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百五十四·兵考六
作者：马端临○兵制
高宗开元帅府於南京，初募兵近万人。王旅寡弱，至招溃卒、收群盗以补之。
既即位，始置御营司，以大臣主之。四年，以御营司并归枢密院。（详见《禁旅门》。）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“御前诸军者，本高宗所收诸将部曲也。祖宗以来，内外诸军惟厢、禁二色而已。禁军皆隶三衙，而更戍於外；厢军者所在有之，以守臣节制。若禁军在边上，则文臣为经略使者统之，武臣但为总管。熙宁间，内外禁旅合五十九万人。神宗将有事於四夷，乃置百三十将，其法甚备。崇、观后，朝廷取其阙额之数以上供，故阙而不补者几半。军兴以来，所存无几。上在元帅府，始招溃卒群盗以为五军，后又得王渊、杨惟忠等河北之兵。建炎元年五月，以为御营五军，然犹未大盛也。三年四月，又更置御前五军。刘光世所领西兵，则谓之巡卫军，在五军之外。是岁，又改为神武五军。绍兴元年十二月，又改为行营四护军，张俊称前军，韩世忠称后军，岳飞称左军，刘光世称右军，并杨沂中中军入殿前司，而吴军如故。七年八月，光世军叛降伪齐，於是川陕军更以右护军为号。十一年四月，三宣抚司罢，乃改其部曲称某州驻御前诸军。十八年，川陕军亦如之，其军皆不隶三卫，由是御前军又在禁军之外矣。御前军者，帅臣不可得而节制，得自达於朝廷。令禁兵但供厮役，大抵如昔之厢军，将官虽存，亦无职事，但为武臣差遣而已。愚谓不若并军於厢籍，而改御前军为禁军，所在以帅臣节制之，而都统制之官为之副贰，庶几兵民权出於一，而缓急可以责成，则合祖宗制兵之意矣。”
建炎之后，诸大将之兵浸增，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，而因时制变，随处立营，迁易靡定，驻未有常所。有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、池州、太平，韩世忠军或屯江阴，岳飞一军或戍宜兴、蒋山，惟王彦八字军随张俊入蜀，而吴之兵，多屯凤州、大散关、和尚原，大略可考矣。当是时，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余，而川、陕不与。及杨沂中将中军，专总宿卫，於是江东刘光世、淮东韩世忠、湖北岳飞、湖南王含四军通十二万一千六百，时亦未有常屯。绍兴五年，王含罢，以兵五千隶韩世忠，王彦以八字军赴行在。七年之秋，刘光世将郦琼叛，以七万人北降刘豫，别将王德以八千人归张俊，由是三衙之外，惟张、韩、岳三军为盛。自三大将之外，八年五月，吕师古留兵三千屯太平州，而刘留兵屯镇江焉。至若四川之兵，曲端死，吴并将其兵，王庶、刘子羽有兴元，又招集流散，立成都伍。子羽罢，又并将其兵，故之兵十万。死，胡世将为宣抚，命吴以二万守兴州，杨政以二万守兴元，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。而之中部三万人，分屯仙人关内外，并将之，是以四川之兵，独偏重於兴州。
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：“金人为患，今已五年。陛下以万乘之尊，而伥然未知税驾之所者，由将帅无人，而御之未得其术也。如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王含之徒，身为大将，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，视执政之班，有韩琦、文彦博所不敢当者。论其家，则金帛充盈，锦衣肉食，舆台厮养，皆以功赏补官，至一军之中，使臣反多，卒伍反少。平时飞扬跋扈，不循朝廷法度，所至驱虏，甚於夷狄，陛下不得而问，正以防秋之时，责其死力耳。张俊明州仅能少抗，柰何敌未退数里间，而引兵先遁，是杀明州一城生灵，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，张俊使之也。臣痛念自去秋以来，陛下为宗社大计，以建康、京口、九江皆要害之地，故杜充守建康，韩世忠守京口，刘光世守九江，而以王含隶杜充，其措置非不善也。而世忠八、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，尽装海舶，焚其城郭，为逃遁之计，洎杜充力战於前，世忠、王含卒不为用，光世亦晏然坐视，不出一兵，方与韩朝夕饮宴，贼至数十里间而不知，则朝廷失建康，虏犯两浙，乘舆震惊者，韩世忠、王含使之也。失豫章而太母播越、六宫流离者，刘光世使之也。鸣呼！
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，而俊自明引兵至温，道路一空，民皆逃奔山谷。世忠逗遛秀州，放军四掠，至执缚县宰，以取钱粮，虽陛下亲御宸翰，召之三四而不来，元夕取民间子女，张镫高会，君父在难而不恤也。含自信入闽，所过邀索千计，公然移文曰：‘无使枉害生灵。’其意果安在哉？臣观今日诸将，用古法皆当诛，然不可尽诛也。惟王含本隶杜充，充败於前，而含不救，此不可赦，当先斩含以令天下。其他以次重行贬降，使以功赎过。臣愚以为虏退之后，正大明赏罚、再立纪纲之时，莫若择有威望大臣一人，尽护诸军，虽陛下亲军，亦听其节制，稍稍以法裁之。凡军辄敢擅移屯以护驾为名者，自主将以下，悉论如法，仍使於偏礻卑中，择人才之可用者，间付以方面之权，待其有功，加以爵秩，阴为诸将之代，此今日所最急者。惟陛下与大臣熟议，断而行之。”
起居郎胡寅上疏言：“赵充国西汉名将，曹操三国英雄，其用兵无不屯田积粟，而今日之兵，开口时哺，此何理也？自古临敌有用命者，有不用命者，故艺祖皇帝，尝出入行间，以剑斫士卒皮笠，记其退缩者事定而诛之，若其摧坚陷阵，则赏不旋踵，是谓有赏有刑，旌别勇怯。而今之赏功，全阵转授，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，此何理也？自古行赏：其将帅勋阀尤异者则迁其官秩，或封以国邑：
若其士卒则犒赐而已，或以金帛子之而已。今自长行以上，皆以真官赏之，人挟券历请厚俸，至於以官名队，此何理也？自古利权尽归公上，予夺操纵，惟君所命，如李牧之军市租、如艺祖命边将回易之类，则衣粮器械赏设之费，皆出其中。
今煮海榷酤之入，遇军之所至，则奄而有之，什一之利，半为军人所取。至於衣粮，则曰仰於大农，器械则必取之武库，赏设则尽出於县官，此何理也？自古制兵，有事则付之将帅，无事则归之天子。光武中兴，可谓马上取之之时矣，犹且不假将帅以久权。邓禹取三辅，总数十万众，一旦无功，夺之如探囊中物。今总兵者以兵为家，若不复肯舍者。曹操曰：‘欲孤释兵，则不可也’，无乃类此乎！自建炎以来，易置宰执凡四十余人矣。谋虑不臧，政事不善，虽台衡之重，股肱之亲，一言而去之，何独将帅而不可进退，以均劳佚之任，拔沈滞之材乎？
