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二十九
作者：王充案书篇第八十三儒家之宗，孔子也。墨家之祖，墨翟也。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，儒之道义可为，而墨之法议难从也。何以验之？墨家薄葬、右鬼，道乖相反违其实，宜以难从也。乖违如何？使鬼非死人之精也，右之未可知。今墨家谓鬼审〔死〕人之精也，厚其精而薄其尸，此於其神厚而於其体薄也。薄厚不相胜，华实不相副，则怒而降祸，虽有其鬼，终以死恨。人情欲厚恶薄，神心犹然。用墨子之法，事鬼求福，福罕至而祸常来也。以一况百，而墨家为法，皆若此类也。废而不传，盖有以也。
《春秋左氏传》者，盖出孔子壁中。孝武皇帝时，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，得佚《春秋》三十篇，《左氏传》也。公羊高、谷梁、胡母氏皆传《春秋》，各门异户，独《左氏传》为近得实。何以验之？《礼记》造於孔子之堂，太史公。汉之通人也，左氏之言与二书合，公羊高、谷梁寘、胡母氏不相合。又诸家去孔子远，远不如近，闻不如见。刘子政玩弄《左氏》，童仆妻子皆呻吟之。光武皇帝之时，陈元、范淑上书连属，条事是非，《左氏》遂立。范叔寻因罪罢。元、叔天下极才，讲论是非，有余力矣。陈元言讷，范叔章诎，左氏得实，明矣。言多怪，颇与孔子“不语怪力”相违返也。《吕氏春秋》亦如此焉。《国语》，《左氏》之外传也，左氏传经，辞语尚略，故复选录《国语》之辞以实。然则《左氏》《国语》，世儒之实书也。
公孙龙著坚白之论，析言剖辞，务折曲之言，无道理之较，无益於治。齐有三邹衍之书，瀇洋无涯，其文少验，多惊耳之言。案大才之人，率多侈纵，无实是之验；华虚夸诞，无审察之实。商鞅相秦，作耕战之术；管仲相齐，造轻重之篇。富民丰国，强主弱敌，公赏罚，与邹衍之书并言。而太史公两纪，世人疑惑，不知所从。案张仪与苏秦同时，苏秦之死，仪固知之。仪知〔秦〕审，宜从仪言以定其实，而说不明，两传其文。东海张商亦作列传，岂苏秦商之所为邪？何文相违甚也？《三代世表》言五帝、三王皆黄帝子孙，自黄帝转相生，不更禀气於天。作《殷本纪》，言契母简狄浴於川，遇玄鸟坠卵，吞之，遂生契焉。及《周本纪》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，见大人迹，履之，则妊身，生后稷焉。夫观《世表》，则契与后稷，黄帝之子孙也；读《殷》、《周本纪》，则玄鸟、大人之精气也。二者不可两传，而太史公兼纪不别。案帝王之妃，不宜野出、浴於川水。今言浴於川，吞玄鸟之卵；出於野，履大人之迹：违尊贵之节，误是非之言也。
《新语》，陆贾所造，盖董仲舒相被服焉，皆言君臣政治得失，言可采行，事美足观。鸿知所言，参贰经传，虽古圣之言，不能过增。陆贾之言，未见遗阙，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，土龙可以致雨，颇难晓也。夫致旱者以雩祭，不夏郊之祀，岂晋候之过邪？以政失道，阴阳不和也。晋废夏郊之祀，晋侯寝疾，用郑子产之言，祀夏郊而疾愈。如审雩不修，龙不治，与晋同祸，为之再也。以政致旱，宜复以政。政亏而复修雩治龙，其何益哉！《春秋》公羊氏之说，亢阳之节，足以复政。阴阳相浑，旱湛相报，天道然也，何乃修雩设龙乎？雩祀神喜哉？或雨至，亢阳不改，旱祸不除，变复之义，安所施哉！且夫寒温与旱湛同，俱政所致，其咎在人。独为亢旱求福，不为寒温求佑，未晓其故。如当复报寒温，宜为雩、龙之事。鸿材巨识，第两疑焉！
