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上谕 二、曾静痛心疾首地说:“我这过去的禽兽,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?”

作者:雍正皇帝
【原文】上谕:曾静悖乱凶顽,张为幻,从束狡恶狂肆之徒,未有其比。宜若性与人殊,不可化诲。乃今悔悟,从前为邪说流言所蛊惑,痛心疾首,历历吐供,自称“向为禽兽,今转人胎”等语。可见天地之大,无所不有,亦无物不可化诲。圣人有言,“信及豚鱼”。今以曾静豚鱼不如之物,亦能悔罪悛改如此。伊著《归仁说》一篇,奏云:“此身若在,愿现身说法,化导愚顽。倘不能生,则留此一篇,或使凶恶之徒,亦可消其悖逆之念。”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,无不可感格之人。是以将曾静《归仁说》附于各供词之后,非以其称功颂德、谄谀而存之也。
【译文】
皇上谕旨:曾静违反天道,凶恶顽固,编造谣言扰乱人心,自古以来狡猾狂妄的人,没有像他这样狠的。这种性情奸诈不同一般的人,看来是无法教育改悔的。可是如今却幡然悔悟,认识了以前是被异端邪说所蛊惑,现在能极端痛恨过去,清清楚楚作了招供,自称“过去是个禽兽,如今才脱胎成人”等话。由此可见天地十分广大,无所不包,也没有不可感化的东西。过去圣人说过:“诚信可以达到猪和鱼的身上。”如今曾静这个连猪鱼都不如的东西,也能悔罪自新到这种程度。他写了一篇《归仁说》,并且奏告称:“如果能不死,愿意现身说法,去教育开导那些同样思想愚昧顽固的人;如果按刑法被处死,那么留下这一篇文章,也许能使同样凶恶的人,消除他悖逆的念头。”
由此可见,不论聪明、愚笨或贤明和不肖的人,没有不可以感化教育的。所以把曾静所作的《归仁说》附在各个供词的后边,这不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称功颂德,阿谀奉承才保存下来的。【原文】
曾静著述归仁说圣人之出也非常,故其生也无常地,亦无常格。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,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。乃一皆超于前古,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。昔人云:“非常者,常人之所异。”窃以为非独常人,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,才智出群,竭其私智,足以压服众论;逞其著述,且可流及远境。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,与对人之德业光辉,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,则亦至愚之常人,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。盖天之生圣人也,其积气也极厚,故其备德也极盛。以宇宙而言,必天地中和,积之之久,蕴蓄至数百年,而始生一圣人。又数千年,而始生一大圣人,不常有也。以一家而言,祖宗功德积之之久,至数十年,又至数百年,而始生圣子圣孙,并为大圣之子,大圣之孙。此则又圣祖、圣宗分所宜有。而自下而仰观,亦世所不常有者也。
譬之未耕种之土,生气郁积既久,而一加耕种,收必数倍,嘉谷岂择地而生,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,而迥异他夫植。麒麟、凤凰不必尽出中土,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。同在此天地之中,一大胚胎,或左或右,孰分疆界,安得岐而二之,然则中国之生圣人,固已气竭力倦,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,抑何疑哉。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,无方体。今日与明日不同,此地与彼地各别,本极活脱变易,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捉摸。所贵乎读书知道者,因时制宜,随地取中,即其活变之妙,以竭吾权度裁制之精,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,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,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,而后人穷经明理,以定义之大用,斯无穷矣。然而斯义也,昔日扣盘扪龠,以瞽语瞽;桃源醉乡,由妄踵妄。若不经风霆鼓动,大冶熔铸,亦无由转头开盲,拨云雾而观天瞻日。盖生人之大迷,而至今乃得大觉也,抑厚幸矣。
【译文】圣人的出生是不寻常的,所以他的出生地也是没有固定的地域,也没有固定的标准。但是他道德功勋的光辉却照耀着上下四方,他的思想却影响到四海和万代。他的一切作为都超过古人,而且圣人并不是在数百年内或数千年内经常能出现的。过去有人说过:“非常的人,就是和普通人迥异的人。”我以为不仅是普通的人,即使某些聪明绝世,使世人震惊的人,他们才智出众,拿他们的智慧,足以压倒一切舆论而使人感服;显示他们的著作,也能够流传到很远的后世。但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是出现了圣人,能够与圣人的光辉德业相比,思想影响超过了古人。那么这种人也属于凡庸的普通人之列,只不过是个不安分的普通人罢了。所以上天降下圣人到世上来,他积累的天地灵气是十分深厚的,所以他具备的德行也必然非常盛旺。拿宇宙来说,天地阴阳之气和谐,积累很久,蕴蓄至几百年,才能诞生一个圣人,又经过几千年,才能诞生一个大圣人,这是不常能够出现的。拿一个家族来说,必须是祖宗积下很多功德,经过很久,或几十年,又到几百年,才能产生圣人的子孙,并且还可能是大圣人的儿子,大圣人的孙子。这都圣明的祖宗应该得到的。
从下边仰看这圣人的家族,也是世上所不常有的。这好比一片没有开垦的荒地,它的生气郁结了很久,如果一旦开垦出来加以耕种,它的收获一定比种久了的地多出数倍。茁壮的稻谷难道是只能选地点生长吗?天地对于茁壮的稻谷亦岂能限制到所选择的那块地里生长,而和别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吗?麒麟、凤凰这些灵禽珍兽,不必都产生在中原,奇珍和大贝岂不常产生在边远的海滨吗?万物同在一个天地中间,好比一个大的胚胎,或在左边或在右边,怎么能划分疆界,把它切成二半呢?这样,在中国出生圣人很多,已到气脉衰竭的地步,因而循环到边远的地方降生,这又有什么可惊疑的呢?
况且天下的事理是无穷无尽的,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,今天和明天不一样,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又有区别。这本是极为灵活易变的道理,是不能让人用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认识和套用的。所以真正读书懂得事理的人,都是因时制宜,随地按照事物的特点办事,掌握住事物变化的规律,而顺乎规律制订精当的策略行事。拿我们和古人相同的地方,而从中找出不同的差异;再拿我们所处的不同的情况,引导到相同的地方。然后使自己的认识和古人经书所讲的道理相合,这样才能真正弄明白经书中所讲的道理,达到能够运用经书中的定义,这样享受到的好处便无穷尽了。然而对待这种定义,不能片面理解,过去有个传说瞎子没见过太阳,仅听说太阳是圆形,后来摸到一个盘子和竹筒,便以为是太阳了。瞎子把这认识又传给另一个瞎子。桃源、醉乡本是神话传说里的地方,以妄传妄,有人便以为是实有其地了。
这种人如不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风雷鼓动,不让他靠近巨大的炼铁炉体验一下铁水的热力,是没法解决瞎子的错误认识的。只有拨开他心中的迷雾,才能使他懂得太阳的高远、巨大和炎热。这好比一个人思想陷入迷途,至今才得以觉悟清醒,这岂不是一件很大的幸运吗?
