列传第一百一十八
作者：脱脱、阿鲁图等李纲下
绍兴二年，除观文殿学士、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。是时，荆湖江、湘之间，流民溃卒群聚为盗贼，不可胜计，多者至数万人，纲悉荡平之。上言：“荆湖、国之上流，其地数千里，诸葛亮谓之用武之国。今朝廷保有东南，控驭西北。加鼎、澧、岳、鄂若荆南一带，皆当屯宿重兵，倚为形势，使四川之号令可通，而襄、汉之声援可接，乃有恢复中原之渐。”议未及行，而谏官徐俯、刘斐劾纲，罢为提举西京崇福宫。
四年冬，金人及伪齐来攻，纲具防御三策，谓：“伪齐悉兵南下，境内必虚。傥出其不意，电发霆击，捣颖昌以临畿甸，彼必震惧还救，王师追蹑，必胜之理，此上策也。若驻跸江上，号召上流之兵，顺流而下，以助声势，金鼓旌旗，千里相望，则敌人虽众，不敢南渡。然后以重师进屯要害之地，设奇邀击，绝其粮道，俟彼遁归，徐议攻讨，此中策也。万一借亲征之名，为顺动之计，使卒伍溃散，控扼失守，敌得乘间深入，州县望风奔溃，则其患有不可测矣。往岁，金人利在侵掠，又方时暑，势必还师，朝廷因得以还定安集。今伪齐导之而来，势不徒还，必谋割据。奸民溃卒从而附之，声势鸱张，苟或退避，则无以为善后之策。昔苻坚以百万众侵晋，而谢安以偏师破之。使朝廷措置得宜，将士用命，安知北敌不授首于我？顾一时机会所以应之者如何耳。望降臣章与二三大臣熟议之。”诏：纲所陈，今日之急务，付三省、枢密院施行。时韩世忠屡败金人于淮、楚间，有旨督刘光世、张浚统兵渡河，车驾进发至江上劳军。
五年，诏问攻战、守备、措置、绥怀之方，纲奏：
愿陛下勿以敌退为可喜，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；勿以东南为可安，而以中原未复、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；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，而以军政未修、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。则中兴之期，可指日而俟。
议者或谓敌马既退，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，臣窃以为不然。生理未固，而欲浪战以侥幸，非制胜之术也。高祖先保关中，故能东向与项籍争。光武先保河内，故能降赤眉、铜马之属。肃宗先保灵武，故能破安、史而复两京。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，将士暴露之久，财用调度之烦，民力科取之困，苟不大修守备，痛自料理，先为自固之计，何以能万全而制敌？
议者又谓敌人既退，当且保据一隅，以苟目前之安，臣又以为不然。秦师三伐晋，以报殽之师；诸葛亮佐蜀，连年出师以图中原，不如是，不足以立国。高祖在汉中，谓萧何曰：‘吾亦欲东。’光武破隗嚣，既平陇，复望蜀。此皆以天下为度，不如是，不足以混一区宇，戡定祸乱。况祖宗境土，岂可坐视沦陷，不务恢复乎？今岁不征，明年不战，使敌势益张，而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，日以损耗，何以图敌？谓宜于防守既固、军政既修之后，即议攻讨，乃为得计。此二者，守备、攻战之序也。
至于守备之宜，则当科理淮南、荆襄，以为东南屏蔽。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，以强兵巨镇，尽在淮南、荆襄间。故以魏武之雄，苻坚、石勒之众，宇文、拓拔之盛，卒不能窥江表。后唐李氏有淮南，则可以都金陵，其后淮南为周世宗所取，遂以削弱。近年以来，大将拥重兵于江南，官吏守空城于江北，虽有天险而无战舰水军之制，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。今当于淮之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，屯重兵以临之，分遣偏师，进守支郡，加以战舰水军，上运下接，自为防守。敌马虽多，不敢轻犯，则藩篱之势盛而无穷之利也。有守备矣，然后议攻战之利，分责诸路，因利乘便，收复京畿，以及故都。断以必为之志而勿失机会，则以弱为强，取威定乱于一胜之间，逆臣可诛，强敌可灭，攻战之利，莫大于是。
若夫万乘所居，必择形胜以为驻跸之所，然后能制服中外，以图事业。建康自昔号帝王之宅，江山雄壮，地势宽博，六朝更都之。臣昔举天下形势而言，谓关中为上，今以东南形势而言，则当以建康为便。今者，銮舆未复旧都，莫若且于建康权宜驻跸。愿诏守臣治城池，修宫阙，立官府，创营壁，使粗成规模，以待巡幸。盖有城池然后人心不恐，有官府然后政事可修，有营垒然后士卒可用，此措置之所当先也。
