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作者：刘知几中国有着悠久的重史传统，是史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。
史学起于记事①，逐渐衍为资治之具，殷周王室已设立史官，“掌官书以赞治”②，此后历代相沿。中国的史书，从最早的文献汇编《尚书》算起，三千年间连绵不辍，代有佳篇，其间涌现从《春秋》到《正续通鉴》一类贯通古今的编年史，从《史记》到《清史稿》一类列朝相袭的纪传体史书，从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到《清史纪事本末》一类以事为纲，按事类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史书，“十通”与“会要”一类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，中国史学不仅以记载史事详明、真切著称于世，而且力图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，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③，试图将“历史——现实——未来”
勾连一气，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。因此，中国史家不限于记事，还致力于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这种历史哲学的沉思，散见于各类典籍，集成专书而且脍炙人口者，当推置于我们案头的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。
唐人刘知几（661—721）所著《史通》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，是对唐以前千余年间史学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总结。其内篇三十六篇，论史书源流、体例和编纂方法，外篇十三篇，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。作者
肯定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：
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。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阙之哉！
又畅论史家三长——史才、史学、史识，其中尤重史识，倡导“不掩恶，不虚美”的实录、直书精神，“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”，反对“妄生穿凿，轻究本原”。由这一评史标准，作者赞扬《左传》与《齐志》，称“左氏之义有三长”，“王劭《齐志》多记当时鄙言”；又批评被尊为经典的《春秋》“真伪莫分，是非相乱”，并指出《尚。书》、《论语》中的不实之载，显示了一种“疑古惑经”的批评精神。
清人章学诚（1738—1801）所著《文史通义》，是继《史通》之后又一部史学评论专书。作者详论“六经皆史说”，又在刘知几“史家三长”之外强调“史德”，也即“著书者之心术”，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，做到“善恶褒贬，务求公正”的一种品德。该书还讨论各类史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得失长短，提倡史学经世，反对专务繁琐考证和空谈义理，对清代盛行的汉学和宋学都有所批评。该书总结前人修纂方志的经验，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，建立方志学，并将其列为史学的一支重要方面军。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均出版过多种单行本，而二书并刊则以岳麓书社这一版本为首例。从事点校的三位青年学人桑士显、吴琦、董煊都有相当的文史功力，他们的劳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。不幸的是，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，他参与点校的两部史学名著的合刊本，正是对这位热情有为的早逝学者的纪念。
①《说文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义诗中。中，正也。”
②《周礼。天官冢宰》。
③《史记。太吏公自序》。冯天瑜
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中国有着悠久的重史传统，是史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。史学起于记事①，逐渐衍为资治之具，殷周王室已设立史官，“掌官书以赞治”②，此后历代相沿。中国的史书，从最早的文献汇编《尚书》算起，三千年间连绵不辍，代有佳篇，其间涌现从《春秋》到《正续通鉴》一类贯通古今的编年史，从《史记》到《清史稿》一类列朝相袭的纪传体史书，从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到《清史纪事本末》一类以事为纲，按事类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史书，“十通”与“会要”一类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，中国史学不仅以记载史事详明、真切著称于世，而且力图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，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③，试图将“历史——现实——未来”
勾连一气，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。因此，中国史家不限于记事，还致力于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这种历史哲学的沉思，散见于各类典籍，集成专书而且脍炙人口者，当推置于我们案头的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。
唐人刘知几（661—721）所著《史通》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，是对唐以前千余年间史学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总结。其内篇三十六篇，论史书源流、体例和编纂方法，外篇十三篇，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。作者
肯定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：
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。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阙之哉！
又畅论史家三长——史才、史学、史识，其中尤重史识，倡导“不掩恶，不虚美”的实录、直书精神，“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”，反对“妄生穿凿，轻究本原”。由这一评史标准，作者赞扬《左传》与《齐志》，称“左氏之义有三长”，“王劭《齐志》多记当时鄙言”；又批评被尊为经典的《春秋》“真伪莫分，是非相乱”，并指出《尚。书》、《论语》中的不实之载，显示了一种“疑古惑经”的批评精神。
清人章学诚（1738—1801）所著《文史通义》，是继《史通》之后又一部史学评论专书。作者详论“六经皆史说”，又在刘知几“史家三长”之外强调“史德”，也即“著书者之心术”，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，做到“善恶褒贬，务求公正”的一种品德。该书还讨论各类史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得失长短，提倡史学经世，反对专务繁琐考证和空谈义理，对清代盛行的汉学和宋学都有所批评。该书总结前人修纂方志的经验，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，建立方志学，并将其列为史学的一支重要方面军。
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均出版过多种单行本，而二书并刊则以岳麓书社这一版本为首例。从事点校的三位青年学人桑士显、吴琦、董煊都有相当的文史功力，他们的劳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。不幸的是，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，他参与点校的两部史学名著的合刊本，正是对这位热情有为的早逝学者的纪念。
①《说文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义诗中。中，正也。”
②《周礼。天官冢宰》。