此又臣所未晓也。自古制兵，必有实数。战斗则有败北，平居则有死亡，缓急则有散逸，此不能免也。今诸军近者四、五年，远者八、九年，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，岂皆不死乎，抑随死随补乎？逃而不以告，败而不以告，死而不以告，补而不以告，不可也。以补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，以死者之妻子为补者之妻子，不可也。不然，军籍何自而无缺乎？此又臣之所未晓也。自古制兵，必去冗食，存精锐，分为等级，如所谓百金之士，千金之士，则战之所恃以必胜者，其余充声势、备辎重而已，则所以食之役之者，不敢与锐卒班焉。虽其等如是，然无非军旅之用也。今诸军则无所不有矣，避赋役免门户者往焉，纳贿赂求官爵者往焉，有过咎不得仕者往焉，犯刑宪畏逮逋者往焉，违科举失士业者往焉，则又有乡党故旧之人，百工手艺之人，方技术数之人，音乐俳戏之人，彼所以辐辏萃者，非有势以庇之乎？非有利以聚之乎？不然，人生各有业，何必军之从？此又臣之所未晓也。”
按建炎中兴之后，兵弱敌强，动辄败北，以致王业偏安者，将骄卒惰，军政不肃所致，汪彦章、胡致堂二疏，切中时弊，故备录之。
建炎四年，诏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言：“牙军军兵多系招集乌合之众，欲将上等改刺胜捷，次等刺振华、振武，庶几军政归一，易於训练。”诏依。其后以河北人充河北振武，其余人刺陕西振华。
绍兴元年，金人留承、楚，浙西大帅刘光世守镇江，欲携贰之，乃以金银铜为三色钱，其文曰：“招纳信宝”，获虏人则燕饯而遗之，未几踵至，得数千，众皆给良马利器，用之如华人，因创赤心、奇兵两军，颇得其用。二年，左仆射吕颐浩请举兵北向以复中原，且谓：“天时人事，今皆可为，何者？昨自淮扬之变，兵械十亡八九，未几，虏分三道入寇，江浙兵皆散而为盗。自陛下专意军政，稍汰其冗，修饬器械，今张俊军三万，有全装甲万副，刀枪弓箭皆备。韩世忠军四万，岳飞军二万三千，王含军一万三千，虽不如俊之军，亦皆精锐。刘光世军四万，老弱颇众，然选之可得其半。又，神武中军杨沂中、后军吕师古皆不下万人，而御前忠锐如崔增、姚端、张守忠军亦二万。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，正兵不过十万，况今有兵十六七万，何惮不为？且向者群盗四扰，朝廷枝梧不暇，今悉已定。又自虏之南牧，莫敢扌婴其锋者，近岁张俊获捷於四明，韩世忠振於镇江，陈思恭击於长桥，而张荣又大捷於淮甸。良由虏贪残太甚，天意殆将悔祸。又虏以中原付之刘豫，而豫烦碎不知国体，三尺童子，知其不可立国，事固可料。
观宇文虚中密奏，虽未可尽信，然虏骑连年不至淮甸，必有牵制，天意盖可见矣。今韩世忠已到行在，臣愿睿断早定，命世忠、张俊，与臣等共议，决策北向。令世忠由宿、泗，刘光世由徐、曹以入，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只，令范温、阎皋乘四月南风北去，径取东莱。此数路皆有粮可因，不必调民馈运。大兵既集，豫必北走。所得诸郡，就择土豪为守，虏举兵来争其地，则彼出我入，彼入我出，扰之数年，中原可复。况今之战兵，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，恐久而销磨，异时势必难举，此可为深惜者也。”及闻桑仲进兵，乃议大出师，身自将军北向，且言：“近闻虏伪合兵，以窥川、陕，若於未来举兵，必可牵制陕西之急，万一王师逐豫，则彼必震恐。”令韩世忠自京入关，此亦一奇也。
按颐浩之言美矣，然帝信其说，而颁督师之命，才至常州，而部将叛之，竟称疾不进，略不能北向发一矢，复还相位，功业无闻焉。以所言当时军旅事情稍备，故录之。四年，枢密院上言：“提举御前军器所申：‘本所万全杂役以五百人为额，自户部裁减月给，尽皆逃遁。若依户部所申月米五斗五升，每日不及二升；麦四斗八升，每斗折钱二百，日支食钱一百，委是赡养不足。’”诏：“户部裁定，於月粮一石七斗，添作一石九斗。”五月，诏：“神武义军统制王含下拣阅到第三等军兵一千六百六十人，拨填诸州厢禁军。”
《军防令》：诸军招拣等杖，天武第一军五尺有八寸，捧日、天武第二军、神卫五尺七寸三分，龙卫五尺七寸，拱圣、神勇、胜捷、骁捷、龙猛、清朔五尺六寸五分，骁骑、骑、骁胜、宣武、殿前司虎翼水军五尺六寸，武骑、宁朔、步司军虎翼等五尺五寸，广捷、威胜、广德、克胜等五尺四寸五分，克戎、万捷、捷、横塞等五尺四寸，亳州雄胜、飞骑、威远等五尺三寸五分、济州雄胜、骑射、桥道等五尺三寸，拣中广效、武和、武肃、忠靖、三路厢军五尺二寸。七年，枢密院言：“勘会累降指挥，诸军不得互相招收及拖拽别军官兵。访闻昨来诸军内，有因事走投别军之人。窃虑互相识认，别致纷争，理宜措置。”诏：“诸军应今日以前，收到别军官兵，特免根究，自后更不许招诱拘截。”十一年四月，给事中范同以诸将握兵难制，献策於秦桧，且以柘皋之捷言於上。召张俊、韩世忠、岳飞入觐，论功行赏，皆除枢密副使。张俊首纳所部兵，乃分命三大帅副校各统所部，自为一军，更其衔曰统制御前军马。罢宣抚司，遇有出师取旨，兵皆隶枢密院，依旧驻札，而四川大将兵亦分屯就粮，曰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、太安军、兴元、隆庆、潼川府凡十四郡焉。故今镇江大军，则韩世忠之旧部；建康大军，则张俊之旧部；鄂州大军，则岳飞之旧部。绍兴末年，荆南、江州、池州又皆新创兵籍，荆南所屯，则刘所招效用，益以鄂州之兵，江、池之军，则三衙疲弱之卒屯戍者。江州一军，大抵皆茶寇也。而兴元府、兴州、金州三都统兵，则本曲端、吴、关师古之徒，关西之旧部。考干道之末，建康都统司兵约五万人，池州都统司兵一万二千人，镇江府都统司兵四万九千人，荆南都统司兵二万人，兴元都统司兵一万七千人，金州都统司兵一万一千人。其后分屯列戍，增损不常，拣练团并，分合不一。其下有统制统、领正、将副、将准、备将之目。
十三年，诏：“殿前司等处统领将官本请受外，别无供给职田之类，赡养不足，差官管运，侵攘军政。可与逐月支破供给：统制、副统制月一百五十贯，统领官以至准备将各支给有差，庶可赡足其家，责以后效。若诸军仍前擅差军兵回易兴贩，依私役禁军法，所贩物货，计赃坐罪。州县知而不举，与犯人同罪。”
二十九年，枢密院言：“勘会内外诸军招人，多收技艺工匠贩卖之徒，致人材短小，形质怯懦，败坏军政。可自今并依等杖招刺壮健、堪披带人。如违，重典宪。”从之。孝宗隆兴二年，殿前司言：“诸军法，兵级年及六十，将校年六十五，减充剩圆支破请受，内有战功，亦止半给。近年以来，侥求全支，又有年及不行减落，支费浩瀚，不免横取於民，乞今所属遵依旧法，逐营置籍，乡贯、年甲、招剌年月，悉书於籍，一留本营，一留户部，一留总领，以备开落使用。”诏：“依。”
干道元年诏：“三衙及江上诸军，今后升差，须候年限及日，方许申请。”