至于西北之民，皆陛下赤子，荷祖宗涵养之深，其心未尝一日忘宋。特制于强敌，陷于涂炭，而不能以自归。天威震惊，必有结纳来归、愿为内应者。宜给之土田，予以爵赏，优加抚循，许其自新，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，莫不感悦，益坚戴宋之心，此绥怀之所当先也。
臣窃观陛下有聪明睿智之姿，有英武敢为之志，然自临御，迨今九年，国不辟而日蹙，事不立而日坏，将骄而难御，卒惰而未练，国用匮而无赢余之蓄，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。使陛下忧勤虽至，而中兴之效，邈乎无闻，则群臣误陛下之故也。
陛下观近年以来所用之臣，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几人？平居无事，小廉曲谨，似可无过，忽有扰攘，则错愕无所措手足，不过奉身以退，天下忧危之重，委之陛下而已。有臣如此，不知何补于国，而陛下亦安取此？夫用人如用医，必先知其术业可以已病，乃可使之进药而责成功。今不详审其术业而姑试之，则虽日易一医，无补于病，徒加疾而已。大概近年，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，而以治兵为失策，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，而以进御为误国。上下偷安，不为长久之计。天步艰难，国势益弱，职此之由。
今天启宸衷，悟前日和议退避之失，亲临大敌。天威所临，使北军数十万之众，震怖不敢南渡，潜师宵奔。则和议之与治兵，退避之与进御，其效概可睹矣。然敌兵虽退，未大惩创，安知其秋高马肥，不再来扰我疆埸，使疲于奔命哉？
臣夙夜为陛下思所以为善后之策，惟自昔创业、中兴之主，必躬冒矢石，履行阵而不避。故高祖既得天下，击韩王信、陈豨、黥布，未尝不亲行。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孙述，十三年间，无一岁不亲征。本朝太祖、太宗，定维扬，平泽、潞，下河东，皆躬御戎辂；真宗亦有澶渊之行，措天下于大安。此所谓始忧勤而终逸乐也。
若夫退避之策，可暂而不可常，可一而不可再，退一步则失一步，退一尺则失一尺。往时自南都退而至维扬，则关陕、河北、河东失矣；自维扬退而至江、浙，则京东、西失矣。万有一敌骑南牧，复将退避。不知何所适而可乎？航海之策，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，此又不可之尤者也。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，明政刑，治军旅，选将帅，修车马，备器械，峙糗粮，积金帛。敌来则御，俟时而奋，以光复祖宗之大业，此最上策也。臣愿陛下自今以往，勿复为退避之计，可乎？臣又观古者敌国善邻，则有和亲，仇雠之邦，鲜复遣使。岂不以衅隙既深，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耶？东晋渡江，石勒遣使于晋，元帝命焚其币而却其使。彼遣使来，且犹却之，此何可往？假道僭伪之国，其自取辱，无补于事，祗伤国体。金人造衅之深，知我必报，其措意为何如？而我方且卑辞厚币，屈体以求之，其不推诚以见信，决矣。器币礼物，所费不赀，使轺往来，坐索士气，而又邀我以必不可从之事，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，是和卒不成，而徒为此扰扰也。非特如此，于吾自治自强之计，动辄相妨，实有所害。金人二十余年，以此策破契丹、困中国，而终莫之悟。夫辨是非利害者，人心所同，岂真不悟哉？聊复用此以侥幸万一，曾不知为吾害者甚大，此古人所谓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者也。臣愿自今以往，勿复遣和议之使，可乎？
二说既定，择所当为者，一切以至诚为之。俟吾之政事修，仓廪实，府库充，器用备，士气振，力可有为，乃议大举，则兵虽未交，而胜负之势已决矣。抑臣闻朝廷者根本也，藩方者枝叶也，根本固则枝叶蕃，朝廷者腹心也，将士者爪牙也，腹心壮则爪牙奋。今远而强敌，近而伪臣，国家所仰以为捍蔽者在藩方，所资以致攻讨者在将士，然根本腹心则在朝廷。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，则是非明，赏罚当，自然藩方协力，将士用命，虽强敌不足畏，逆臣不足忧，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间耳。
臣昧死上条六事：一曰信任辅弼，二曰公选人材，三曰变革士风，四曰爱惜日力，五曰务尽人事，六曰寅畏天威。何谓信任辅弼？夫兴衰拨乱之主，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与有为，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，父子兄弟之于一家，乃能协济。今陛下选于众以图任，遂能捍御大敌，可谓得人矣。然臣愿陛下待以至诚，无事形迹，久任以责成功，勿使小人得以间之，则君臣之美，垂于无穷矣。
