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篇 卷三
作者：刘知几表历第七
盖谱之建名，起于周代；一作“氏”。表之所作，因谱象形。故桓君山有云：“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，旁行邪通“斜”。上，并效周谱。”此其证欤？
夫以表为文，用述时事，施彼谱牒，旧本作“历”容或可取，载诸史传，未见其宜。何则？《易》以六爻穷变化，《经》《春秋》。以一字成褒贬，《传》包五始，《诗》含六义。故知文尚简要，语恶烦芜，何必款曲重沓，方称周备。
观一作“睹”。马迁《史记》则不然矣。一作“夫”，属下句。天子有本纪，诸侯有世家，公卿以下有列传；至于祖孙昭穆，年月职官，各在其篇，具有其说，用相考核，居然可知。而重列之以表，成其烦费，岂非谬乎？且表次在篇第，编诸卷轴，得之不为益，失之不为损。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，越至世家，表在一有“乎”字。其间，缄而不视，语其无用，可胜道哉！
既而班、《东》二史，原注：《东》谓《东观汉记》。各相祖述，迷而不悟，无异逐狂。必曲为铨择，强加引进，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。何者？当春秋、战国之时，天下无主，群雄错峙，各自年世。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，则诸国分年，一时尽见。如两汉御历，四海成家，公卿既为臣子，王侯才比郡县，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！
又有甚于斯者。异哉，班氏之《人表》也！区别九品，网罗千载，论世则异时，语姓则他族，自可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使善恶相从，先后为次，何藉而为表乎？且其书上自庖牺，下穷羸氏，不言汉事，而编入《汉书》；鸠居鹊巢，茑施松上，附生疣赘，不知翦截，何断而为限乎？一脱“乎”字。
至法盛书载中兴，改表为注，名目虽巧，芜累亦多。当晋氏播迁，南据扬、越，魏宗勃起，北雄燕、代；其间诸伪，十有六家，不附正朔，自相君长。一作“臣”。崔鸿著表，颇有甄明，比于《史》、《汉》群篇，其要为切者矣。
若诸子小说，编年杂记，如韦昭《洞纪》、陶弘景《帝代年历》。旧作“帝王历”。皆因表而作，用成其书。既非国史之流，故存而不述。
书志第八夫刑法、礼乐、风土、山川，求诸文籍，出于《三礼》。及班、马著史，别裁书志。考其所记，多效《礼经》。且纪一讹“记”。传之外，有所不尽，只字片文，于斯备录。语其通博，信作者之渊海也。
原夫司马迁曰书，班固曰志，蔡邕曰意，旧作“《东观》曰记”，非。华峤曰典，张勃曰录，何法盛曰说。名目虽异，体统不殊。亦犹楚谓之一无“之”字。梼杌，晋谓之乘，鲁谓之春秋，其义一也。
于其编目，旧作“次”，非。则有前曰《平准》，《史记》中名。后云《食货》；《汉书》改名。古号《河渠》，《史记》中名。今称《沟洫》；《汉书》改名，析《郊祀》《汉书》中名。为《宗庙》，《后汉》有此篇名，然非总类名，分《礼乐》《汉书》中名，为《威仪》；《隋志》之礼名《礼仪》。《悬象》《魏书》作《天象》。出于《天文》，《汉书》中初名。《郡国》《后汉》改名。生于《地理》。《汉书》中初名。如斯变革，不可胜计，或名非而物是，或小异而大同。但作者爱奇，耻于仍旧，必寻源讨本，其归一揆也。
若乃《五行》、《艺文》，班补子长之阙；八书中无此也，《百官》、《舆服》，谢谢承。拾孟坚之遗。班有《百官》，无《舆服》也。王隐后来，加以《瑞异》；隐书无考，《新晋书》删去。《宋书》有《符瑞》。魏收晚进，弘以《释老》。《魏。志》末篇。斯则自我作故，出乎胸臆，求诸历代，不过一二者焉。大抵志之为篇，其流十五六家而已。其间则有妄入编次，虚张部帙，而积习已久，不悟其非。亦有事应可书，宜别际一有“篇”字。题，而古来作者曾未觉察。今略陈其义，列于下云。此下或注“已上总序”，或注“书志序”，皆非原文，可删也。中后同。
夫两曜百星，丽于玄象，非如九州万国，废置无恒。故海田可变，而景纬无易。古之天犹今之天也，今之天即古之天也，必欲刊之国史，施于何代不可也？但《史记》包括所及，区域指世代言。绵长，故书有《天官》，读者竟忘其误，榷而为论，未见其宜。班固因循，复以天文作志，志无汉事而隶入《汉书》，寻篇考限，睹其乖越者矣。降及有晋，迄于隋氏，或地止一隅，或年才二世，而彼苍列志，其篇倍多，流宕忘归，不知纪极。方于《汉史》，又孟坚之罪人也。
