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5部 卷四百六十五
作者：董诰等 纂修◎ 陆贽（六）
◇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
△其一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
国朝著令，赋役这法有三：一曰租，二曰调，三曰庸。古者一井之地，九夫共之，公田在中，藉而不税。私田不善则非吏，公田不善则非民。事颇纤微，难於防检，春秋之际，已不能行。故国家袭其要而去其烦，丁男一人，授田百亩，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。言以公田假人，而收其租入，故谓之租。古者任土之宜，以奠赋法。国家就因往制，简而一之，每丁各随乡土所出，岁输若绢若绫若纟，共二丈，绵三两。其无蚕桑之处，则输布二丈五尺，麻三斤，以其据丁户，调而取之，故谓之调。古者用人之力，岁不过三日，后代多事，其增十之。国家斟酌物宜，立为中制，每丁一岁定役二旬，若不役则收其庸，日准三尺，以其出绢而当庸直，故谓之庸。此三道者，皆宗本前哲之规模，参考历代之利害，其取法也远，其立意也深，其敛财也均，其域人也固，其裁规也简，其备虑也周。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，有身则有庸。天下为家，法制均一，虽欲转徙，莫容其奸。故人无摇心，而事有定制。以之厚生，则不是防而家业可久；以之成务，则不较阅而众寡可知；以之为理，则法不烦而教化行；以之成赋，则下不困而上用足。三代创制，百王是程，虽维御损益之术小殊，而其义则一也。天宝季岁，羯胡乱华，海内波摇，兆庶云扰，版图隳於避地，赋法壤於奉军。建中之初，再造百度，执事者知弊之宜革，而所作兼失其源，知简之可从，而所操不得其要。旧患虽减，新复滋，救跛成痿，展转增剧。凡欲拯其积弊，须穷致弊之由，时弊则但理其时，法弊则全革其法，而又揆新校旧，虑远图难。规略未详悉，固不果行；利害非相悬，固不苟变。所为必当，基悔乃亡。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终，斯皆以弊易弊者也。至如赋役旧法，乃是圣祖典章，行之百年，人以为便。兵兴之后，供亿不恒，乘急诛求，渐隳经制，此所谓时之弊，非法弊也。时有弊而未理，法无弊而已更，埽庸调之成规，创两税之新制，立意且爽，弥纶又疏，竭耗编，日日滋甚。夫作法裕於人，未有不得人者也；作法裕於财，未有不失人者也。陛下初膺宝位，思致理平，诞发德音，哀痛流弊，念征役之烦重，悯黎之困穷，分命使臣，敷扬惠化。诚宜损上益下，啬用节财，窒侈欲以荡其贪风，息冗费以纾其厚敛。而乃搜摘郡邑，劾验簿书，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，便为两税定额。此乃采非法之权令，以为经制；总无名之暴赋，以立恒规。是务取财，岂云恤隐？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为本，得非立意且爽者乎！夫财之所生，必因人力，工而能勤则丰富，拙而兼惰则窭空。是以先王之制赋入也，必以丁夫为本，无求於力分之外，无贷於力分之内。故不以务穑增其税，不以辍稼减其租，则播种多；不以殖产厚其征，不以流寓免其调，则地著固；不以饬励重其役，不以窳怠蠲其庸，则功力勤。如是，然后能使人安其居，尽其力，相观而化，时靡遁心，虽有惰游不率之人，亦巳惩矣。两税之立，则异於斯，唯以资产为宗，不以丁身为本。资产少者则其税少，资产多者则其税多，曾不悟资产之中，事情不一：有藏於襟怀囊箧，物虽贵而人莫能窥；有积於场辅囤仓，直虽轻而众以为富；有流通蕃息之货，数虽寡而计日收赢；有庐舍器用之资，价虽高而终岁无利。如此之比，其流实繁，一概计估算缗，宜其失平长伪。由是务轻费而乐转徙者，恒脱於徭税，敦本业而树居产者，每困於征求。此乃诱之为奸，《区支》之避役，力用不得不弛，风俗不得不讹，闾井不得不残，赋入不得不阙。复以创制之首，不务齐平但令本道本州。各依旧额征税。军兴已久，事例不常，供应有烦简之殊，牧守有能否之异，所在徭赋，轻重相悬。既成新规，须惩积弊，化之所在，足使无偏，减重分轻，是将均济。而乃急於聚敛，惧或蠲除，不量物力所堪，唯以旧额为准。旧重之处，流亡益多；旧轻之乡，归附益众。有流亡，则已重者摊征转重；有归附，则巳轻者散出转轻。高下相倾，势何能止。又以谋始之际，不立科条，分遣使臣，凡十余辈，专行其意，各制一隅。遂使人殊见，道异法，低昂不类，缓急不伦。逮至复命于朝，竟无类会裁处，其於舂驳，胡可胜言。利害相形，事尤非便，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为虑，得非弥纶又疏者乎！立意且爽，弥纶又疏，凡厥疲人，已婴其弊。就加保育，犹惧不支，况复亟缭棼丝，重伤宿，其为扰病，抑又甚焉。请为陛下举其尤者六七端，则人之困穷固可知矣。大历中，纪纲废弛，百事从权，至於率税少多，皆在牧守裁制。邦赋既无定限，官私惧有阙供，每至征配之初，例必广张名数，以备不时之命。且为施惠之资。应用朋余，则遂减放。增损既由郡邑，消息易协物宜，故法虽久元刂，而人未甚瘁。及总杂征虚数，友为两税恒规，悉登地官，咸系经费，计奏一定，有加无除，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一也。本惩赋敛繁重，所以变旧从新，新法既行，巳重於旧。旋属征讨，国用不充，复以供军为名，每贯加征二百，当道或增戎旅，又许量事取资，诏敕皆谓权宜，悉令事毕停罢。息兵巳久，加税如初。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二也。定税之数，皆计缗钱，纳税之时，多配绫绢。往者纳绢一匹，当钱三千二三百文，今者纳绢一匹，当钱一千五六百文，往输其一者，今过於二矣。虽官非增赋，而私已倍输，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三也。诸州税务，送至上都，度支颁给群司，例皆增长本价，而又缪称折估抑使剥征，奸吏因缘，得行侵夺，所获殊寡，所据殊多。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四也。税法之重若是，既於已极之中，而复有奉进宣索之繁，尚在其外。方岳颇拘於成例，莫敢阙供；朝典又束以彝章，不许别税。绮丽之饰，纨素之饶，非从地生，非自天降，若不出编户之筋力膏髓，将安所取哉。於是有巧避微文，曲承睿旨，变征役以召雇之目，换科配以和市之名，广其课而狭偿其庸，精其入而粗计其直。以召雇为目而捕之，不得不来；以和市为名而迫之，不得不出。其为妨抑，特甚常徭。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五也。大历中，非法赋敛，急备供军，折估宣索进奉之类者，既并收入两税矣。今於两税之外，非法之事，复又并存。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六也。建中定税之始，诸道己不均齐，其后或吏理失宜，或兵赋偏重，或疠疾钟害，或水旱荐灾，田里荒芜，户口减耗。牧守苟避於殿责，罕尽申闻，所司姑务於取求，莫肯矜恤。遂於逃死阙乏税额，累加见在疲。一室巳空，四邻继尽，渐行增广，何由自存。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七也。自至德讫於大历，二十年余，兵乱相乘，海内罢弊。幸遇邻陛下绍膺宝运，忧济生灵，诞敷圣谟，痛矫前弊，重爱人节用之旨，宣轻徭薄赋之名。率土黎，感涕相贺，延颈企踵，咸以为太平可期。既而制失其中，敛从其重，颇乖始望，已沮群心。因之以兵甲，而烦暴之取转加；继之以献求，而静约之风浸靡。臣所知者，才梗耳，而人益困穷之事，已有七焉，臣所不知，何啻於此。陛下倘追思大历中所闻人闻疾苦，而又有此七事，重增於前，则人之无聊，不问可悉。