迁补之制：凡诸军校，岁月有久近，功效有优劣，或联比其名，而加迁擢，名曰排连；其有战功，或大礼郊恩，以次迁补，则曰转员。惟老病过失者，不在迁补之限。《军防令》：诸军转补将校者；指挥使阙，以副指挥使充；副指挥使阙，以都头充；都头阙，以副都头充；副都头阙，以军分十将诸禁军将转补：满三年者，十人阙三人，七人至五人阙二人，三人阙一人；虽未满三年者，八人阙五人，七人阙四人，五人阙三人，三人阙二人者，并行转补。诸禁军将校、军头、十将应转补者：当职官体量依拣禁军法，无病乃试弓弩，内枪刀、标牌手各粗习为应法，入得转补。即有病悴，或年六十九，或转补后犯赃枉法，逾滥情重以上，虽该恩，并隔下。其差出者，勿拘体量，在别州者，随所在州体量讫，报住营处。诸就粮军阙，将校应转补者，逐处各於见管一等军分通理所阙人数递迁。如不足，申总管或安抚钤辖，县镇先於本州，州於本路比州及以次州一等军分内，选经转补及二年者填阙。又不足，逐司报本处，随转补文字且奏诸禁军转补、排连。将校节级正管者，各依职次指挥相压，差管及差同管与下名将校节级一等职名者，各以补授先后为次。诸禁军已经转补、排连，而有以前功赏武艺应转资者，先於旧职上转补，后於已转资上转补、排连。如无阙，即於应排转名次下额外补。诸军以过犯应隔，转补、排连未经隔而有战功及伤中者，免隔。诸厢军应补员僚，备录所降朝旨，给牒。补节级者，给帖。诸禁军转补、排连，限一季内奏，厢军十日。诸马军龙猛、步军龙骑、归远、壮勇将校兵级，虽犯徒到营不曾犯盗，听补转、排连。诸都作院将校，所管工匠三百人以上阙及三人，余遇有阙日转补。及三年，依名次递迁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国朝宿卫禁旅迁补之制，以岁月功次而递进者，谓之排连。大礼后次年，殿庭较艺，乘舆临轩，曰推垛子。其岁满当去者，随其本资高者，以正任团练使刺史、补外州总管、钤辖，小者得州郡监。当留者於军职内升补，谓之转员。唯推垛之日，以疾不趁赴者，为害甚重。绍兴三十二年四月，予以右史午对，时将有使事，与上介张才甫同饭於皇城司，有一老兵幞头执黑杖子，拜辞皇城办官刘知ト，泣涕哽噎，刘亦为恻然。予问其故。兵以杖相示，满其上皆揭记士卒姓名、营屯事件，云：‘身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，曾立战功，积官至遥郡团练使。今年满当出职，若御前呈试了，便得正任使名，而为近郡总管。不幸小疾，遂遭拣汰，只可降移外藩将校。在身官位，一切除落，方伏事州都监，听管营部辖。三十七年勤劳，一旦如扫，薄命不偶，至於如是。’坐者同叹息怜之。案崇宁四年，有诏诸班直尝备宿卫，病告满尚可疗者，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，盖旧法也。”
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言：“本司诸军阙额颇多，绍兴之末，管二万九千余人，干道三年，以二万七千人为额，今管二万五千四百余人，所差发出戍官占实一万一百四十三人，点阅所部堪披带者，仅六百二十七人，欲乞许本司酌绍兴末年元额招刺补填。”从之。叶应诏《兵总论》二曰：“自唐至德以后，节度专地而抗上令，喜怒叛服，任於晷刻，而藩镇之祸，当时以为大讳矣。然国擅於将，犹可言也。未久，而将擅於兵，将之所为，惟兵之听，而遂以劫制朝廷。故国擅於将，人皆知之；将擅於兵，则不知也。大历、正元之间，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，唐末尤甚。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，人主之兴废，皆群卒为之，推戴一出，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。
而论者特以为其忧在於藩镇，岂不疏哉！太祖既收节度权柄，故汰兵使极少，治兵使极严，所以平一僭乱，威服海内者，太祖统纪制御之力，非恃兵以为固者也。
群臣不考本末，不察事势，忘昔日士卒奋呼专上无礼之患，而反以为太祖之所以立国者，其要在兵；都於大梁，无形势之险，而其险以兵。夫都於大梁，因周、汉之旧，而非太祖择而都之也。使果恃兵以为固，则连营百万，身自增之，不待后世也其数乃不满二十万，何哉？不以兵强，前世帝王之常道也。况太祖之兵不满二十万，其非恃兵以为固也决矣。召募之日广，供馈之日增，盖端拱、雍熙以后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。康定、庆历谋国日误，恃兵为国之说大炽不禁，而后天下始有百万之兵，弱天下以奉兵，而其治无可为者矣。而上下方扬扬然自以为得计，为之治文书、聚财赋，尽用衰世裒刻之术，取於民以扌致之而犹不足，及其不可用也，则又为之亻免首以事骄虏，而使之自安於营伍之中也。故王安石为神宗讲所以销兵之术，知兵之不胜养，而犹不悟籍兵之不必多，教诸路保甲至四五十万，阴欲以代正兵，正兵不可代，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为兵，於是虚耗之形见，而天下之势愈弱。元废罢保甲，史臣以为太祖设阶级之法，什伍壮士以销奸雄之心，兵制最明，而百余年无祸乱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，《实录》所载，盖当时议论之本原也。虽然，王安石则信不足以知此，而不为王安石，者岂能知之哉！至於绍圣以后，则又甚矣。保甲复治，正兵自若，内外俱耗，本末并弱。大观、政和中，保甲之数至六七十万，二法皆弊，名具实亡，故军制大坏，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，平民相挺，化为盗贼。离不始挟兵十万余，长驱而至莫有敌者，仓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，京师不守，则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。呜呼，痛哉！养兵以自困，多兵以自祸，不用兵以自败，未有甚於本朝者也。而议者犹曰恃兵之固，制兵之善，可因而不可改，可增而不可损，是厚诬太祖而重误国家也。加以四屯驻之兵，又昔日所未有，以数倍祖宗之财用，投於四总领之巨壑，而州郡又以厢、禁兵自困，侵削民力，至於空尽。问其外御，则曰请和不暇；问其内备，则曰仓卒可虑。统制、统领、总管、路钤、路分钤辖将兵之官，充满天下，坐縻厚禄，而兵未尝有一日之用。方今国未见有难治之弊，敌未见有难破之验，徒以自困於兵，浸淫重滞，不能轻利，其一曰，四屯驻大兵之患；其二曰州郡厢、禁、土兵、弓手之患。去一患则得一利，一州之兵患去，则一州利；一方之兵患去，则一方利。兵患去则兵强，惟所用之无不可者。陛下果决於此，岂有久而不革者哉？”