董仲舒著书，不称子者，意殆自谓过诸子也。汉作书者多，司马子长、扬子云，河、汉也，其余泾、渭也。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，子云无世俗之论。仲舒说道术奇矣，北方三家尚矣。谶书云“董仲舒乱我书”，盖孔子言也。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，烦乱孔子之书也，或以为乱者，理也，理孔子之书也。共一“乱”字，理之与乱，相去甚远。然而读者用心不同，不省本实，故说误也。夫言“烦乱孔子之书，才高之语也。其言理孔子之书，亦知奇之言也。出入圣人之门，乱理孔子之书，子长、子云无此言焉。世俗用心不实，省事失情，二语不定，转侧不安。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，不〔反〕孔子，其言“烦乱孔子之书者”，非也。孔子之书不乱，其言理孔子之书者，亦非也。孔子曰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乱者，〔终〕孔子言也。孔子生周，始其本；仲舒在汉终其末。班叔皮续太史公书，盖其义也。赋颂篇下其有“乱曰”章，盖其类也。孔子终论，定於仲舒之言，其修雩始龙，必将有义，未可怪也。颜渊曰：“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”五帝、三王，颜渊独慕舜者，知己步驺有同也。知德所慕，默识所追，同一实也。仲舒之言道德政治，可嘉美也。质定世事，论说世疑，桓君山莫上也。故仲舒之文可及，而君山之论难追也。骥与众马绝迹，或蹈骥哉？有马於此，足行千里，终不名骥者，与骥毛色异也。有人於此，文偶仲舒，论次君山，终不同於二子者，姓名殊也。故马效千里，不必骥；人期贤知，不必孔、墨。何以验之？君山之论难追也。两刃相割，利钝乃知；二论相订，是非乃见。是故韩非之《四难》，桓宽之《盐铁》，君山《新论》类也。世人或疑，言非是伪，论者实之，故难为也。卿决疑讼，狱定嫌罪，是非不决，曲直不立，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。至於论，不务全疑，两传并纪，不宜明处，孰与剖破浑沌，解决乱丝，言无不可知，文无不可晓哉？案孔子作《春秋》，采毫毛之善，贬纤介之恶。可褒，则义以明其行善；可贬，则明其恶以讥其操。《新论》之义，与《春秋》会一也。
夫俗好珍古不贵今，谓今之文不如古书。夫古今一也，才有高下，言有是非，不论善恶而徒贵古，是谓古人贤今人也。案东番邹伯奇、临淮袁太伯、袁文术、会稽吴君高、周长生之辈，位虽不至公卿，诚能知之囊橐，文雅之英雄也。观伯奇之《元思》，太伯之《易〔章〕句》，文术之《咸铭》，君高之《越纽录》，长生之《洞历》，刘子政、扬子云不能过也。〔盖〕才有浅深，无有古今；文有伪真，无有故新。广陵陈子回、颜方，今尚书郎班固，兰台令杨终、傅毅之徒，虽无篇章，赋颂记奏，文辞斐炳，赋象屈原、贾生，奏象唐林、谷永，并比以观好，其美一也。当今未显，使在百世之后，则子政、子云之党也。韩非著书，李斯采以言事；扬子云作《太玄》，侯铺子随而宣之。非斯同门，云、铺共朝，睹奇见益，不为古今变心易意；实事贪善，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，好奇无已，故奇名无穷。扬子云反《离骚》之经，非能尽反，一篇文往往见非，反而夺之。《六略》之录，万三千篇，虽不尽见，指趣可知，略借不合义者，案而论之。
对作篇第八十四
或问曰：“贤圣之空生，必有以用其心。上自孔、墨之党，下至苟、孟之徒，教训必作垂文。何也？”
对曰：圣人作经，艺者传记，匡济薄俗，驱民使之归实诚也。案六略之书，万三千篇，增善消恶，割截横拓，驱役游慢，期便道善，归政道焉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周民弊也。故采求毫毛之善，贬纤介之恶，拨乱世，反诸正，人道浃，王道备，所以检押靡薄之俗者，悉具密致。夫防决不备，有水溢之害；网解不结，有兽失之患。是故周道不弊，则民不文薄；民不文薄，《春秋》不作。杨、墨之学不乱〔儒〕义，则孟子之传不造；韩国不小弱，法度不坏废，则韩非之书不为；高祖不辨得天下，马上之计未转，则陆贾之语不奏；众事不失实，凡论不坏乱，则桓谭之论不起。故夫贤圣之兴文也，起事不空为，因因不妄作。作有益於化，化有补於正。故汉立兰台之官，校审其书，以考其言。董仲舒作道术之书，颇言灾异政治所失，书成文具，表在汉室。主父偃嫉之，诬奏其书。天子下仲舒於吏，当谓之下愚。仲舒当死，天子赦之。夫仲舒言灾异之事，孝武犹不罪而尊其身，况所论无触忌之言，核道实之事，收故实之语乎！故夫贤人之在世也，进则尽忠宣化，以明朝廷；退则称论贬说，以觉失俗。俗也不知还，则立道轻为非；论者不追救，则迷乱不觉悟。