【原文】
恭惟我朝,当明末之乱,明位之移,由东土而来,扫除寇乱,抚临诸夏,一统无外。至德深仁,沦洽四海,鸿功骏烈,耀两仪。自有生民以为,未有如此之盛者也。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。与天地之生圣人,往往非常。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,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,皆为圣人。于是妄引《春秋》之义,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,以比例自矢,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,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,敢肆然讥诋诬谤,私形于论说文词者,亦或有之。其名欲正大义,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;谓以明道,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。既昏迷错乱,枉误乎当身,复陷身悖逆,以取罪于当时,而贻讥于后世。此曾经身历者,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,而不知亦变易之道,徒为吕说所陷溺者,变色告之也。夫天地间二气,五行之精英,由聚而散,日流日广,且变动不拘,循环无常。唐、虞、三代之世,中土本狭、五服之地,荆、楚、吴、越已算要荒蛮服,其余粤、闽、古滇、巴蜀,封疆所建,贡赋所通,尚未属于中国。然计世运之升降,必以治统为转移。而稽治统之转移,又必以道统为依归。唐、虞、三代之盛,承帝治者首推大舜,颂至德者终惟文王。孟子曰:“舜生于诸冯,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歧周,西夷之人也。”
是唐、虞、三代时之圣人,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。自秦以及五季,千五百余年,二帝三王,周、孔之道,晦盲否塞,不明不行。至宋而天运始旋,其道虽仍不行于上,而实明于下。然开其统者,始于濂溪周子,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。周子生于湖南永州,而迁于江西;朱子生于江南徽州,而学于福建。今考湖南乃楚地,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,江南即吴江,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。江西则古三苗之地,福建原属八闽之区。由是观之,则知圣人之生,其不以地限也,昭昭矣。且《春秋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,因时审地。按其事迹,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,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,盖风气之开,由渐而著,自有天地以来,文运到周为极盛,而文、武、周公,以世德笃生之圣,制作礼乐,又鉴古为极精。故一时明备灿然,声名文物之隆,不惟非后代汉、唐所能及,实非前代唐、虞所得并。所以圣人赞曰:“郁郁乎,文哉!吾从周。”
【译文】
敬想我们大清,当明末天下大乱时,明朝的皇位移动,我朝从东方来到,扫除了寇乱,安定了中华,一统了国家。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义,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,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,照耀着整个宇宙。自有人类以来,还没有过这种兴盛的时代。由于世人的智慧不能认识到天地之间孕育出圣人,往往不同一般。因此错误地认为东北边远的地方,不是中华民族文明汇集的地方,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袭积累了深厚的德行,都是一代圣人。于是便错误地引用《春秋》讲的道理,以及孔子称许管仲“尊王攘夷”的仁德等观点,并发誓要按照这种观点去做。便为近年吕留良所说的一些悖逆言论所迷惑,忘掉当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养育的深恩,竟敢任意诋诬诽谤,私自写成论说文词,也偶然有这种事。其目的是想说明人生伦常大义,而不知道实际上反而违背了人类的伦常大义;本想说明天道的规律,而不知道竟然完全弄错了天道运行的道理。既达到思想昏迷错乱,毁害了自己一生;又陷入叛逆的行列,触犯了当前的王法,给后世留下了笑柄。这是我所亲身经历的教训,不得不对天下有志于求学,又不懂得事物变化的道理,而被吕留良的邪说蛊惑的人,郑重地讲述这番道理。天地间的阴阳二气,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的精华,都是从聚到散,天天流动天天扩大,并且变动不受拘束,循环没有常规。上古唐尧、虞舜和三代的时候,中国已开化的本土还非常狭小,京师以外,五百里为一服,五服以外的地方,像荆、楚、吴、越这些地方,就已经算是荒蛮夷狄的地方了,其余如广东、福建、云南、四川等地,还没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权,收缴贡赋,还没有属于中国。考察社会的发展,要以政权为变化依据;而考察政权的变化,又必须以思想道德的统一为根本,唐、虞、三代的兴盛,第一个继承帝位的是大舜,论道德仁义则推文王为最。孟子说过:“舜出生于诸冯(今山东菏泽东南),是东夷的人;文王出生于西歧(今陕西宝鸡东北),是西夷的人。”
据此,早在上古唐、虞、三代时的圣人,已经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的了。自秦朝到五代,一千五百多年,唐、虞二帝,夏、商、周三王,以及周公、孔子的主张,没受到重视和提倡,道理不明,影响不广。到了宋朝以后,天道才有了变化,上古圣人的道统,虽然还没受到帝王的重视,而实际上在百姓中已经明白了圣人的道理。而开始真正讲述圣贤道理的人,开始于周敦颐;进一步加以发展,集其大成而使之成为系统理论的,是曾讲学于紫阳书院的朱熹。周敦颐出生于湖南永州(今零陵),后来迁居江西;朱熹出生于江南的徽州(今安徽歙县),而读书求学于福建。今天考证起来,湖南是古代的楚地,而徽州实际与东闽相接壤。江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,福建原来属于八闽地区。由此可见,圣人的出生,并不受地区的限制,这就十分明白了。况且《春秋》把吴、楚排斥出中国,称之为夷狄地区,这是根据那时的状况来讲的,考察当时中国的状况,和今天的状况相比,不惟像方形和圆形形状不一样,而且简直好像寒和暑、昼与夜一样,完全相反。社会风气的开通,总是从逐渐变化发展到盛行的。自从有天地以来,文运在周朝时达到极盛的时代,而文王、武王、周公,由世德深厚而诞生出来的圣人,制定了反映文明进化的礼、乐制度,十分尊重古代文化遗产。所以一时之间,各种礼仪制度都十分齐备明确,声名的影响和文化的发达,不仅后来的汉朝、唐朝无法达到,即使以前的唐、虞盛世,也是比不上的。所以孔圣人称赞说:“文采兴盛,是周文王时代,我推崇周朝。”
【原文】
《春秋》之书,虽因平王迁以后,政教不行,王者之迹熄而作,然当时鲁、卫、齐、晋诸国,去文武之世未远,其故家遗俗,流风善政,犹蔼然是成周之旧。而吴、楚、山戎以侏不通诗书,不知礼义之习,逞其僭王猾夏之恶,冒于中华文明之治,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。其实圣人之心,即天心,因其当绝者而绝之,初未尝有意以吴、楚为处地,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,而重内轻外也。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,则其贬而抑之,也又甚于吴、楚矣。故先儒撮其旨曰:“夷狄而进于中国,则中国之;中国而夷狄,则夷狄之。是《春秋》之书,分华夷者,在礼义之有无,不在地之远近。心实至公至平,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。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,而大相反者,何也?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,而从天定者,自暴秦变乱以后,虽历汉、唐、宋之盛,犹不免架阁漏空,无当于对人之万一。明末之世,尤君怠臣侈,百度废弛。内则宦官专权,把持国政;则藩封放恣,暴殄天物。官吏贪污,横征暴敛,所在皆然。荒淫骄奢,世家大族,习为高致。加以文德尽废,远人不服,各处蒙古外藩,皆为劲敌,边警时闻,应接不暇,元气尽丧。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,亦不过是。座之流贼四起,惨杀屠掠,毒逾汤火。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,以及市井村落,类皆片瓦不保,目惨心伤,自有生以来,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。论者不思此境,妄引三代、春秋之盛以此例,何其悖谬甚乎?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,以德行仁本,尤取明天下之心。至太宗皇帝,政举教修,仁声仁闻,四讫海内。当是时,曾勒兵入关,徇地直至山东临清,周视京城,纵猎南苑,以期为明解仇释怨,熄兵安民。而明之君臣,竟置之不问,由是振旅东归,明不能以一矢加遗。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,取明直如反掌之易,又何待贼陷京城,愍帝身殉国难,明祚已绝,明位已移,请除寇乱而后兴卿命将乎?即此一举,较之武王大会孟津,观政于商,以冀纣恶之悛悔,心事更光明正大,表里无憾。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,如摧枯拉朽,望风逃窜,席卷长驱,廓清海宇,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。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,如出深渊,如睹父母。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,抚临天下。而天下之感戴者,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仇,衔结莫报;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,大德深恩,直与天地同流。