又《论四屯驻大兵》曰：“敢问四大兵者，知其为今日之深患乎？使知其为深患，岂有积五十年之久，而不求所以处此者？然则亦不知而已矣。自靖康破坏，维扬仓卒，海道艰难，杭越草创，天下远者命令不通，近者横溃莫制。国家无威信以驱使强悍，而诸将自夸雄豪，刘光世、张俊、吴兄弟、韩世忠、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，其玩寇养尊，无若刘光世；其任数避事，无若张俊。当是时也，廪稍惟其所赋，功勋惟其所奏。将版之禄，多於兵卒之数。朝廷以转运使主饣鬼饷，随意诛剥，无复顾惜，志意盛满，仇疾互生，而上下同以为患矣。及张俊收光世兵柄，制取无策，吕祉以疏俊趣之，一旦杀帅，卷甲而遁。其后秦桧虑不及远，急於求和，以屈辱为安者，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，浸成疽赘，则非特北方不可取，而南方亦未易定也。故约诸军支遣之数，分天下之财，特命朝臣以总领之，以为喉舌出纳之要。诸将之兵尽隶御前，将帅虽出於军中，而易置皆由於人主，以示臂指相使之势。向之大将，或杀或废，惕息俟命，而后江左得以少安。故知其为深患若此而已。虽然，以秦桧之虑不及远也，不止於屈辱为安，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为大功。疲尽南方之财力，以养此四大兵，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，桧徒坐视而不恤也。桧久於其位，老疾而死。后来者习见而不复知，但以为当然。故朝廷以四大兵为命而困民财，四都、副统制因之而侵刻兵食，内臣贵亻幸因之而握制将权，蠹弊相承，无甚於此。而况不战既久，老成消耗，新补惰偷，堪战之兵，十无四五，气势忄Й弱，加以役使回易，交跋债负，家小日增，生养不足，怨嗟嗷嗷，闻於中外。昔祖宗竭天下之财，以养天下之兵，固前世之所无有；而今日竭南方之财，以养四屯驻之兵，又祖宗之所无有也。夫以地言之则北为重，以财言之则南为多。运吾之多财，兵强士饱，事力雄富，以此取地於北，不必智者而后知其可为也。今奈何尽耗於三十万之疲卒，袭五六十年之积弊，以为庸将腐阉，卖鬻富贵之地？则陛下之远业，将安所乎？陛下诚奋然欲大有为於天下，摅不可掩抑之素志，以谋夫不同覆载者之深雠，必自是始。使兵制定而减州县之供饣鬼，以苏息穷民，种植基本，於是厉其兵使必斗，厉其将使不惧，一再当虏，而胜负决矣。兵以少而后强，财以少而后富，其说甚简，其策甚要，其行之甚易也。”
又《论厢禁军弓手土兵》曰：“厢军供杂役，禁军教战守，弓手为县之巡徼，上兵为乡之控扼。夫供役有兵，备战有兵，巡徼有兵，控扼有兵，大州四五千人，中州三千人，小州二千人。计一兵之费：其正廪给之者居其一焉，因兵而置营伍将校，其上则路分钤辖、总管者居其一焉，恩赐、阅视、借请、券食者居其一焉，缘兵之蠹弊亏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。民之所谓第一等户，尽其赋入，不足以衣食一兵。今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者，及其所趁办酒税窠名尽以上供者，朝廷既自以养大兵矣，而州郡以其自当用度者，又尽以养厢、禁、土兵，又有配隶罪人，牢犴充塞，亦州郡所养。然则财安得不匮，而民安得不困乎？夫所以养兵者，为其有事而战，不为其无事而备也。无事而备，则必有不养之兵而后可。今养之於无事，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，固非所以战也。则虽有百万之兵，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，乃其势之宜然耳。故不减宿卫屯驻之大兵，则国力不宽；不减厢、禁、弓手、土兵，则州郡之力不宽。夫立法定制於重滞繁扰之中，以困民为安强，以耗国为仁惠，以疲士大夫之精力为用材，以人心益陋、所守益卑者为远识，以不可举动为体国，以养兵不战为消奸雄之心，遂至於忘雠耻。弃诸华、废天命，礼坏乐失，积众弊而莫革者，宿卫屯驻之兵困之於上，厢、禁、弓手、土兵困之於下而已。陛下思之於外，而不图其内，患行其所难，而不实为其所易者，何哉？”
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，故民附则兵多，而勃然以兴；民叛则兵寡，而忽焉以亡，自三代以来皆然矣。秦汉始有募兵，然犹与民兵参用也。唐之中世，始尽废民兵而为募兵。夫兵既尽出於召募，於是兵与民始为二矣。兵与民为二，於是兵之多寡，不关於国之盛衰；国之存亡，不关於民之叛服。募兵之数日多，养兵之费日浩，而败亡之形反基於此。唐自天宝以来，内外皆募兵也。外兵则藩镇擅之，内兵则中人擅之，其势不相下，而其力足以相制，故安史反叛，而郭子仪、李光弼以节度之兵诛之。朱Г僭乱，而李晟、浑以神策之兵诛之。及其衰也，宦官则以内兵而劫制人主，方镇则以外兵而擅广土地。及朱温举兵内向，尽夷中人，废神策，而唐之鼎祚移於内。杨行密、钱Α、马殷、王建、刘仁恭、李茂贞之徒，以卒伍窃据一方，而唐之土宇裂於外，而唐遂亡矣。中更五代，则国擅於将，将擅於兵。卒伍所推，则为人主，而国兴焉，非以得其民也；其所废则为独夫，而国亡焉，非以失其民也。宋有天下，艺祖、太宗，以兵革削平海内，暨一再传，则兵愈多，而国势愈弱。元昊小鬼，称兵构逆，王旅所加，动辄败北，卒不免因循苟且，置之度外。洎女真南牧，征召勤王之师，动数十万。然援河北，则溃於河北；援京城，则溃於京城。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，而王业偏安於江左。建炎、绍兴之间，骄兵溃卒，布满东南，聚为大盗，攻陷城邑，荼毒生灵，行都数百里外，率为寇贼之渊薮。而所谓寇贼者，非民怨而叛也，皆不能北向御敌之兵也。张、韩、刘、岳之徒，以辅佐中兴，论功行赏，视前代卫、霍、裴、郭曾无少异，然究其勋庸，亦多是削平内寇，抚定东南耳。一遇女真，非败则遁，纵有小胜，不能补过，而卒不免用屈已讲和之下策，以成宴安江左之计。及其末也，夏贵之於汉口，贾似道之於鲁港，皆以数十万之众，不战自溃，於是卖降效用者非民也，皆宋之将也；先驱倒戈者，亦非民也，皆宋之兵也。夫兵既不出於民，故兵愈多而国愈危，民未叛而国已亡，唐、宋是也。噫！兵，犹手足也；国、犹身也。手足强壮则身存，手足枯槁则身废；兵多则国存，兵少则国亡，未有以兵多而亡者。今唐兵虽多强悍而不为用，犹病狂易之人，奋拳举爪，自陷其肤，自屠其肠，以至於殒身也。宋兵虽多劣弱而不可用，犹病痱癖之人，恣其刍豢以养拥肿之四肢，胫如腰，指如股，而病与之俱增，以至於殒身也。然则所以覆其国者乃兵也，所以毙其身者乃手足也。又古者籍民为兵，其法不过因其户田之可赋者赋之，年齿之可任者任之，民固不容於亻幸免，而亦不可以滥入。《司马法》曰：“使智使勇，使贪使愚”，盖言户尽为兵，则君子小人、贤与不肖俱出其间也。自募兵之法行，於是择其愿应募者，而所谓愿应募者，非游手无藉之徒，则负罪亡命之辈耳，良民不为兵也。故世之詈人者，曰黥卒，曰老兵，盖言其贱而可羞。然则募兵所得者，皆不肖之小人也。夫兵所以捍国，而皆得不肖之小人，则国之所存者，幸也。纪纲尚立，威令尚行，则犹能驱之以亲其上、死其长，否则溃败四出，反为生民之祸，而国祚随之矣。可胜慨哉！