窃以国史所书，宜述当时之事。必为志而论天象也，但载其时彗孛氛祲，薄食晦明，裨灶、梓慎之所占，京房、李郃之所候。至如一作“于”。荧惑退舍，宋公延龄，中台告诉，晋相速祸，星集颍川而贤人聚，月犯少微而处士亡，如斯之类，志之可也。若乃体分蒙澒，色著青苍，丹曦、日也。素魄月也。之躔次，黄道、日行之道，紫宫紫微宫垣。之分野，既不顶于人事，辄编之于策书，故曰刊之国史，施于何代不可也。其间唯有袁山松、著《后汉书》。沈约、著《宋书》。萧子显、著《南齐书》。魏收著《魏书》。等数家，颇觉其非，不遵旧例。凡所记录，多合事宜。寸有所长，贤于班、马远矣。
伏羲已降，文籍始备；逮于战国，其书五车，传之无穷，是曰不朽。夫古之所制，我有何力，而班《汉》定其流别，编为《艺文志》。论其妄载，事等上篇。《续汉》已还，祖述不暇。夫前志已录，而后志仍书，篇目如旧，频烦互出，何异以水济水，谁能饮之者乎？且《汉书》之志天文、艺文也，盖欲广列篇名，示存书体而已；文字既少，披阅易周，故虽乖节文，而未甚秽累。既而后来继述，其流日广。天文则星占、月会、浑图、浑天。周髀盖天之流，艺文则四部、《七录》、《中经》、秘阁之辈，莫不各逾三箧，自成一家。史臣所书，宜其辍简。而近世有著《隋书》者，乃广包众作，勒成二志，骋其繁富，百倍前修。非唯循覆车而重轨，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。
但自史之立志，非复一门，其理有不安，多从沿革。唯艺文一体，古今是同，详求厥义，未见其可。愚谓凡撰志者，宜除此篇；必不能去，当变其体。近者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赤有《坟籍志》，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，雠校之司。所列书名，唯取当时撰者。习兹楷则，庶免讥嫌。语曰：“虽有丝麻，无弃营蒯。”于宋生得之矣。
夫灾祥之作，以表吉凶。此理昭昭，不易诬也。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，鲸鲵死而彗星出，河变应于千年，山崩由于朽壤。又语曰：“太岁在西，旧作“丑”，误。乞浆得酒；太岁在酉，贩妻鬻子。”皆贴气数说，则知吉凶递代，如盈缩循环，此乃关诸天道，不复系乎人事。
且周王决疑，龟焦蓍折，宋皇誓众，竿坏幡亡，枭止凉一作“梁”，一作“京”，并非。师之营，鵩集贾生之舍。斯皆妖灾著象，而福禄来钟，愚智不能知，晦明莫之测也。然而古之国史，闻异则书，未必皆审其休咎，详其美恶也。故诸侯相赴，有异不为灾，见于《春秋》，其事非一。
洎汉兴，儒者乃考《洪范》以释阴阳。其事也如江壁传于郑客，一作“谷”，误。远应始皇；卧柳植于上林，近符宣帝。门枢白发，元后之祥，桂树一作“梓柱”。黄雀，新都之谶。举夫一二，良有可称。至于蜚蜮蝝螽，震食崩坼，陨霜雨雹，大水无冰，其所证明，实皆迂阔。故当春秋之世，其在于鲁也，如有旱雩钟侯，螟口伤苗之属；是时或秦人归襚，或毛伯赐命，或滕、邾入朝，或晋、楚来聘。皆持此恒事，应彼咎征，吴或作“旻”。穹垂谪，厥罚安在？探赜索隐，其可略诸。
且史之记载，难以周悉。近者宋氏，年唯五纪，地止江、淮，书满百篇，号为繁富。作者犹广之以《拾遗》，加之以《语录》。况彼《春秋》之所记也，二百四十年行事，夷夏之国尽书，而《经传集解》杜预注本。卷才三十。
则知其言一无“言”字，所略，盖亦多矣。而汉代儒者，罗灾眚于二百年外，讨符会于三十卷中，安知事有不应于人，应而人旧作“人而”。失其事？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！
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，谓王札子之作乱，在彼成年；原注：《春秋》成公元年二月，无冰。董仲舒以为其时王札子杀召伯、毛伯。案今《春秋经》，札子杀毛伯事在宣十五年，非成公时。夏征舒之构逆，当夫昭代；原注：《春秋》昭公九年，陈灾。董仲舒以为楚庄王为陈讨夏征舒，因灭陈，陈之臣子毒恨，故致火灾。案楚庄王之灭陈，在宣十一年，如昭九年所灭者，乃楚灵王时。且庄王卒，恭王立，恭王卒，康王立；康王卒，夹敖立；夹敖卒，灵王立。相去凡五世。楚庄作霸，荆国始僭称王；原注：《春秋》桓公三年，日有食之，既。京房《易传》以为后楚庄称王，兼地千里。案自武王始僭号，历文、成、穆三王，始至于庄，然则楚之称王已四世矣，何得言庄始称哉！
