开弓广弩，坐作叫噪，真如可以战敌者，设若闻胡寇大入，边兵已败，边城不守，则莫不望风声奔波迸散，其军员节级，将鸟伏鼠窜，自救之不暇，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！臣故曰於国无分毫之利也。”
韩魏公建议於陕西刺“义勇”，凡三丁刺一，每人支买弓箭钱三贯，深山穷谷无得脱者，人情惊挠，而兵纪律疏略，终不可用，徒费官钱不赀，无一人敢言其非者。司马光时为谏官，极言不便，持子至中书。魏公曰：“兵贵先声后实，今谅祚方桀骜，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，岂不震忄？”光曰：“兵之贵先声，为无其实也，独可以欺人於一日之耳，少缓则敌知其情，不可复用矣。今吾虽益二十万兵，然实不可用过十日，西人知其详，不复惧矣。”魏公不能答，复曰：
“君但见庆历陕西乡兵初刺手背，后皆刺面充正兵，忧今复尔耳。今已降敕榜与民约，永不充军戍边矣。”光曰：“朝廷屡失信，民皆忧此事未敢以敕榜为信，虽光亦未免疑也。”魏公曰：“吾在此，君无忧此语之不信。”光曰：“光不敢奉信。非独不敢，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。”魏公怒曰：“君何相轻甚邪！”光曰：“相公长在此坐，可也。万一均逸偃藩，他人在此，因相公见成之兵，遣以运粮戍边，反掌耳。”魏公竟不为止。其后不十年，义勇运粮沿边，率以为常，如光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