【译文】《春秋》这部书,虽然是因为周平王东迁以后,政治教化难以推行,对过去王室的威望消失而感慨所作。然而当时的鲁、卫、齐、晋等国,离文王、武王的时代还不远,所以他们还遗留着过去的习惯,其风俗和好的政策,还差不多都是成周时候的老样子。而吴、楚、山戎等地,因边远方言不同,而不懂诗书,不知道学习礼义,仗着他们自立为王的身份而与中国内地各诸侯并列,冒充中华文明礼义之邦,这是圣人所深为讨厌而排斥他们的原因。其实,圣人的心就是天心的表现,看他应该排斥的就排斥,起初并没有产生把吴、楚当成外地的意思,也没有把中原文化发达的诸侯抬高一等的想法,重视内地而轻视边远地方的。假如中原各诸侯国不谨慎地遵守传统礼义,那么对他们的贬低和指责,也会比排斥吴、楚更厉害。所以过去的儒家归纳出这种观点的主旨说:“夷狄地方的人如能实行中华的文明礼义,就应看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;而地处中原的诸侯国,而不实行仁义和边远地方一样,就应该把他们看成未开化的夷狄。”
所以《春秋》这部书,把中国划分为华夏和夷狄二大部分,是根据其有没有文明礼义,而不是依据他的地方远近。这种看法实在是非常公正的,关键是看你本身的实际言行是什么。况且今天中国境内的形势和春秋时不同了,而且又恰好相反,为什么呢?上古时候政权的传统和道德的传统是一致的,而顺从天道运行的规律。自秦始皇变乱以后,虽然经历了汉、唐、宋这些朝代,也曾一时兴盛,但仍免不在制度上存在很多漏洞,比不上圣人时代的万分之一。明朝末期时,尤其表现得君主懒惰,臣子奢侈,各种制度废弛。在内来说,则是宦官专权,把持国政;在外来说,则是藩王放恣胡为,暴殄天物。官吏们纷纷贪污,横征暴敛,到处是一样;荒淫骄奢在世家大族中,已成习惯达到极点。更加上文明道德的荒废,边远地方的人民便不服从了。以前的藩属相继都变成强敌,边境的警报不断传来,应接不暇,国家元气丧失殆尽。即使和以前五代王朝覆灭时情况相比,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最后终于导致流寇四起,到处惨杀掠抢,狠毒胜于沸汤烈火。凡流寇经过的府郡州县,以及集镇乡村,差不多都是片瓦不存,眼看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,自从有人类以来,所受离乱之苦,没有比这时更甚的了。
议论的人却不想想这种情况,错误地引用三代和春秋盛世的情况来相比,为什么会这样荒谬无理呢?况且本朝太祖,创业于东海,以道德仁义之心为根本,并没有夺取明朝天下的想法。到太宗皇帝即位后,政治、教化都走上正规,仁德的声名,传播于四海。这时候,曾经领兵进入关内,巡视地方直到山东临清,并且在明朝京师周围巡视一圈,还在南苑打猎,希望能和明朝化解怨恨,罢兵安民。而明朝的君臣,对此事竟然不闻不问,于是太宗只好率兵回转东北,那时明朝已弱到不能放出一箭的地步。
当时如果存有一毫取天下的心思,夺取明朝的江山真是易如反掌,又何必等流寇攻陷京师,崇祯皇帝以身殉国,明朝国祚已绝,明朝皇位已换主,应请求去除流寇的动乱,才兴兵点将入关吗?就拿这个例子来说,比较起周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,率兵观政于商朝,希望用压力使纣王悔罪恶的做法,心事更加光明正大,表里没有一点可指责的地方。况且入关后,只一仗便击败了李自成二十万兵马,如同摧枯拉朽一样,使他望风逃窜,我军席卷长驱,扫清了海内,拯救了亿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当时普天下百姓依赖我朝,如像跳出深渊,见到父母一样。由于这种情况,世祖章皇帝才决定建立政权广施仁爱,而登上统一中国的皇帝之位。而普天下感恩戴德的,不仅是明朝的君臣因我朝为他们雪耻复仇,感到结草衔环也无法报答;而更大的是为我国亿万生灵救死育生,其大德深恩,直可说是天高地厚一样了。
【原文】由此观之,在昔汤、武为夏、商诸侯,虽以仁兴,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。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,武庚不免以殷叛。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,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,视商、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。
明臣、汉人,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。是春秋之吴、楚以夷狄之心,肆夷锹之行,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,而来僭乱之。我朝以仁义之心,行仁义之政,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,而来抚绥之。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,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,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,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。使圣人而在今日,其作《春秋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,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。盖圣人与天合德,天大无外,圣人之心亦无外,稍有一毫有外之心,即不能合天心,又何又为圣人。所以圣人判事,至虚至平,胸无一毫成见定义。原视天视民以定义。而天之于民,实无常亲,惟德是亲。今我朝不折一矢,不伤一众,不待年而成帝业。到今幅员之广,与天同大,享年之永,与天同久。承承继继,笃生圣人,愈远愈大,弥久弥光,四海升平,万国咸宁,此岂人力所能与?乃民之食德者厚,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,所以至是。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,而有彼此之间哉!故谓《春秋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。若概引《春秋》之例,以抵当我朝之盛,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,为大不可。谓圣人许管仲之仁,其功在于摈吴、楚则可,若妄以吴、楚例今日,则是非颠倒,害道害义,为大不可。是《春秋》不惟无碍于我朝,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,大有光于《春秋》之义旨也。审矣。
【译文】
从这来看,过去汤王、武王是夏、商两朝的诸侯,虽然靠着仁德而建立了国家,而不能摆脱以臣子夺去君主王位这一事实,因而有违伦常而感到遗憾。所以成汤不免有惭于德行,武庚不免以是殷纣王的儿子而叛乱周朝。这岂能像我朝得天下于流寇李自成之手,用商、周来相比,我朝得天下更为名正言顺,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汉族人,都乐意为我朝尽力效死。至于春秋时代的吴、楚两国,是怀着夷狄之心,逞着夷狄的不讲道德行为,蔑视中原的礼乐文明的统治,僭号称王,兴兵扰乱中原;而我朝以仁义的心胸,实行仁义的政治,不忍中国百姓生命涂炭,才来救援抚育他们。
吴、楚是作乱于太平盛世,我朝则是为了创造太平于天下大乱之时。这两种不同情况,不仅像方和圆一样体形完全不同,而竟然和寒与暑、昼与夜恰好相反一样。假使孔圣人活在今天,他所作的《春秋》,一定会大大地表彰我朝,应当如何来深切说明,看看以上对比便很清楚了。因为圣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致的,上天是公正得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,圣人的心也是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,稍有一点私心偏见,便不能合乎天心,也怎么能算得上圣人呢?所以圣人对事物的看法,是非常虚心和公平的,心中不存在一点成见定义,是根据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义。
而上天对于人民,也不是永远亲爱一个地方,只有依据德行来相亲。如今我朝不费一弓一箭,不伤一个人,不到一年便建成帝业;到现在国家疆域之广,与天同大;享受皇位之长,与天同久。一代代继承,连续出生圣人,传得愈远愈伟大,愈久愈加光辉,四海升平,万国安宁,这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?乃是我国百姓受到恩德特厚,以至上天眷顾爱护得也就特深,所以才能够达到这样地步。又有什么事可以上背天意下违民情,而硬要划分彼此呀!