又鲁桓薨后，世历庄、闵、釐、文、宣，凡五君而楚作霸，安有桓三年日食而应之邪？高宗谅阴，毫都实生桑谷。原注：《书序》曰：“伊陟相太戊，毫有桑谷共生。”刘向以为殷道衰，高宗承弊而起，尽谅阴之哀，天下应之。
既获显荣，怠于政事，而国将危亡，故桑谷之异见。案太戊崩，其后嗣有仲丁、河亶甲、祖乙、盘庚，凡历五世，始至武丁，即高宗是也。桑谷自太戊时生，非高宗事。高宗又本不都于毫。晋悼临国，六卿专政，以君事臣；原注：董仲舒以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戍朔，日有食之，时宿在毕，晋国象也。晋厉公诛四大夫，四大夫欲杀厉公。后莫敢责大夫，六卿遂相与比周专晋，国君还事之。案《春秋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，日食，非是六月。鲁僖末年，三桓世官，杀嫡立庶。原注：《春秋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，陨霜，不杀革。
刘向以为是时公子遂专权，三桓始世官，向又曰：嗣君微，失秉事之象也。又釐公二十九年秋，大雨雹。刘向以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，专权自恣，至于杀君，故阴胁阳之象见。釐公不悟，遂终专权。后二年，杀子赤，立宣公。案此事乃文公末世，不是釐公时也。遂即东门襄仲。赤，文公太子，即恶也。斯皆不凭章句，直取胸怀。或以前为后，以虚为实；移的就箭，曲取相谐；掩耳盗钟，自云无觉。讵知后生可畏，来者难诬者邪！
又品藻群流，题目庶类，谓莒为大国，菽为强草，口著青一作“素”。
色，疑脱偶句四字。负穒非中国之虫，原注：《春秋》严公二十九年，有蜰.刘歆以为蜰，负蠜也。刘向以为非中国所有。南越盛暑，男女同川浴，淫风所生。是时严公取齐淫女为夫人，既入，淫于两叔，故蜰至。案负蠜，中国所生，不独出南越。鸜鹆为夷狄之鸟。原注：《春秋》昭公二十五年，鸜鹆来巢。刘向以为夷狄之禽。案鸜鹆，中国皆有，唯不逾济水耳。事见《周官》。
如斯诡妄，不可殚论。而班固就加纂次，曾靡铨择，因以五行编而为志，不亦惑乎？且每有叙一灾，推一怪，董、京之说，前后相反；向、歆之解，父子不同。原注：桓公三年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鲁、宋杀君，易许田。刘歆以为晋曲沃庄伯杀晋侯。京房以为后楚庄称王，兼地千里也。又：庄公七年夜中星陨如雨。刘向以为夜中者，即中国也。刘歆以为昼象中国，夜象夷狄。刘向又以为蜮生南越。刘歆以为盛暑域所生，非自越来也。遂乃双载其文，两存厥理。言无准的，事益烦费，岂所谓撮其机要，收彼菁华者哉！
自汉中兴已还，迄于宋、齐，其间司马彪、《续汉书》。臧荣绪、《晋书》。沈约、《宋书》。萧子显《齐书》。相承载笔，竞志五行。虽未能尽善，而大较多实。何者？如彪之徒，皆自以名惭汉儒，才劣班史，凡所辩论，务守常途。既动遵绳墨，故理绝河汉。兼以古书从略，求征应者难该；近史尚繁，考祥符者易洽。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，后进所以事反一讹作“不”。精审也。
然则天道辽远，裨灶焉知？日蚀不常，文伯所对。至如梓慎之占星象，赵达之明风角，单飏识魏祚于黄龙，董养征晋乱于苍鸟，一作“鹅”。斯皆肇彰先觉，取验将来，言必有中，语无虚发。苟志之竹帛，其谁曰不然。若乃前事已往，后来追证，课彼虚说，成此游词，多见其老生常谈，徒烦翰墨者矣。
子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又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又曰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或作“智”。也。”
鸣呼！世之作者，其鉴之哉！谈何容易，驷不及舌，无为强著一书，一作“言”。受嗤千载也。