③《史记。太吏公自序》。
冯天瑜
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
史学起于记事①，逐渐衍为资治之具，殷周王室已设立史官，“掌官书以赞治”②，此后历代相沿。中国的史书，从最早的文献汇编《尚书》算起，三千年间连绵不辍，代有佳篇，其间涌现从《春秋》到《正续通鉴》一类贯通古今的编年史，从《史记》到《清史稿》一类列朝相袭的纪传体史书，从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到《清史纪事本末》一类以事为纲，按事类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史书，“十通”与“会要”一类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，中国史学不仅以记载史事详明、真切著称于世，而且力图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，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③，试图将“历史——现实——未来”
勾连一气，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。因此，中国史家不限于记事，还致力于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这种历史哲学的沉思，散见于各类典籍，集成专书而且脍炙人口者，当推置于我们案头的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。
唐人刘知几（661—721）所著《史通》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，是对唐以前千余年间史学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总结。其内篇三十六篇，论史书源流、体例和编纂方法，外篇十三篇，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。作者
肯定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：
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。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阙之哉！
又畅论史家三长——史才、史学、史识，其中尤重史识，倡导“不掩恶，不虚美”的实录、直书精神，“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”，反对“妄生穿凿，轻究本原”。由这一评史标准，作者赞扬《左传》与《齐志》，称“左氏之义有三长”，“王劭《齐志》多记当时鄙言”；又批评被尊为经典的《春秋》“真伪莫分，是非相乱”，并指出《尚。书》、《论语》中的不实之载，显示了一种“疑古惑经”的批评精神。
清人章学诚（1738—1801）所著《文史通义》，是继《史通》之后又一部史学评论专书。作者详论“六经皆史说”，又在刘知几“史家三长”之外强调“史德”，也即“著书者之心术”，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，做到“善恶褒贬，务求公正”的一种品德。该书还讨论各类史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得失长短，提倡史学经世，反对专务繁琐考证和空谈义理，对清代盛行的汉学和宋学都有所批评。该书总结前人修纂方志的经验，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，建立方志学，并将其列为史学的一支重要方面军。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均出版过多种单行本，而二书并刊则以岳麓书社这一版本为首例。从事点校的三位青年学人桑士显、吴琦、董煊都有相当的文史功力，他们的劳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。不幸的是，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，他参与点校的两部史学名著的合刊本，正是对这位热情有为的早逝学者的纪念。
①《说文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义诗中。中，正也。”
②《周礼。天官冢宰》。
③《史记。太吏公自序》。冯天瑜
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中国有着悠久的重史传统，是史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。史学起于记事①，逐渐衍为资治之具，殷周王室已设立史官，“掌官书以赞治”②，此后历代相沿。中国的史书，从最早的文献汇编《尚书》算起，三千年间连绵不辍，代有佳篇，其间涌现从《春秋》到《正续通鉴》一类贯通古今的编年史，从《史记》到《清史稿》一类列朝相袭的纪传体史书，从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到《清史纪事本末》一类以事为纲，按事类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史书，“十通”与“会要”一类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，中国史学不仅以记载史事详明、真切著称于世，而且力图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，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③，试图将“历史——现实——未来”
勾连一气，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。因此，中国史家不限于记事，还致力于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这种历史哲学的沉思，散见于各类典籍，集成专书而且脍炙人口者，当推置于我们案头的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。
唐人刘知几（661—721）所著《史通》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，是对唐以前千余年间史学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总结。其内篇三十六篇，论史书源流、体例和编纂方法，外篇十三篇，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。作者
肯定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：
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。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阙之哉！
又畅论史家三长——史才、史学、史识，其中尤重史识，倡导“不掩恶，不虚美”的实录、直书精神，“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”，反对“妄生穿凿，轻究本原”。由这一评史标准，作者赞扬《左传》与《齐志》，称“左氏之义有三长”，“王劭《齐志》多记当时鄙言”；又批评被尊为经典的《春秋》“真伪莫分，是非相乱”，并指出《尚。书》、《论语》中的不实之载，显示了一种“疑古惑经”的批评精神。
清人章学诚（1738—1801）所著《文史通义》，是继《史通》之后又一部史学评论专书。作者详论“六经皆史说”，又在刘知几“史家三长”之外强调“史德”，也即“著书者之心术”，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，做到“善恶褒贬，务求公正”的一种品德。该书还讨论各类史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得失长短，提倡史学经世，反对专务繁琐考证和空谈义理，对清代盛行的汉学和宋学都有所批评。该书总结前人修纂方志的经验，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，建立方志学，并将其列为史学的一支重要方面军。
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均出版过多种单行本，而二书并刊则以岳麓书社这一版本为首例。从事点校的三位青年学人桑士显、吴琦、董煊都有相当的文史功力，他们的劳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。不幸的是，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，他参与点校的两部史学名著的合刊本，正是对这位热情有为的早逝学者的纪念。
①《说文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义诗中。中，正也。”
②《周礼。天官冢宰》。
③《史记。太吏公自序》。
冯天瑜
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