何谓公选人才？夫治天下者，必资于人才，而创业、中兴之主，所资尤多。何则？继体守文，率由旧章，得中庸之才，亦足以共治；至于艰难之际，非得卓荦瑰伟之才，则未易有济。是以大有为之主，必有不世出之才，参赞翊佐，以成大业。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，多为小人之所忌嫉，或中之以黯暗，或指之为党与，或诬之以大恶，或擿之以细故。而以道事君者，不可则止，难于自进，耻于自明，虽负重谤、遭深谴，安于义命，不复自辨。苟非至明之主，深察人之情伪，安能辨其非辜哉？陛下临御以来，用人多矣，世之所许以为端人正士者，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；而陛下寤寐侧席，有乏材之叹，盍少留意而致察焉！
何谓变革士风？夫用兵之与士风，似不相及，而实相为表里。士风厚则议正而是非明，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服，考之本朝嘉佑、治平以前可知已。数十年来，奔竞日进，论议徇私，邪说利口，足以惑人主之听。元佑大臣，持正论如司马光之流，皆社稷之臣也，而群枉嫉之，指为奸党，颠倒是非，政事大坏，驯致靖康之变，非偶然也。窃观近年士风尤薄，随时好恶，以取世资，潝訿成风，岂朝廷之福哉？大抵朝廷设耳目及献纳论思之官，固许之以风闻，至于大故，必须核实而后言。使其无实，则诬人之罪，服谗搜慝，得以中害善良，皆非所以修政也。
何谓爱惜日力？夫创业、中兴，如建大厦，堂室奥序，其规模可一日而成，鸠工聚材，则积累非一日所致。陛下临御，九年于兹，境土未复，僭逆未诛，仇敌未报，尚稽中兴之业者，诚以始不为之规模，而后不为之积累故也。边事粗定之时，朝廷所推行者，不过簿书期会不切之细务，至于攻讨防守之策，国之大计，皆未尝留意。夫天下无不可为之事，亦无不可为之时。惟失其时，则事之小者日益大，事之易者日益难矣。
何谓务尽人事？夫天人之道，其实一致，人之所为，即天之所为也。人事尽于前，则天理应于后，此自然之符也。故创业、中兴之主，尽其在我而已，其成功归之于天。今未尝尽人事，敌至而先自退屈，而欲责功于天，其可乎？臣愿陛下诏二三大臣，协心同力，尽人事以听天命，则恢复土宇，剪屠鲸鲵，迎还两宫，必有日矣。
何谓寅畏天威？夫天之于王者，犹父母之于子，爱之至，则所以为之戒者亦至。故人主之于天戒，必恐惧修省，以致其寅畏之诚。比年以来，荧惑失次，太白昼见，地震水溢，或久阴不雨，或久雨不霁，或当暑而寒，乃正月之朔，日有食之。此皆天意眷佑陛下，丁宁反复，以致告戒。惟陛下推至诚之意，正厥事以应之，则变灾而为祥矣。
凡此六者，皆中兴之业所关，而陛下所当先务者。
今朝廷人才不乏，将士足用，财用有余，足为中兴之资。陛下春秋鼎盛，欲大有为，何施不可？要在改前日之辙，断而行之耳。昔唐太宗谓魏征为敢言，征谢曰：“陛下导臣使言，不然，其敢批逆鳞哉。”今臣无魏征之敢言，然展尽底蕴，亦思虑之极也。惟陛下赦其愚直，而取其拳拳之忠。疏奏，上为赐诏褒谕。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。有旨，赴行在奏事毕之官。六年，纲至，引对内殿。朝廷方锐意大举，纲陛辞，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，措置未尽善者五，宜预备者三，当善后者二。
时宋师与金人、伪齐相持于淮、泗者半年，纲奏：“两兵相持，非出奇不足以取胜。愿速遣骁将，自淮南约岳飞为掎角，夹击之，大功可成。”已而宋师屡捷，刘光世、张俊、杨沂中大破伪齐兵于淮、肥之上。
车驾进发幸建康。纲奏乞益饬战守之具，修筑沿淮城垒，且言：“愿陛下勿以去冬骤胜而自怠，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，凡可以致中兴之治者无不为，凡可以害中兴之业者无不去。要以修政事，信赏罚，明是非，别邪正，招徕人材，鼓作士气，爱惜民力，顺导众心为先。数者既备，则将帅辑睦，士卒乐战，用兵其有不胜者哉？”淮西郦琼以全军叛归刘豫，纲指陈朝廷有措置失当者、深可痛惜者及当监前失以图方来者凡十有五事，奏之。张浚引咎去相位，言者引汉武诛王恢为比。纲奏曰：“臣窃见张浚罢相，言者引武帝诛王恢事以为比。臣恐智谋之士卷舌而不谈兵，忠义之士扼腕而无所发愤，将士解体而不用命，州郡望风而无坚城，陛下将谁与立国哉？张浚措置失当，诚为有罪，然其区区徇国之心，有可矜者。愿少宽假，以责来效。”时车驾将幸平江，纲以为平江去建康不远，徒有退避之名，不宜轻动。复具奏曰：