所以说《春秋》的主旨,在于谨慎辨别华夷的区别则可以;如果一概引用《春秋》中的例子,用以来诋毁我朝的盛世,那么实在是诬蔑圣人作经书的原意,是大不可的事。如果说圣人赞许管仲的仁德,他的功劳在于排斥吴、越则可以说;如果错误地把吴、楚来比今天,则是非就完全颠倒,伤害了道义,则是大不可的事。据此,《春秋》不但对我朝没有什么妨碍,而是我朝的立国竟然深符于圣人的心,并发扬光大了《春秋》的主旨,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【原文】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,开创帝基;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,统一诸国;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,抚临中外;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,遍及薄海内外,久道化成,沦肌浃髓,更为超越前古,业隆万世。可见皇天笃爱之至,非三代以下所及,即极之虞、夏、商、周,天运初开,太和极隆之会,亦罕有此圣圣相承,绵绵无间之盛。况我当今皇帝,尤圣神文武,时中变化,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,曲成万物而不遗,恢弘前烈,更有光于圣祖仁皇帝者哉。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,已极礼明乐备之盛,而其验实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,特以治德渊微,圣学深,山陬海之间,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,实因初潜藩邸,韬尧养晦,无求无欲,研经味道,以尽己性分之固有,职分之当,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,所以龙德中正,不惟非天下所得知,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。
惟我圣祖仁皇帝,聪明天纵,本父子之亲,以圣知圣,早知人品贵重,蕴蓄美富,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。然亦以是存亡于心,而不肯扬之于众。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,委以南郊大礼,从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,圣学性安,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。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精义,传子即以传贤,并二帝,兼三王,而适于中者,迈百王而首出矣。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,一切政治,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。加以阿其那、塞思黑等,久蓄奸谋,散布流言于外,以致盛德至善,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,斯亦事理之所必有。
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,天性至孝,发虑至诚,修已至敬;而造德之纯熟,学问之渊深,历练之缜密,处事之精详,则又一理浑然,泛应由当。举凡之于政刑,见之于德礼者,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,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。神明尽智,化裁尽变,推行尽通,深仁大德,际天蟠地。究其归,皆因物付物,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。是以身虽至劳至苦,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事。凡可以利济斯民者,思无不到,到无不行,行无不实。自朝至暮,一日万机,目不停视,手不停批,不遑宁处,而心实至安至逸。常如明鉴、如止水,万物之过其前者,妍媸自然必露,而不容掩。今试于荡荡难名中,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。如明王奉若天道,大义本于天经,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,后世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,生杀予夺,权由己制,竟不知大君之上,更有天焉,不可违也。
【译文】
我朝自从太祖高皇帝以神圣的武功,开创了基业;太宗文皇帝继续发扬光大,统一了中国全境;世祖章皇帝建立治国大政,安定了中外;圣祖仁皇帝仁德、武功,遍及全国内外,普施仁德教化百姓,恩惠深厚深入肌髓,更是超过了上古前朝,帝业的兴隆光耀万世。可见上天对我朝的厚爱已极,是三代以下各朝难以比得上的,即使追溯到虞、夏、商、周,秉承天运建立最早的几个朝代,帝业极隆的太平盛世,也罕有我朝这样连续出现英明圣主继承帝业、绵绵不绝的盛况。何况我朝当今皇上,尤其圣神文武,这时的变化,比之天地化育一切也不为过;恩德泽及万物而无一遗漏,弘扬先皇的政教,使圣祖仁皇帝的未竟事业更加光辉。所以其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功勋显耀于二者之间,已经达到礼乐文明极盛的顶点,而其治理的效验也由海清河晏来得到了证明。至于当今皇上治理国家的才德深厚精妙,学识更是渊博高深。而远居山角海滨的人,或许有不知道皇上功绩之大者,这是因为皇上还是藩王的时候,才能深藏不愿显露,既不求名声也没有什么欲望,终日研读经书修养道德,以尽力符合自己的个性和藩王的身分,从未尝想显露一下自己于世间。所以圣人的道德十分纯正,不仅不是天下百姓所能晓得的,就是朝廷内的各位大臣也很难知道。只有圣祖仁皇帝,天赋予他聪明,又与当今皇上是父子关系,所以能以圣人的眼光认识圣人,早已知道当今皇上人品贵重,胸中蕴藏着雄才大略,能够用其聪明睿智做一个英明的君主,但是也只是默记于心而不肯传扬出去。
直到圣祖健康不佳处于病危之时,才委托当今皇上代替主持南郊祭天大典,于是众大臣才知当今皇上仁德天授,学识性情稳重,已久为圣祖所深深注意了。由此可见圣祖皇帝处理大事的深刻意义,传位于儿子就是要传给贤明的人,其英明识见可以说兼有尧、舜二帝,夏、商、周三王的美德于一身,而超过了后世的百王之上。所以当今皇上自登基之初,实行的一切政治,天下人都难懂得这些英明高深的做法是从哪里来的,加之阿其那和塞思黑等人,久已心怀夺位的奸谋,所以在外散布流言诽语,以至当今皇上的盛德和善政,不能很快地传遍于国内远僻山乡,这也是事理的必然。如何能知道我皇上宽厚的心胸非常仁德,天生的性格极为孝顺,考虑问题本着诚心,修养自身要求严格慎重;而对道德运用的纯熟,学问的渊深广博,遇事思考的缜密,处理问题的精详,则又浑然一体,各方面应付得都十分妥贴。