或以为天文、艺文，虽非《汉书》所宜取，而可一作“有”。广闻见，难为删削也。对曰：苟事非其限，而越理成旧讹作“来”。“来”、“成”二字，行草相类也。书，自可触类而长，于何不录？又有要于此者，今可得而言焉。夫圆首方足，一作“趾”。含灵受气，吉凶形于相皃，古“貌”字。贵贱彰于骨法，生人之所欲知也；四支六府，痾瘵所缠，苟详其孔穴，则砭的无误，此养生之尤急也。且身备并列，身谓人形，名谓天象。亲疏自明，岂可近昧形骸，而远求辰象！既天文有志，何不为人形志乎？茫茫九州，言语各异，大汉依班史所称。輶轩之使，译导而通，足以验风俗之不同，示皇威之广被，且事当炎运，尤相关涉，《尔雅》释物，非无往例。既艺文有志，何不为方言志乎？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《刑法》，探孟轲之语用裁《食货》，《五行》出刘向《洪范》，《艺文》取刘歆《七略》，因人成事，其目遂多。至若许负《相经》、扬雄《方言》，并当时所重，见传流俗。若加以二志，幸有其书，何独舍诸？深所未晓。
历观众史，诸志列名，或前略而后详，或古无而今有。虽递补所阙，各自以为工，榷而论之，皆未得其最。
盖可以为志者，其道有三焉：一曰都邑志，二曰氏族志，三曰方物志。
何者？京邑翼翼，四方是则。千门万户，长安。兆庶仰其威神；虎踞龙蹯，建邺。帝王表其尊极。兼复土阶卑室，好约者所以安人；阿房、未央，穷奢者由其败国。此则其恶可以诫世，其善可以劝后者也。且宫阙制度，朝廷轨仪，前王所为，后王取则。故齐府高齐。肇建，诵魏都以立宫；代国元魏初，国号代。初迁，写吴京而树阙。故知经始之义，卜揆之功，经百王而不易，无一日而可废也。至如一作“于”。两汉之都咸、洛、咸阳、洛阳。晋、宋之宅金陵，魏徙伊、瀍，齐居漳、滏，邺都。隋氏二世，分置两都，此并规模宏远，名号非一。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部邑志，列于舆服之上。
金石、草木、缟纻、丝枲之流，鸟兽、虫鱼、齿革、羽毛之类，或百蛮攸税，或万国是供；《夏书》则编于《禹贡》，《周书》则托于《王会》。亦有图形九牧之鼎，《左》宣三年。列状四荒之经。《山海经》。观之者擅其博闻，学此二字一本倒刊。之者骋其多识。自汉氏拓境，无国不宾，则有邛竹传节，口酱流味，大宛献一作“输”。其善马，条支致其巨雀。爱及魏、晋，迄于周、隋，咸亦遐迩来王，任土作贡。异物归于计吏，奇名显于职方。
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方物志，列于食货之首。
帝王苗裔，公侯子孙，余庆所钟，百世无绝。能言吾祖，郯子见师于孔公；不识其先，籍谈取诮于姬后。故周撰《世本》，式辨诸宗：楚置三闾，实掌王族。逮乎晚叶，谱学尤烦。用之于官，可以品藻土庶；施之于国，可以甄别华夷，自刘、曹受命，雍、豫为宅，世胄相承，子孙蕃衍。及永嘉东渡，流寓扬、越：代氏南迁，革夷从夏。于是中朝江左，一作“右”。南北混淆；华壤边民，虏汉相杂。隋有天下，文轨大同，江外，南兼陈氏。山东，东并高齐。人物殷凑。其间高门素一作“贵”。族，非复一家；郡正州曹，旧作“都”。世掌其任。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氏族志，列于百官之下。
盖自都邑以降，氏族而住，实为志者所宜先，而诸史竟无其录。如休文《宋籍》，广以《符瑞》；伯起《魏篇》，加之《释老》，徒以不急为务，曾何足云。惟此数条，粗加商略，得失利害，从可知矣。庶夫后来作者，择其善而行之。
或问曰：子以都邑、氏族、方物宜名纂一作“缵”。次，以志名篇，夫史之有志，多凭旧说，苟世无其录，则阙而不编，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。对曰：案帝王建国，本无恒所，作者记事，亦在相时。远则汉有《三辅典》，近则隋有《东都记》。并记一统之都。于南则有宋《南徐州记》、《晋宫阙名》，记南朝。于北则有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邺都故事》。记北朝。盖都邑之事，尽在是矣。谱牒之作，盛于中古。汉有赵岐《三辅决录》，晋有挚虞《族姓旧作“姓族”。记》；记一统世族。江左有两王《百家谱》，记南族。中原有《方司殿疑当作“选”。格》。记北族。盖氏族之事，尽在是矣。自沈莹著《临海水土》，周处撰《阳羡风土》，旧作“土风”。二老举其始作。厥类众多，谅非一族。是以《地理》为书，陆澄集而难尽；《水经》加注，郦元编而不穷。总括续撰。盖方物之事，尽在是矣。凡此诸书，代不乏作，必聚而为志，奚患无文？譬夫涉海求鱼，登山采木，至于鳞介修短，柯条巨细，盖在择之而已。苟为鱼人、匠者，何虑山海之贫罄哉？
