选举典 第 十 七
作者：杜佑选举五杂议论中大唐贞观八年三月，詔进士读一部经史。二十二年九月，考功员外郎王师明知贡举，时冀州进士张昌龄、王公理並有俊才，声振京邑，而师明考其文策全下，举朝不知所以。及奏等第，太宗怪无昌龄等名，因召师明问之，对曰：「此辈诚\有词华，然其体轻薄，文章浮艷，必不成令器。臣若擢之，恐后生相倣傚，有变陛下风雅。」帝以为名言，后並如其言。其年，马周上书曰：「自古郡守、县令，皆妙选贤德，欲有擢升，必先试以临人，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。今朝廷独重內官，县令、刺史，颇轻其选，刺史多是武夫、勋人，或京官不能职，方始外出；而折冲、果毅之內，身材强壮者，先入为中郎將，其次始补州任。边远之处，用人更轻，其才堪宰蒞，以德行见擢者，十不能一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由於此。」
高宗显庆初，黄门侍郎刘祥道以选举渐弊，陈奏。其一曰：
吏部比来取人，伤多且滥：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，是伤多；永徽五年，一千四百三十人；六年，一千十八人；显庆元年，一千四百五十人。不简杂色人即注官，是伤滥。杂色解文：三卫、內外行署、內外番官、亲事、帐內、品子任杂掌、伎术、直司、书手、兵部品子、兵部散官、勋官、记室及功曹、参军、检校官、屯副、驛长、校尉、牧长。经学时务等比杂色，三分不居其一。经明行修之士犹罕有正人，多取胥徒之流，岂可皆求德行。即知天下共釐百姓之务者，善人少而恶人多。为国以来四十余载，尚未刑措，岂不由此！且官人非材者，本因用人之源滥；滥源之所起，復由入流人失於简择。今行署等劳满，唯曹司试判，不简善恶，雷同注官。但服膺先王之道者，奏第然始付选；趋走几案之闲者，不简便加禄秩。稽古之业虽信难成，斗筲之材伤於易进。其杂色应入流人，请令曹司试判讫，简为四等奏闻。量有材用，兼有景行者为第一等；身品强壮，及第八上，并兵部所送人不沾第一等，及准例合送兵部者，为第二等；余量简为第三、第四等。第一等付吏部，第二等付兵部，第三等付主爵，第四等付司勋，並准例处分。其行署等私犯下第公坐下下，虽经赦降，情状可责者，亦量配三司，不经赦降者，放还本贯。冀入流不滥，官皆得人，非材不取，不至冗杂；且令胥徒之辈知有銓择，虽復素非廉谨，必將渐自飭励。其二曰：
古之选者，为官择人，不闻择人多而官员少。今之选者亦择人，但择之无准约。官员有数，入流无限，以有数供无限，人隨岁积，岂得不賸。谨准约所须人，量支年別入流数：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，九品以上，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，略举大数，当一万四千人。人之赋命，自有修促。弱冠而从宦，悬车而致仕，五十年食禄者，罕见其人。壮室而仕，耳顺而退，取其中数，不过支三十年。此则一万四千人，三十年而略尽。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，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，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，足充所须之数。况三十年之外，在官者犹多，此便足有賸人，不虑其少。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余人，应须五百数外，常賸一倍以上。又比来放还者，见停亦千余人，更復年別新加，实非搜扬之法。
其三曰：杂色人请与明经、进士通充入流之数，以三分论，每二分取明经、进士，一分取杂色人。
其四曰：
儒为教化之本，学者之宗，儒教不兴，风俗將替。今庠序遍於四海，儒生溢於三学，劝诱之方，理实为备，而奖进之道，事或未周。但永徽以来，於今八载，在官者以善政粗闻，论事者以一言可采，莫不光被纶旨，超升不次。而儒生未闻恩及，臣故以为奖进之道未周。
其五曰：
国家富有四海，於今已四十年，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举。未知今人之不如昔，將荐贤之道未至？岂使方称多士，遂闕斯人。请六品以下，爰及山谷，特降纶言，更审搜访，仍量为条例，稍加优奖。不然，赫赫之辰，斯举遂绝，一代盛事，实为朝廷惜之。其六曰：
唐虞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。两汉用人，亦久居其职，所以因官命氏，有仓、庾之姓。魏晋以来，事无可纪。今之在任，四考即迁。官人知將秩满，岂无去就；百姓见官人迁代，必怀苟且。以去就之人，临苟且百姓，责其移风易俗，必无得理。请四考，依选法就任所加阶，至八考满，然后听选。岭南及瘴癘之所，四考不得替者，不在此限例。若计至五品，及有中上以上私犯，中下公坐，下上以下考者，四考满，依旧置替，得替人依式听选。还淳反朴，虽未敢期；送故迎新，实减其劳扰。
其七曰：
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、中书主事等，比来选补，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。欲参用经学时务之流，皆以儔类为耻。前后相承，遂成故事。但禁省崇峻，王言秘密，尚书政本，人物攸归，而多用胥徒之人，恐未尽銓衡之理。请降进止，稍清其选。
奉敕付所司，集群官详议。议者多难於改作，事竟不行。
三年七月，上谓宰臣曰：「四海之广，唯在得贤。卿等用人，多作形跡，护避亲知，不得尽意，甚为不取。昔祁奚举子，古人以为美谈。即使卿等儿姪有才，亦须依例进奉。」
干封二年八月，上引侍臣，责以不进贤良，宰相李安期进曰：「臣闻圣帝明王，莫不劳於求贤，逸於任使。且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况天下至广，岂无英彦？但比来公卿有所荐引，即遭囂谤，以为朋党，沉屈者未申，而在位者已损，所以人思苟免，竞为缄默。若陛下虚己招纳，务於搜访，不忌亲讎，唯能是用，谗毁不入，谁不竭诚\？此皆事由陛下，非臣等所能致也。」上深然之。