是故《论衡》之造也，起众书并失实，虚妄之言胜真美也。故虚妄之语不黜，则华文不见息；华文放流，则实事不见用。故《论衡》者，所以铨轻重之言，立真伪之平，非苟调文饰辞，为奇伟之观也。其本皆起人间有非，故尽思极心，以〔讥〕世俗。世俗之性，好奇怪之语，说虚妄之文。何则？实事不能快意，而华虚惊耳动心也。是故才能之士，好谈论者，增益实事，为美盛之语；用笔墨者，造生空文，为虚妄之传。听者以为真然，说而不舍；览者以为实事，传而不绝。不绝，则文载竹帛之上；不舍，则误入贤者之耳。至或南面称师，赋奸伪之说；典城佩紫，读虚妄之书。明辨然否，疾心伤之，安能不论？孟子伤杨、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，引平直之说，褒是抑非，世人以为好辩。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！”今吾不得已也！虚妄显於真，实诚乱於伪，世人不悟，是非不定，紫失杂厕，瓦玉集糅，以情言之，岂吾心所能忍哉！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，恻怛发心，恐〔上〕之危也。夫论说者闵世忧俗，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。愁精神而幽魂魄。动胸中之静气，贼年损寿，无益於性，祸重於颜回，违负黄、老之教，非人所贪，不得已，故为《论衡》。文露而旨直，辞奸而情实。其《政务》言治民之道。《论衡》诸篇，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，与彼作者无以异也。若夫九《虚》、三《增》、《论死》、《订鬼》，世俗所久惑，人所不能觉也。人君遭弊，改教於上；人臣愚惑，作论於下。〔下〕实得，则上教从矣。冀悟迷惑之心，使知虚实之分。实虚之分定，而华伪之文灭。华伪之文灭，则纯诚之化日以孽矣。
或曰：“圣人作，贤者述。以贤而作者，非也。《论衡》、《政务》，可谓作者。”曰：〔非〕作也，亦非述也，论也。论者，述之次也。《五经》之兴，可谓作矣。太史公《书》、刘子政《序》、班叔皮《传》，可谓述矣。桓君山《新论》、邹伯奇《检论》，可谓论矣。今观《论衡》、《政务》，桓、邹之二论也，非所谓作也。造端更为，前始未有，若仓颉作书，奚仲作车是也。《易》言伏羲作八卦，前是未有八卦，伏羲造之，故曰作也。文王图八，自演为六十四，故曰衍。谓《论衡》之成，犹六十四卦，而又非也。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，其卦溢，其数多。今《论衡》就世俗之书，订其真伪，辩其实虚，非造始更为，无本於前也。儒生就先师之说，诘而难之；文吏就狱之事，覆而考之，谓《论衡》为作，儒生、文吏谓作乎？
上书奏记，陈列便宜，皆欲辅政。今作书者，犹〔上〕书奏记，说发胸臆，文成手中，其实一也。夫上书谓之奏记，转易其名谓之书。建初孟年，中州颇歉，颍川、汝南民流四散，圣主忧怀，诏书数至。《论衡》之人，奏记郡守，宜禁奢侈，以备困乏。言不纳用，退题记草，名曰《备乏》。酒縻五谷，生起盗贼，沉湎饮酒，盗贼不绝，奏记郡守，禁民酒。退题记草，名曰《禁酒》。由此言之，夫作书者，上书奏记之文也。记谓之造作上书，上书奏记是作也？
晋之乘，而楚之檮杌，鲁之春秋，人事各不同也。《易》之干坤，《春秋》之“元”，杨氏之“玄”，卜气号不均也。由此言之，唐林之奏，谷永之章，《论衡》、《政务》，同一趋也。汉家极笔墨之林，书论之造，汉家尤多。阳成子张作“乐”，扬子云造“玄”，二经发於台下，读於阙掖，卓绝惊耳，不述而作，材疑圣人，而汉朝不讥。况《论衡》细说微论，解释世俗之疑，辩照是非之理，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，恐其废失，著之简牍，祖经章句之说，先师奇说之类也。其言伸绳，弹割俗传。俗传蔽惑，伪书放流，贤通之人，疾之无已。