高宗开元帅府於南京，初募兵近万人。王旅寡弱，至招溃卒、收群盗以补之。
既即位，始置御营司，以大臣主之。四年，以御营司并归枢密院。（详见《禁旅门》。）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“御前诸军者，本高宗所收诸将部曲也。祖宗以来，内外诸军惟厢、禁二色而已。禁军皆隶三衙，而更戍於外；厢军者所在有之，以守臣节制。若禁军在边上，则文臣为经略使者统之，武臣但为总管。熙宁间，内外禁旅合五十九万人。神宗将有事於四夷，乃置百三十将，其法甚备。崇、观后，朝廷取其阙额之数以上供，故阙而不补者几半。军兴以来，所存无几。上在元帅府，始招溃卒群盗以为五军，后又得王渊、杨惟忠等河北之兵。建炎元年五月，以为御营五军，然犹未大盛也。三年四月，又更置御前五军。刘光世所领西兵，则谓之巡卫军，在五军之外。是岁，又改为神武五军。绍兴元年十二月，又改为行营四护军，张俊称前军，韩世忠称后军，岳飞称左军，刘光世称右军，并杨沂中中军入殿前司，而吴军如故。七年八月，光世军叛降伪齐，於是川陕军更以右护军为号。十一年四月，三宣抚司罢，乃改其部曲称某州驻御前诸军。十八年，川陕军亦如之，其军皆不隶三卫，由是御前军又在禁军之外矣。御前军者，帅臣不可得而节制，得自达於朝廷。令禁兵但供厮役，大抵如昔之厢军，将官虽存，亦无职事，但为武臣差遣而已。愚谓不若并军於厢籍，而改御前军为禁军，所在以帅臣节制之，而都统制之官为之副贰，庶几兵民权出於一，而缓急可以责成，则合祖宗制兵之意矣。”
建炎之后，诸大将之兵浸增，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，而因时制变，随处立营，迁易靡定，驻未有常所。有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、池州、太平，韩世忠军或屯江阴，岳飞一军或戍宜兴、蒋山，惟王彦八字军随张俊入蜀，而吴之兵，多屯凤州、大散关、和尚原，大略可考矣。当是时，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余，而川、陕不与。及杨沂中将中军，专总宿卫，於是江东刘光世、淮东韩世忠、湖北岳飞、湖南王含四军通十二万一千六百，时亦未有常屯。绍兴五年，王含罢，以兵五千隶韩世忠，王彦以八字军赴行在。七年之秋，刘光世将郦琼叛，以七万人北降刘豫，别将王德以八千人归张俊，由是三衙之外，惟张、韩、岳三军为盛。自三大将之外，八年五月，吕师古留兵三千屯太平州，而刘留兵屯镇江焉。至若四川之兵，曲端死，吴并将其兵，王庶、刘子羽有兴元，又招集流散，立成都伍。子羽罢，又并将其兵，故之兵十万。死，胡世将为宣抚，命吴以二万守兴州，杨政以二万守兴元，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。而之中部三万人，分屯仙人关内外，并将之，是以四川之兵，独偏重於兴州。
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：“金人为患，今已五年。陛下以万乘之尊，而伥然未知税驾之所者，由将帅无人，而御之未得其术也。如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王含之徒，身为大将，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，视执政之班，有韩琦、文彦博所不敢当者。论其家，则金帛充盈，锦衣肉食，舆台厮养，皆以功赏补官，至一军之中，使臣反多，卒伍反少。平时飞扬跋扈，不循朝廷法度，所至驱虏，甚於夷狄，陛下不得而问，正以防秋之时，责其死力耳。张俊明州仅能少抗，柰何敌未退数里间，而引兵先遁，是杀明州一城生灵，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，张俊使之也。臣痛念自去秋以来，陛下为宗社大计，以建康、京口、九江皆要害之地，故杜充守建康，韩世忠守京口，刘光世守九江，而以王含隶杜充，其措置非不善也。而世忠八、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，尽装海舶，焚其城郭，为逃遁之计，洎杜充力战於前，世忠、王含卒不为用，光世亦晏然坐视，不出一兵，方与韩朝夕饮宴，贼至数十里间而不知，则朝廷失建康，虏犯两浙，乘舆震惊者，韩世忠、王含使之也。失豫章而太母播越、六宫流离者，刘光世使之也。鸣呼！
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，而俊自明引兵至温，道路一空，民皆逃奔山谷。世忠逗遛秀州，放军四掠，至执缚县宰，以取钱粮，虽陛下亲御宸翰，召之三四而不来，元夕取民间子女，张镫高会，君父在难而不恤也。含自信入闽，所过邀索千计，公然移文曰：‘无使枉害生灵。’其意果安在哉？臣观今日诸将，用古法皆当诛，然不可尽诛也。惟王含本隶杜充，充败於前，而含不救，此不可赦，当先斩含以令天下。其他以次重行贬降，使以功赎过。臣愚以为虏退之后，正大明赏罚、再立纪纲之时，莫若择有威望大臣一人，尽护诸军，虽陛下亲军，亦听其节制，稍稍以法裁之。凡军辄敢擅移屯以护驾为名者，自主将以下，悉论如法，仍使於偏礻卑中，择人才之可用者，间付以方面之权，待其有功，加以爵秩，阴为诸将之代，此今日所最急者。惟陛下与大臣熟议，断而行之。”
起居郎胡寅上疏言：“赵充国西汉名将，曹操三国英雄，其用兵无不屯田积粟，而今日之兵，开口时哺，此何理也？自古临敌有用命者，有不用命者，故艺祖皇帝，尝出入行间，以剑斫士卒皮笠，记其退缩者事定而诛之，若其摧坚陷阵，则赏不旋踵，是谓有赏有刑，旌别勇怯。而今之赏功，全阵转授，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，此何理也？自古行赏：其将帅勋阀尤异者则迁其官秩，或封以国邑：
若其士卒则犒赐而已，或以金帛子之而已。今自长行以上，皆以真官赏之，人挟券历请厚俸，至於以官名队，此何理也？自古利权尽归公上，予夺操纵，惟君所命，如李牧之军市租、如艺祖命边将回易之类，则衣粮器械赏设之费，皆出其中。
今煮海榷酤之入，遇军之所至，则奄而有之，什一之利，半为军人所取。至於衣粮，则曰仰於大农，器械则必取之武库，赏设则尽出於县官，此何理也？自古制兵，有事则付之将帅，无事则归之天子。光武中兴，可谓马上取之之时矣，犹且不假将帅以久权。邓禹取三辅，总数十万众，一旦无功，夺之如探囊中物。今总兵者以兵为家，若不复肯舍者。曹操曰：‘欲孤释兵，则不可也’，无乃类此乎！自建炎以来，易置宰执凡四十余人矣。谋虑不臧，政事不善，虽台衡之重，股肱之亲，一言而去之，何独将帅而不可进退，以均劳佚之任，拔沈滞之材乎？