上元元年，刘嶢上疏曰：「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，考文章於甲乙，故天下响应，驱驰於才艺，不务於德行。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，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，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，制法守度使之然也。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！至如日诵万言，何关理体；文成七步，未足化人。昔子张学干禄，仲尼曰：「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」又曰：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」今舍其本而循其末。况古之作文，必谐风雅，今之末学，不近典謨，劳心於卉木之闲，极笔於烟云之际，以此成俗，斯大谬也。昔之采诗，以观风俗，咏卷耳则忠臣喜，诵蓼莪而孝子悲，温良敦厚，诗教也。岂主於淫文哉！夫人之爱名，如水之务下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陛下若以德行为先，才艺为末，必敦德励行，以佇甲科，丰舒俊才，没而不齿，陈寔长者，拔而用之，则多士雷奔，四方风动。风动於下，圣理於上，岂有不变者歟！」
武太后临朝，垂拱中，纳言魏玄同以为吏部选举未尽得人之术，上疏曰：昔之列国，今之州县，士无常君，人有定主，自求臣佐，各选英贤，大臣乃命於王朝耳。秦并天下，罢侯置守。汉氏因之，有沿有革：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，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；州郡掾史、督邮、从事，悉任之於牧守。爰自魏晋，始归吏部，递相因循，以迄於今。以刀笔求才，以簿书察行，法之弊久矣。
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，有不得已者，亦当运\独见之明，定卓然之议。如今选司所行者，非上皇之令典，乃近代之权道，所宜迁革，实为至要。何以言之？夫尺丈之量，所及不永；鍾庾之器，所积不多。非其所及，焉能度之；非其所受，何以容之。况天下之大，士人之眾，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？假使平如权衡，明如水鑑，力有所极，照有所穷，銓综既多，紊失斯广。况比居此任，时有非人而徇於势利者哉！使赃货交易，同乎市井，加以厚貌深衷，险如丘陵，使百行九流，折之於一面，具僚庶品，专断於一司，不亦难矣！
且前古以来，乱多理少。武德、贞观，与今亦异，皇运\之初，庶事草刱，岂唯日不暇给，亦乃人物稀少。天祚大圣，享国永年，比屋可封，异人闲出，咸以为有道耻贱，得时无怠，诸色入流，年以千计。群司列位，无復新加，官有常员，人无定限。选集之始，雾积云屯，擢敘於终，十不收一。淄澠混淆，玉石不分，用舍去留，得失相半。既即事为弊，致后来滋甚。
夫夏殷以前，制度多闕，周监二代，焕乎可睹。岂诸侯之臣，不皆命於天子；王朝庶官，亦不可专於一职。故穆王以伯煚为太仆正，命之曰：「慎简乃僚，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，其唯吉士。」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。太仆正，中大夫耳，尚以僚属委之，则三公九卿亦然矣。周礼，太宰、內史，並掌爵禄废置；司徒、司马，別掌兴贤詔事。当是分任於群司，而统之以数职，各自求其小者，而王命其大者也。昔区区宋朝，尚为裴子野所叹，而况於当今乎！又夫从政蒞官，不可以无学。书曰：「学古入官，议事以制。」传曰：「我闻学以从政，不闻以政入学。」今贵戚子弟，例早求官，或齠齔之年，已腰银艾；或童丱之岁，已袭朱紫。弘文、崇贤之生，千牛、輦脚之徒，课试既浅\，艺能亦薄，而门阀有素，资荫自高。夫象贤继及，古之道也。所谓冑子，必裁诸学，修六礼以节其性，明七教以兴其德，少则受业，长而出仕，並由德进，必以才升，然后可以利用宾王，移家事国。少仕则废学，轻试则无才，於其一流，良足惜也。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，不待州县之举，直取之於书判，恐非先德行而后言才之义也。
臣窃见制书，每令三品荐士，下至九品，亦令举人，此圣朝仄席旁求之意也。但以褒贬不甚明，得失无大隔，故人上不忧黜责，下不尽搜扬，苟以应命，莫慎所举。且惟贤知贤，圣人篤论；伊、皋既举，不仁咸远。復患阶秩虽同，人才异等，身且滥进，鉴岂知人？今欲务得实才，兼宜择其举主。流清以源洁，影端由表正，不详举主之行能，而责举人之庸滥，不可得也。
武太后不纳。
天授三年，右补闕薛谦光以其时虽有学校之设，禁防之制，而风俗流弊，皆背本而趋末，矫饰行能，以请託奔驰为务，上疏曰：
自七国以来，虽杂以纵横，而汉兴求士，犹征百行。是以礼让之士，砥才毓德，既閭里推高，然后为府寺所辟。而魏氏取人，好其放达。晋、宋之后，衹重门资，奖为人求官之风，乖授职惟贤之义。梁、陈之闲，特好词赋，故其俗以诗酒为重，未尝以修身为务。降及隋室，余风尚存，开皇中李諤奏於文帝曰：「昔魏之三祖，更好文词，忽君人大道，好雕虫小艺，连编累牘，盈箱积案，独有月露风云之状而已。代俗以之相高，朝廷以兹擢人，故文笔日烦，其政日乱。」帝纳其言，乃下制禁文笔之为浮词者。其年，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词不质书罪。於是风俗改励，政化大行。及煬帝，又变前法，置进士等科，故后生復相倣效，皆以浮虚为贵。