昔鲁哀公问於有若曰：「年饥，用不足。如之何？」有若对曰：「盍彻乎！」哀公曰：「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」有若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」孔子曰：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而无怨，节而无贫，和而无寡，安而无倾。」汉文恤患救灾，则命郡国无来献。是以人为本，以财为末，人安则财赡，本固则邦宁。今百姓艰穷，非止不足；税额类例，非止不均；求取繁多，非止来献；诚可哀悯，亦可忧危。此而不图，何者为急？圣情重慎，每戒作为，伏知贵欲因循，不敢尽求厘革，且去其太甚，亦足小休。望令所司与宰臣参量，据每年支用色目中，有不急者、无益者罢废之；有过制者、广费者减节之。遂以罢减之资，回给要切之用。其百姓税钱，因军兴每贯加征二百者，下诏停之，用复其言。俾人知信，下之化上，不令而行。诸道权宜加征，亦当自请蠲放，如是，则困穷之中，十缓其二三矣。供御之物，各有典司，任土之宜，各有常贡。过此以往，复何所须？假欲崇饰燕居，储备赐与，天子之贵，宁忧乏财。但敕有司，何求不给，岂必旁延进献，别徇营求。减德市私，伤风败法，因依纵扰，为害最深。陛下临御之初，已宏清净之化，下无曲献，上绝私求。近岁以来，稍渝前旨，今但涤，除流误，振起圣猷，则淳风再兴，贿道中寝。虽有贪饕之辈，曷由复肆侵渔，州郡羡财，亦将焉往？若不上输王府，理须下纾疲人，如是，则困穷之中，十又缓其四五矣。所定税物估价，合依当处月平。百姓输纳之时，累经州县简阅，事或涉於奸冒，过则不在户人，重重剥征，理甚无谓。望令所司，应诸州府送税物到京，但与色样相符，不得虚称折估如。滥恶尤甚。给用不充，惟罪元纳官司，亦勿更征百姓。根本既自端静，权叶无因动摇，如是，则困穷之中，十又缓其二三矣。然后据每年见供赋税之处，详谕诏旨，咸俾均平。每道各令知两税判官一人赴京，与度支类会参定，通计户数，以配税钱，轻重之间，大约可准。而双量土地之沃瘠计物产之少多，伦比诸州，定为两等。州等下者，其每户配钱之数少；州等高者，其每户配钱之数多。多少已差，悉令折衷。仍委观察使更於当管所配钱数之内，均融处置，务尽事宜。就於一管之中，轻重不得偏并，虽或未尽齐一，决当不甚低昂。既免扰人，且不变法。粗均劳逸，足救凋残。非但征赋易供，亦冀逋逃渐息。俟稍宁阜，更择所宜。
△其二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
夫国家之制赋税也，必先导以厚生之业，而后取其什一焉。其所取也，量人之力，任土之宜，非力之所出则不征，非土之所有则不贡，谓之通法，历代常行。大凡生於天地之间，而五材之用为急。五材者，金木水火土也。水火不资於作为，金木自产於山泽，唯土爰播植，非力不成，衣食之源，皆出於此。故可以勉人功定赋入者，惟布麻缯纩与百谷焉。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，而人之交易难准，又立货泉之法，以节轻重之宜，敛散弛张，必由於是。盖御财之大柄，为国之利权，守之在官，不以任下。然则谷帛者，人之所为也；钱货者，官之所为也。人之所为者，故租税取焉；官之所为者，故赋敛舍焉。此又事理著明者也，是以国朝著令，稽古作程，所取於人，不逾其分。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杂出缯纩布麻，非此族也，不在赋法。列圣遗典，粲然可征，曷常有禁人铸钱，而以钱为赋者也。今之两税，独异旧章，违任土之通方，效算缗，之末法，不稽事理，不揆人功，但估资产为差，便以钱谷定税，临时折征杂物，每岁色目颇殊。唯计求得之利宜，靡论供，办之难易，所征非所业，所业非所征。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，减价以卖其所有，一增一减，耗损已多。且百姓所营，唯在耕织，人力之作为有限，物价之贵贱无恒。而乃定税计钱，折钱纳物，是将有限之产，以奉无恒之输。纳物贱则供税之所出渐多，多则人力不给；纳物贵则收税之所入渐少，少则国用不充。公私二途，常不兼济，以此为法，未之前闻。往者初定两税之时，百姓纳绢一匹，折钱三千二百百文，大率万钱，为绢三匹。价计稍贵，数则不多。及乎颁给军装，计数而不计价，此所谓税入少而国用不充者也。近者百姓纳绢一匹，折钱一千五六百文，大率万钱，为绢六匹。价既转贱，数则渐加，向之蚕织不殊，而所输尚欲过倍，此所谓供税多而人力不给者也。今欲不甚改法，而精救灾害者，在乎约循典制，而以时变损益之。臣谓宜令所司，勘会诸州府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，加贱减贵，酌取其中，总计合税之钱，折为布帛之数，仍依庸调旧制，各随乡土所宜。某州某年定出税布若干端，某州某年定出税绢若干匹，其有纟绵杂货，亦随所出定名，勿更计钱，以为税数。如此，则土有常制，人有常输，众皆知上令之不迁，於是一其心而专其业。应出布麻者，则务於纺绩；供绵绢者，则事於蚕桑。日作月营，自然便习，各修家技，绵足供官。无求人假手之劳，无贱鬻贵买之费，无暴征急办之弊，无易常改作之烦。物甚贱而人之所出不加，物其贵而官之所入不减，是以家给而国足，事均而法行，此直稍循令典之旧规，固非创制之可疑者也。然蚩蚩之俗，罕究事情，好骋异端，妄行沮议。
臣请假为问答，以备讨论，陛下诚有意乎怜愍苍生，将务救恤，但垂听览，必有可行。议者若曰：「每岁经费所资，大抵皆纳钱数，若令以布帛为额，是命支计无凭。」答曰：「国初约法已来，常赋率由布帛输，二甲子制用不愆，何独当今则难支计。且经费之大，其流有三：军食一也，军衣二也，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。军衣固在於布帛，军食又限於地租其计钱为数者，独月俸资课而已。制禄唯不计钱，故三代以食人众寡为差，两汉以石数多少为秩。盖以钱者官府之权货，禄者吏属之常资，以常徇权，则丰约之度不得恒於家；以权为常，则轻重之柄不得专於国。故先王制禄以食，而平货以钱，然后国有权而家有节矣。况今馈饷方广，仓储未丰，尽复古规，或虑不足。若但据群官月俸之等，随百役资课之差，各依钱数少多，折为布帛定数，某官月给俸绢若干匹，某役月给资布若干端。所给色目精粗，有司明立条例，便为恒制，更不计钱。物甚贱而官之所给不加，物甚贵而私之所禀不减，官私有准，何利如之。生人大端，衣食为切，有职田以供食，有俸绢以供衣，从事之家，固足自给，以兹制事，谁曰不然。夫然，则国之用财，多是布帛，定以为赋，复何所伤。」议者曰：「吏禄军装，虽颁布粟，至於以时敛籴，用权物价重轻，是必须钱，於何取给？」答曰：「古之圣人，所以取山泽之蕴材，作泉布之宝货，国专其利，而不与人共之者，盖为此也。物贱由乎钱少，少则重，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；物贵由乎钱多，多则轻，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。是乃物之贵贱，系於钱之多少；钱之多少，在於官之盈缩。官失其守，反求於人，人不得铸钱，而限令供税，是使贫者破产，而假资於富有之室，富者蓄货，而窃行於轻重之权。下困齐人，上亏利柄，今之所病，谅在於斯。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，峻用铜为器之禁，苟制持得所，则钱不乏矣。有粜盐以入其直，有榷酒以纳其资，苟消息合宜，则钱可收矣。钱可收，固可以敛轻为重；钱不乏，固可以散重为轻。弛张在官，何所不可，虑无所给，是未知方。」议者若曰：「自定两税以来，恒使计钱纳物，物价渐贱，所纳渐多，出给之时，又增虚估广求羡利，以赡库钱。岁计月支，犹患不足，今若定供布帛，出纳以平，军国之资，无乃有阙？」答曰：「自天宝以后，师旅数起，法度消亡。肃宗拨滔天之灾，而急於功赏；先帝迈含垢之德，而缓於纠绳。由是用颇殷繁，俗亦靡弊，公赋巳重，别献继兴；别献既行，私赂竞长。