臣闻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，必先固人心，作士气，据地利而不肯先退，尽人事而不肯先屈。是以楚、汉相距于荥阳、成皋间，高祖虽屡败，不退尺寸之地；既割鸿沟，羽引而东，遂有垓下之亡。曹操、袁绍战于官渡，操虽兵弱粮乏，荀彧止其退避；既焚绍辎重，绍引而归，遂丧河北。由是观之，今日之事，岂可因一叛将之故，望风怯敌，遽自退屈？果出此谋，六飞回驭之后，人情动摇，莫有固志，士气销缩，莫有斗心。我退彼进，使敌马南渡，得一邑则守一邑，得一州则守一州，得一路则守一路；乱臣贼子，黠吏奸氓，从而附之，虎踞鸱张，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，复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，不可得也。
借使敌骑冲突，不得已而权宜避之，犹为有说。今疆埸未有警急之报，兵将初无不利之失，朝廷正可惩往事，修军政，审号令，明赏刑，益务固守。而遽为此扰扰，弃前功，挑后患，以自趋于祸败，岂不重可惜哉！八年，王伦使北还，纲闻之，上疏曰：
臣窃见朝廷遣王伦使金国，奉迎梓宫。今伦之归，与金使偕来，乃以“诏谕江南”为名，不着国号而曰“江南”，不云“通问”而曰“诏谕”，此何礼也？臣请试为陛下言之。金人毁宗社，逼二圣，而陛下应天顺人，光复旧业。自我视彼，则仇雠也；自彼视我，则腹心之疾也，岂复有可和之理？然而朝廷遣使通问，冠盖相望于道，卑辞厚币，无所爱惜者，以二圣在其域中，为亲屈己，不得已而然，犹有说也。至去年春，两宫凶问既至，遣使以迎梓宫，亟往遄返，初不得其要领。今伦使事，初以奉迎梓宫为指，而金使之来，乃以诏谕江南为名。循名责实，已自乖戾，则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后患者，不待诘而可知。
臣在远方，虽不足以知其曲折，然以愚意料之，金以此名遣使，其邀求大略有五：必降诏书，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，一也。必有赦文，欲朝廷宣布，班示郡县，二也。必立约束，欲陛下奉藩称臣，禀其号令，三也。必求岁赂，广其数目，使我坐困，四也。必求割地，以江为界，淮南、荆襄、四川，尽欲得之，五也。此五者，朝廷从其一，则大事去矣。金人变诈不测，贪婪无厌，纵使听其诏令，奉藩称臣，其志犹未已也。必继有号令，或使亲迎梓宫，或使单车入觐，或使移易将相，或改革政事，或竭取租赋，或朘削土宇。从之则无有纪极，一不从则前功尽废，反为兵端。以为权时之宜，听其邀求，可以无后悔者，非愚则诬也。使国家之势单弱，果不足以自振，不得已而为此，固犹不可，况土宇之广犹半天下，臣民之心戴宋不忘，与有识者谋之，尚足以有为，岂可忘祖宗之大业，生灵之属望，弗虑弗图，遽自屈服，冀延旦暮之命哉？臣愿陛下特留圣意，且勿轻许，深诏群臣，讲明利害、可以久长之策，择其善而从之。
疏奏，虽与众论不合，不上以为忤，曰：“大臣当如此矣。”
九年，除知潭州、荆湖南路安抚大使，纲具奏力辞，曰：“臣迂疏无周身之术，动致烦言。今者罢自江西，为日未久，又蒙湔祓，畀以帅权。昔汉文帝闻季布贤，召之，既而罢归，布曰：‘陛下以一人之誉召臣，一人之毁去臣，臣恐天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。’顾臣区区进退，何足少多。然数年之间，亟奋亟踬，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，实有系于国体。”诏以纲累奏，不欲重违，遂允其请。次年薨，年五十八。讣闻，上为轸悼，遣使赙赠，抚问其家，给丧葬之费。赠少师，官其亲族十人。
纲负天下之望，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。虽身或不用，用有不久，而其忠诚义气，凛然动乎远迩。每宋使至燕山，必问李纲、赵鼎安否，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。纲有着《易传》内篇十卷、外篇十二卷，《论语详说》十卷，文章、歌诗、奏议百余卷，又有《靖康传信录》、《奉迎录》、《建炎时政记》、《建炎进退志》、《建炎制诏表札集》、《宣抚荆广记》、《制置江右录》。论曰：以李纲之贤，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、建炎间，莫或挠之，二帝何至于北行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？夫用君子则安，用小人则危，不易之理也。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。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，其谋数不见用，独于黄潜善、汪伯彦、秦桧之言，信而任之，恒若不及，何高宗之见，与人殊哉？纲虽屡斥，忠诚不少贬，不以用舍为语默，若赤子之慕其母，怒呵犹噭□焉挽其裳裾而从之。呜呼，中兴功业之不振，君子固归之天，若纲之心，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？