有唐纂历，渐革前弊，陛下君临，树本崇化。而今之举人，有乖事实，乡议决小人之笔，行修无长者之论，策第喧竞於州府，祈恩不胜於拜伏。或明制適下，试令搜扬，则驱驰府寺，请謁权贵，陈诗奏记，希咳唾之泽，摩顶至足，冀提携之恩。故俗号举人为「举」。夫者，自求之称，非人知我之谓也。察辞度材，则人品可见矣。故选曹授职，諠囂於礼闈；州郡贡士，諍讼於陛闥。谤议纷紜，寖成风俗。今夫举人，询於乡閭，归於里正而已。虽跡亏名教，罪加刑典，或冒籍窃资，邀勋盗级，假其贿赂，即为无犯乡閭。
设如才应经邦，唯令试策；武能制敌，只验弯弧。文擅清奇，则登甲科；藻思小减，则为不第。以此收人，恐乖事实。何者？乐广假笔於安仁，灵运\词高於穆之，平津文劣於长卿，子建藻丽於荀彧。若以射策为官，则潘、谢、曹、马必居孙、乐之右；协赞机猷，则安仁、灵运\亦无裨附之益。由此言之，固不可一概而取也。其武艺亦然。故谋\將不长於弓马，良相寧资於射策。伏愿陛下降明制，颁峻科，文则试以理官，武则令其守御，使侥名滥吹之伍，无所藏其庸谬。
臣谨按吴起临战，左右进剑，吴子曰：「夫临难决疑，乃將事也。一剑之任，非將事也。」又按诸葛亮临戎，不亲戎服，顿蜀兵於渭南，司马宣王持剑，劲卒不敢当，此岂弓矢之用乎？又按杨得意诵长卿之文，武帝曰：「恨不得与此人同时。」及相如至，终於文园令，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，盖非其任故也。又按汉法，所举之主，终身保任。杨雄之坐田仪，责其冒荐；成子之居魏相，酬於得贤。赏罚之令行，则请謁之心绝；退让之义著，则贪竞之路塞矣。仍请宽立年限，容其采访简汰，堪用者令试守，以观能否，参检行事，以覈是非。称职者受荐贤之赏，滥举者抵欺罔之罪，自然举得才行，而君子之道长矣。圣历三年二月，武太后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，狄仁杰独荐男光嗣，由是拜地官尚书郎，蒞事有声。太后谓仁杰曰：「祁奚內举，果得人也。」长安二年，武太后下求贤令，狄仁杰曰：「荆州长史张柬之，其人虽老，真宰相才也。」乃召为洛州司马。他日，又求贤，仁杰曰：「臣前言张柬之。」太后曰：「已迁之矣。」对曰：「臣荐之请为相也，今为洛州司马，非用之。」又迁秋官侍郎。四年，夏官尚书、灵武大总管姚元之將赴镇，太后令举堪为宰相者。元之对曰：「秋官侍郎张柬之沈厚有谋\，能断大事，且其人年老，惟陛下急用之。」遂为相。
开元三年，左拾遗张九龄上书曰：
夫元元之眾，莫不悬命於县令，宅生於刺史，此其尤亲於人者也。是以亲人之任，宜得贤才；用人之道，宜重其选。而今刺史、县令，除京辅近处之州刺史犹择其人，县令或备员而已；其余江、淮、陇、蜀、三河诸处，除大府之外，稍稍非才。但於京官之中，出为州县者，或是缘身有累，在职无声，用於牧宰之闲，以为斥逐之地；因势附会，遂忝高班，比其势衰，亦为刺史；至於武夫、流外，积资而得官，成於经久，不计有才，诸若此流，尽为刺史。其余县令以下，固不可胜言。盖甿庶所系，国家之本。务本之职，反为好进者所轻，承弊之邑，每遭非才者所扰，而欲天下和洽，固不可得也。古者刺史入为三公，郎官出宰百里，莫不互有所重，劝其所行。臣窃怪近俗偏轻此任。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，於其私情，甚自得计。何则？京华之地，衣冠所聚，子弟之闲，身名所出，从容附会，不劳而成。一出外藩，有异於是。人情进取，岂忘之於私，但法制之不敢违耳，原其本意，固私是欲。今大利於京职，而不在外郡，如此则智能之士，欲利之心，日夜营营，安肯復出为刺史、县令？而国家之利，方赖智能之人，此辈既自固而不行，在外者又技痒而求入，如此，则智能之辈常无亲人之者，今又未革之以法，无乃甚不可乎！故臣以为欲理之本，莫若重刺史、县令，此官诚\重，智能者可行。正宜悬以科条，定其资歷：凡不歷都督、刺史，虽有高第者，不得入为侍郎、列卿；不歷县令，虽有善政者，亦不得入为台郎、给、舍；虽远处都督、刺史，至於县令，递次差降，以为出入，亦不十年频任京职，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。如此设科以救其失，则內外通理，万姓获安。如积习为常，遂其私计，天下不可为理也。
又古之选用贤良，取其称职，或遥闻而辟召，或一见而任之，是以士修素行，不图侥倖。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，而事务日倍於前，诚\为不正其本而设巧於末。所谓末者，吏部条章，动盈千万，刀笔之吏，辨析毫釐，节制抢攘，溺於文墨；胥徒之猾，又缘隙而起。臣以为始造簿书，以备用人之遗忘耳，今反求精於案牘，不急於人才，亦何异遗剑中流，而刻舟以记。去之弥远，可为伤心。凡称吏部之能者，则曰从县尉与主簿，从主簿与县丞，斯选曹执文而善知官次者也，唯据其合与不合，而多不论贤与不肖，大略如此，岂不谬哉！陛下若不以吏部尚书、侍郎为贤，必不授以职事；尚书、侍郎既以贤而受委，岂復不能知人？人之难知，虽自古所慎，而拔十得五，其道可行。今则执以格条，贵於谨守，幸其心能自觉者，每选所拔亦有三五人；若又专固者，则亦一人不拔。据资配职，自以为能，为官择人，初无此意，故使时人有「平配」之议，官曹无得贤之实。故臣以为选部之法，弊於不变。变法甚易，在陛下涣然行之。假如今之銓衡，欲自为意，亦限行之以久，动必见疑，遂用因循，益为浮薄。今若刺史、县令精覈其人，即每年当管之內，应有合选之色，且先委曲考其才行，堪入品流，然后送台，台又推择，据所用之多少，为州县之殿最，一则州县慎於所举，必取入官之才；二则吏部因其有成，无多庸人干冒。纵有不任选者，谬起怨端，且犹分谤於外台，不至諠譁於南省。今则每岁选者动以万计，京师米物为之空虚，岂多士若斯，盖渝滥至此。而欲仍旧致理，难於改制，衹益法之烦碎，贤愚混杂，就中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，適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，斯亦明代之闕政，有识之所叹息也。又天下虽广，朝廷虽眾，而士之名贤，诚\可知也。若使毁称相乱，听受不明，事將已矣，无復可说。如知其贤能，各有品第，每一官闕，而不以次用之，则是知而不为，焉用彼相。借如诸司清要之职，当用第一之人，及其要官闕，时或以下等叨进，以故时议无高无下，唯论得与不得，自然清议不立，名节不修，上善则守志而后时，中人则躁求而易操。其故何哉？朝廷若以令名进人，士子亦以修名获利，而利之所出，眾则趋焉。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，所趋多归於人事，其小者苟求取得，一变而至阿私；其大者许以分义，再变而成朋党：斯並教化渐渍，使之必然。故於用人之际，不可不第其高下；若高下有次，不可谬干。夫士必刻意修饰，思齐日眾，刑政自清。此皆兴衰之大端，安可不察也。