比如施行的政策和刑律,用道德礼义去观察,既没一个地方知道得不够精详,又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是极其妥当;智慧英明到极点,教化百姓使之道德一新,推行的善政通行全国;其深仁大德,真是顶天立地呀。追究其功绩的根源,在于根据不同的事物给以不同的办法去解决,并没有存在一点成见于处理事情之前。所以皇上虽然至劳至苦,也没有一时一刻不以爱护养育天下百姓为目的。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,没有不想到的,想到的没有不实行的,实行没有不扎扎实实达到目的的。
自早到晚,日理万机,目不停看,手不停批,没有一刻闲暇安宁,而内心实际上才最安定最放心。经常心如明镜一样亮,如静止的水一样安定,万物从眼前经过的,美和丑都会自然显露,而不能有一点掩盖。现在试于浩荡无数难以一一说清的圣绩中,将看到一斑略举其万分之一的事例。比如英明的帝王都是尊奉天道规律的,道义是上天所树立的,自从上古二帝三王相继遵守以后,后来的帝王都是用国家政权来治理,生杀大权自己说了算,一切权力都归于自己,竟然不知道君王头上,还有上天,天意是不能违背的。
【原文】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,处处体天定趋。凡天所好者,体天之心好之;天所恶者,体天之心恶之;天所欲行欲止者,体天之心行之止之。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,知食为民天,农乃食本,务使各务本为,尽力南亩,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,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。每岁躬耕藉田,以重农事。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,令各州县岁举一人,荣给品秩,以示鼓励。而先啬神农,亦开千古未开之典,设坛崇祀,以报其功。偶间一处旱涝,即悯念忧形,减膳之下,殚精竭诚,为民祈祷,专务修少人事,以格无心。
座至祷雨雨通,祈晴晴应。犹不以此为足蠲减赋之典,无年不颁,赈灾救患之泽,无地不遍。甚者如江南、江西、浙江,正供六十余万两,皆沛恩永免,深仁厚泽,与天罔极不朽。采运积贮,禁屠崇俭,以预防其不足。与夫疏浚河流,开导积淤,相地开垦,以奠民居。通民行而济民食者,可谓无处不到,无法不备参。推其极抚久绥尽六合之广,虽穷幽极僻之区,亦不至一夫失所,如西陲安插之众,不惜厚赐,使之衣食有赖。云贵等省,边塞土民,素受土司之害者,禁其鱼肉,革其科派,老有沿乡给发之养,孤贫有动用钱粮,务令得沾实惠之谕。存恤悯念,恻怛,恩膏直下及于行人气人之微贱,以期尽天子惠元元,包涵并育,大小高低遐迩,一体之本,量而后快也。体天之心以爱民,则察吏不得不极其明,惩贪不得不用其法。谓贪赃犯法之官,蠹国殃民,罪大恶极,即立置重典。亦不足以蔽其辜。但不教而杀,有所不忍,故曲宥其死,偶行抄没其家资,以备公事赏赉之用,盖所以昭国法而惩贪污,并使后来居官者,知贪赃之物不能入己,无益有害,自不肯复蹈故辙,以罹法耳。更或即其所有之资,填补亏空之数,其得豁免其罪,此皆以罚恶之内,隐寓宽仁之意,原非过刻也。至于人之心术,隐微之中,疑似之间,最为难测。睿照则辨析精微,而公中有私,私中有公,尤如丝过扣,毫发清楚。然犹不以此自用,必广行采访,以收好问好察之益,以为执两用中之资,抑兼欲得人擢用,为生民思久安长治之计,故一切政令所敷,治益求治,安愈图安,务求适中得当,立千百年不坏之良谟,以期移风易俗,潜移默化,使民日迁善。而不知其所以爱民者,又何无己也。
【译文】
我们皇上一心念念地为百姓设想,处处体会天意而后决定行动办法。凡上天所爱好的,体会天意而同样去爱好;上天所讨厌的,体会天意而同样去讨厌;上天所打算实行或制止的,体会天意去实行或制止。由此这而体会天意在于抚养百姓,知道“民以食为天”
这个古训,而农业则是吃饭的根本,所以力求农民能各就本业,尽力耕种田地,不允许贪图小利而荒废农业生产这个大事,不允许追求小事而忘记耕种的艰难。每年皇上都要亲自到御田里耕作,以提醒要重视农事。而对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农,考察他们勤劳朴实没有过错的,让各州、县每年向朝廷推荐一个人,授给他相当官员的品级,以示鼓励。而对于从事农业的始祖神农氏,也开创千古没有过的盛典,设立了“先农坛”加以隆重祭祀,以报答神农氏的功劳。偶然听说某一地方发生早涝,就产生怜悯挂念,忧愁形于颜色,除了减削御膳食物外,又尽精竭诚地为百姓祈祷上天,反省所办的各种事情有没有过错,并加以改正,以希望感动上天。最后终于达到求雨雨降,求晴晴至,仍然不以此为满足,减免赋税的恩典,没有一年不颁发的,赈济灾民的恩德,没有一个地方不到。特别是像江南、江西、浙江等省,规定每年田赋银六十余万两,都获得皇恩永远免除,这种深仁厚德,真和上天一样永远不朽。采运粮食积储于国家粮仓,禁止屠宰牲畜崇尚俭朴,以防止百姓粮食的不足。以及疏浚河流,开导淤塞,根据各地情况鼓励开垦荒地,以打下百姓生活基础。便利百姓交通和接济百姓粮食的事,可以说是无处不到,各种办法没有没用过的。
推算一下恩德所到的地方已遍及全国,即使是穷困和极偏僻的地方,也不让一个人流离失所。比如在西部边疆安顿百姓生活,不吝惜巨大的费用,而使他们衣食有赖。云南、贵州等省,边境的少数民族,长期受到土司的压迫,于是便下谕旨禁止土司鱼肉百姓,免除了各种不合理的摊派,老年的由其乡村发给生活费用,孤贫的可用专款救济,一定要让百姓受到实惠。心里所存的悯恤念头,病痛忧伤,恩泽惠及路上的乞丐等微贱的人,以希望将天子的恩惠遍施于平民,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抚爱养育,不论大小高低远近,都是国家的一个根本分子,都能受到恩泽而后才会感到快乐。
要体会天意而爱护百姓,则考察官吏不能不严明,惩办贪官不能不动用法律。贪赃犯法的官员,祸国殃民,罪大恶极,即使立即把他们处以重刑,也不足抵偿他们的罪行。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,心中实有所不忍,所以婉转宽恕他们的死罪,偶尔有抄没他们的家财,以备公事奖赏的费用。所以要这样申明国法而惩治贪污,并使后来做官的人,知道贪赃得来的东西不能归己,是无益而有害的,自然不敢再走翻过车的老路,而自陷法网。此外还有把他所有的资产,填补亏空公款的数额,然后得免去他的罪,这都是在惩罚罪恶之内,暗隐有宽大仁德的意思,并不是对他们过分苛刻的。至于人的心术,在隐暗之中,真假是非,最难看得出来,皇上以聪明睿智的目光明辨精微,而在公中有私,私中有公的情况下,看得如同丝线过扣眼,毫发都能清楚。但是仍不以此自信,必广泛进行调查,以取得更清楚地考察之益,作为因地制宜,不偏不倚地处理政事的参考;同时也打算借此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吏使用,为百姓设想长治久安的方法。所以一切政令的施设,在治中更求治,安中更求安,务必求得合理适中,树立起千百年不坏的良好楷模,以希望达到移风易俗,潜移默化,使百姓一天比一天善良。而不知道皇上这样爱护百姓,可是没有一点想到自己啊。