盖谱之建名，起于周代；一作“氏”。表之所作，因谱象形。故桓君山有云：“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，旁行邪通“斜”。上，并效周谱。”此其证欤？
夫以表为文，用述时事，施彼谱牒，旧本作“历”容或可取，载诸史传，未见其宜。何则？《易》以六爻穷变化，《经》《春秋》。以一字成褒贬，《传》包五始，《诗》含六义。故知文尚简要，语恶烦芜，何必款曲重沓，方称周备。
观一作“睹”。马迁《史记》则不然矣。一作“夫”，属下句。天子有本纪，诸侯有世家，公卿以下有列传；至于祖孙昭穆，年月职官，各在其篇，具有其说，用相考核，居然可知。而重列之以表，成其烦费，岂非谬乎？且表次在篇第，编诸卷轴，得之不为益，失之不为损。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，越至世家，表在一有“乎”字。其间，缄而不视，语其无用，可胜道哉！
既而班、《东》二史，原注：《东》谓《东观汉记》。各相祖述，迷而不悟，无异逐狂。必曲为铨择，强加引进，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。何者？当春秋、战国之时，天下无主，群雄错峙，各自年世。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，则诸国分年，一时尽见。如两汉御历，四海成家，公卿既为臣子，王侯才比郡县，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！
又有甚于斯者。异哉，班氏之《人表》也！区别九品，网罗千载，论世则异时，语姓则他族，自可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使善恶相从，先后为次，何藉而为表乎？且其书上自庖牺，下穷羸氏，不言汉事，而编入《汉书》；鸠居鹊巢，茑施松上，附生疣赘，不知翦截，何断而为限乎？一脱“乎”字。
至法盛书载中兴，改表为注，名目虽巧，芜累亦多。当晋氏播迁，南据扬、越，魏宗勃起，北雄燕、代；其间诸伪，十有六家，不附正朔，自相君长。一作“臣”。崔鸿著表，颇有甄明，比于《史》、《汉》群篇，其要为切者矣。
若诸子小说，编年杂记，如韦昭《洞纪》、陶弘景《帝代年历》。旧作“帝王历”。皆因表而作，用成其书。既非国史之流，故存而不述。
书志第八夫刑法、礼乐、风土、山川，求诸文籍，出于《三礼》。及班、马著史，别裁书志。考其所记，多效《礼经》。且纪一讹“记”。传之外，有所不尽，只字片文，于斯备录。语其通博，信作者之渊海也。
原夫司马迁曰书，班固曰志，蔡邕曰意，旧作“《东观》曰记”，非。华峤曰典，张勃曰录，何法盛曰说。名目虽异，体统不殊。亦犹楚谓之一无“之”字。梼杌，晋谓之乘，鲁谓之春秋，其义一也。
于其编目，旧作“次”，非。则有前曰《平准》，《史记》中名。后云《食货》；《汉书》改名。古号《河渠》，《史记》中名。今称《沟洫》；《汉书》改名，析《郊祀》《汉书》中名。为《宗庙》，《后汉》有此篇名，然非总类名，分《礼乐》《汉书》中名，为《威仪》；《隋志》之礼名《礼仪》。《悬象》《魏书》作《天象》。出于《天文》，《汉书》中初名。《郡国》《后汉》改名。生于《地理》。《汉书》中初名。如斯变革，不可胜计，或名非而物是，或小异而大同。但作者爱奇，耻于仍旧，必寻源讨本，其归一揆也。
若乃《五行》、《艺文》，班补子长之阙；八书中无此也，《百官》、《舆服》，谢谢承。拾孟坚之遗。班有《百官》，无《舆服》也。王隐后来，加以《瑞异》；隐书无考，《新晋书》删去。《宋书》有《符瑞》。魏收晚进，弘以《释老》。《魏。志》末篇。斯则自我作故，出乎胸臆，求诸历代，不过一二者焉。大抵志之为篇，其流十五六家而已。其间则有妄入编次，虚张部帙，而积习已久，不悟其非。亦有事应可书，宜别际一有“篇”字。题，而古来作者曾未觉察。今略陈其义，列于下云。此下或注“已上总序”，或注“书志序”，皆非原文，可删也。中后同。
夫两曜百星，丽于玄象，非如九州万国，废置无恒。故海田可变，而景纬无易。古之天犹今之天也，今之天即古之天也，必欲刊之国史，施于何代不可也？但《史记》包括所及，区域指世代言。绵长，故书有《天官》，读者竟忘其误，榷而为论，未见其宜。班固因循，复以天文作志，志无汉事而隶入《汉书》，寻篇考限，睹其乖越者矣。降及有晋，迄于隋氏，或地止一隅，或年才二世，而彼苍列志，其篇倍多，流宕忘归，不知纪极。方于《汉史》，又孟坚之罪人也。