十七年三月，国子祭酒杨瑒上言：「伏闻承前之例，每年应举常有千数，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。臣恐三千学徒，虚费官廩；两监博士，滥縻天禄。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，每岁向二千余人，方於明经、进士，多十余倍，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，以其效官，岂识先王之礼义。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，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，臣之微诚\，实所未晓。今监司课试，十已退其八九，考功及第，十又不收一二，长以此为限，恐儒风渐坠，小道將兴。若以出身人多，应须诸色都减，岂在独抑明经、进士也。」上然之。
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论曰：
王者官人，必视国之要，杜诸户，一其门，安平则尊经术之士，有难则贵介胄之臣。夏、殷、周选士必於庠序，非其道者莫得仕进，是以诱人也无二，其应之者亦一。及周之末，诸侯异政，取人多方，故商鞅患之，说秦孝公曰：「利出一孔者王，利出二孔者强，利出三孔者弱。」於是下令：非战非农，不得爵位。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国。汉室干戈以定祸乱，贵尚淳质。高后举孝悌、力田，文景守而不变，故下有常业，而朝称多士。及孝武察孝廉，置五经博士弟子，虽门开二三，而未失道德也。逮至晚岁，务立功名，锐意四夷，故权譎之谋\设，荆楚之士进，军旅相继，官用不足。是以聚敛计料之政生，设险兴利之臣起，番係、严熊羆等经淮造渠，以通漕运\，东郭偃、孔仅建盐铁诸利策，富者冒爵射官，免刑除罪。公用弥多，而为官者徇私，上下並求，百姓不堪刓\弊。故巧法惨急之臣进，而见知废格之法作，杜周、减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，而王温舒之徒以鹰击敢杀彰。而法先王之术，习俎豆之容者，无所任用，由是精通秀颖之士不游於学，游於学者率章句之儒也。是以昭帝之时，霍光问人疾苦，不本之於太常诸生，征天下贤良文学以访之，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。至於东汉，光武好学，不能施之於政，乃躬自讲经。肃宗以后，时或祖效，尊重儒术，不达其意而酌其文；三公尚书虽用经术之士，而不行经术之道。是以元、成以降，迄於东汉，慷慨通方之士寡，廉隅立节之徒眾。无何，汉氏失驭，曹魏僭窃，中正取士，权归著姓，虽可以镇伏甿庶，非尚贤之术，盖尊尊之道。於时圣人不出，贤哲无位，诗道大作，怨旷之端也。洎乎晋、宋、齐、梁，递相祖习，其风弥盛。舍学问，尚文章；小仁义，大放诞。谈庄周、老聃之说，诵楚词、文选之言。六经九流，时曾阅目；百家三史，罕闻於耳。撮群钞以为学，总眾诗以为资。谓善赋者廊庙之人，雕虫者台鼎之器。下以此自负，上以此选材，上下相蒙，持此为业，虽名重於当时，而不达於从政。故曰：「取人之道，可以敦化。」周书曰：「以言取人，人竭其言；以行取人，人竭其行。」取人之道，不可不慎也。原夫诗赋之义，所以达下情，所以讽君上。上下情通而天下乱者，未之有也。近之作者，先文后理，词冶不雅，既不关於讽刺，又不足以见情，盖失其本，又何为乎！隋氏罢中正，举选不本乡曲，故里閭无豪族，井邑无衣冠，人不土著，萃处京畿，士不饰行，人弱而愚。
夫古者以勋赏功，以才蒞职，以才蒞职，是以职与人宜；近则以职赏功，是以官与人乖。古者计人而贡士，计吏而用人，故士无不官，官无乏吏；近则官倍於古，士十於官，求官者又十於士，故士无官，后魏羽林士，今之万骑、军功是也。官乏禄，吏扰人。古者王畿千里，千里之外，封建诸侯，诸侯之吏，自卿以降，各自举任。当乎汉室，除保傅將相，余尽专之。州县佐史，则皆牧守选辟。夫公卿者，主相之所任也；甸外之官吏者，又诸侯牧守之事也。然则主司之所选者，独甸內之吏，公卿府之属耳，岂不寡哉！所选既寡，则焉得不精！近则有封建而无国邑，五服之內，政决王朝；一命拜免，必归吏部。按名授职，犹不能遣，何暇采访贤良，搜覈行能耶？时皆共嗤其失，而不知失之所以，故备详之。
又曰：
夫官有大小，材有短长，长者任之以大官，短者任之以小职，职与人相宜，而功与事並理。是以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近之任官，其选之也略，其使之也备，一人之身，职无不蒞，若委游、夏以政事，责冉、季以文学也，何其谬歟！故人失其长，官失其理。是以三代之制，家有代业，国有代官。孔子曰：「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。」史墨曰：「古之为官，代守其业，朝夕思之。一朝失业，死则及焉。」是知业不代习，则其事不精。此周之所以得人也。昔羲氏、和氏掌天地，刘氏代扰龙，籍氏代司人，庾氏、库氏代司出纳，制氏代司铸钟，即其事也。至后代，以代卿执柄，益私门，卑公室，齐夺於田氏，鲁弱於三桓。革代卿之失，而不復代业之制，医、工、筮、数，其道浸微，盖为此也。