此又臣所未晓也。自古制兵，必有实数。战斗则有败北，平居则有死亡，缓急则有散逸，此不能免也。今诸军近者四、五年，远者八、九年，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，岂皆不死乎，抑随死随补乎？逃而不以告，败而不以告，死而不以告，补而不以告，不可也。以补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，以死者之妻子为补者之妻子，不可也。不然，军籍何自而无缺乎？此又臣之所未晓也。自古制兵，必去冗食，存精锐，分为等级，如所谓百金之士，千金之士，则战之所恃以必胜者，其余充声势、备辎重而已，则所以食之役之者，不敢与锐卒班焉。虽其等如是，然无非军旅之用也。今诸军则无所不有矣，避赋役免门户者往焉，纳贿赂求官爵者往焉，有过咎不得仕者往焉，犯刑宪畏逮逋者往焉，违科举失士业者往焉，则又有乡党故旧之人，百工手艺之人，方技术数之人，音乐俳戏之人，彼所以辐辏萃者，非有势以庇之乎？非有利以聚之乎？不然，人生各有业，何必军之从？此又臣之所未晓也。”
按建炎中兴之后，兵弱敌强，动辄败北，以致王业偏安者，将骄卒惰，军政不肃所致，汪彦章、胡致堂二疏，切中时弊，故备录之。
建炎四年，诏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言：“牙军军兵多系招集乌合之众，欲将上等改刺胜捷，次等刺振华、振武，庶几军政归一，易於训练。”诏依。其后以河北人充河北振武，其余人刺陕西振华。
绍兴元年，金人留承、楚，浙西大帅刘光世守镇江，欲携贰之，乃以金银铜为三色钱，其文曰：“招纳信宝”，获虏人则燕饯而遗之，未几踵至，得数千，众皆给良马利器，用之如华人，因创赤心、奇兵两军，颇得其用。二年，左仆射吕颐浩请举兵北向以复中原，且谓：“天时人事，今皆可为，何者？昨自淮扬之变，兵械十亡八九，未几，虏分三道入寇，江浙兵皆散而为盗。自陛下专意军政，稍汰其冗，修饬器械，今张俊军三万，有全装甲万副，刀枪弓箭皆备。韩世忠军四万，岳飞军二万三千，王含军一万三千，虽不如俊之军，亦皆精锐。刘光世军四万，老弱颇众，然选之可得其半。又，神武中军杨沂中、后军吕师古皆不下万人，而御前忠锐如崔增、姚端、张守忠军亦二万。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，正兵不过十万，况今有兵十六七万，何惮不为？且向者群盗四扰，朝廷枝梧不暇，今悉已定。又自虏之南牧，莫敢扌婴其锋者，近岁张俊获捷於四明，韩世忠振於镇江，陈思恭击於长桥，而张荣又大捷於淮甸。良由虏贪残太甚，天意殆将悔祸。又虏以中原付之刘豫，而豫烦碎不知国体，三尺童子，知其不可立国，事固可料。
观宇文虚中密奏，虽未可尽信，然虏骑连年不至淮甸，必有牵制，天意盖可见矣。今韩世忠已到行在，臣愿睿断早定，命世忠、张俊，与臣等共议，决策北向。令世忠由宿、泗，刘光世由徐、曹以入，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只，令范温、阎皋乘四月南风北去，径取东莱。此数路皆有粮可因，不必调民馈运。大兵既集，豫必北走。所得诸郡，就择土豪为守，虏举兵来争其地，则彼出我入，彼入我出，扰之数年，中原可复。况今之战兵，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，恐久而销磨，异时势必难举，此可为深惜者也。”及闻桑仲进兵，乃议大出师，身自将军北向，且言：“近闻虏伪合兵，以窥川、陕，若於未来举兵，必可牵制陕西之急，万一王师逐豫，则彼必震恐。”令韩世忠自京入关，此亦一奇也。
按颐浩之言美矣，然帝信其说，而颁督师之命，才至常州，而部将叛之，竟称疾不进，略不能北向发一矢，复还相位，功业无闻焉。以所言当时军旅事情稍备，故录之。四年，枢密院上言：“提举御前军器所申：‘本所万全杂役以五百人为额，自户部裁减月给，尽皆逃遁。若依户部所申月米五斗五升，每日不及二升；麦四斗八升，每斗折钱二百，日支食钱一百，委是赡养不足。’”诏：“户部裁定，於月粮一石七斗，添作一石九斗。”五月，诏：“神武义军统制王含下拣阅到第三等军兵一千六百六十人，拨填诸州厢禁军。”
《军防令》：诸军招拣等杖，天武第一军五尺有八寸，捧日、天武第二军、神卫五尺七寸三分，龙卫五尺七寸，拱圣、神勇、胜捷、骁捷、龙猛、清朔五尺六寸五分，骁骑、骑、骁胜、宣武、殿前司虎翼水军五尺六寸，武骑、宁朔、步司军虎翼等五尺五寸，广捷、威胜、广德、克胜等五尺四寸五分，克戎、万捷、捷、横塞等五尺四寸，亳州雄胜、飞骑、威远等五尺三寸五分、济州雄胜、骑射、桥道等五尺三寸，拣中广效、武和、武肃、忠靖、三路厢军五尺二寸。七年，枢密院言：“勘会累降指挥，诸军不得互相招收及拖拽别军官兵。访闻昨来诸军内，有因事走投别军之人。窃虑互相识认，别致纷争，理宜措置。”诏：“诸军应今日以前，收到别军官兵，特免根究，自后更不许招诱拘截。”十一年四月，给事中范同以诸将握兵难制，献策於秦桧，且以柘皋之捷言於上。召张俊、韩世忠、岳飞入觐，论功行赏，皆除枢密副使。张俊首纳所部兵，乃分命三大帅副校各统所部，自为一军，更其衔曰统制御前军马。罢宣抚司，遇有出师取旨，兵皆隶枢密院，依旧驻札，而四川大将兵亦分屯就粮，曰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、太安军、兴元、隆庆、潼川府凡十四郡焉。故今镇江大军，则韩世忠之旧部；建康大军，则张俊之旧部；鄂州大军，则岳飞之旧部。绍兴末年，荆南、江州、池州又皆新创兵籍，荆南所屯，则刘所招效用，益以鄂州之兵，江、池之军，则三衙疲弱之卒屯戍者。江州一军，大抵皆茶寇也。而兴元府、兴州、金州三都统兵，则本曲端、吴、关师古之徒，关西之旧部。考干道之末，建康都统司兵约五万人，池州都统司兵一万二千人，镇江府都统司兵四万九千人，荆南都统司兵二万人，兴元都统司兵一万七千人，金州都统司兵一万一千人。其后分屯列戍，增损不常，拣练团并，分合不一。其下有统制统、领正、将副、将准、备将之目。
十三年，诏：“殿前司等处统领将官本请受外，别无供给职田之类，赡养不足，差官管运，侵攘军政。可与逐月支破供给：统制、副统制月一百五十贯，统领官以至准备将各支给有差，庶可赡足其家，责以后效。若诸军仍前擅差军兵回易兴贩，依私役禁军法，所贩物货，计赃坐罪。州县知而不举，与犯人同罪。”
二十九年，枢密院言：“勘会内外诸军招人，多收技艺工匠贩卖之徒，致人材短小，形质怯懦，败坏军政。可自今并依等杖招刺壮健、堪披带人。如违，重典宪。”从之。孝宗隆兴二年，殿前司言：“诸军法，兵级年及六十，将校年六十五，减充剩圆支破请受，内有战功，亦止半给。近年以来，侥求全支，又有年及不行减落，支费浩瀚，不免横取於民，乞今所属遵依旧法，逐营置籍，乡贯、年甲、招剌年月，悉书於籍，一留本营，一留户部，一留总领，以备开落使用。”诏：“依。”
干道元年诏：“三衙及江上诸军，今后升差，须候年限及日，方许申请。”