【原文】
体天之心以钦恤民命,谓明刑原以弼教君德,期于好生,法虽一定,心本宽仁。《书》云:“宥过无大,刑故无小。”所以斟酌权衡,广好生之德也,有不得已用刑者,不过欲国法申行,刑期无刑耳。故每有改定条例,必期三令五申,惟恐小民无知陷罪,不教而杀。时深恻隐之念,承审官司,滥刑有夹讯之戒;秋审应决,具奏有三复之谕。稍有一线可生,因事原情,宁过乎仁,毋过乎义。不惜反复批阅,至再至三,每年沛岁多格外生全之恩。其实皆准乎天理之至公,即乎人情之至安,宽而得中,非废法也,然亦间有应严者,则又用严,以顺适夫至正至平之则。
如阿其那、塞思黑蓄奸树党,贪图不轨,已经圣祖皇帝贬而绝之,乃不知仰体君父之心,痛自改悔,竟怙终不悛,按其罪过实同周之管蔡。我皇上本大公无我之心,揆道执中,以事关国社生民之重,不惜数其罪,以大义灭之。此亦如四凶之在尧世,必有可容者,而后尧容之;其在舜世,必有不可留者,而后舜去之。尧舜何容心哉?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。故皇上今日之义,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仁,皇上今日之仁即圣皇帝当年之义,道无二致,同归一中,因时制宜便得其平而已。天语煌煌,反复剖析此理,已到至处尽处,而心事亦直与日月并明于千古矣。盖虚明应物之天,本无一毫成见、己意稍杂于其中,所以用宽用严,无往而非道之至当,不易有如此也。体天之心以为民,取士则于三年科举之外,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,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,才可办事,而文亦可观者,每岁各举一人之谕。有选拔贡生,不拘考试名次,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。有令满汉、内外、文武诸臣,将有猷有为有守者,各举一人之谕。有令中外诸臣,在京主事以上,在外知县以上,各举所知,或举贡生员,或山林隐逸,送部引见之谕。而于各省州县,文明极盛之学,又有升改增额,录取之谕。乡试中式各数,亦随着加增。广求博访,惟日孜孜,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。
而犹忧人才难得,务在矜全器使,幽隐必录,所以于湖南等省,又特降分闱之旨,悯念士子之贫寒有志者。嗣后不为远险所隔,皆得以遂其观光之愿焉。体天之心以为民,尊师重道,则至圣先师追封一代。敬圣人如君亲,易讳为“邱”,重临雍之大典,改“幸”为“诣”,而诞降之期,斋戒禁屠,著为定例。且旌有节义,崇建祠守,奖劝善行,虚公核实,军民一体,直及于匹夫匹妇之贫且贱焉,风声之树更远也。体天之心以为民,优礼大臣,则赐坐赐茶;体恤群臣,有赏有赉。上下虽分,君臣一体,极至饮食之轻微,情至亦所必赐;器用、服物之小者,虽远亦所常颁。君臣之际,相期以诚,臣下隐微,无不洞烛,训诫开导。隆恩同于天地之钧陶万物,胜于父母之教育婴孺。至中至正,总以吏治戎政,物情民隐,各得其所为念。体天之心以为民,存亡修废,则合天下为一家,视异代而无外,大廓成例,封明祖之后以侯爵。考古仁恕之君,隆名之主,从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。
【译文】要体会天意而爱惜百姓的生命,认为严明刑法原因是辅助君王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,立足于好生,法虽然有明文规定,执法则从存心宽仁出发。《书经》上说:“宽恕没有大的,刑罚没有小的。”所以要慎重考虑,以求推广上天好生之德,有不得已必须用刑的,不过是打算申明国法,处以刑罚是期望减少直至消灭犯法和刑罚罢了。所以每逢有改定刑法条律,必然要进行三令五申,惟恐百姓不知法而陷入犯罪,成了不教而杀。时常对百姓深怀恻隐之心,为了防止滥刑,有严禁拷打逼供的规定;每年秋天审判死刑案件,有必须经三次复审的圣谕。稍有一线生机的,因事论事寻找可原谅的情节,宁肯过分宽仁,不可有一毫失去道义。不惜反复批阅公文,达到两三遍,每年遇到丰年时,往往都要格外加恩减少死刑。其实都是以天理至公为标准,亦就是合理人情而至安,宽大而又适中,这不等于不要法律;但是其中也间有应该从严的,那么要从严,以顺乎至正至平的原则。比如阿其那、塞思黑私蓄奸党,企图不轨,已经由圣祖皇帝贬去王爵废为庶人,可是他们不知道仰望君父的苦心,痛改前非,竟然坚持作恶而死不悔改,按他们的罪行实际上与周朝的管叔、蔡叔相同。我皇上本着大公无私的心情,根据道理公平执法,以为这叛逆大事有关国家和百姓是极重要的,不惜责数他们的罪行,而大义灭亲。这也同于“四凶”
在唐尧的时代,有可以容留的原因,所以尧才容许他们活着;到了虞舜的时候,一定有不能容许再留下的理由,所以舜才把他们杀掉。尧舜能有什么存心呢?都是四凶他们咎由自取来决定的。所以皇上今天实行的大义,也就是圣祖皇帝当年实行的仁德,真理是没有二样的,只能同归于一个公正,不同的是因时制宜,处理合乎当时的公平罢了。皇上金口玉言光辉万丈,已反复剖析了这个道理,可以说透彻已到尽处,而皇上的心迹,也直同日月一样明亮于千古了。上天的心怀是随着事物变化而生,原本没有一毫成见和私意掺杂在其中,所以用刑的宽与严,自古以来,非道德至当至公,是很难做到这样程度的。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,录取士人则除了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以外,还有要求各州县每年荐举“贤良方正”的特恩诏书,还有下令各州县访求孝顺父母、品行端正,才能胜任做官,文章也有一定水平的人,每年各推荐一人给朝廷的谕旨。还有选拔贡生,不拘于他在考试中的名次高低,务必要求选拔通解经书、修养端正的人的谕旨。
还有让满汉、内外、文武各种官员,把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读书人,各自推荐一人的谕旨。有命令朝廷内外各官员,在京的主事以上,在外的知县以上,各自推荐所知道的人才,或举人、贡生、秀才,或山林隐逸,保送到礼部,安排由皇帝接见量才录用的谕旨。而对于各省、州、县,文风极盛的学校,有晋升级别和增加秀才名额,扩大录取的谕旨。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,也随之增加。广泛地搜求人才,每天孜孜不倦,希望获得贤才以作为做官治民的后备。而仍然时常担忧人才难得,务必爱惜保全人才并发挥其作用,即使偏僻地方,也要做到有才必录。所以对湖南等省,又特别降旨,采用分区乡试的办法,照顾那些贫穷而有志气的读书秀才,不必爬山越险集中省城,就能够就近参加举人考试了。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,就认真尊重师道,对至圣先师孔子,加以追封其五代祖先为王爵。敬奉圣人如同先皇和亲人一样,下谕遇到孔圣人的名讳,都要改写成“邱”字以示敬避;重视皇帝拜祭文庙的典礼,把皇帝巡幸文庙的“幸”字,改为“诣”字,以示对孔圣的尊敬;并在孔圣诞辰之日,都要进行戒斋沐浴,禁止百姓屠宰牲畜,用制度固定下来。并且大力旌表节烈孝义的人,建立祠堂和牌坊,奖励善行,秉着一心为公的精神核实事迹,不论军民,一视同仁,连极为贫贱的男女百姓也不例外