故老子曰：「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」不善用人者，譬若使驥捕鼠，令鹰守肉：驥之捕鼠，终不可获，而千里之功废矣；鹰之守肉，死有余罪，而攫撮之效没矣。夫裁径尺之帛，刊方寸之木，不任左右，必求良工者，裁帛、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。径尺之帛，方寸之木，薄物也，非良工不能裁之；况帝王之佐，经国之任，可不审择其人乎？故构大
高宗显庆初，黄门侍郎刘祥道以选举渐弊，陈奏。其一曰：
吏部比来取人，伤多且滥：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，是伤多；永徽五年，一千四百三十人；六年，一千十八人；显庆元年，一千四百五十人。不简杂色人即注官，是伤滥。杂色解文：三卫、內外行署、內外番官、亲事、帐內、品子任杂掌、伎术、直司、书手、兵部品子、兵部散官、勋官、记室及功曹、参军、检校官、屯副、驛长、校尉、牧长。经学时务等比杂色，三分不居其一。经明行修之士犹罕有正人，多取胥徒之流，岂可皆求德行。即知天下共釐百姓之务者，善人少而恶人多。为国以来四十余载，尚未刑措，岂不由此！且官人非材者，本因用人之源滥；滥源之所起，復由入流人失於简择。今行署等劳满，唯曹司试判，不简善恶，雷同注官。但服膺先王之道者，奏第然始付选；趋走几案之闲者，不简便加禄秩。稽古之业虽信难成，斗筲之材伤於易进。其杂色应入流人，请令曹司试判讫，简为四等奏闻。量有材用，兼有景行者为第一等；身品强壮，及第八上，并兵部所送人不沾第一等，及准例合送兵部者，为第二等；余量简为第三、第四等。第一等付吏部，第二等付兵部，第三等付主爵，第四等付司勋，並准例处分。其行署等私犯下第公坐下下，虽经赦降，情状可责者，亦量配三司，不经赦降者，放还本贯。冀入流不滥，官皆得人，非材不取，不至冗杂；且令胥徒之辈知有銓择，虽復素非廉谨，必將渐自飭励。其二曰：
古之选者，为官择人，不闻择人多而官员少。今之选者亦择人，但择之无准约。官员有数，入流无限，以有数供无限，人隨岁积，岂得不賸。谨准约所须人，量支年別入流数：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，九品以上，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，略举大数，当一万四千人。人之赋命，自有修促。弱冠而从宦，悬车而致仕，五十年食禄者，罕见其人。壮室而仕，耳顺而退，取其中数，不过支三十年。此则一万四千人，三十年而略尽。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，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，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，足充所须之数。况三十年之外，在官者犹多，此便足有賸人，不虑其少。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余人，应须五百数外，常賸一倍以上。又比来放还者，见停亦千余人，更復年別新加，实非搜扬之法。
其三曰：杂色人请与明经、进士通充入流之数，以三分论，每二分取明经、进士，一分取杂色人。
其四曰：
儒为教化之本，学者之宗，儒教不兴，风俗將替。今庠序遍於四海，儒生溢於三学，劝诱之方，理实为备，而奖进之道，事或未周。但永徽以来，於今八载，在官者以善政粗闻，论事者以一言可采，莫不光被纶旨，超升不次。而儒生未闻恩及，臣故以为奖进之道未周。
其五曰：
国家富有四海，於今已四十年，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举。未知今人之不如昔，將荐贤之道未至？岂使方称多士，遂闕斯人。请六品以下，爰及山谷，特降纶言，更审搜访，仍量为条例，稍加优奖。不然，赫赫之辰，斯举遂绝，一代盛事，实为朝廷惜之。其六曰：
唐虞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。两汉用人，亦久居其职，所以因官命氏，有仓、庾之姓。魏晋以来，事无可纪。今之在任，四考即迁。官人知將秩满，岂无去就；百姓见官人迁代，必怀苟且。以去就之人，临苟且百姓，责其移风易俗，必无得理。请四考，依选法就任所加阶，至八考满，然后听选。岭南及瘴癘之所，四考不得替者，不在此限例。若计至五品，及有中上以上私犯，中下公坐，下上以下考者，四考满，依旧置替，得替人依式听选。还淳反朴，虽未敢期；送故迎新，实减其劳扰。
其七曰：
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、中书主事等，比来选补，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。欲参用经学时务之流，皆以儔类为耻。前后相承，遂成故事。但禁省崇峻，王言秘密，尚书政本，人物攸归，而多用胥徒之人，恐未尽銓衡之理。请降进止，稍清其选。
奉敕付所司，集群官详议。议者多难於改作，事竟不行。
三年七月，上谓宰臣曰：「四海之广，唯在得贤。卿等用人，多作形跡，护避亲知，不得尽意，甚为不取。昔祁奚举子，古人以为美谈。即使卿等儿姪有才，亦须依例进奉。」
干封二年八月，上引侍臣，责以不进贤良，宰相李安期进曰：「臣闻圣帝明王，莫不劳於求贤，逸於任使。且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况天下至广，岂无英彦？但比来公卿有所荐引，即遭囂谤，以为朋党，沉屈者未申，而在位者已损，所以人思苟免，竞为缄默。若陛下虚己招纳，务於搜访，不忌亲讎，唯能是用，谗毁不入，谁不竭诚\？此皆事由陛下，非臣等所能致也。」上深然之。