诛求刻剥，日长月滋，积累以至於大历之间，所谓取之极甚者也。今既总收极甚之数，定为两税矣；所定别献之类，复在数外矣；间缘军用不给，巳尝加征矣；近属折纳价钱，则又多获矣。比於大历极甚之数，殆将再益其倍焉。复幸年谷屡丰，兵车少息，而用常不足，其故何哉？盖以事逐情生，费从事广，物有剂而用无节，夫安得不乏乎！苟能黜其情，约其用，非但可以布帛为税，虽更减其税亦可也；苟务逞其情，侈其用，非但行今重税之不足，虽更加其税亦不足也。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，人力之成物有大限，取之有度，用之有节，则常足；取之无度，用之无节，则常不足。生物之丰败由天，用物之多少由人，是以圣王立程，量入为出，虽遇灾难，下无困穷。理化既衰，则乃反是，量出为入，不恤所无。故鲁哀公问，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有若对以盍彻。桀用天下而不足，汤用七十里而有余，是乃用之盈虚，在节与不节耳。不节则虽盈必竭，能节则虽虚必盈。卫文公承灭国之余，建新徙之业，革车不过三十乘，岂不甚殆哉！而能衣大布，冠大帛，约巳率下，通商务农，卒以富强，见称载籍。汉文帝接秦项积久伤夷之弊，继高吕革创多事之时，家国虚残，日不暇给，而能恭俭节用，静事息人。服弋绨，履革舄，却骏马而不御，罢露台而不修，屡赐田租以厚庶，遂使户口蕃息，百物阜殷。乃至乡曲宴游，乘牝者不得赴会；子孙生长，或有积数十岁不识市廛；御府之钱，贯朽而不可校；太仓之粟，红腐而不可食。国富於上，人安於下，生享遐福，没垂令名，人到於今称其仁贤，可谓盛矣。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荡，再造寰区，武德年中，革车屡动，继以灾歉，人多流离。贞观之初，荐属霜旱，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，米价腾贵，斗易一缣，道路之间，馁殍相藉。太宗敦行俭约，抚养困穷，视人如伤，劳徕不倦。百姓有鬻男女者，出御府金帛，赎还其家。严禁贪残，慎节徭赋，弛不急之用，省无事之官，黜损乘舆，斥出宫女。太宗尝有气疾，百官以大内卑湿，请营一阁以居，尚惮烦劳，竟不之许。是以至诚上感，淳化下敷，四方大和，百谷连稔。贞观八年以后，米斗至四五钱，俗阜休行，人知义让，行旅万里，或不赍粮。故人到於今，谈帝王之盛，则必先太宗之圣功；论理道之崇，则必慕贞观之故事。此三君者，其经始岂不艰窘哉？皆以啬用爱人，竟获丰福，是所谓能节虽虚必盈之效也。秦始皇据崤函之固，藉雄富之业，专力农战，广收材豪，故能芟灭暴强，宰制天下。功成志满，自谓有泰山之安，贪欲炽然，以为六合莫予违也。於是发闾左之戍，征太半之赋，进谏者谓之宣谤，恤隐者谓之收恩，故征发未终，而宗社已泯。汉武帝遇时运理平之会，承文景勤俭之积，内广兴作，外张甲兵，侈汰无穷，遂致殚竭。大搜财货，算及舟车，远近骚然，几至颠覆。赖武帝英姿大度，付任以能，纳谏无疑，改过不吝，下哀痛之诏，罢征伐之劳，封丞相为富民侯，以示休息，邦本摇而复定，帝祚危而再安。隋氏因周室平齐之资，府库充实，开皇之际，理尚清廉，是时公私丰饶，议者以比汉之文景。炀帝嗣位，肆行骄奢，竭耗生灵，不知止息，海内怨叛，以至於亡。此三君者，其所凭藉，岂不丰厚哉！此皆以纵欲残人，竟致蹙丧，是所谓不节则虽盈必竭之效也。秦隋不悟而遂灭，汉武中悔而获存，乃知惩与不惩、觉与不觉，其於得失相远，复有存灭之殊，安可不思，安可不惧。今人穷日甚，国用岁加，不时节量，其势必蹙，而议者但忧财利之不足，罔虑安危之不持。若然者，则太宗汉文之德曷见称？秦皇隋炀之败靡足戒，唯欲是逞，复何规哉。幸属休明，将期致理，急聚敛而忽於勤恤，固非圣代之所宜言也。」
△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
夫欲施教化，立度程，必先域人，使之地著。古之王者，设井田之法，以安其业；立五宗之制，以缀其恩。犹惧其未也，又教之族坟墓，敬桑梓，将以固人之志，定人之居，俾皆重迁，然可为理。厥后又督之以出乡游惰之禁，纠之以版图比阅之方，虽训导渐微，而检制犹密，历代因袭，以为彝章，其理也必谨於堤防，其乱也必慢於经界。斯道崇替，与时兴衰。人主失之，则不可御寰区；守长失之，则不可厘郡邑。理人之要，莫急於兹。顷因兵兴，典制弛废，户版之纪纲罔缉，土断之条约不明，恣人浮流，莫克禁止。纵之则凑集，整之则惊离，恒怀幸心，靡固本业。是以赋税不一，教令不行，长人者又罕能推忠，恕易地之情，体至公徇国之意。迭行小惠，竞诱奸，以倾夺邻境为智能，以招萃逋逃为理化。舍彼适此者，既为新收而获宥；倏忽往来者，又以复业而见优。唯怀土安居，首末不迁者，则使之日重，敛之日加，是令地著之人，恒代惰游服役，则何异驱之转徙，教之浇讹。此由牧宰不克宏通，各私所部之过也。及夫廉使奏课，会府考功，但守常规，不稽时变。其所以为长吏之能者，大约在於四科：一曰户口增加，二曰田野垦辟，三曰税钱长数，四曰征办先期。此四者，诚吏职之所崇，然立法齐人，久无不弊。法之所沮，则人饰巧而苟避其网；法之所劝，则人兴伪以曲附其文。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，则巧伪萌生，恒因沮劝而滋矣。夫课吏之法，所贵户口增加者，岂不以抚字得所，人益阜蕃乎？今或诡情以诱其奸浮，苛法以析其亲族，苟益户数，务登赏条。所诱者将议薄征，已遽惊散；所析者不胜重税，又渐流亡。州县破伤，多起於此。长吏相效以为绩，安忍莫惩；齐人相扇以成风，规避转甚。不究实而务增户口，有如是之病焉。所贵田野垦辟者，岂不以训导有术，人皆乐业乎？今或牵率黎，播植荒废，约以年限，免其地租。苟农夫不增，而垦田欲广，新亩虽辟，旧畲反芜。人利免租颇亦从令，年限才满，复为莱，有益烦劳，无增稼穑。不度力而务辟田野，有如是之病焉。所贵税钱长数者，岂不以既庶而富，人可加赋乎？今或重困疲羸，力求附益，捶骨沥髓，隳家取财，苟媚敛之司，以为仕进之路，不恤人而务长税数，有如是之病焉。所贵征办先期者，岂不以物力优赡，人皆乐输乎？今或肆毒作威，残人逞欲，事有常限，因而促之，不量时宜，唯尚强济，丝不容织，粟不暇舂，矧伊贫虚，能不奔迸，不恕物而务先征办，有如是之病焉。然则引人逋逃，蹙人艰窘，唯兹四病，亦有助焉。此由考不切事情，而泛循旧辙之过也。且夫户口增加，田野垦辟，税钱长数，征办先期，若不以实事验之，则真伪莫得而辨，将验之以实，则租赋须加。所加既出於人，固有受其损者，此州若增客户，彼郡必减居人，增处邀赏，而税数有加，减处攫罪，而税数不降。倘国家所设考课之法，必欲崇於聚敛，则如斯可矣，将有意乎富俗而务理，岂不刺谬欤？当今之要，在於厚人而薄财，损上以益下。下苟利矣，上必安焉，则少损者，所以招大益也。人既厚矣，财必赡焉，则暂薄者。所以成永厚也。臣愚谓宜申命有司，详定考绩，往贵於加者，今务於减焉。假如一州之中，所税旧有定额，凡管几许百姓，复作几等差科，每等有若干户人，每户出若干税物，各令条举，都数年别一申使司，使司详覆有凭，然后录报户部。若当管之内，人益阜殷，所定税额有余，任其据户均减，率计减数多少，以为考课等差。其当管税物通比较，每户十分减三分者为上课，十分减二分者次焉，十分减一分者又次焉。如或人多流亡，加税见户，比校殿罚，法亦如之。其百姓所出田租则各以去年应输之数，便为定额，每岁据征，更不勘责检巡。增辟者勿益其租废耕者不降其数，足以诱导垦植，且免妨夺农功，事简体宏，人必悦劝。每至定户之际，但据杂产较量，田既自有恒租，不宜更入两税。如此则吏无苟且，俗变浇浮，不督课而人自乐耕，不防闲而众皆安土。斯亦当今富人固本之要术，在陛下举而行之。
△其四论税期限迫促