良好的风气树立是非常广泛的。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,对大臣能优礼相待,接见他们时赐茶待如宾客;关心爱护群臣,常有赏赐和馈送。地位虽有上下之分,君臣的关系亲如一体。小到饮食这种微小东西,感情到时也必然要赏赐臣下;器用、衣服等小物件,虽然臣下远在边疆,也要常常颁赐。君臣的关系,相待在一个诚字,臣下的隐微私事,皇上没有不洞若观火,加以训诫开导。隆厚的恩德同于天地的薰陶万物,胜过父母的教育婴儿。处理事情非常中肯而正确,总是把吏治、军政和社会状况、民间真情,都处理妥贴挂在心上。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,对国家的存亡兴废,则看成天下一家,对覆亡的朝代不存在一毫见外,扩大修改历朝的成例,封明代皇帝的后代为侯爵。考查古时著名仁恕的君主、声望极隆的帝王,也没有过这种宽洪而公正的做法的。
【原文】
体天之心以为民,励精图治,则天德之刚,纯乎一敬,干干终日。法天行健,无时不极其精,无处不尽其详,广览博访,随机应变,无一不中节合宜,神聚到至处,心细到极处,即至群臣奏章,偶有一义未安,一字错落,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,一经睿照,必为摘出。反复告诫,不以为倦。自朝至暮,凝坐殿室,扩然大公,物来顺应,非帝尧之钦明,大舜之恭己。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。体天之心以为民,垂训立教,则皇极之敷言,尤长江大河,浑浑灏灏,盘折自如,愈析愈精,实无一不行所无事,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。诚以宸衷虚明广大,昭融洞彻,海涵天覆,内外无间,浑乎天理之公,无一毫人欲之私,故发于文辞,理实气足,巍然经天纬地之作,与《二典》、《三谟》并垂不朽。
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,载之史册,所传诏诰,其精思神力,未有在纵之深厚目极如是也。极而至于体天之心,为民之深,直至作述之间,心融神契,道统、治统、心法、圣学,一气相承。诚以圣祖皇帝德合干坤,功弘位育,开生民未开之大业,深仁厚泽,迈百王而独隆,为皇天笃爱之肖子。是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,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,故一切政治,祖述宪章,多以圣祖皇帝为准。然亦只学其道,而不拘泥其法,其中有时地异宜,损益殊方,所当更定者,则又未尝不推对祖之心,以承天之心,为民而更定之。其实继志述事,适与圣祖无违也。所以大孝纯笃,无处不到。当圣祖皇帝宾天,哀号恸慕,尽礼尽制,历三年如一日;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,兼服不懈,悲思历久弥深。当斋居永慕之中,孝思所及,孝治所颁,徽号之议,协万世之人心;配天之典冠,百王之隆会。晨昏瞻拜,朔望祭享,望山陵而致敬,瞻庙寝以告虔。无一时不思哀思敬,无一事不尽制尽心。此虽一时怪于至情,由于至性,为所当为,不知其然而然。本无意于民,不求鉴于天,然天人一理,家园相通,此感而彼自应,上行而下自效,实无往而非继天立极,为民作则之大者。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。
【译文】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,励精图治,皇上仁德的核心在于敬慎做事的一个敬”字,终日兢兢业业,警惕自身。顺从天道而自强不息,没有什么时候不用尽精力,没有一件事不考虑详尽,广览博采,随机应变,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适中合宜。精力集中到一处,心思细致到极点,即使是群臣的奏章,偶然有一点意思不妥,一个字用得欠当,几次经过朝内大臣审阅都没有发现的,一经皇上阅看,一定会给指出来。并反复告诫臣子,不觉得疲倦。从早到晚,一动不动地坐在殿内,心中想的全是国家公事,每件事都会很快批复解决。这如没有帝尧那样的聪明睿智,大舜那样的严格要求自身,是很难达到这样敬慎认真的地步。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,对臣民百姓教育示范,皇上所说的话,好像长江大河,浩浩荡荡,曲折自然,愈分析愈为精辟,实在是没有一件事没有说到,其指示都是恰如其分,没有不和天道相符合的。这实在是由于皇上胸中心怀广大,明察一切,度量宽宏如大海苍天包容一切,对内外一视同仁,统一在公天理之下,没有一丝一毫私心杂念,所以思想发挥到文辞当中,理实气足,文笔磅礴雄伟,真是经天纬地的杰作,直可与《尚书》里的“二典”、“三谟”一样共垂不朽了。
自古圣明的君王的著作见于经典,载入史册的,所流传下来诏书和圣旨,它的精深思想和神圣的气魄,没有一个比得上我皇上,上天赋予其圣智英明已达到了极点。由于达到这极点,而在体会天意,为百姓着想,也达到极深地步,反映到著述中间,便能心神融合,下笔如神,道德、政治、修养和孔孟之道,融合一体,一气相承。这实由于圣祖皇帝的仁德广及干坤,功绩弘大地位崇高,开创了亘古没有过的伟大事业,超过了历史上上百个帝王而独盛,是上天所笃爱的肖子。所以圣祖心就等于天心,圣祖的仁德就等于天德,所以当今皇上实行的一切政治,承袭的典章制度,大都以圣祖皇帝时实行的为准。
然而也只是学其精神实质,而不拘泥于具体做法。其中有因为时代地点情况变化不同,也作了增删改动,其应当更改的,则又没有一处不合乎圣祖的思想,秉承上天的心意,为百姓着想而加以改定。实际就是继承了圣祖的遗志办事,与圣祖原意没一点违反的。这正是皇上大孝纯正的表现,没有一处不显露出孝心。当圣祖皇帝驾崩之时,皇上哀号恸哭,尽了一切礼仪制度,守孝三年如同一日;接着又遇上孝恭仁皇后去世,皇上兼为守孝,没有一毫松懈,悲伤怀念,时间越久越深。当在戒斋守孝居住的时候,凡是能想到的孝思,治丧所颁发的圣旨上谕,以及谥号的商定,都符合万代的人心;祭天的同时配享圣祖的典礼,其隆重超过了历史上一切皇帝。朝夕在先皇神像前观瞻拜谒,初一、十五都要前往祭祀行礼,遥望皇陵而致敬,观看寝宫而虔诚祝福,没有一时一刻失去哀思和敬意,没有一件事不尽心恪守丧礼。这虽然是一时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,是由于父子天性所至,应当做的就做,没想到的也会不知不觉地做了出来。
本来这种孝道,并不要求百姓也仿效着去做,也不求上天看见这样守孝而感动,但是天理人情总是一致的,家庭与国家也是息息相通的,这里有感那边就响应而互相影响,上边实行的下边就会仿效。所以皇上没有一件事不是代表上天树立榜样,为百姓作出示范准则的行动,其意义岂只是对圣祖皇帝表示敬孝的虔诚而已。
【原文】