上元元年，刘嶢上疏曰：「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，考文章於甲乙，故天下响应，驱驰於才艺，不务於德行。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，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，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，制法守度使之然也。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！至如日诵万言，何关理体；文成七步，未足化人。昔子张学干禄，仲尼曰：「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」又曰：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」今舍其本而循其末。况古之作文，必谐风雅，今之末学，不近典謨，劳心於卉木之闲，极笔於烟云之际，以此成俗，斯大谬也。昔之采诗，以观风俗，咏卷耳则忠臣喜，诵蓼莪而孝子悲，温良敦厚，诗教也。岂主於淫文哉！夫人之爱名，如水之务下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陛下若以德行为先，才艺为末，必敦德励行，以佇甲科，丰舒俊才，没而不齿，陈寔长者，拔而用之，则多士雷奔，四方风动。风动於下，圣理於上，岂有不变者歟！」
武太后临朝，垂拱中，纳言魏玄同以为吏部选举未尽得人之术，上疏曰：昔之列国，今之州县，士无常君，人有定主，自求臣佐，各选英贤，大臣乃命於王朝耳。秦并天下，罢侯置守。汉氏因之，有沿有革：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，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；州郡掾史、督邮、从事，悉任之於牧守。爰自魏晋，始归吏部，递相因循，以迄於今。以刀笔求才，以簿书察行，法之弊久矣。
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，有不得已者，亦当运\独见之明，定卓然之议。如今选司所行者，非上皇之令典，乃近代之权道，所宜迁革，实为至要。何以言之？夫尺丈之量，所及不永；鍾庾之器，所积不多。非其所及，焉能度之；非其所受，何以容之。况天下之大，士人之眾，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？假使平如权衡，明如水鑑，力有所极，照有所穷，銓综既多，紊失斯广。况比居此任，时有非人而徇於势利者哉！使赃货交易，同乎市井，加以厚貌深衷，险如丘陵，使百行九流，折之於一面，具僚庶品，专断於一司，不亦难矣！
且前古以来，乱多理少。武德、贞观，与今亦异，皇运\之初，庶事草刱，岂唯日不暇给，亦乃人物稀少。天祚大圣，享国永年，比屋可封，异人闲出，咸以为有道耻贱，得时无怠，诸色入流，年以千计。群司列位，无復新加，官有常员，人无定限。选集之始，雾积云屯，擢敘於终，十不收一。淄澠混淆，玉石不分，用舍去留，得失相半。既即事为弊，致后来滋甚。
夫夏殷以前，制度多闕，周监二代，焕乎可睹。岂诸侯之臣，不皆命於天子；王朝庶官，亦不可专於一职。故穆王以伯煚为太仆正，命之曰：「慎简乃僚，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，其唯吉士。」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。太仆正，中大夫耳，尚以僚属委之，则三公九卿亦然矣。周礼，太宰、內史，並掌爵禄废置；司徒、司马，別掌兴贤詔事。当是分任於群司，而统之以数职，各自求其小者，而王命其大者也。昔区区宋朝，尚为裴子野所叹，而况於当今乎！又夫从政蒞官，不可以无学。书曰：「学古入官，议事以制。」传曰：「我闻学以从政，不闻以政入学。」今贵戚子弟，例早求官，或齠齔之年，已腰银艾；或童丱之岁，已袭朱紫。弘文、崇贤之生，千牛、輦脚之徒，课试既浅\，艺能亦薄，而门阀有素，资荫自高。夫象贤继及，古之道也。所谓冑子，必裁诸学，修六礼以节其性，明七教以兴其德，少则受业，长而出仕，並由德进，必以才升，然后可以利用宾王，移家事国。少仕则废学，轻试则无才，於其一流，良足惜也。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，不待州县之举，直取之於书判，恐非先德行而后言才之义也。
臣窃见制书，每令三品荐士，下至九品，亦令举人，此圣朝仄席旁求之意也。但以褒贬不甚明，得失无大隔，故人上不忧黜责，下不尽搜扬，苟以应命，莫慎所举。且惟贤知贤，圣人篤论；伊、皋既举，不仁咸远。復患阶秩虽同，人才异等，身且滥进，鉴岂知人？今欲务得实才，兼宜择其举主。流清以源洁，影端由表正，不详举主之行能，而责举人之庸滥，不可得也。
武太后不纳。
天授三年，右补闕薛谦光以其时虽有学校之设，禁防之制，而风俗流弊，皆背本而趋末，矫饰行能，以请託奔驰为务，上疏曰：
自七国以来，虽杂以纵横，而汉兴求士，犹征百行。是以礼让之士，砥才毓德，既閭里推高，然后为府寺所辟。而魏氏取人，好其放达。晋、宋之后，衹重门资，奖为人求官之风，乖授职惟贤之义。梁、陈之闲，特好词赋，故其俗以诗酒为重，未尝以修身为务。降及隋室，余风尚存，开皇中李諤奏於文帝曰：「昔魏之三祖，更好文词，忽君人大道，好雕虫小艺，连编累牘，盈箱积案，独有月露风云之状而已。代俗以之相高，朝廷以兹擢人，故文笔日烦，其政日乱。」帝纳其言，乃下制禁文笔之为浮词者。其年，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词不质书罪。於是风俗改励，政化大行。及煬帝，又变前法，置进士等科，故后生復相倣效，皆以浮虚为贵。
有唐纂历，渐革前弊，陛下君临，树本崇化。而今之举人，有乖事实，乡议决小人之笔，行修无长者之论，策第喧竞於州府，祈恩不胜於拜伏。或明制適下，试令搜扬，则驱驰府寺，请謁权贵，陈诗奏记，希咳唾之泽，摩顶至足，冀提携之恩。故俗号举人为「举」。夫者，自求之称，非人知我之谓也。察辞度材，则人品可见矣。故选曹授职，諠囂於礼闈；州郡贡士，諍讼於陛闥。谤议纷紜，寖成风俗。今夫举人，询於乡閭，归於里正而已。虽跡亏名教，罪加刑典，或冒籍窃资，邀勋盗级，假其贿赂，即为无犯乡閭。