绍兴二年，除观文殿学士、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。是时，荆湖江、湘之间，流民溃卒群聚为盗贼，不可胜计，多者至数万人，纲悉荡平之。上言：“荆湖、国之上流，其地数千里，诸葛亮谓之用武之国。今朝廷保有东南，控驭西北。加鼎、澧、岳、鄂若荆南一带，皆当屯宿重兵，倚为形势，使四川之号令可通，而襄、汉之声援可接，乃有恢复中原之渐。”议未及行，而谏官徐俯、刘斐劾纲，罢为提举西京崇福宫。
四年冬，金人及伪齐来攻，纲具防御三策，谓：“伪齐悉兵南下，境内必虚。傥出其不意，电发霆击，捣颖昌以临畿甸，彼必震惧还救，王师追蹑，必胜之理，此上策也。若驻跸江上，号召上流之兵，顺流而下，以助声势，金鼓旌旗，千里相望，则敌人虽众，不敢南渡。然后以重师进屯要害之地，设奇邀击，绝其粮道，俟彼遁归，徐议攻讨，此中策也。万一借亲征之名，为顺动之计，使卒伍溃散，控扼失守，敌得乘间深入，州县望风奔溃，则其患有不可测矣。往岁，金人利在侵掠，又方时暑，势必还师，朝廷因得以还定安集。今伪齐导之而来，势不徒还，必谋割据。奸民溃卒从而附之，声势鸱张，苟或退避，则无以为善后之策。昔苻坚以百万众侵晋，而谢安以偏师破之。使朝廷措置得宜，将士用命，安知北敌不授首于我？顾一时机会所以应之者如何耳。望降臣章与二三大臣熟议之。”诏：纲所陈，今日之急务，付三省、枢密院施行。时韩世忠屡败金人于淮、楚间，有旨督刘光世、张浚统兵渡河，车驾进发至江上劳军。
五年，诏问攻战、守备、措置、绥怀之方，纲奏：
愿陛下勿以敌退为可喜，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；勿以东南为可安，而以中原未复、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；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，而以军政未修、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。则中兴之期，可指日而俟。
议者或谓敌马既退，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，臣窃以为不然。生理未固，而欲浪战以侥幸，非制胜之术也。高祖先保关中，故能东向与项籍争。光武先保河内，故能降赤眉、铜马之属。肃宗先保灵武，故能破安、史而复两京。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，将士暴露之久，财用调度之烦，民力科取之困，苟不大修守备，痛自料理，先为自固之计，何以能万全而制敌？
议者又谓敌人既退，当且保据一隅，以苟目前之安，臣又以为不然。秦师三伐晋，以报殽之师；诸葛亮佐蜀，连年出师以图中原，不如是，不足以立国。高祖在汉中，谓萧何曰：‘吾亦欲东。’光武破隗嚣，既平陇，复望蜀。此皆以天下为度，不如是，不足以混一区宇，戡定祸乱。况祖宗境土，岂可坐视沦陷，不务恢复乎？今岁不征，明年不战，使敌势益张，而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，日以损耗，何以图敌？谓宜于防守既固、军政既修之后，即议攻讨，乃为得计。此二者，守备、攻战之序也。
至于守备之宜，则当科理淮南、荆襄，以为东南屏蔽。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，以强兵巨镇，尽在淮南、荆襄间。故以魏武之雄，苻坚、石勒之众，宇文、拓拔之盛，卒不能窥江表。后唐李氏有淮南，则可以都金陵，其后淮南为周世宗所取，遂以削弱。近年以来，大将拥重兵于江南，官吏守空城于江北，虽有天险而无战舰水军之制，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。今当于淮之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，屯重兵以临之，分遣偏师，进守支郡，加以战舰水军，上运下接，自为防守。敌马虽多，不敢轻犯，则藩篱之势盛而无穷之利也。有守备矣，然后议攻战之利，分责诸路，因利乘便，收复京畿，以及故都。断以必为之志而勿失机会，则以弱为强，取威定乱于一胜之间，逆臣可诛，强敌可灭，攻战之利，莫大于是。
若夫万乘所居，必择形胜以为驻跸之所，然后能制服中外，以图事业。建康自昔号帝王之宅，江山雄壮，地势宽博，六朝更都之。臣昔举天下形势而言，谓关中为上，今以东南形势而言，则当以建康为便。今者，銮舆未复旧都，莫若且于建康权宜驻跸。愿诏守臣治城池，修宫阙，立官府，创营壁，使粗成规模，以待巡幸。盖有城池然后人心不恐，有官府然后政事可修，有营垒然后士卒可用，此措置之所当先也。
