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

余既劝草亭作《北史演义》问世，自东、西魏以至周、齐及于隋初，其兴亡治乱之故，已备载无遗，远近争先睹之为快矣。特南朝始末，未能兼载，览古之怀，人犹未餍。且于补古来演义之阙，犹为未备也。乃复劝其作《南史演义》，凡三十二卷。自东晋之季，以迄宋、齐、梁、陈，二百余年，废兴递嬗，无不包罗融贯，朗如指上罗纹。持此以续《北史》之后，可谓合之两美矣。或谓南朝风尚，贤者鹜于玄虚，不肖者耽于声色，所遗事迹，类皆风流话柄，所谓六朝金粉是也。载之于书，恐观者色飞眉舞，引于声色之途而不知返，讵非作书者之过耶？余应之曰：“嘻！子何见之小也？夫有此国家，即有兴替。而政令之是非，风俗之淳薄，礼乐之举废，宫闱之淑慝，即于此寓焉。其兴也，必有所以兴；其亡也，必有所以亡。如是而得者，亦如是而失。影响相随，若报复然。阅者即其事以究其故，由其故以求其心，则凡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，胥于是乎在。宁可执‘金粉’两字概之耶？且圣人删《诗》，不废《郑》、《卫》，亦以示劝惩之意。是书之作，亦犹是而已矣。况荒淫侈靡之事，正史亦并载之，其能尽弃之否耶？”
或无以应，乃书之以弁于简端。
干隆六十年岁在乙卯三月望前一日，愚弟许宝善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