设如才应经邦，唯令试策；武能制敌，只验弯弧。文擅清奇，则登甲科；藻思小减，则为不第。以此收人，恐乖事实。何者？乐广假笔於安仁，灵运\词高於穆之，平津文劣於长卿，子建藻丽於荀彧。若以射策为官，则潘、谢、曹、马必居孙、乐之右；协赞机猷，则安仁、灵运\亦无裨附之益。由此言之，固不可一概而取也。其武艺亦然。故谋\將不长於弓马，良相寧资於射策。伏愿陛下降明制，颁峻科，文则试以理官，武则令其守御，使侥名滥吹之伍，无所藏其庸谬。
臣谨按吴起临战，左右进剑，吴子曰：「夫临难决疑，乃將事也。一剑之任，非將事也。」又按诸葛亮临戎，不亲戎服，顿蜀兵於渭南，司马宣王持剑，劲卒不敢当，此岂弓矢之用乎？又按杨得意诵长卿之文，武帝曰：「恨不得与此人同时。」及相如至，终於文园令，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，盖非其任故也。又按汉法，所举之主，终身保任。杨雄之坐田仪，责其冒荐；成子之居魏相，酬於得贤。赏罚之令行，则请謁之心绝；退让之义著，则贪竞之路塞矣。仍请宽立年限，容其采访简汰，堪用者令试守，以观能否，参检行事，以覈是非。称职者受荐贤之赏，滥举者抵欺罔之罪，自然举得才行，而君子之道长矣。圣历三年二月，武太后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，狄仁杰独荐男光嗣，由是拜地官尚书郎，蒞事有声。太后谓仁杰曰：「祁奚內举，果得人也。」长安二年，武太后下求贤令，狄仁杰曰：「荆州长史张柬之，其人虽老，真宰相才也。」乃召为洛州司马。他日，又求贤，仁杰曰：「臣前言张柬之。」太后曰：「已迁之矣。」对曰：「臣荐之请为相也，今为洛州司马，非用之。」又迁秋官侍郎。四年，夏官尚书、灵武大总管姚元之將赴镇，太后令举堪为宰相者。元之对曰：「秋官侍郎张柬之沈厚有谋\，能断大事，且其人年老，惟陛下急用之。」遂为相。
开元三年，左拾遗张九龄上书曰：
夫元元之眾，莫不悬命於县令，宅生於刺史，此其尤亲於人者也。是以亲人之任，宜得贤才；用人之道，宜重其选。而今刺史、县令，除京辅近处之州刺史犹择其人，县令或备员而已；其余江、淮、陇、蜀、三河诸处，除大府之外，稍稍非才。但於京官之中，出为州县者，或是缘身有累，在职无声，用於牧宰之闲，以为斥逐之地；因势附会，遂忝高班，比其势衰，亦为刺史；至於武夫、流外，积资而得官，成於经久，不计有才，诸若此流，尽为刺史。其余县令以下，固不可胜言。盖甿庶所系，国家之本。务本之职，反为好进者所轻，承弊之邑，每遭非才者所扰，而欲天下和洽，固不可得也。古者刺史入为三公，郎官出宰百里，莫不互有所重，劝其所行。臣窃怪近俗偏轻此任。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，於其私情，甚自得计。何则？京华之地，衣冠所聚，子弟之闲，身名所出，从容附会，不劳而成。一出外藩，有异於是。人情进取，岂忘之於私，但法制之不敢违耳，原其本意，固私是欲。今大利於京职，而不在外郡，如此则智能之士，欲利之心，日夜营营，安肯復出为刺史、县令？而国家之利，方赖智能之人，此辈既自固而不行，在外者又技痒而求入，如此，则智能之辈常无亲人之者，今又未革之以法，无乃甚不可乎！故臣以为欲理之本，莫若重刺史、县令，此官诚\重，智能者可行。正宜悬以科条，定其资歷：凡不歷都督、刺史，虽有高第者，不得入为侍郎、列卿；不歷县令，虽有善政者，亦不得入为台郎、给、舍；虽远处都督、刺史，至於县令，递次差降，以为出入，亦不十年频任京职，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。如此设科以救其失，则內外通理，万姓获安。如积习为常，遂其私计，天下不可为理也。
又古之选用贤良，取其称职，或遥闻而辟召，或一见而任之，是以士修素行，不图侥倖。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，而事务日倍於前，诚\为不正其本而设巧於末。所谓末者，吏部条章，动盈千万，刀笔之吏，辨析毫釐，节制抢攘，溺於文墨；胥徒之猾，又缘隙而起。臣以为始造簿书，以备用人之遗忘耳，今反求精於案牘，不急於人才，亦何异遗剑中流，而刻舟以记。去之弥远，可为伤心。凡称吏部之能者，则曰从县尉与主簿，从主簿与县丞，斯选曹执文而善知官次者也，唯据其合与不合，而多不论贤与不肖，大略如此，岂不谬哉！陛下若不以吏部尚书、侍郎为贤，必不授以职事；尚书、侍郎既以贤而受委，岂復不能知人？人之难知，虽自古所慎，而拔十得五，其道可行。今则执以格条，贵於谨守，幸其心能自觉者，每选所拔亦有三五人；若又专固者，则亦一人不拔。据资配职，自以为能，为官择人，初无此意，故使时人有「平配」之议，官曹无得贤之实。故臣以为选部之法，弊於不变。变法甚易，在陛下涣然行之。假如今之銓衡，欲自为意，亦限行之以久，动必见疑，遂用因循，益为浮薄。今若刺史、县令精覈其人，即每年当管之內，应有合选之色，且先委曲考其才行，堪入品流，然后送台，台又推择，据所用之多少，为州县之殿最，一则州县慎於所举，必取入官之才；二则吏部因其有成，无多庸人干冒。纵有不任选者，谬起怨端，且犹分谤於外台，不至諠譁於南省。今则每岁选者动以万计，京师米物为之空虚，岂多士若斯，盖渝滥至此。而欲仍旧致理，难於改制，衹益法之烦碎，贤愚混杂，就中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，適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，斯亦明代之闕政，有识之所叹息也。又天下虽广，朝廷虽眾，而士之名贤，诚\可知也。若使毁称相乱，听受不明，事將已矣，无復可说。如知其贤能，各有品第，每一官闕，而不以次用之，则是知而不为，焉用彼相。借如诸司清要之职，当用第一之人，及其要官闕，时或以下等叨进，以故时议无高无下，唯论得与不得，自然清议不立，名节不修，上善则守志而后时，中人则躁求而易操。其故何哉？朝廷若以令名进人，士子亦以修名获利，而利之所出，眾则趋焉。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，所趋多归於人事，其小者苟求取得，一变而至阿私；其大者许以分义，再变而成朋党：斯並教化渐渍，使之必然。故於用人之际，不可不第其高下；若高下有次，不可谬干。夫士必刻意修饰，思齐日眾，刑政自清。此皆兴衰之大端，安可不察也。