至于西北之民，皆陛下赤子，荷祖宗涵养之深，其心未尝一日忘宋。特制于强敌，陷于涂炭，而不能以自归。天威震惊，必有结纳来归、愿为内应者。宜给之土田，予以爵赏，优加抚循，许其自新，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，莫不感悦，益坚戴宋之心，此绥怀之所当先也。
臣窃观陛下有聪明睿智之姿，有英武敢为之志，然自临御，迨今九年，国不辟而日蹙，事不立而日坏，将骄而难御，卒惰而未练，国用匮而无赢余之蓄，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。使陛下忧勤虽至，而中兴之效，邈乎无闻，则群臣误陛下之故也。
陛下观近年以来所用之臣，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几人？平居无事，小廉曲谨，似可无过，忽有扰攘，则错愕无所措手足，不过奉身以退，天下忧危之重，委之陛下而已。有臣如此，不知何补于国，而陛下亦安取此？夫用人如用医，必先知其术业可以已病，乃可使之进药而责成功。今不详审其术业而姑试之，则虽日易一医，无补于病，徒加疾而已。大概近年，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，而以治兵为失策，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，而以进御为误国。上下偷安，不为长久之计。天步艰难，国势益弱，职此之由。
今天启宸衷，悟前日和议退避之失，亲临大敌。天威所临，使北军数十万之众，震怖不敢南渡，潜师宵奔。则和议之与治兵，退避之与进御，其效概可睹矣。然敌兵虽退，未大惩创，安知其秋高马肥，不再来扰我疆埸，使疲于奔命哉？
臣夙夜为陛下思所以为善后之策，惟自昔创业、中兴之主，必躬冒矢石，履行阵而不避。故高祖既得天下，击韩王信、陈豨、黥布，未尝不亲行。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孙述，十三年间，无一岁不亲征。本朝太祖、太宗，定维扬，平泽、潞，下河东，皆躬御戎辂；真宗亦有澶渊之行，措天下于大安。此所谓始忧勤而终逸乐也。
若夫退避之策，可暂而不可常，可一而不可再，退一步则失一步，退一尺则失一尺。往时自南都退而至维扬，则关陕、河北、河东失矣；自维扬退而至江、浙，则京东、西失矣。万有一敌骑南牧，复将退避。不知何所适而可乎？航海之策，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，此又不可之尤者也。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，明政刑，治军旅，选将帅，修车马，备器械，峙糗粮，积金帛。敌来则御，俟时而奋，以光复祖宗之大业，此最上策也。臣愿陛下自今以往，勿复为退避之计，可乎？臣又观古者敌国善邻，则有和亲，仇雠之邦，鲜复遣使。岂不以衅隙既深，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耶？东晋渡江，石勒遣使于晋，元帝命焚其币而却其使。彼遣使来，且犹却之，此何可往？假道僭伪之国，其自取辱，无补于事，祗伤国体。金人造衅之深，知我必报，其措意为何如？而我方且卑辞厚币，屈体以求之，其不推诚以见信，决矣。器币礼物，所费不赀，使轺往来，坐索士气，而又邀我以必不可从之事，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，是和卒不成，而徒为此扰扰也。非特如此，于吾自治自强之计，动辄相妨，实有所害。金人二十余年，以此策破契丹、困中国，而终莫之悟。夫辨是非利害者，人心所同，岂真不悟哉？聊复用此以侥幸万一，曾不知为吾害者甚大，此古人所谓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者也。臣愿自今以往，勿复遣和议之使，可乎？
二说既定，择所当为者，一切以至诚为之。俟吾之政事修，仓廪实，府库充，器用备，士气振，力可有为，乃议大举，则兵虽未交，而胜负之势已决矣。抑臣闻朝廷者根本也，藩方者枝叶也，根本固则枝叶蕃，朝廷者腹心也，将士者爪牙也，腹心壮则爪牙奋。今远而强敌，近而伪臣，国家所仰以为捍蔽者在藩方，所资以致攻讨者在将士，然根本腹心则在朝廷。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，则是非明，赏罚当，自然藩方协力，将士用命，虽强敌不足畏，逆臣不足忧，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间耳。
臣昧死上条六事：一曰信任辅弼，二曰公选人材，三曰变革士风，四曰爱惜日力，五曰务尽人事，六曰寅畏天威。何谓信任辅弼？夫兴衰拨乱之主，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与有为，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，父子兄弟之于一家，乃能协济。今陛下选于众以图任，遂能捍御大敌，可谓得人矣。然臣愿陛下待以至诚，无事形迹，久任以责成功，勿使小人得以间之，则君臣之美，垂于无穷矣。