建官立国，所以养人也；赋人取财，所以资国也。明君不厚其所资，而害其所养，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，先家给而敛其余财。遂人所营，恤人所乏，借必以度，敛必以时。有度则忘劳，得时则易给。是以官事无阙，人力不殚，公私相全，上下交爱。古之得众者，其率用此欤。法制或亏，本末倒置，但务取人以资国，不思立国以养人，非独徭赋繁多，无蠲贷，至於征收迫促，亦不矜量。蚕事方兴，巳输缣税；农功未艾，遽敛谷租。上司之绳责既严，下吏之威暴愈促，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，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。所系迟速之间，不过月旬之异，一宽税限，岁岁相承，迟无所妨，速不为益，何急敦逼，重伤疲人。顷缘定税之初，期约未甚详悉，旋属征役多故，复令先限量征，近虽优延，尚未均济。望委转运使与诸道观察使商议，更详定征税期限闻奏。各随当土风俗所便，时候所宜，务於纾人，俾得办集。所谓惠而不费者，则此类也。
△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臣闻仁君在上，则海内无馁殍之人，岂必耕而饷之，爨而食之哉。盖以虑得其宜，制得其道，致人於歉乏之外，设备於灾之前，是以年虽大杀，众不忄匡惧。夫水时为败，尧汤被之矣，阴阳相寇，圣何御哉！所贵尧汤之盛者，在於遭患。能济耳。凡厥哲后，皆谨循之。故《王制》记虞夏殷周四代之法，乃云：「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，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。」《周官》司徒之属亦云：「掌乡里之委积，以恤艰厄；县鄙之委积，以待凶荒。」王制既衰，杂以权术。魏用平籴之法，汉置常平之仓，利兼公私，颇亦为便。隋氏立制，始创社仓，终於开皇，人不饥馑。贞观初，戴胄建积谷备灾之议，太宗悦焉，因命有司，详立条制，所在贮粟，号为义仓。丰则敛藏，俭则散给，历高宗之代，五六十载，人赖其资。国步中艰，斯制亦弛。开元之际，渐复修崇。是知储积备灾，圣王之急务也。《语》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。」此言君养人以成国，人戴君以成生，上下相成，事如一体。然则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，盖率土臣庶，通为之计耳，固非独丰公庾，不及编。《记》所谓「虽有凶旱水溢，人无菜色」，良以此也。后代失典籍备虑之旨，忘先王子爱之心，所蓄粮储，唯计廪庾。犬彘厌人之食，而不知检；沟壑委人之骨，而不能恤。乱兴於下，祸延於上，虽有公粟，岂得而食诸！故立国而不先养人，国固不立矣；养人而不先足食，人固不养矣；足食而不先备灾，食固不足矣。为官而备者，人必不赡；为人而备者，官必不穷。是故论德昏明，在乎所务本末。务本则其末自遂，务末则其本兼亡，国本於人，安得不务。顷以寇戎为梗，师旅亟兴，惠恤之方，多所未暇，每遇阴阳愆候，年不顺成，官司所储祗给军食。支计苟有所阙，犹须更取於人，人之凶荒，岂遑赈救。人小乏则求取息利，人大乏则卖鬻田庐。幸逢有年，才傥逋债，敛获始毕，糇粮巳空，执契担囊，行复贷假，重重计息，食每不充。倘遇荐饥，遂至颠沛，室家相弃，骨肉分离，乞为奴仆，犹莫之售，或行丐ㄩ，或缢死道途。天灾流行，四方代有，率计被其害者，每岁常不下一二十州。以陛下为人父母之心，若垂省忧，固足伤恻，幸有可救之道，焉可舍而不念哉？今赋役巳繁，人力巳竭，穷岁汲汲，永无赢余，课之聚粮终不能致，将树储蓄根本，必藉官司助成。陛下诚能为人备灾，过听愚计，不害经费，可垂永图。近者有司奏请税茶，岁约得五十万贯，元敕令贮户部，用救百姓凶饥，今以蓄粮适副前旨。望令转运使总计诸道户口多少，每年所得税茶钱，使均融分配各令当道巡院主掌。每至谷麦熟时，即与观察使计会，散就管内州县和籴，便於当处置仓收纳，每州令录事参军专知。仍定观察判官一人与和籴巡院官同勾当，亦以义仓为名，除赈给百姓已外，一切不得贷便支用。如时当大稔，事至伤农，则优与价钱，广其籴数，谷若稍贵，籴亦便停，所籴少多，与年上下，准平谷价，恒使得中。每遇灾荒，即以赈给，小歉则随事借贷，大饥则录奏分颁，许从便宜，务使周济，循环敛散，遂以为常。如此，则蓄财息债者，不能耗吾人；聚谷幸灾者，无以牟大利。富不至侈，贫不至饥，农不至伤，籴不至贵，一举事而众美具，可不务乎。俟人小休，渐劝私积，平籴之法斯在，社仓之制兼行，不出十年之中，必盈三岁之蓄，宏长不巳，升平可期。使一代黎人，永无馁乏，此尧汤所以见称於千古也。愿陛下遵之慕之，继之齐之。苟能存诚，蔑有不至。
△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於公税国之纪纲，在於制度，商农工贾，各有所专，凡在食禄之家，不得与人争利。此王者所以节财力，砺廉隅，是古今之所同，不可得而变革者也。代理则其道存而不犯，代乱则其制委而不行。其道存，则贵贱有章，丰杀有度，车服田宅，莫敢僭逾，虽积货财，无所施设。是以咸安其分，罕徇贪求。藏不偏多，故物不偏罄，用不偏厚，故人不偏穷。圣王能使礼让兴行，而财用均足，则此道也。其制委，则法度不守，教化不从，唯货是崇，唯力是骋，货力苟备，无欲不成。租贩兼并，下锢齐人之业；奉养丰丽，上侔王者之酋。户蓄群黎，隶役同辈，既济嗜欲，不虞宪章，肆其贪忄林，曷有纪极。天下之物有限，富室之积无涯。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，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；富一家而倾千家之产，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。举类推之，则海内空乏之流，亦巳多矣。故前代致有风俗讹靡，氓庶困穷，由此弊也。
今兹之弊，则又甚焉。夫物之不可掩藏，而易以阅视者，莫著乎田宅。臣请又措其宅而勿议，且举占田一事以言之。古先哲王，疆理天下，百亩之地，号曰一夫，盖以一夫授田，不得过於百亩也。欲使人无废业，田无旷耕，人力田畴，二者适足，是以贫弱不至竭涸，富厚不至奢淫，法立事均，斯谓制度。今制度弛紊，疆理隳坏，恣人相吞，无复畔限。富者兼地数万亩，贫者无容足之居，依托强豪，以为私属，贷其种食，赁其田庐，终年服劳，无日休息，罄输所假，常患不充。有田之家，坐食租税，贫富悬绝，乃至於斯，厚敛促征，皆甚公赋。今京畿之内，每田一亩，官税五升，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，是二十倍於官税也。降及中等，租犹半之，是十倍於官税也。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，耕稼农夫之所为，而兼并之徒，居然受利。官取其一，私取其十，穑人安得足食，分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。昔之为理者，所以明制度而谨经界，岂虚设哉！斯道浸亡，为日巳久，顿欲修整，行之实难，革弊化人，事当有渐。望令百官集议，参酌古今之宜，凡所占田，约为条限，裁减租价，务利贫人。法贵必行，不在深刻。裕其制以便俗，严其令以惩违，微损者余，稍优不足，损不失富，优可赈穷，此故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，不可舍也。
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对，因叙赋税烦重，百姓因穷，伏奉恩旨，令具条疏闻奏。今且举其甚者，谨件如前。臣闻於《书》曰：「无轻人事惟难，无安厥位惟危。」此理之所以兴也。又曰：「厥后嗣王生则逸，不知稼穑之艰难。」此乱之所由始也。以陛下天纵圣哲，事更忧危，夙夜孜孜，志求致理。往年论及百姓，必为凄然动容，每言朕於苍生，支体亦无所惜。臣久叨近侍，亟奉德音，窃谓一代黔黎，必跻富寿之域。昨奏人间疾苦，十分才及二三，圣情巳甚惊疑，皆谓臣言过当。然则愁怨之事，何由上闻，煦育之恩，何由下布？典籍所戒，信而有征，一亏圣猷，实可深惜。臣又闻於《书》曰：「非知之艰，行之唯艰。」窃惟陛下所以惊疑於微臣之言者，但闻之未熟耳。此乃股肱耳目之任，仰负於陛下，诚所谓知之非艰，尚未足深累圣德也。今则既知之矣，愿陛下勿复艰於所行，居安思危，亿兆幸甚。谨奏。