孔子曰：“诗人疾之不能默，丘疾之不能伏。”是以论也。玉乱於石，人不能别。或若楚之王尹以玉为石，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诛。是反为非，虚转为实，安能不言？俗传既过，俗书之伪。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，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。《淮南书》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，不胜，怒而触不周之山，使天柱折，地维绝。尧时十日并出，尧上射九日；鲁阳战而日暮，援戈麾日，日为却还。世间书传，多若等类，浮妄虚伪，没夺正是。心渍涌，笔手扰，安能不论？论则考之以心，效之以事，浮虚之事，辄立证验。若太史公之书，据许由不隐，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。读见之者，莫不称善。
《政务》为郡国守相、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，欲令全民立化，奉称国恩。《论衡》九《虚》三《增》，所以使浴务实诚也；《论死》、《订鬼》，所以使浴薄丧葬也。孔子径庭丽级，被棺敛者不省。刘子政上薄葬，奉送藏者不约。光武皇帝草车茅马，为明器者不奸。何世书俗言不载？信死之语汶浊之也。今著《论死》及《死伪》之篇，明死无知，不能为鬼，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，更为节俭。斯盖《论衡》有益之验也。言苟有益，虽作何害？仓颉之书，世以纪事；奚仲之车，世以自载；伯余之衣，以辟寒暑；桀之瓦屋，以辟风雨。夫不论其利害，而徒讥其造作，是则仓颉之徒有非，《世本》十五家皆受责也。故夫有益也，虽作无害也。虽无害，何补？
古有命使采爵，欲观风俗知下情也。《诗》作民间，圣王可云“汝民也，何发作”，囚罪其身，殁灭其诗乎？今已不然，故《诗》传〔至〕今。《论衡》、《政务》，其犹《诗》也，冀望见采，而云有过。斯盖《论衡》之书所以兴也。且凡造作之过，意其言妄而谤诽也。《论衡》实事疾妄，《齐世》、《宣汉》、《恢国》、《验符》、《盛褒》、《须颂》之言，无诽谤之辞。造作如此，可以免於罪矣。
《春秋左氏传》者，盖出孔子壁中。孝武皇帝时，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，得佚《春秋》三十篇，《左氏传》也。公羊高、谷梁、胡母氏皆传《春秋》，各门异户，独《左氏传》为近得实。何以验之？《礼记》造於孔子之堂，太史公。汉之通人也，左氏之言与二书合，公羊高、谷梁寘、胡母氏不相合。又诸家去孔子远，远不如近，闻不如见。刘子政玩弄《左氏》，童仆妻子皆呻吟之。光武皇帝之时，陈元、范淑上书连属，条事是非，《左氏》遂立。范叔寻因罪罢。元、叔天下极才，讲论是非，有余力矣。陈元言讷，范叔章诎，左氏得实，明矣。言多怪，颇与孔子“不语怪力”相违返也。《吕氏春秋》亦如此焉。《国语》，《左氏》之外传也，左氏传经，辞语尚略，故复选录《国语》之辞以实。然则《左氏》《国语》，世儒之实书也。
公孙龙著坚白之论，析言剖辞，务折曲之言，无道理之较，无益於治。齐有三邹衍之书，瀇洋无涯，其文少验，多惊耳之言。案大才之人，率多侈纵，无实是之验；华虚夸诞，无审察之实。商鞅相秦，作耕战之术；管仲相齐，造轻重之篇。富民丰国，强主弱敌，公赏罚，与邹衍之书并言。而太史公两纪，世人疑惑，不知所从。案张仪与苏秦同时，苏秦之死，仪固知之。仪知〔秦〕审，宜从仪言以定其实，而说不明，两传其文。东海张商亦作列传，岂苏秦商之所为邪？何文相违甚也？《三代世表》言五帝、三王皆黄帝子孙，自黄帝转相生，不更禀气於天。作《殷本纪》，言契母简狄浴於川，遇玄鸟坠卵，吞之，遂生契焉。及《周本纪》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，见大人迹，履之，则妊身，生后稷焉。夫观《世表》，则契与后稷，黄帝之子孙也；读《殷》、《周本纪》，则玄鸟、大人之精气也。二者不可两传，而太史公兼纪不别。案帝王之妃，不宜野出、浴於川水。今言浴於川，吞玄鸟之卵；出於野，履大人之迹：违尊贵之节，误是非之言也。