何谓公选人才？夫治天下者，必资于人才，而创业、中兴之主，所资尤多。何则？继体守文，率由旧章，得中庸之才，亦足以共治；至于艰难之际，非得卓荦瑰伟之才，则未易有济。是以大有为之主，必有不世出之才，参赞翊佐，以成大业。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，多为小人之所忌嫉，或中之以黯暗，或指之为党与，或诬之以大恶，或擿之以细故。而以道事君者，不可则止，难于自进，耻于自明，虽负重谤、遭深谴，安于义命，不复自辨。苟非至明之主，深察人之情伪，安能辨其非辜哉？陛下临御以来，用人多矣，世之所许以为端人正士者，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；而陛下寤寐侧席，有乏材之叹，盍少留意而致察焉！
何谓变革士风？夫用兵之与士风，似不相及，而实相为表里。士风厚则议正而是非明，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服，考之本朝嘉佑、治平以前可知已。数十年来，奔竞日进，论议徇私，邪说利口，足以惑人主之听。元佑大臣，持正论如司马光之流，皆社稷之臣也，而群枉嫉之，指为奸党，颠倒是非，政事大坏，驯致靖康之变，非偶然也。窃观近年士风尤薄，随时好恶，以取世资，潝訿成风，岂朝廷之福哉？大抵朝廷设耳目及献纳论思之官，固许之以风闻，至于大故，必须核实而后言。使其无实，则诬人之罪，服谗搜慝，得以中害善良，皆非所以修政也。
何谓爱惜日力？夫创业、中兴，如建大厦，堂室奥序，其规模可一日而成，鸠工聚材，则积累非一日所致。陛下临御，九年于兹，境土未复，僭逆未诛，仇敌未报，尚稽中兴之业者，诚以始不为之规模，而后不为之积累故也。边事粗定之时，朝廷所推行者，不过簿书期会不切之细务，至于攻讨防守之策，国之大计，皆未尝留意。夫天下无不可为之事，亦无不可为之时。惟失其时，则事之小者日益大，事之易者日益难矣。
何谓务尽人事？夫天人之道，其实一致，人之所为，即天之所为也。人事尽于前，则天理应于后，此自然之符也。故创业、中兴之主，尽其在我而已，其成功归之于天。今未尝尽人事，敌至而先自退屈，而欲责功于天，其可乎？臣愿陛下诏二三大臣，协心同力，尽人事以听天命，则恢复土宇，剪屠鲸鲵，迎还两宫，必有日矣。
何谓寅畏天威？夫天之于王者，犹父母之于子，爱之至，则所以为之戒者亦至。故人主之于天戒，必恐惧修省，以致其寅畏之诚。比年以来，荧惑失次，太白昼见，地震水溢，或久阴不雨，或久雨不霁，或当暑而寒，乃正月之朔，日有食之。此皆天意眷佑陛下，丁宁反复，以致告戒。惟陛下推至诚之意，正厥事以应之，则变灾而为祥矣。
凡此六者，皆中兴之业所关，而陛下所当先务者。
今朝廷人才不乏，将士足用，财用有余，足为中兴之资。陛下春秋鼎盛，欲大有为，何施不可？要在改前日之辙，断而行之耳。昔唐太宗谓魏征为敢言，征谢曰：“陛下导臣使言，不然，其敢批逆鳞哉。”今臣无魏征之敢言，然展尽底蕴，亦思虑之极也。惟陛下赦其愚直，而取其拳拳之忠。疏奏，上为赐诏褒谕。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。有旨，赴行在奏事毕之官。六年，纲至，引对内殿。朝廷方锐意大举，纲陛辞，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，措置未尽善者五，宜预备者三，当善后者二。
时宋师与金人、伪齐相持于淮、泗者半年，纲奏：“两兵相持，非出奇不足以取胜。愿速遣骁将，自淮南约岳飞为掎角，夹击之，大功可成。”已而宋师屡捷，刘光世、张俊、杨沂中大破伪齐兵于淮、肥之上。
车驾进发幸建康。纲奏乞益饬战守之具，修筑沿淮城垒，且言：“愿陛下勿以去冬骤胜而自怠，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，凡可以致中兴之治者无不为，凡可以害中兴之业者无不去。要以修政事，信赏罚，明是非，别邪正，招徕人材，鼓作士气，爱惜民力，顺导众心为先。数者既备，则将帅辑睦，士卒乐战，用兵其有不胜者哉？”淮西郦琼以全军叛归刘豫，纲指陈朝廷有措置失当者、深可痛惜者及当监前失以图方来者凡十有五事，奏之。张浚引咎去相位，言者引汉武诛王恢为比。纲奏曰：“臣窃见张浚罢相，言者引武帝诛王恢事以为比。臣恐智谋之士卷舌而不谈兵，忠义之士扼腕而无所发愤，将士解体而不用命，州郡望风而无坚城，陛下将谁与立国哉？张浚措置失当，诚为有罪，然其区区徇国之心，有可矜者。愿少宽假，以责来效。”时车驾将幸平江，纲以为平江去建康不远，徒有退避之名，不宜轻动。复具奏曰：