窃以国史所书，宜述当时之事。必为志而论天象也，但载其时彗孛氛祲，薄食晦明，裨灶、梓慎之所占，京房、李郃之所候。至如一作“于”。荧惑退舍，宋公延龄，中台告诉，晋相速祸，星集颍川而贤人聚，月犯少微而处士亡，如斯之类，志之可也。若乃体分蒙澒，色著青苍，丹曦、日也。素魄月也。之躔次，黄道、日行之道，紫宫紫微宫垣。之分野，既不顶于人事，辄编之于策书，故曰刊之国史，施于何代不可也。其间唯有袁山松、著《后汉书》。沈约、著《宋书》。萧子显、著《南齐书》。魏收著《魏书》。等数家，颇觉其非，不遵旧例。凡所记录，多合事宜。寸有所长，贤于班、马远矣。
伏羲已降，文籍始备；逮于战国，其书五车，传之无穷，是曰不朽。夫古之所制，我有何力，而班《汉》定其流别，编为《艺文志》。论其妄载，事等上篇。《续汉》已还，祖述不暇。夫前志已录，而后志仍书，篇目如旧，频烦互出，何异以水济水，谁能饮之者乎？且《汉书》之志天文、艺文也，盖欲广列篇名，示存书体而已；文字既少，披阅易周，故虽乖节文，而未甚秽累。既而后来继述，其流日广。天文则星占、月会、浑图、浑天。周髀盖天之流，艺文则四部、《七录》、《中经》、秘阁之辈，莫不各逾三箧，自成一家。史臣所书，宜其辍简。而近世有著《隋书》者，乃广包众作，勒成二志，骋其繁富，百倍前修。非唯循覆车而重轨，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。
但自史之立志，非复一门，其理有不安，多从沿革。唯艺文一体，古今是同，详求厥义，未见其可。愚谓凡撰志者，宜除此篇；必不能去，当变其体。近者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赤有《坟籍志》，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，雠校之司。所列书名，唯取当时撰者。习兹楷则，庶免讥嫌。语曰：“虽有丝麻，无弃营蒯。”于宋生得之矣。
夫灾祥之作，以表吉凶。此理昭昭，不易诬也。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，鲸鲵死而彗星出，河变应于千年，山崩由于朽壤。又语曰：“太岁在西，旧作“丑”，误。乞浆得酒；太岁在酉，贩妻鬻子。”皆贴气数说，则知吉凶递代，如盈缩循环，此乃关诸天道，不复系乎人事。
且周王决疑，龟焦蓍折，宋皇誓众，竿坏幡亡，枭止凉一作“梁”，一作“京”，并非。师之营，鵩集贾生之舍。斯皆妖灾著象，而福禄来钟，愚智不能知，晦明莫之测也。然而古之国史，闻异则书，未必皆审其休咎，详其美恶也。故诸侯相赴，有异不为灾，见于《春秋》，其事非一。
洎汉兴，儒者乃考《洪范》以释阴阳。其事也如江壁传于郑客，一作“谷”，误。远应始皇；卧柳植于上林，近符宣帝。门枢白发，元后之祥，桂树一作“梓柱”。黄雀，新都之谶。举夫一二，良有可称。至于蜚蜮蝝螽，震食崩坼，陨霜雨雹，大水无冰，其所证明，实皆迂阔。故当春秋之世，其在于鲁也，如有旱雩钟侯，螟口伤苗之属；是时或秦人归襚，或毛伯赐命，或滕、邾入朝，或晋、楚来聘。皆持此恒事，应彼咎征，吴或作“旻”。穹垂谪，厥罚安在？探赜索隐，其可略诸。
且史之记载，难以周悉。近者宋氏，年唯五纪，地止江、淮，书满百篇，号为繁富。作者犹广之以《拾遗》，加之以《语录》。况彼《春秋》之所记也，二百四十年行事，夷夏之国尽书，而《经传集解》杜预注本。卷才三十。
则知其言一无“言”字，所略，盖亦多矣。而汉代儒者，罗灾眚于二百年外，讨符会于三十卷中，安知事有不应于人，应而人旧作“人而”。失其事？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！
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，谓王札子之作乱，在彼成年；原注：《春秋》成公元年二月，无冰。董仲舒以为其时王札子杀召伯、毛伯。案今《春秋经》，札子杀毛伯事在宣十五年，非成公时。夏征舒之构逆，当夫昭代；原注：《春秋》昭公九年，陈灾。董仲舒以为楚庄王为陈讨夏征舒，因灭陈，陈之臣子毒恨，故致火灾。案楚庄王之灭陈，在宣十一年，如昭九年所灭者，乃楚灵王时。且庄王卒，恭王立，恭王卒，康王立；康王卒，夹敖立；夹敖卒，灵王立。相去凡五世。楚庄作霸，荆国始僭称王；原注：《春秋》桓公三年，日有食之，既。京房《易传》以为后楚庄称王，兼地千里。案自武王始僭号，历文、成、穆三王，始至于庄，然则楚之称王已四世矣，何得言庄始称哉！