迁补之制：凡诸军校，岁月有久近，功效有优劣，或联比其名，而加迁擢，名曰排连；其有战功，或大礼郊恩，以次迁补，则曰转员。惟老病过失者，不在迁补之限。《军防令》：诸军转补将校者；指挥使阙，以副指挥使充；副指挥使阙，以都头充；都头阙，以副都头充；副都头阙，以军分十将诸禁军将转补：满三年者，十人阙三人，七人至五人阙二人，三人阙一人；虽未满三年者，八人阙五人，七人阙四人，五人阙三人，三人阙二人者，并行转补。诸禁军将校、军头、十将应转补者：当职官体量依拣禁军法，无病乃试弓弩，内枪刀、标牌手各粗习为应法，入得转补。即有病悴，或年六十九，或转补后犯赃枉法，逾滥情重以上，虽该恩，并隔下。其差出者，勿拘体量，在别州者，随所在州体量讫，报住营处。诸就粮军阙，将校应转补者，逐处各於见管一等军分通理所阙人数递迁。如不足，申总管或安抚钤辖，县镇先於本州，州於本路比州及以次州一等军分内，选经转补及二年者填阙。又不足，逐司报本处，随转补文字且奏诸禁军转补、排连。将校节级正管者，各依职次指挥相压，差管及差同管与下名将校节级一等职名者，各以补授先后为次。诸禁军已经转补、排连，而有以前功赏武艺应转资者，先於旧职上转补，后於已转资上转补、排连。如无阙，即於应排转名次下额外补。诸军以过犯应隔，转补、排连未经隔而有战功及伤中者，免隔。诸厢军应补员僚，备录所降朝旨，给牒。补节级者，给帖。诸禁军转补、排连，限一季内奏，厢军十日。诸马军龙猛、步军龙骑、归远、壮勇将校兵级，虽犯徒到营不曾犯盗，听补转、排连。诸都作院将校，所管工匠三百人以上阙及三人，余遇有阙日转补。及三年，依名次递迁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国朝宿卫禁旅迁补之制，以岁月功次而递进者，谓之排连。大礼后次年，殿庭较艺，乘舆临轩，曰推垛子。其岁满当去者，随其本资高者，以正任团练使刺史、补外州总管、钤辖，小者得州郡监。当留者於军职内升补，谓之转员。唯推垛之日，以疾不趁赴者，为害甚重。绍兴三十二年四月，予以右史午对，时将有使事，与上介张才甫同饭於皇城司，有一老兵幞头执黑杖子，拜辞皇城办官刘知ト，泣涕哽噎，刘亦为恻然。予问其故。兵以杖相示，满其上皆揭记士卒姓名、营屯事件，云：‘身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，曾立战功，积官至遥郡团练使。今年满当出职，若御前呈试了，便得正任使名，而为近郡总管。不幸小疾，遂遭拣汰，只可降移外藩将校。在身官位，一切除落，方伏事州都监，听管营部辖。三十七年勤劳，一旦如扫，薄命不偶，至於如是。’坐者同叹息怜之。案崇宁四年，有诏诸班直尝备宿卫，病告满尚可疗者，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，盖旧法也。”
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言：“本司诸军阙额颇多，绍兴之末，管二万九千余人，干道三年，以二万七千人为额，今管二万五千四百余人，所差发出戍官占实一万一百四十三人，点阅所部堪披带者，仅六百二十七人，欲乞许本司酌绍兴末年元额招刺补填。”从之。叶应诏《兵总论》二曰：“自唐至德以后，节度专地而抗上令，喜怒叛服，任於晷刻，而藩镇之祸，当时以为大讳矣。然国擅於将，犹可言也。未久，而将擅於兵，将之所为，惟兵之听，而遂以劫制朝廷。故国擅於将，人皆知之；将擅於兵，则不知也。大历、正元之间，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，唐末尤甚。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，人主之兴废，皆群卒为之，推戴一出，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。
而论者特以为其忧在於藩镇，岂不疏哉！太祖既收节度权柄，故汰兵使极少，治兵使极严，所以平一僭乱，威服海内者，太祖统纪制御之力，非恃兵以为固者也。
群臣不考本末，不察事势，忘昔日士卒奋呼专上无礼之患，而反以为太祖之所以立国者，其要在兵；都於大梁，无形势之险，而其险以兵。夫都於大梁，因周、汉之旧，而非太祖择而都之也。使果恃兵以为固，则连营百万，身自增之，不待后世也其数乃不满二十万，何哉？不以兵强，前世帝王之常道也。况太祖之兵不满二十万，其非恃兵以为固也决矣。召募之日广，供馈之日增，盖端拱、雍熙以后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。康定、庆历谋国日误，恃兵为国之说大炽不禁，而后天下始有百万之兵，弱天下以奉兵，而其治无可为者矣。而上下方扬扬然自以为得计，为之治文书、聚财赋，尽用衰世裒刻之术，取於民以扌致之而犹不足，及其不可用也，则又为之亻免首以事骄虏，而使之自安於营伍之中也。故王安石为神宗讲所以销兵之术，知兵之不胜养，而犹不悟籍兵之不必多，教诸路保甲至四五十万，阴欲以代正兵，正兵不可代，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为兵，於是虚耗之形见，而天下之势愈弱。元废罢保甲，史臣以为太祖设阶级之法，什伍壮士以销奸雄之心，兵制最明，而百余年无祸乱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，《实录》所载，盖当时议论之本原也。虽然，王安石则信不足以知此，而不为王安石，者岂能知之哉！至於绍圣以后，则又甚矣。保甲复治，正兵自若，内外俱耗，本末并弱。大观、政和中，保甲之数至六七十万，二法皆弊，名具实亡，故军制大坏，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，平民相挺，化为盗贼。离不始挟兵十万余，长驱而至莫有敌者，仓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，京师不守，则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。呜呼，痛哉！养兵以自困，多兵以自祸，不用兵以自败，未有甚於本朝者也。而议者犹曰恃兵之固，制兵之善，可因而不可改，可增而不可损，是厚诬太祖而重误国家也。加以四屯驻之兵，又昔日所未有，以数倍祖宗之财用，投於四总领之巨壑，而州郡又以厢、禁兵自困，侵削民力，至於空尽。问其外御，则曰请和不暇；问其内备，则曰仓卒可虑。统制、统领、总管、路钤、路分钤辖将兵之官，充满天下，坐縻厚禄，而兵未尝有一日之用。方今国未见有难治之弊，敌未见有难破之验，徒以自困於兵，浸淫重滞，不能轻利，其一曰，四屯驻大兵之患；其二曰州郡厢、禁、土兵、弓手之患。去一患则得一利，一州之兵患去，则一州利；一方之兵患去，则一方利。兵患去则兵强，惟所用之无不可者。陛下果决於此，岂有久而不革者哉？”