◇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
△其一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
国朝著令，赋役这法有三：一曰租，二曰调，三曰庸。古者一井之地，九夫共之，公田在中，藉而不税。私田不善则非吏，公田不善则非民。事颇纤微，难於防检，春秋之际，已不能行。故国家袭其要而去其烦，丁男一人，授田百亩，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。言以公田假人，而收其租入，故谓之租。古者任土之宜，以奠赋法。国家就因往制，简而一之，每丁各随乡土所出，岁输若绢若绫若纟，共二丈，绵三两。其无蚕桑之处，则输布二丈五尺，麻三斤，以其据丁户，调而取之，故谓之调。古者用人之力，岁不过三日，后代多事，其增十之。国家斟酌物宜，立为中制，每丁一岁定役二旬，若不役则收其庸，日准三尺，以其出绢而当庸直，故谓之庸。此三道者，皆宗本前哲之规模，参考历代之利害，其取法也远，其立意也深，其敛财也均，其域人也固，其裁规也简，其备虑也周。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，有身则有庸。天下为家，法制均一，虽欲转徙，莫容其奸。故人无摇心，而事有定制。以之厚生，则不是防而家业可久；以之成务，则不较阅而众寡可知；以之为理，则法不烦而教化行；以之成赋，则下不困而上用足。三代创制，百王是程，虽维御损益之术小殊，而其义则一也。天宝季岁，羯胡乱华，海内波摇，兆庶云扰，版图隳於避地，赋法壤於奉军。建中之初，再造百度，执事者知弊之宜革，而所作兼失其源，知简之可从，而所操不得其要。旧患虽减，新复滋，救跛成痿，展转增剧。凡欲拯其积弊，须穷致弊之由，时弊则但理其时，法弊则全革其法，而又揆新校旧，虑远图难。规略未详悉，固不果行；利害非相悬，固不苟变。所为必当，基悔乃亡。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终，斯皆以弊易弊者也。至如赋役旧法，乃是圣祖典章，行之百年，人以为便。兵兴之后，供亿不恒，乘急诛求，渐隳经制，此所谓时之弊，非法弊也。时有弊而未理，法无弊而已更，埽庸调之成规，创两税之新制，立意且爽，弥纶又疏，竭耗编，日日滋甚。夫作法裕於人，未有不得人者也；作法裕於财，未有不失人者也。陛下初膺宝位，思致理平，诞发德音，哀痛流弊，念征役之烦重，悯黎之困穷，分命使臣，敷扬惠化。诚宜损上益下，啬用节财，窒侈欲以荡其贪风，息冗费以纾其厚敛。而乃搜摘郡邑，劾验簿书，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，便为两税定额。此乃采非法之权令，以为经制；总无名之暴赋，以立恒规。是务取财，岂云恤隐？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为本，得非立意且爽者乎！夫财之所生，必因人力，工而能勤则丰富，拙而兼惰则窭空。是以先王之制赋入也，必以丁夫为本，无求於力分之外，无贷於力分之内。故不以务穑增其税，不以辍稼减其租，则播种多；不以殖产厚其征，不以流寓免其调，则地著固；不以饬励重其役，不以窳怠蠲其庸，则功力勤。如是，然后能使人安其居，尽其力，相观而化，时靡遁心，虽有惰游不率之人，亦巳惩矣。两税之立，则异於斯，唯以资产为宗，不以丁身为本。资产少者则其税少，资产多者则其税多，曾不悟资产之中，事情不一：有藏於襟怀囊箧，物虽贵而人莫能窥；有积於场辅囤仓，直虽轻而众以为富；有流通蕃息之货，数虽寡而计日收赢；有庐舍器用之资，价虽高而终岁无利。如此之比，其流实繁，一概计估算缗，宜其失平长伪。由是务轻费而乐转徙者，恒脱於徭税，敦本业而树居产者，每困於征求。此乃诱之为奸，《区支》之避役，力用不得不弛，风俗不得不讹，闾井不得不残，赋入不得不阙。复以创制之首，不务齐平但令本道本州。各依旧额征税。军兴已久，事例不常，供应有烦简之殊，牧守有能否之异，所在徭赋，轻重相悬。既成新规，须惩积弊，化之所在，足使无偏，减重分轻，是将均济。而乃急於聚敛，惧或蠲除，不量物力所堪，唯以旧额为准。旧重之处，流亡益多；旧轻之乡，归附益众。有流亡，则已重者摊征转重；有归附，则巳轻者散出转轻。高下相倾，势何能止。又以谋始之际，不立科条，分遣使臣，凡十余辈，专行其意，各制一隅。遂使人殊见，道异法，低昂不类，缓急不伦。逮至复命于朝，竟无类会裁处，其於舂驳，胡可胜言。利害相形，事尤非便，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为虑，得非弥纶又疏者乎！立意且爽，弥纶又疏，凡厥疲人，已婴其弊。就加保育，犹惧不支，况复亟缭棼丝，重伤宿，其为扰病，抑又甚焉。请为陛下举其尤者六七端，则人之困穷固可知矣。大历中，纪纲废弛，百事从权，至於率税少多，皆在牧守裁制。邦赋既无定限，官私惧有阙供，每至征配之初，例必广张名数，以备不时之命。且为施惠之资。应用朋余，则遂减放。增损既由郡邑，消息易协物宜，故法虽久元刂，而人未甚瘁。及总杂征虚数，友为两税恒规，悉登地官，咸系经费，计奏一定，有加无除，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一也。本惩赋敛繁重，所以变旧从新，新法既行，巳重於旧。旋属征讨，国用不充，复以供军为名，每贯加征二百，当道或增戎旅，又许量事取资，诏敕皆谓权宜，悉令事毕停罢。息兵巳久，加税如初。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二也。定税之数，皆计缗钱，纳税之时，多配绫绢。往者纳绢一匹，当钱三千二三百文，今者纳绢一匹，当钱一千五六百文，往输其一者，今过於二矣。虽官非增赋，而私已倍输，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三也。诸州税务，送至上都，度支颁给群司，例皆增长本价，而又缪称折估抑使剥征，奸吏因缘，得行侵夺，所获殊寡，所据殊多。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四也。税法之重若是，既於已极之中，而复有奉进宣索之繁，尚在其外。方岳颇拘於成例，莫敢阙供；朝典又束以彝章，不许别税。绮丽之饰，纨素之饶，非从地生，非自天降，若不出编户之筋力膏髓，将安所取哉。於是有巧避微文，曲承睿旨，变征役以召雇之目，换科配以和市之名，广其课而狭偿其庸，精其入而粗计其直。以召雇为目而捕之，不得不来；以和市为名而迫之，不得不出。其为妨抑，特甚常徭。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五也。大历中，非法赋敛，急备供军，折估宣索进奉之类者，既并收入两税矣。今於两税之外，非法之事，复又并存。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六也。建中定税之始，诸道己不均齐，其后或吏理失宜，或兵赋偏重，或疠疾钟害，或水旱荐灾，田里荒芜，户口减耗。牧守苟避於殿责，罕尽申闻，所司姑务於取求，莫肯矜恤。遂於逃死阙乏税额，累加见在疲。一室巳空，四邻继尽，渐行增广，何由自存。此则人益困穷，其事七也。自至德讫於大历，二十年余，兵乱相乘，海内罢弊。幸遇邻陛下绍膺宝运，忧济生灵，诞敷圣谟，痛矫前弊，重爱人节用之旨，宣轻徭薄赋之名。率土黎，感涕相贺，延颈企踵，咸以为太平可期。既而制失其中，敛从其重，颇乖始望，已沮群心。因之以兵甲，而烦暴之取转加；继之以献求，而静约之风浸靡。臣所知者，才梗耳，而人益困穷之事，已有七焉，臣所不知，何啻於此。陛下倘追思大历中所闻人闻疾苦，而又有此七事，重增於前，则人之无聊，不问可悉。昔鲁哀公问於有若曰：「年饥，用不足。如之何？」有若对曰：「盍彻乎！」