又鲁桓薨后，世历庄、闵、釐、文、宣，凡五君而楚作霸，安有桓三年日食而应之邪？高宗谅阴，毫都实生桑谷。原注：《书序》曰：“伊陟相太戊，毫有桑谷共生。”刘向以为殷道衰，高宗承弊而起，尽谅阴之哀，天下应之。
既获显荣，怠于政事，而国将危亡，故桑谷之异见。案太戊崩，其后嗣有仲丁、河亶甲、祖乙、盘庚，凡历五世，始至武丁，即高宗是也。桑谷自太戊时生，非高宗事。高宗又本不都于毫。晋悼临国，六卿专政，以君事臣；原注：董仲舒以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戍朔，日有食之，时宿在毕，晋国象也。晋厉公诛四大夫，四大夫欲杀厉公。后莫敢责大夫，六卿遂相与比周专晋，国君还事之。案《春秋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，日食，非是六月。鲁僖末年，三桓世官，杀嫡立庶。原注：《春秋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，陨霜，不杀革。
刘向以为是时公子遂专权，三桓始世官，向又曰：嗣君微，失秉事之象也。又釐公二十九年秋，大雨雹。刘向以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，专权自恣，至于杀君，故阴胁阳之象见。釐公不悟，遂终专权。后二年，杀子赤，立宣公。案此事乃文公末世，不是釐公时也。遂即东门襄仲。赤，文公太子，即恶也。斯皆不凭章句，直取胸怀。或以前为后，以虚为实；移的就箭，曲取相谐；掩耳盗钟，自云无觉。讵知后生可畏，来者难诬者邪！
又品藻群流，题目庶类，谓莒为大国，菽为强草，口著青一作“素”。
色，疑脱偶句四字。负穒非中国之虫，原注：《春秋》严公二十九年，有蜰.刘歆以为蜰，负蠜也。刘向以为非中国所有。南越盛暑，男女同川浴，淫风所生。是时严公取齐淫女为夫人，既入，淫于两叔，故蜰至。案负蠜，中国所生，不独出南越。鸜鹆为夷狄之鸟。原注：《春秋》昭公二十五年，鸜鹆来巢。刘向以为夷狄之禽。案鸜鹆，中国皆有，唯不逾济水耳。事见《周官》。
如斯诡妄，不可殚论。而班固就加纂次，曾靡铨择，因以五行编而为志，不亦惑乎？且每有叙一灾，推一怪，董、京之说，前后相反；向、歆之解，父子不同。原注：桓公三年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鲁、宋杀君，易许田。刘歆以为晋曲沃庄伯杀晋侯。京房以为后楚庄称王，兼地千里也。又：庄公七年夜中星陨如雨。刘向以为夜中者，即中国也。刘歆以为昼象中国，夜象夷狄。刘向又以为蜮生南越。刘歆以为盛暑域所生，非自越来也。遂乃双载其文，两存厥理。言无准的，事益烦费，岂所谓撮其机要，收彼菁华者哉！
自汉中兴已还，迄于宋、齐，其间司马彪、《续汉书》。臧荣绪、《晋书》。沈约、《宋书》。萧子显《齐书》。相承载笔，竞志五行。虽未能尽善，而大较多实。何者？如彪之徒，皆自以名惭汉儒，才劣班史，凡所辩论，务守常途。既动遵绳墨，故理绝河汉。兼以古书从略，求征应者难该；近史尚繁，考祥符者易洽。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，后进所以事反一讹作“不”。精审也。
然则天道辽远，裨灶焉知？日蚀不常，文伯所对。至如梓慎之占星象，赵达之明风角，单飏识魏祚于黄龙，董养征晋乱于苍鸟，一作“鹅”。斯皆肇彰先觉，取验将来，言必有中，语无虚发。苟志之竹帛，其谁曰不然。若乃前事已往，后来追证，课彼虚说，成此游词，多见其老生常谈，徒烦翰墨者矣。
子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又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又曰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或作“智”。也。”
鸣呼！世之作者，其鉴之哉！谈何容易，驷不及舌，无为强著一书，一作“言”。受嗤千载也。