《新语》，陆贾所造，盖董仲舒相被服焉，皆言君臣政治得失，言可采行，事美足观。鸿知所言，参贰经传，虽古圣之言，不能过增。陆贾之言，未见遗阙，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，土龙可以致雨，颇难晓也。夫致旱者以雩祭，不夏郊之祀，岂晋候之过邪？以政失道，阴阳不和也。晋废夏郊之祀，晋侯寝疾，用郑子产之言，祀夏郊而疾愈。如审雩不修，龙不治，与晋同祸，为之再也。以政致旱，宜复以政。政亏而复修雩治龙，其何益哉！《春秋》公羊氏之说，亢阳之节，足以复政。阴阳相浑，旱湛相报，天道然也，何乃修雩设龙乎？雩祀神喜哉？或雨至，亢阳不改，旱祸不除，变复之义，安所施哉！且夫寒温与旱湛同，俱政所致，其咎在人。独为亢旱求福，不为寒温求佑，未晓其故。如当复报寒温，宜为雩、龙之事。鸿材巨识，第两疑焉！
董仲舒著书，不称子者，意殆自谓过诸子也。汉作书者多，司马子长、扬子云，河、汉也，其余泾、渭也。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，子云无世俗之论。仲舒说道术奇矣，北方三家尚矣。谶书云“董仲舒乱我书”，盖孔子言也。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，烦乱孔子之书也，或以为乱者，理也，理孔子之书也。共一“乱”字，理之与乱，相去甚远。然而读者用心不同，不省本实，故说误也。夫言“烦乱孔子之书，才高之语也。其言理孔子之书，亦知奇之言也。出入圣人之门，乱理孔子之书，子长、子云无此言焉。世俗用心不实，省事失情，二语不定，转侧不安。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，不〔反〕孔子，其言“烦乱孔子之书者”，非也。孔子之书不乱，其言理孔子之书者，亦非也。孔子曰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乱者，〔终〕孔子言也。孔子生周，始其本；仲舒在汉终其末。班叔皮续太史公书，盖其义也。赋颂篇下其有“乱曰”章，盖其类也。孔子终论，定於仲舒之言，其修雩始龙，必将有义，未可怪也。颜渊曰：“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”五帝、三王，颜渊独慕舜者，知己步驺有同也。知德所慕，默识所追，同一实也。仲舒之言道德政治，可嘉美也。质定世事，论说世疑，桓君山莫上也。故仲舒之文可及，而君山之论难追也。骥与众马绝迹，或蹈骥哉？有马於此，足行千里，终不名骥者，与骥毛色异也。有人於此，文偶仲舒，论次君山，终不同於二子者，姓名殊也。故马效千里，不必骥；人期贤知，不必孔、墨。何以验之？君山之论难追也。两刃相割，利钝乃知；二论相订，是非乃见。是故韩非之《四难》，桓宽之《盐铁》，君山《新论》类也。世人或疑，言非是伪，论者实之，故难为也。卿决疑讼，狱定嫌罪，是非不决，曲直不立，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。至於论，不务全疑，两传并纪，不宜明处，孰与剖破浑沌，解决乱丝，言无不可知，文无不可晓哉？案孔子作《春秋》，采毫毛之善，贬纤介之恶。可褒，则义以明其行善；可贬，则明其恶以讥其操。《新论》之义，与《春秋》会一也。
夫俗好珍古不贵今，谓今之文不如古书。夫古今一也，才有高下，言有是非，不论善恶而徒贵古，是谓古人贤今人也。案东番邹伯奇、临淮袁太伯、袁文术、会稽吴君高、周长生之辈，位虽不至公卿，诚能知之囊橐，文雅之英雄也。观伯奇之《元思》，太伯之《易〔章〕句》，文术之《咸铭》，君高之《越纽录》，长生之《洞历》，刘子政、扬子云不能过也。〔盖〕才有浅深，无有古今；文有伪真，无有故新。广陵陈子回、颜方，今尚书郎班固，兰台令杨终、傅毅之徒，虽无篇章，赋颂记奏，文辞斐炳，赋象屈原、贾生，奏象唐林、谷永，并比以观好，其美一也。当今未显，使在百世之后，则子政、子云之党也。韩非著书，李斯采以言事；扬子云作《太玄》，侯铺子随而宣之。非斯同门，云、铺共朝，睹奇见益，不为古今变心易意；实事贪善，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，好奇无已，故奇名无穷。扬子云反《离骚》之经，非能尽反，一篇文往往见非，反而夺之。《六略》之录，万三千篇，虽不尽见，指趣可知，略借不合义者，案而论之。