哀公曰：「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」有若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」孔子曰：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而无怨，节而无贫，和而无寡，安而无倾。」汉文恤患救灾，则命郡国无来献。是以人为本，以财为末，人安则财赡，本固则邦宁。今百姓艰穷，非止不足；税额类例，非止不均；求取繁多，非止来献；诚可哀悯，亦可忧危。此而不图，何者为急？圣情重慎，每戒作为，伏知贵欲因循，不敢尽求厘革，且去其太甚，亦足小休。望令所司与宰臣参量，据每年支用色目中，有不急者、无益者罢废之；有过制者、广费者减节之。遂以罢减之资，回给要切之用。其百姓税钱，因军兴每贯加征二百者，下诏停之，用复其言。俾人知信，下之化上，不令而行。诸道权宜加征，亦当自请蠲放，如是，则困穷之中，十缓其二三矣。供御之物，各有典司，任土之宜，各有常贡。过此以往，复何所须？假欲崇饰燕居，储备赐与，天子之贵，宁忧乏财。但敕有司，何求不给，岂必旁延进献，别徇营求。减德市私，伤风败法，因依纵扰，为害最深。陛下临御之初，已宏清净之化，下无曲献，上绝私求。近岁以来，稍渝前旨，今但涤，除流误，振起圣猷，则淳风再兴，贿道中寝。虽有贪饕之辈，曷由复肆侵渔，州郡羡财，亦将焉往？若不上输王府，理须下纾疲人，如是，则困穷之中，十又缓其四五矣。所定税物估价，合依当处月平。百姓输纳之时，累经州县简阅，事或涉於奸冒，过则不在户人，重重剥征，理甚无谓。望令所司，应诸州府送税物到京，但与色样相符，不得虚称折估如。滥恶尤甚。给用不充，惟罪元纳官司，亦勿更征百姓。根本既自端静，权叶无因动摇，如是，则困穷之中，十又缓其二三矣。然后据每年见供赋税之处，详谕诏旨，咸俾均平。每道各令知两税判官一人赴京，与度支类会参定，通计户数，以配税钱，轻重之间，大约可准。而双量土地之沃瘠计物产之少多，伦比诸州，定为两等。州等下者，其每户配钱之数少；州等高者，其每户配钱之数多。多少已差，悉令折衷。仍委观察使更於当管所配钱数之内，均融处置，务尽事宜。就於一管之中，轻重不得偏并，虽或未尽齐一，决当不甚低昂。既免扰人，且不变法。粗均劳逸，足救凋残。非但征赋易供，亦冀逋逃渐息。俟稍宁阜，更择所宜。
△其二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
夫国家之制赋税也，必先导以厚生之业，而后取其什一焉。其所取也，量人之力，任土之宜，非力之所出则不征，非土之所有则不贡，谓之通法，历代常行。大凡生於天地之间，而五材之用为急。五材者，金木水火土也。水火不资於作为，金木自产於山泽，唯土爰播植，非力不成，衣食之源，皆出於此。故可以勉人功定赋入者，惟布麻缯纩与百谷焉。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，而人之交易难准，又立货泉之法，以节轻重之宜，敛散弛张，必由於是。盖御财之大柄，为国之利权，守之在官，不以任下。然则谷帛者，人之所为也；钱货者，官之所为也。人之所为者，故租税取焉；官之所为者，故赋敛舍焉。此又事理著明者也，是以国朝著令，稽古作程，所取於人，不逾其分。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杂出缯纩布麻，非此族也，不在赋法。列圣遗典，粲然可征，曷常有禁人铸钱，而以钱为赋者也。今之两税，独异旧章，违任土之通方，效算缗，之末法，不稽事理，不揆人功，但估资产为差，便以钱谷定税，临时折征杂物，每岁色目颇殊。唯计求得之利宜，靡论供，办之难易，所征非所业，所业非所征。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，减价以卖其所有，一增一减，耗损已多。且百姓所营，唯在耕织，人力之作为有限，物价之贵贱无恒。而乃定税计钱，折钱纳物，是将有限之产，以奉无恒之输。纳物贱则供税之所出渐多，多则人力不给；纳物贵则收税之所入渐少，少则国用不充。公私二途，常不兼济，以此为法，未之前闻。往者初定两税之时，百姓纳绢一匹，折钱三千二百百文，大率万钱，为绢三匹。价计稍贵，数则不多。及乎颁给军装，计数而不计价，此所谓税入少而国用不充者也。近者百姓纳绢一匹，折钱一千五六百文，大率万钱，为绢六匹。价既转贱，数则渐加，向之蚕织不殊，而所输尚欲过倍，此所谓供税多而人力不给者也。今欲不甚改法，而精救灾害者，在乎约循典制，而以时变损益之。臣谓宜令所司，勘会诸州府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，加贱减贵，酌取其中，总计合税之钱，折为布帛之数，仍依庸调旧制，各随乡土所宜。某州某年定出税布若干端，某州某年定出税绢若干匹，其有纟绵杂货，亦随所出定名，勿更计钱，以为税数。如此，则土有常制，人有常输，众皆知上令之不迁，於是一其心而专其业。应出布麻者，则务於纺绩；供绵绢者，则事於蚕桑。日作月营，自然便习，各修家技，绵足供官。无求人假手之劳，无贱鬻贵买之费，无暴征急办之弊，无易常改作之烦。物甚贱而人之所出不加，物其贵而官之所入不减，是以家给而国足，事均而法行，此直稍循令典之旧规，固非创制之可疑者也。然蚩蚩之俗，罕究事情，好骋异端，妄行沮议。
臣请假为问答，以备讨论，陛下诚有意乎怜愍苍生，将务救恤，但垂听览，必有可行。议者若曰：「每岁经费所资，大抵皆纳钱数，若令以布帛为额，是命支计无凭。」答曰：「国初约法已来，常赋率由布帛输，二甲子制用不愆，何独当今则难支计。且经费之大，其流有三：军食一也，军衣二也，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。军衣固在於布帛，军食又限於地租其计钱为数者，独月俸资课而已。制禄唯不计钱，故三代以食人众寡为差，两汉以石数多少为秩。盖以钱者官府之权货，禄者吏属之常资，以常徇权，则丰约之度不得恒於家；以权为常，则轻重之柄不得专於国。故先王制禄以食，而平货以钱，然后国有权而家有节矣。况今馈饷方广，仓储未丰，尽复古规，或虑不足。若但据群官月俸之等，随百役资课之差，各依钱数少多，折为布帛定数，某官月给俸绢若干匹，某役月给资布若干端。所给色目精粗，有司明立条例，便为恒制，更不计钱。物甚贱而官之所给不加，物甚贵而私之所禀不减，官私有准，何利如之。生人大端，衣食为切，有职田以供食，有俸绢以供衣，从事之家，固足自给，以兹制事，谁曰不然。夫然，则国之用财，多是布帛，定以为赋，复何所伤。」议者曰：「吏禄军装，虽颁布粟，至於以时敛籴，用权物价重轻，是必须钱，於何取给？」答曰：「古之圣人，所以取山泽之蕴材，作泉布之宝货，国专其利，而不与人共之者，盖为此也。物贱由乎钱少，少则重，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；物贵由乎钱多，多则轻，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。是乃物之贵贱，系於钱之多少；钱之多少，在於官之盈缩。官失其守，反求於人，人不得铸钱，而限令供税，是使贫者破产，而假资於富有之室，富者蓄货，而窃行於轻重之权。下困齐人，上亏利柄，今之所病，谅在於斯。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，峻用铜为器之禁，苟制持得所，则钱不乏矣。有粜盐以入其直，有榷酒以纳其资，苟消息合宜，则钱可收矣。钱可收，固可以敛轻为重；钱不乏，固可以散重为轻。弛张在官，何所不可，虑无所给，是未知方。」议者若曰：「自定两税以来，恒使计钱纳物，物价渐贱，所纳渐多，出给之时，又增虚估广求羡利，以赡库钱。岁计月支，犹患不足，今若定供布帛，出纳以平，军国之资，无乃有阙？」答曰：「自天宝以后，师旅数起，法度消亡。肃宗拨滔天之灾，而急於功赏；先帝迈含垢之德，而缓於纠绳。由是用颇殷繁，俗亦靡弊，公赋巳重，别献继兴；别献既行，私赂竞长。诛求刻剥，日长月滋，积累以至於大历之间，所谓取之极甚者也。今既总收极甚之数，定为两税矣；所定别献之类，复在数外矣；间缘军用不给，巳尝加征矣；近属折纳价钱，则又多获矣。