或以为天文、艺文，虽非《汉书》所宜取，而可一作“有”。广闻见，难为删削也。对曰：苟事非其限，而越理成旧讹作“来”。“来”、“成”二字，行草相类也。书，自可触类而长，于何不录？又有要于此者，今可得而言焉。夫圆首方足，一作“趾”。含灵受气，吉凶形于相皃，古“貌”字。贵贱彰于骨法，生人之所欲知也；四支六府，痾瘵所缠，苟详其孔穴，则砭的无误，此养生之尤急也。且身备并列，身谓人形，名谓天象。亲疏自明，岂可近昧形骸，而远求辰象！既天文有志，何不为人形志乎？茫茫九州，言语各异，大汉依班史所称。輶轩之使，译导而通，足以验风俗之不同，示皇威之广被，且事当炎运，尤相关涉，《尔雅》释物，非无往例。既艺文有志，何不为方言志乎？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《刑法》，探孟轲之语用裁《食货》，《五行》出刘向《洪范》，《艺文》取刘歆《七略》，因人成事，其目遂多。至若许负《相经》、扬雄《方言》，并当时所重，见传流俗。若加以二志，幸有其书，何独舍诸？深所未晓。
历观众史，诸志列名，或前略而后详，或古无而今有。虽递补所阙，各自以为工，榷而论之，皆未得其最。
盖可以为志者，其道有三焉：一曰都邑志，二曰氏族志，三曰方物志。
何者？京邑翼翼，四方是则。千门万户，长安。兆庶仰其威神；虎踞龙蹯，建邺。帝王表其尊极。兼复土阶卑室，好约者所以安人；阿房、未央，穷奢者由其败国。此则其恶可以诫世，其善可以劝后者也。且宫阙制度，朝廷轨仪，前王所为，后王取则。故齐府高齐。肇建，诵魏都以立宫；代国元魏初，国号代。初迁，写吴京而树阙。故知经始之义，卜揆之功，经百王而不易，无一日而可废也。至如一作“于”。两汉之都咸、洛、咸阳、洛阳。晋、宋之宅金陵，魏徙伊、瀍，齐居漳、滏，邺都。隋氏二世，分置两都，此并规模宏远，名号非一。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部邑志，列于舆服之上。
金石、草木、缟纻、丝枲之流，鸟兽、虫鱼、齿革、羽毛之类，或百蛮攸税，或万国是供；《夏书》则编于《禹贡》，《周书》则托于《王会》。亦有图形九牧之鼎，《左》宣三年。列状四荒之经。《山海经》。观之者擅其博闻，学此二字一本倒刊。之者骋其多识。自汉氏拓境，无国不宾，则有邛竹传节，口酱流味，大宛献一作“输”。其善马，条支致其巨雀。爱及魏、晋，迄于周、隋，咸亦遐迩来王，任土作贡。异物归于计吏，奇名显于职方。
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方物志，列于食货之首。
帝王苗裔，公侯子孙，余庆所钟，百世无绝。能言吾祖，郯子见师于孔公；不识其先，籍谈取诮于姬后。故周撰《世本》，式辨诸宗：楚置三闾，实掌王族。逮乎晚叶，谱学尤烦。用之于官，可以品藻土庶；施之于国，可以甄别华夷，自刘、曹受命，雍、豫为宅，世胄相承，子孙蕃衍。及永嘉东渡，流寓扬、越：代氏南迁，革夷从夏。于是中朝江左，一作“右”。南北混淆；华壤边民，虏汉相杂。隋有天下，文轨大同，江外，南兼陈氏。山东，东并高齐。人物殷凑。其间高门素一作“贵”。族，非复一家；郡正州曹，旧作“都”。世掌其任。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氏族志，列于百官之下。
盖自都邑以降，氏族而住，实为志者所宜先，而诸史竟无其录。如休文《宋籍》，广以《符瑞》；伯起《魏篇》，加之《释老》，徒以不急为务，曾何足云。惟此数条，粗加商略，得失利害，从可知矣。庶夫后来作者，择其善而行之。
或问曰：子以都邑、氏族、方物宜名纂一作“缵”。次，以志名篇，夫史之有志，多凭旧说，苟世无其录，则阙而不编，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。对曰：案帝王建国，本无恒所，作者记事，亦在相时。远则汉有《三辅典》，近则隋有《东都记》。并记一统之都。于南则有宋《南徐州记》、《晋宫阙名》，记南朝。于北则有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邺都故事》。记北朝。盖都邑之事，尽在是矣。谱牒之作，盛于中古。汉有赵岐《三辅决录》，晋有挚虞《族姓旧作“姓族”。记》；记一统世族。江左有两王《百家谱》，记南族。中原有《方司殿疑当作“选”。格》。记北族。盖氏族之事，尽在是矣。自沈莹著《临海水土》，周处撰《阳羡风土》，旧作“土风”。二老举其始作。厥类众多，谅非一族。是以《地理》为书，陆澄集而难尽；《水经》加注，郦元编而不穷。总括续撰。盖方物之事，尽在是矣。凡此诸书，代不乏作，必聚而为志，奚患无文？譬夫涉海求鱼，登山采木，至于鳞介修短，柯条巨细，盖在择之而已。苟为鱼人、匠者，何虑山海之贫罄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