对作篇第八十四
或问曰：“贤圣之空生，必有以用其心。上自孔、墨之党，下至苟、孟之徒，教训必作垂文。何也？”
对曰：圣人作经，艺者传记，匡济薄俗，驱民使之归实诚也。案六略之书，万三千篇，增善消恶，割截横拓，驱役游慢，期便道善，归政道焉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周民弊也。故采求毫毛之善，贬纤介之恶，拨乱世，反诸正，人道浃，王道备，所以检押靡薄之俗者，悉具密致。夫防决不备，有水溢之害；网解不结，有兽失之患。是故周道不弊，则民不文薄；民不文薄，《春秋》不作。杨、墨之学不乱〔儒〕义，则孟子之传不造；韩国不小弱，法度不坏废，则韩非之书不为；高祖不辨得天下，马上之计未转，则陆贾之语不奏；众事不失实，凡论不坏乱，则桓谭之论不起。故夫贤圣之兴文也，起事不空为，因因不妄作。作有益於化，化有补於正。故汉立兰台之官，校审其书，以考其言。董仲舒作道术之书，颇言灾异政治所失，书成文具，表在汉室。主父偃嫉之，诬奏其书。天子下仲舒於吏，当谓之下愚。仲舒当死，天子赦之。夫仲舒言灾异之事，孝武犹不罪而尊其身，况所论无触忌之言，核道实之事，收故实之语乎！故夫贤人之在世也，进则尽忠宣化，以明朝廷；退则称论贬说，以觉失俗。俗也不知还，则立道轻为非；论者不追救，则迷乱不觉悟。
是故《论衡》之造也，起众书并失实，虚妄之言胜真美也。故虚妄之语不黜，则华文不见息；华文放流，则实事不见用。故《论衡》者，所以铨轻重之言，立真伪之平，非苟调文饰辞，为奇伟之观也。其本皆起人间有非，故尽思极心，以〔讥〕世俗。世俗之性，好奇怪之语，说虚妄之文。何则？实事不能快意，而华虚惊耳动心也。是故才能之士，好谈论者，增益实事，为美盛之语；用笔墨者，造生空文，为虚妄之传。听者以为真然，说而不舍；览者以为实事，传而不绝。不绝，则文载竹帛之上；不舍，则误入贤者之耳。至或南面称师，赋奸伪之说；典城佩紫，读虚妄之书。明辨然否，疾心伤之，安能不论？孟子伤杨、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，引平直之说，褒是抑非，世人以为好辩。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！”今吾不得已也！虚妄显於真，实诚乱於伪，世人不悟，是非不定，紫失杂厕，瓦玉集糅，以情言之，岂吾心所能忍哉！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，恻怛发心，恐〔上〕之危也。夫论说者闵世忧俗，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。愁精神而幽魂魄。动胸中之静气，贼年损寿，无益於性，祸重於颜回，违负黄、老之教，非人所贪，不得已，故为《论衡》。文露而旨直，辞奸而情实。其《政务》言治民之道。《论衡》诸篇，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，与彼作者无以异也。若夫九《虚》、三《增》、《论死》、《订鬼》，世俗所久惑，人所不能觉也。人君遭弊，改教於上；人臣愚惑，作论於下。〔下〕实得，则上教从矣。冀悟迷惑之心，使知虚实之分。实虚之分定，而华伪之文灭。华伪之文灭，则纯诚之化日以孽矣。