臣闻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，必先固人心，作士气，据地利而不肯先退，尽人事而不肯先屈。是以楚、汉相距于荥阳、成皋间，高祖虽屡败，不退尺寸之地；既割鸿沟，羽引而东，遂有垓下之亡。曹操、袁绍战于官渡，操虽兵弱粮乏，荀彧止其退避；既焚绍辎重，绍引而归，遂丧河北。由是观之，今日之事，岂可因一叛将之故，望风怯敌，遽自退屈？果出此谋，六飞回驭之后，人情动摇，莫有固志，士气销缩，莫有斗心。我退彼进，使敌马南渡，得一邑则守一邑，得一州则守一州，得一路则守一路；乱臣贼子，黠吏奸氓，从而附之，虎踞鸱张，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，复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，不可得也。
借使敌骑冲突，不得已而权宜避之，犹为有说。今疆埸未有警急之报，兵将初无不利之失，朝廷正可惩往事，修军政，审号令，明赏刑，益务固守。而遽为此扰扰，弃前功，挑后患，以自趋于祸败，岂不重可惜哉！八年，王伦使北还，纲闻之，上疏曰：
臣窃见朝廷遣王伦使金国，奉迎梓宫。今伦之归，与金使偕来，乃以“诏谕江南”为名，不着国号而曰“江南”，不云“通问”而曰“诏谕”，此何礼也？臣请试为陛下言之。金人毁宗社，逼二圣，而陛下应天顺人，光复旧业。自我视彼，则仇雠也；自彼视我，则腹心之疾也，岂复有可和之理？然而朝廷遣使通问，冠盖相望于道，卑辞厚币，无所爱惜者，以二圣在其域中，为亲屈己，不得已而然，犹有说也。至去年春，两宫凶问既至，遣使以迎梓宫，亟往遄返，初不得其要领。今伦使事，初以奉迎梓宫为指，而金使之来，乃以诏谕江南为名。循名责实，已自乖戾，则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后患者，不待诘而可知。
臣在远方，虽不足以知其曲折，然以愚意料之，金以此名遣使，其邀求大略有五：必降诏书，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，一也。必有赦文，欲朝廷宣布，班示郡县，二也。必立约束，欲陛下奉藩称臣，禀其号令，三也。必求岁赂，广其数目，使我坐困，四也。必求割地，以江为界，淮南、荆襄、四川，尽欲得之，五也。此五者，朝廷从其一，则大事去矣。金人变诈不测，贪婪无厌，纵使听其诏令，奉藩称臣，其志犹未已也。必继有号令，或使亲迎梓宫，或使单车入觐，或使移易将相，或改革政事，或竭取租赋，或朘削土宇。从之则无有纪极，一不从则前功尽废，反为兵端。以为权时之宜，听其邀求，可以无后悔者，非愚则诬也。使国家之势单弱，果不足以自振，不得已而为此，固犹不可，况土宇之广犹半天下，臣民之心戴宋不忘，与有识者谋之，尚足以有为，岂可忘祖宗之大业，生灵之属望，弗虑弗图，遽自屈服，冀延旦暮之命哉？臣愿陛下特留圣意，且勿轻许，深诏群臣，讲明利害、可以久长之策，择其善而从之。
疏奏，虽与众论不合，不上以为忤，曰：“大臣当如此矣。”
九年，除知潭州、荆湖南路安抚大使，纲具奏力辞，曰：“臣迂疏无周身之术，动致烦言。今者罢自江西，为日未久，又蒙湔祓，畀以帅权。昔汉文帝闻季布贤，召之，既而罢归，布曰：‘陛下以一人之誉召臣，一人之毁去臣，臣恐天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。’顾臣区区进退，何足少多。然数年之间，亟奋亟踬，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，实有系于国体。”诏以纲累奏，不欲重违，遂允其请。次年薨，年五十八。讣闻，上为轸悼，遣使赙赠，抚问其家，给丧葬之费。赠少师，官其亲族十人。
纲负天下之望，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。虽身或不用，用有不久，而其忠诚义气，凛然动乎远迩。每宋使至燕山，必问李纲、赵鼎安否，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。纲有着《易传》内篇十卷、外篇十二卷，《论语详说》十卷，文章、歌诗、奏议百余卷，又有《靖康传信录》、《奉迎录》、《建炎时政记》、《建炎进退志》、《建炎制诏表札集》、《宣抚荆广记》、《制置江右录》。论曰：以李纲之贤，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、建炎间，莫或挠之，二帝何至于北行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？夫用君子则安，用小人则危，不易之理也。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。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，其谋数不见用，独于黄潜善、汪伯彦、秦桧之言，信而任之，恒若不及，何高宗之见，与人殊哉？纲虽屡斥，忠诚不少贬，不以用舍为语默，若赤子之慕其母，怒呵犹噭□焉挽其裳裾而从之。呜呼，中兴功业之不振，君子固归之天，若纲之心，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