十七年三月，国子祭酒杨瑒上言：「伏闻承前之例，每年应举常有千数，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。臣恐三千学徒，虚费官廩；两监博士，滥縻天禄。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，每岁向二千余人，方於明经、进士，多十余倍，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，以其效官，岂识先王之礼义。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，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，臣之微诚\，实所未晓。今监司课试，十已退其八九，考功及第，十又不收一二，长以此为限，恐儒风渐坠，小道將兴。若以出身人多，应须诸色都减，岂在独抑明经、进士也。」上然之。
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论曰：
王者官人，必视国之要，杜诸户，一其门，安平则尊经术之士，有难则贵介胄之臣。夏、殷、周选士必於庠序，非其道者莫得仕进，是以诱人也无二，其应之者亦一。及周之末，诸侯异政，取人多方，故商鞅患之，说秦孝公曰：「利出一孔者王，利出二孔者强，利出三孔者弱。」於是下令：非战非农，不得爵位。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国。汉室干戈以定祸乱，贵尚淳质。高后举孝悌、力田，文景守而不变，故下有常业，而朝称多士。及孝武察孝廉，置五经博士弟子，虽门开二三，而未失道德也。逮至晚岁，务立功名，锐意四夷，故权譎之谋\设，荆楚之士进，军旅相继，官用不足。是以聚敛计料之政生，设险兴利之臣起，番係、严熊羆等经淮造渠，以通漕运\，东郭偃、孔仅建盐铁诸利策，富者冒爵射官，免刑除罪。公用弥多，而为官者徇私，上下並求，百姓不堪刓\弊。故巧法惨急之臣进，而见知废格之法作，杜周、减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，而王温舒之徒以鹰击敢杀彰。而法先王之术，习俎豆之容者，无所任用，由是精通秀颖之士不游於学，游於学者率章句之儒也。是以昭帝之时，霍光问人疾苦，不本之於太常诸生，征天下贤良文学以访之，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。至於东汉，光武好学，不能施之於政，乃躬自讲经。肃宗以后，时或祖效，尊重儒术，不达其意而酌其文；三公尚书虽用经术之士，而不行经术之道。是以元、成以降，迄於东汉，慷慨通方之士寡，廉隅立节之徒眾。无何，汉氏失驭，曹魏僭窃，中正取士，权归著姓，虽可以镇伏甿庶，非尚贤之术，盖尊尊之道。於时圣人不出，贤哲无位，诗道大作，怨旷之端也。洎乎晋、宋、齐、梁，递相祖习，其风弥盛。舍学问，尚文章；小仁义，大放诞。谈庄周、老聃之说，诵楚词、文选之言。六经九流，时曾阅目；百家三史，罕闻於耳。撮群钞以为学，总眾诗以为资。谓善赋者廊庙之人，雕虫者台鼎之器。下以此自负，上以此选材，上下相蒙，持此为业，虽名重於当时，而不达於从政。故曰：「取人之道，可以敦化。」周书曰：「以言取人，人竭其言；以行取人，人竭其行。」取人之道，不可不慎也。原夫诗赋之义，所以达下情，所以讽君上。上下情通而天下乱者，未之有也。近之作者，先文后理，词冶不雅，既不关於讽刺，又不足以见情，盖失其本，又何为乎！隋氏罢中正，举选不本乡曲，故里閭无豪族，井邑无衣冠，人不土著，萃处京畿，士不饰行，人弱而愚。
夫古者以勋赏功，以才蒞职，以才蒞职，是以职与人宜；近则以职赏功，是以官与人乖。古者计人而贡士，计吏而用人，故士无不官，官无乏吏；近则官倍於古，士十於官，求官者又十於士，故士无官，后魏羽林士，今之万骑、军功是也。官乏禄，吏扰人。古者王畿千里，千里之外，封建诸侯，诸侯之吏，自卿以降，各自举任。当乎汉室，除保傅將相，余尽专之。州县佐史，则皆牧守选辟。夫公卿者，主相之所任也；甸外之官吏者，又诸侯牧守之事也。然则主司之所选者，独甸內之吏，公卿府之属耳，岂不寡哉！所选既寡，则焉得不精！近则有封建而无国邑，五服之內，政决王朝；一命拜免，必归吏部。按名授职，犹不能遣，何暇采访贤良，搜覈行能耶？时皆共嗤其失，而不知失之所以，故备详之。
又曰：
夫官有大小，材有短长，长者任之以大官，短者任之以小职，职与人相宜，而功与事並理。是以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近之任官，其选之也略，其使之也备，一人之身，职无不蒞，若委游、夏以政事，责冉、季以文学也，何其谬歟！故人失其长，官失其理。是以三代之制，家有代业，国有代官。孔子曰：「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。」史墨曰：「古之为官，代守其业，朝夕思之。一朝失业，死则及焉。」是知业不代习，则其事不精。此周之所以得人也。昔羲氏、和氏掌天地，刘氏代扰龙，籍氏代司人，庾氏、库氏代司出纳，制氏代司铸钟，即其事也。至后代，以代卿执柄，益私门，卑公室，齐夺於田氏，鲁弱於三桓。革代卿之失，而不復代业之制，医、工、筮、数，其道浸微，盖为此也。
故老子曰：「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」不善用人者，譬若使驥捕鼠，令鹰守肉：驥之捕鼠，终不可获，而千里之功废矣；鹰之守肉，死有余罪，而攫撮之效没矣。夫裁径尺之帛，刊方寸之木，不任左右，必求良工者，裁帛、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。径尺之帛，方寸之木，薄物也，非良工不能裁之；况帝王之佐，经国之任，可不审择其人乎？故构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