又《论四屯驻大兵》曰：“敢问四大兵者，知其为今日之深患乎？使知其为深患，岂有积五十年之久，而不求所以处此者？然则亦不知而已矣。自靖康破坏，维扬仓卒，海道艰难，杭越草创，天下远者命令不通，近者横溃莫制。国家无威信以驱使强悍，而诸将自夸雄豪，刘光世、张俊、吴兄弟、韩世忠、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，其玩寇养尊，无若刘光世；其任数避事，无若张俊。当是时也，廪稍惟其所赋，功勋惟其所奏。将版之禄，多於兵卒之数。朝廷以转运使主饣鬼饷，随意诛剥，无复顾惜，志意盛满，仇疾互生，而上下同以为患矣。及张俊收光世兵柄，制取无策，吕祉以疏俊趣之，一旦杀帅，卷甲而遁。其后秦桧虑不及远，急於求和，以屈辱为安者，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，浸成疽赘，则非特北方不可取，而南方亦未易定也。故约诸军支遣之数，分天下之财，特命朝臣以总领之，以为喉舌出纳之要。诸将之兵尽隶御前，将帅虽出於军中，而易置皆由於人主，以示臂指相使之势。向之大将，或杀或废，惕息俟命，而后江左得以少安。故知其为深患若此而已。虽然，以秦桧之虑不及远也，不止於屈辱为安，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为大功。疲尽南方之财力，以养此四大兵，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，桧徒坐视而不恤也。桧久於其位，老疾而死。后来者习见而不复知，但以为当然。故朝廷以四大兵为命而困民财，四都、副统制因之而侵刻兵食，内臣贵亻幸因之而握制将权，蠹弊相承，无甚於此。而况不战既久，老成消耗，新补惰偷，堪战之兵，十无四五，气势忄Й弱，加以役使回易，交跋债负，家小日增，生养不足，怨嗟嗷嗷，闻於中外。昔祖宗竭天下之财，以养天下之兵，固前世之所无有；而今日竭南方之财，以养四屯驻之兵，又祖宗之所无有也。夫以地言之则北为重，以财言之则南为多。运吾之多财，兵强士饱，事力雄富，以此取地於北，不必智者而后知其可为也。今奈何尽耗於三十万之疲卒，袭五六十年之积弊，以为庸将腐阉，卖鬻富贵之地？则陛下之远业，将安所乎？陛下诚奋然欲大有为於天下，摅不可掩抑之素志，以谋夫不同覆载者之深雠，必自是始。使兵制定而减州县之供饣鬼，以苏息穷民，种植基本，於是厉其兵使必斗，厉其将使不惧，一再当虏，而胜负决矣。兵以少而后强，财以少而后富，其说甚简，其策甚要，其行之甚易也。”
又《论厢禁军弓手土兵》曰：“厢军供杂役，禁军教战守，弓手为县之巡徼，上兵为乡之控扼。夫供役有兵，备战有兵，巡徼有兵，控扼有兵，大州四五千人，中州三千人，小州二千人。计一兵之费：其正廪给之者居其一焉，因兵而置营伍将校，其上则路分钤辖、总管者居其一焉，恩赐、阅视、借请、券食者居其一焉，缘兵之蠹弊亏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。民之所谓第一等户，尽其赋入，不足以衣食一兵。今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者，及其所趁办酒税窠名尽以上供者，朝廷既自以养大兵矣，而州郡以其自当用度者，又尽以养厢、禁、土兵，又有配隶罪人，牢犴充塞，亦州郡所养。然则财安得不匮，而民安得不困乎？夫所以养兵者，为其有事而战，不为其无事而备也。无事而备，则必有不养之兵而后可。今养之於无事，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，固非所以战也。则虽有百万之兵，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，乃其势之宜然耳。故不减宿卫屯驻之大兵，则国力不宽；不减厢、禁、弓手、土兵，则州郡之力不宽。夫立法定制於重滞繁扰之中，以困民为安强，以耗国为仁惠，以疲士大夫之精力为用材，以人心益陋、所守益卑者为远识，以不可举动为体国，以养兵不战为消奸雄之心，遂至於忘雠耻。弃诸华、废天命，礼坏乐失，积众弊而莫革者，宿卫屯驻之兵困之於上，厢、禁、弓手、土兵困之於下而已。陛下思之於外，而不图其内，患行其所难，而不实为其所易者，何哉？”
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，故民附则兵多，而勃然以兴；民叛则兵寡，而忽焉以亡，自三代以来皆然矣。秦汉始有募兵，然犹与民兵参用也。唐之中世，始尽废民兵而为募兵。夫兵既尽出於召募，於是兵与民始为二矣。兵与民为二，於是兵之多寡，不关於国之盛衰；国之存亡，不关於民之叛服。募兵之数日多，养兵之费日浩，而败亡之形反基於此。唐自天宝以来，内外皆募兵也。外兵则藩镇擅之，内兵则中人擅之，其势不相下，而其力足以相制，故安史反叛，而郭子仪、李光弼以节度之兵诛之。朱Г僭乱，而李晟、浑以神策之兵诛之。及其衰也，宦官则以内兵而劫制人主，方镇则以外兵而擅广土地。及朱温举兵内向，尽夷中人，废神策，而唐之鼎祚移於内。杨行密、钱Α、马殷、王建、刘仁恭、李茂贞之徒，以卒伍窃据一方，而唐之土宇裂於外，而唐遂亡矣。中更五代，则国擅於将，将擅於兵。卒伍所推，则为人主，而国兴焉，非以得其民也；其所废则为独夫，而国亡焉，非以失其民也。宋有天下，艺祖、太宗，以兵革削平海内，暨一再传，则兵愈多，而国势愈弱。元昊小鬼，称兵构逆，王旅所加，动辄败北，卒不免因循苟且，置之度外。洎女真南牧，征召勤王之师，动数十万。然援河北，则溃於河北；援京城，则溃於京城。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，而王业偏安於江左。建炎、绍兴之间，骄兵溃卒，布满东南，聚为大盗，攻陷城邑，荼毒生灵，行都数百里外，率为寇贼之渊薮。而所谓寇贼者，非民怨而叛也，皆不能北向御敌之兵也。张、韩、刘、岳之徒，以辅佐中兴，论功行赏，视前代卫、霍、裴、郭曾无少异，然究其勋庸，亦多是削平内寇，抚定东南耳。一遇女真，非败则遁，纵有小胜，不能补过，而卒不免用屈已讲和之下策，以成宴安江左之计。及其末也，夏贵之於汉口，贾似道之於鲁港，皆以数十万之众，不战自溃，於是卖降效用者非民也，皆宋之将也；先驱倒戈者，亦非民也，皆宋之兵也。夫兵既不出於民，故兵愈多而国愈危，民未叛而国已亡，唐、宋是也。噫！兵，犹手足也；国、犹身也。手足强壮则身存，手足枯槁则身废；兵多则国存，兵少则国亡，未有以兵多而亡者。今唐兵虽多强悍而不为用，犹病狂易之人，奋拳举爪，自陷其肤，自屠其肠，以至於殒身也。宋兵虽多劣弱而不可用，犹病痱癖之人，恣其刍豢以养拥肿之四肢，胫如腰，指如股，而病与之俱增，以至於殒身也。然则所以覆其国者乃兵也，所以毙其身者乃手足也。又古者籍民为兵，其法不过因其户田之可赋者赋之，年齿之可任者任之，民固不容於亻幸免，而亦不可以滥入。《司马法》曰：“使智使勇，使贪使愚”，盖言户尽为兵，则君子小人、贤与不肖俱出其间也。自募兵之法行，於是择其愿应募者，而所谓愿应募者，非游手无藉之徒，则负罪亡命之辈耳，良民不为兵也。故世之詈人者，曰黥卒，曰老兵，盖言其贱而可羞。然则募兵所得者，皆不肖之小人也。夫兵所以捍国，而皆得不肖之小人，则国之所存者，幸也。纪纲尚立，威令尚行，则犹能驱之以亲其上、死其长，否则溃败四出，反为生民之祸，而国祚随之矣。可胜慨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