或曰：“圣人作，贤者述。以贤而作者，非也。《论衡》、《政务》，可谓作者。”曰：〔非〕作也，亦非述也，论也。论者，述之次也。《五经》之兴，可谓作矣。太史公《书》、刘子政《序》、班叔皮《传》，可谓述矣。桓君山《新论》、邹伯奇《检论》，可谓论矣。今观《论衡》、《政务》，桓、邹之二论也，非所谓作也。造端更为，前始未有，若仓颉作书，奚仲作车是也。《易》言伏羲作八卦，前是未有八卦，伏羲造之，故曰作也。文王图八，自演为六十四，故曰衍。谓《论衡》之成，犹六十四卦，而又非也。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，其卦溢，其数多。今《论衡》就世俗之书，订其真伪，辩其实虚，非造始更为，无本於前也。儒生就先师之说，诘而难之；文吏就狱之事，覆而考之，谓《论衡》为作，儒生、文吏谓作乎？
上书奏记，陈列便宜，皆欲辅政。今作书者，犹〔上〕书奏记，说发胸臆，文成手中，其实一也。夫上书谓之奏记，转易其名谓之书。建初孟年，中州颇歉，颍川、汝南民流四散，圣主忧怀，诏书数至。《论衡》之人，奏记郡守，宜禁奢侈，以备困乏。言不纳用，退题记草，名曰《备乏》。酒縻五谷，生起盗贼，沉湎饮酒，盗贼不绝，奏记郡守，禁民酒。退题记草，名曰《禁酒》。由此言之，夫作书者，上书奏记之文也。记谓之造作上书，上书奏记是作也？
晋之乘，而楚之檮杌，鲁之春秋，人事各不同也。《易》之干坤，《春秋》之“元”，杨氏之“玄”，卜气号不均也。由此言之，唐林之奏，谷永之章，《论衡》、《政务》，同一趋也。汉家极笔墨之林，书论之造，汉家尤多。阳成子张作“乐”，扬子云造“玄”，二经发於台下，读於阙掖，卓绝惊耳，不述而作，材疑圣人，而汉朝不讥。况《论衡》细说微论，解释世俗之疑，辩照是非之理，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，恐其废失，著之简牍，祖经章句之说，先师奇说之类也。其言伸绳，弹割俗传。俗传蔽惑，伪书放流，贤通之人，疾之无已。孔子曰：“诗人疾之不能默，丘疾之不能伏。”是以论也。玉乱於石，人不能别。或若楚之王尹以玉为石，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诛。是反为非，虚转为实，安能不言？俗传既过，俗书之伪。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，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。《淮南书》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，不胜，怒而触不周之山，使天柱折，地维绝。尧时十日并出，尧上射九日；鲁阳战而日暮，援戈麾日，日为却还。世间书传，多若等类，浮妄虚伪，没夺正是。心渍涌，笔手扰，安能不论？论则考之以心，效之以事，浮虚之事，辄立证验。若太史公之书，据许由不隐，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。读见之者，莫不称善。
《政务》为郡国守相、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，欲令全民立化，奉称国恩。《论衡》九《虚》三《增》，所以使浴务实诚也；《论死》、《订鬼》，所以使浴薄丧葬也。孔子径庭丽级，被棺敛者不省。刘子政上薄葬，奉送藏者不约。光武皇帝草车茅马，为明器者不奸。何世书俗言不载？信死之语汶浊之也。今著《论死》及《死伪》之篇，明死无知，不能为鬼，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，更为节俭。斯盖《论衡》有益之验也。言苟有益，虽作何害？仓颉之书，世以纪事；奚仲之车，世以自载；伯余之衣，以辟寒暑；桀之瓦屋，以辟风雨。夫不论其利害，而徒讥其造作，是则仓颉之徒有非，《世本》十五家皆受责也。故夫有益也，虽作无害也。虽无害，何补？
古有命使采爵，欲观风俗知下情也。《诗》作民间，圣王可云“汝民也，何发作”，囚罪其身，殁灭其诗乎？今已不然，故《诗》传〔至〕今。《论衡》、《政务》，其犹《诗》也，冀望见采，而云有过。斯盖《论衡》之书所以兴也。且凡造作之过，意其言妄而谤诽也。《论衡》实事疾妄，《齐世》、《宣汉》、《恢国》、《验符》、《盛褒》、《须颂》之言，无诽谤之辞。造作如此，可以免於罪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