比於大历极甚之数，殆将再益其倍焉。复幸年谷屡丰，兵车少息，而用常不足，其故何哉？盖以事逐情生，费从事广，物有剂而用无节，夫安得不乏乎！苟能黜其情，约其用，非但可以布帛为税，虽更减其税亦可也；苟务逞其情，侈其用，非但行今重税之不足，虽更加其税亦不足也。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，人力之成物有大限，取之有度，用之有节，则常足；取之无度，用之无节，则常不足。生物之丰败由天，用物之多少由人，是以圣王立程，量入为出，虽遇灾难，下无困穷。理化既衰，则乃反是，量出为入，不恤所无。故鲁哀公问，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有若对以盍彻。桀用天下而不足，汤用七十里而有余，是乃用之盈虚，在节与不节耳。不节则虽盈必竭，能节则虽虚必盈。卫文公承灭国之余，建新徙之业，革车不过三十乘，岂不甚殆哉！而能衣大布，冠大帛，约巳率下，通商务农，卒以富强，见称载籍。汉文帝接秦项积久伤夷之弊，继高吕革创多事之时，家国虚残，日不暇给，而能恭俭节用，静事息人。服弋绨，履革舄，却骏马而不御，罢露台而不修，屡赐田租以厚庶，遂使户口蕃息，百物阜殷。乃至乡曲宴游，乘牝者不得赴会；子孙生长，或有积数十岁不识市廛；御府之钱，贯朽而不可校；太仓之粟，红腐而不可食。国富於上，人安於下，生享遐福，没垂令名，人到於今称其仁贤，可谓盛矣。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荡，再造寰区，武德年中，革车屡动，继以灾歉，人多流离。贞观之初，荐属霜旱，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，米价腾贵，斗易一缣，道路之间，馁殍相藉。太宗敦行俭约，抚养困穷，视人如伤，劳徕不倦。百姓有鬻男女者，出御府金帛，赎还其家。严禁贪残，慎节徭赋，弛不急之用，省无事之官，黜损乘舆，斥出宫女。太宗尝有气疾，百官以大内卑湿，请营一阁以居，尚惮烦劳，竟不之许。是以至诚上感，淳化下敷，四方大和，百谷连稔。贞观八年以后，米斗至四五钱，俗阜休行，人知义让，行旅万里，或不赍粮。故人到於今，谈帝王之盛，则必先太宗之圣功；论理道之崇，则必慕贞观之故事。此三君者，其经始岂不艰窘哉？皆以啬用爱人，竟获丰福，是所谓能节虽虚必盈之效也。秦始皇据崤函之固，藉雄富之业，专力农战，广收材豪，故能芟灭暴强，宰制天下。功成志满，自谓有泰山之安，贪欲炽然，以为六合莫予违也。於是发闾左之戍，征太半之赋，进谏者谓之宣谤，恤隐者谓之收恩，故征发未终，而宗社已泯。汉武帝遇时运理平之会，承文景勤俭之积，内广兴作，外张甲兵，侈汰无穷，遂致殚竭。大搜财货，算及舟车，远近骚然，几至颠覆。赖武帝英姿大度，付任以能，纳谏无疑，改过不吝，下哀痛之诏，罢征伐之劳，封丞相为富民侯，以示休息，邦本摇而复定，帝祚危而再安。隋氏因周室平齐之资，府库充实，开皇之际，理尚清廉，是时公私丰饶，议者以比汉之文景。炀帝嗣位，肆行骄奢，竭耗生灵，不知止息，海内怨叛，以至於亡。此三君者，其所凭藉，岂不丰厚哉！此皆以纵欲残人，竟致蹙丧，是所谓不节则虽盈必竭之效也。秦隋不悟而遂灭，汉武中悔而获存，乃知惩与不惩、觉与不觉，其於得失相远，复有存灭之殊，安可不思，安可不惧。今人穷日甚，国用岁加，不时节量，其势必蹙，而议者但忧财利之不足，罔虑安危之不持。若然者，则太宗汉文之德曷见称？秦皇隋炀之败靡足戒，唯欲是逞，复何规哉。幸属休明，将期致理，急聚敛而忽於勤恤，固非圣代之所宜言也。」
△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
夫欲施教化，立度程，必先域人，使之地著。古之王者，设井田之法，以安其业；立五宗之制，以缀其恩。犹惧其未也，又教之族坟墓，敬桑梓，将以固人之志，定人之居，俾皆重迁，然可为理。厥后又督之以出乡游惰之禁，纠之以版图比阅之方，虽训导渐微，而检制犹密，历代因袭，以为彝章，其理也必谨於堤防，其乱也必慢於经界。斯道崇替，与时兴衰。人主失之，则不可御寰区；守长失之，则不可厘郡邑。理人之要，莫急於兹。顷因兵兴，典制弛废，户版之纪纲罔缉，土断之条约不明，恣人浮流，莫克禁止。纵之则凑集，整之则惊离，恒怀幸心，靡固本业。是以赋税不一，教令不行，长人者又罕能推忠，恕易地之情，体至公徇国之意。迭行小惠，竞诱奸，以倾夺邻境为智能，以招萃逋逃为理化。舍彼适此者，既为新收而获宥；倏忽往来者，又以复业而见优。唯怀土安居，首末不迁者，则使之日重，敛之日加，是令地著之人，恒代惰游服役，则何异驱之转徙，教之浇讹。此由牧宰不克宏通，各私所部之过也。及夫廉使奏课，会府考功，但守常规，不稽时变。其所以为长吏之能者，大约在於四科：一曰户口增加，二曰田野垦辟，三曰税钱长数，四曰征办先期。此四者，诚吏职之所崇，然立法齐人，久无不弊。法之所沮，则人饰巧而苟避其网；法之所劝，则人兴伪以曲附其文。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，则巧伪萌生，恒因沮劝而滋矣。夫课吏之法，所贵户口增加者，岂不以抚字得所，人益阜蕃乎？今或诡情以诱其奸浮，苛法以析其亲族，苟益户数，务登赏条。所诱者将议薄征，已遽惊散；所析者不胜重税，又渐流亡。州县破伤，多起於此。长吏相效以为绩，安忍莫惩；齐人相扇以成风，规避转甚。不究实而务增户口，有如是之病焉。所贵田野垦辟者，岂不以训导有术，人皆乐业乎？今或牵率黎，播植荒废，约以年限，免其地租。苟农夫不增，而垦田欲广，新亩虽辟，旧畲反芜。人利免租颇亦从令，年限才满，复为莱，有益烦劳，无增稼穑。不度力而务辟田野，有如是之病焉。所贵税钱长数者，岂不以既庶而富，人可加赋乎？今或重困疲羸，力求附益，捶骨沥髓，隳家取财，苟媚敛之司，以为仕进之路，不恤人而务长税数，有如是之病焉。所贵征办先期者，岂不以物力优赡，人皆乐输乎？今或肆毒作威，残人逞欲，事有常限，因而促之，不量时宜，唯尚强济，丝不容织，粟不暇舂，矧伊贫虚，能不奔迸，不恕物而务先征办，有如是之病焉。然则引人逋逃，蹙人艰窘，唯兹四病，亦有助焉。此由考不切事情，而泛循旧辙之过也。且夫户口增加，田野垦辟，税钱长数，征办先期，若不以实事验之，则真伪莫得而辨，将验之以实，则租赋须加。所加既出於人，固有受其损者，此州若增客户，彼郡必减居人，增处邀赏，而税数有加，减处攫罪，而税数不降。倘国家所设考课之法，必欲崇於聚敛，则如斯可矣，将有意乎富俗而务理，岂不刺谬欤？当今之要，在於厚人而薄财，损上以益下。下苟利矣，上必安焉，则少损者，所以招大益也。人既厚矣，财必赡焉，则暂薄者。所以成永厚也。臣愚谓宜申命有司，详定考绩，往贵於加者，今务於减焉。假如一州之中，所税旧有定额，凡管几许百姓，复作几等差科，每等有若干户人，每户出若干税物，各令条举，都数年别一申使司，使司详覆有凭，然后录报户部。若当管之内，人益阜殷，所定税额有余，任其据户均减，率计减数多少，以为考课等差。其当管税物通比较，每户十分减三分者为上课，十分减二分者次焉，十分减一分者又次焉。如或人多流亡，加税见户，比校殿罚，法亦如之。其百姓所出田租则各以去年应输之数，便为定额，每岁据征，更不勘责检巡。增辟者勿益其租废耕者不降其数，足以诱导垦植，且免妨夺农功，事简体宏，人必悦劝。每至定户之际，但据杂产较量，田既自有恒租，不宜更入两税。如此则吏无苟且，俗变浇浮，不督课而人自乐耕，不防闲而众皆安土。斯亦当今富人固本之要术，在陛下举而行之。
△其四论税期限迫促
建官立国，所以养人也；赋人取财，所以资国也。明君不厚其所资，而害其所养，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，先家给而敛其余财。遂人所营，恤人所乏，借必以度，敛必以时。有度则忘劳，得时则易给。是以官事无阙，人力不殚，公私相全，上下交爱。古之得众者，其率用此欤。法制或亏，本末倒置，但务取人以资国，不思立国以养人，非独徭赋繁多，无蠲贷，至於征收迫促，亦不矜量。蚕事方兴，巳输缣税；农功未艾，遽敛谷租。上司之绳责既严，下吏之威暴愈促，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，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。所系迟速之间，不过月旬之异，一宽税限，岁岁相承，迟无所妨，速不为益，何急敦逼，重伤疲人。顷缘定税之初，期约未甚详悉，旋属征役多故，复令先限量征，近虽优延，尚未均济。望委转运使与诸道观察使商议，更详定征税期限闻奏。各随当土风俗所便，时候所宜，务於纾人，俾得办集。所谓惠而不费者，则此类也。
△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臣闻仁君在上，则海内无馁殍之人，岂必耕而饷之，爨而食之哉。盖以虑得其宜，制得其道，致人於歉乏之外，设备於灾之前，是以年虽大杀，众不忄匡惧。夫水时为败，尧汤被之矣，阴阳相寇，圣何御哉！所贵尧汤之盛者，在於遭患。能济耳。凡厥哲后，皆谨循之。故《王制》记虞夏殷周四代之法，乃云：「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，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。」《周官》司徒之属亦云：「掌乡里之委积，以恤艰厄；县鄙之委积，以待凶荒。」王制既衰，杂以权术。魏用平籴之法，汉置常平之仓，利兼公私，颇亦为便。隋氏立制，始创社仓，终於开皇，人不饥馑。贞观初，戴胄建积谷备灾之议，太宗悦焉，因命有司，详立条制，所在贮粟，号为义仓。丰则敛藏，俭则散给，历高宗之代，五六十载，人赖其资。国步中艰，斯制亦弛。开元之际，渐复修崇。是知储积备灾，圣王之急务也。《语》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。」此言君养人以成国，人戴君以成生，上下相成，事如一体。然则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，盖率土臣庶，通为之计耳，固非独丰公庾，不及编。《记》所谓「虽有凶旱水溢，人无菜色」，良以此也。后代失典籍备虑之旨，忘先王子爱之心，所蓄粮储，唯计廪庾。犬彘厌人之食，而不知检；沟壑委人之骨，而不能恤。乱兴於下，祸延於上，虽有公粟，岂得而食诸！故立国而不先养人，国固不立矣；养人而不先足食，人固不养矣；足食而不先备灾，食固不足矣。为官而备者，人必不赡；为人而备者，官必不穷。是故论德昏明，在乎所务本末。务本则其末自遂，务末则其本兼亡，国本於人，安得不务。顷以寇戎为梗，师旅亟兴，惠恤之方，多所未暇，每遇阴阳愆候，年不顺成，官司所储祗给军食。支计苟有所阙，犹须更取於人，人之凶荒，岂遑赈救。人小乏则求取息利，人大乏则卖鬻田庐。幸逢有年，才傥逋债，敛获始毕，糇粮巳空，执契担囊，行复贷假，重重计息，食每不充。倘遇荐饥，遂至颠沛，室家相弃，骨肉分离，乞为奴仆，犹莫之售，或行丐ㄩ，或缢死道途。天灾流行，四方代有，率计被其害者，每岁常不下一二十州。以陛下为人父母之心，若垂省忧，固足伤恻，幸有可救之道，焉可舍而不念哉？今赋役巳繁，人力巳竭，穷岁汲汲，永无赢余，课之聚粮终不能致，将树储蓄根本，必藉官司助成。陛下诚能为人备灾，过听愚计，不害经费，可垂永图。近者有司奏请税茶，岁约得五十万贯，元敕令贮户部，用救百姓凶饥，今以蓄粮适副前旨。望令转运使总计诸道户口多少，每年所得税茶钱，使均融分配各令当道巡院主掌。每至谷麦熟时，即与观察使计会，散就管内州县和籴，便於当处置仓收纳，每州令录事参军专知。仍定观察判官一人与和籴巡院官同勾当，亦以义仓为名，除赈给百姓已外，一切不得贷便支用。如时当大稔，事至伤农，则优与价钱，广其籴数，谷若稍贵，籴亦便停，所籴少多，与年上下，准平谷价，恒使得中。每遇灾荒，即以赈给，小歉则随事借贷，大饥则录奏分颁，许从便宜，务使周济，循环敛散，遂以为常。如此，则蓄财息债者，不能耗吾人；聚谷幸灾者，无以牟大利。富不至侈，贫不至饥，农不至伤，籴不至贵，一举事而众美具，可不务乎。俟人小休，渐劝私积，平籴之法斯在，社仓之制兼行，不出十年之中，必盈三岁之蓄，宏长不巳，升平可期。使一代黎人，永无馁乏，此尧汤所以见称於千古也。愿陛下遵之慕之，继之齐之。苟能存诚，蔑有不至。
△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於公税国之纪纲，在於制度，商农工贾，各有所专，凡在食禄之家，不得与人争利。此王者所以节财力，砺廉隅，是古今之所同，不可得而变革者也。代理则其道存而不犯，代乱则其制委而不行。其道存，则贵贱有章，丰杀有度，车服田宅，莫敢僭逾，虽积货财，无所施设。是以咸安其分，罕徇贪求。藏不偏多，故物不偏罄，用不偏厚，故人不偏穷。圣王能使礼让兴行，而财用均足，则此道也。其制委，则法度不守，教化不从，唯货是崇，唯力是骋，货力苟备，无欲不成。租贩兼并，下锢齐人之业；奉养丰丽，上侔王者之酋。户蓄群黎，隶役同辈，既济嗜欲，不虞宪章，肆其贪忄林，曷有纪极。天下之物有限，富室之积无涯。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，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；富一家而倾千家之产，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。举类推之，则海内空乏之流，亦巳多矣。故前代致有风俗讹靡，氓庶困穷，由此弊也。
今兹之弊，则又甚焉。夫物之不可掩藏，而易以阅视者，莫著乎田宅。臣请又措其宅而勿议，且举占田一事以言之。古先哲王，疆理天下，百亩之地，号曰一夫，盖以一夫授田，不得过於百亩也。欲使人无废业，田无旷耕，人力田畴，二者适足，是以贫弱不至竭涸，富厚不至奢淫，法立事均，斯谓制度。今制度弛紊，疆理隳坏，恣人相吞，无复畔限。富者兼地数万亩，贫者无容足之居，依托强豪，以为私属，贷其种食，赁其田庐，终年服劳，无日休息，罄输所假，常患不充。有田之家，坐食租税，贫富悬绝，乃至於斯，厚敛促征，皆甚公赋。今京畿之内，每田一亩，官税五升，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，是二十倍於官税也。降及中等，租犹半之，是十倍於官税也。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，耕稼农夫之所为，而兼并之徒，居然受利。官取其一，私取其十，穑人安得足食，分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。昔之为理者，所以明制度而谨经界，岂虚设哉！斯道浸亡，为日巳久，顿欲修整，行之实难，革弊化人，事当有渐。望令百官集议，参酌古今之宜，凡所占田，约为条限，裁减租价，务利贫人。法贵必行，不在深刻。裕其制以便俗，严其令以惩违，微损者余，稍优不足，损不失富，优可赈穷，此故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，不可舍也。
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对，因叙赋税烦重，百姓因穷，伏奉恩旨，令具条疏闻奏。今且举其甚者，谨件如前。臣闻於《书》曰：「无轻人事惟难，无安厥位惟危。」此理之所以兴也。又曰：「厥后嗣王生则逸，不知稼穑之艰难。」此乱之所由始也。以陛下天纵圣哲，事更忧危，夙夜孜孜，志求致理。往年论及百姓，必为凄然动容，每言朕於苍生，支体亦无所惜。臣久叨近侍，亟奉德音，窃谓一代黔黎，必跻富寿之域。昨奏人间疾苦，十分才及二三，圣情巳甚惊疑，皆谓臣言过当。然则愁怨之事，何由上闻，煦育之恩，何由下布？典籍所戒，信而有征，一亏圣猷，实可深惜。臣又闻於《书》曰：「非知之艰，行之唯艰。」窃惟陛下所以惊疑於微臣之言者，但闻之未熟耳。此乃股肱耳目之任，仰负於陛下，诚所谓知之非艰，尚未足深累圣德也。今则既知之矣，愿陛下勿复艰於所行，居安思危，亿兆幸甚。谨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