凡此皆亲被德化之后,身近天日之光,管见所及,百千万分中之一耳。至于广大精神,浩浩肫肫,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尽者,不惟今日浅陋不得而知,抑人所不得而传。盖圣本不可知,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。此所以天人交孚。
数年以来,休征并著,嘉瑞屡见,太和翔洽,民康物阜,四海同登乐利之域,万姓共享升平之福者,诚以我皇上道德既早与二帝三王合辙,而治效自当与虞、夏、商、周并隆无疑也。静生长楚边,山野穷僻,足迹未到通都大邑,生平未接见一名人达士,加以稍长失怙,身处露孤,形单影只,胸次极狭,见闻极陋。不惟列祖相承之圣德神功,有所不知,并我朝得统之大者,亦所未闻,徒以迂固执方之见,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。早年从事举业,翻阅八股时文,读吕留良文评,妄喜其议论之爽快,而不察其气象之粗暴;贪其意见之间与己合,而不知其发言立论之甚者,实多与道义大相悖也。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为有功,而不知其实欲多刻以为阴图射利之计。知其立言之高为有德,而不知其故为高论,以逞其欺世盗名之术。由不知而错好,由错好而误信。日甚一日,不觉为其说所浸淫者实深。至近年以来,兼读其杂文残诗,甚有谓《春秋》华夷之分,大过于君臣之义。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,有世实若无世。以此为《纲目》凡例未发之蕴。始闻未尝不疑,迨久而不得不信。
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《春秋》,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《纲目》故也。因妄思君臣为人伦之首,本于天降,由于性生。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,天下未闻有父既失处,而于能晏然独安者。读书以明理为大,身忝士林,所干何事?又焉敢重计一己之死生利害,而委弃当身大义于不顾乎!加以我皇上圣德高远,初年洋溢未遍海内,即早为奸党布散流言,传闻满耳。此时不觉狂悖蛊心,顿忘天地之大,恍若当身道义之迫,甚于水火。乃敢定志,遍导域中,冀得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,以为生民之依。遂即其谣传诋谤之词,大肆悖妄,冒昧上书于陕西总督岳公。直至事发之会,执讯庭阶,犹坚持吕留良悖论在心,以为道理当然,死何足惜。且妄谓纲常名教,而得其正,尤读书为士者之所乐,就而不避者也。
殊意承问大人仰遵谕旨,早知穷陋无知,为谣言邪说所蛊惑,乃将逐条所诬一一剖示;及我朝得统事迹,反复详告;并宣皇上文德之大,励精图治,孜孜为民,忧勤不倦之苦心。伏听之下,恍然自失,如梦初醒。本若可信而无疑,然反覆细玩,所宣扬处实无往而非三王之极诣、二帝之盛德。数千年梦想不到之境,岂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会,似又可疑而难信。未几,蒙恩特发圣谕一章,颁到长沙,剖析宣示,极尽详明,觉大德粹行,如日月经天,江河行地,而不容掩。较前所闻于大人者,蓄德蕴道,深弘广备,玩味更无穷尽焉。复自湖南以抵京城,一路所见,风清景和,文明灿烂,民康物阜,雍睦熙,不觉心醉神移,穆然远思三代,而旷怀唐虞矣。直至抵京,更伏读近年以来所颁示内外臣工圣谕若干卷,广大深渊,纯粹至精,盖自殷盘周诰以后,久矣未闻有此盛德至善,发挥透辟到此极处也。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,以蝼蚁之微,冒犯九五之尊,自料万死不足以蔽辜。而我皇上竟埋然于衷,丝毫不怒。到京即超禁释囚,被以广厦,给以丰食,迭赐厚衣,暑悯其热,寒恤其冻。沛几多殊恩厚泽于千古仁惠之主,常法所不到之处。及至谳狱讯供,则又刑措不用,纯以至诚至德,感孚默化,使民不期格而格,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。
【译文】
以上这几条,都是我亲受皇上仁德教化以后,身近皇上如同受到天日的光辉照耀,得到一些微小认识,这只是皇上伟大仁德中的百千万分之一罢了。至于皇上广大深奥的精神,浩大诚恳,只能意会而不能用话表现出来的,不但以我今天浅陋的认识不能完全领会,即使所有的人也难地说得详尽。这是由于圣人的思想高深是一般难以知道的,而至高至尚的道德尤其是不易用话形容的原因。由于这样才达到天意与人事交融结合的盛世。
几年以来吉祥的征兆十分显著,祥瑞事物不断出现,阴阳调和,物阜民康,四海之内共登欢乐世界,万姓人民共享天下太平之福,这实是由于我皇上在道德上早已和二帝三王一样伟大,而治理国家和效果,自然也和虞、夏、商、周一样隆盛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曾静生长在湖南的边境,处于荒僻贫穷的山区,足迹从来没到过一个较大城市,生平没见过一个知名人士,加以童年时身稍长大一点时,便失去父亲,成为浪浪孤儿,形单影只,养成胸怀狭隘,见闻极少。不但对我朝列圣代代相承的圣德和神功,一点也不晓得,并且对我朝建立是光明正大的正统,也没有听说过,所以迂腐而执有偏见,顽固地坚持食古不化的毛病。早年时读书走应科举的道路,在翻阅学习八股文的时候,看到了吕留良的一些评语,错误地喜爱他议论的直爽,而不注意他性情语气的粗暴;贪图他的意见有些和自己想法一致,而不知道他论说的要害,实际上大都和道义相悖逆。而且平常只知道他出版了很多书而名气很大,对读书人有功,而不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读书牟利。只知道他能著书立说是有高尚的道德学问,而不知道他是故作惊人,以作为他欺世盗名的手段。由不知道其实质而错误地爱好,由错误的爱好而错误地信服其谬论,一天比一天加深,不知不觉便被他的邪说影响到很深的地步。到近年来,又读了他的一些杂文和部分诗作,很多地方常提到《春秋》上说的中国有华夷的区分,从道义上讲比君臣之义更为重大。而今天中国虽有人,而被他族统治,等于无人;虽有朝代政权,实际也等于没有。并把这作为《通鉴纲目》凡例中没有揭露的要旨。开始时也曾经怀疑这种说法,时间久了,也就不能不相信。因为他把他的意思借口出于孔子《春秋》的主旨,而凡例又偷附于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的原因。因而我便错误地认为君臣关系是人伦的第一项,本是上天所固定,由于人的本性所产生的。人的想念君主好比儿子思念父亲,天下没有听说过父亲流离失所,而儿子能够独自安逸的。读书的首要目的在于明理,我身在读书人之列,所做的是什么呢?又怎能计较个人的生死利害,而抛弃了读书人的切身大义而不顾吗!加之我皇上虽道德高远,但刚刚登基时,其英明的德政还没有在国内传颂开来,而自己的双耳又早已被奸党散布的流言诽语灌满了。这时我不觉受到蛊惑而狂悖充满心中,顿时忘记了天地间以君臣之义为第一大义,恍惚觉得自身受道义的压迫,更甚于如救水火。这才决定志向,要遍寻全国,希望找到一个聪明睿智能尽担起君王道德的人,作为百姓的依托。遂即用这些谣传诽谤的话,大肆狂悖编写成文,冒昧地写了书信上呈陕西总督岳公。直到上书事发以后,被捕审讯于官厅,还坚持吕留良所说的“华夷”之分的悖逆论点于心中,以为这是当然的道理,虽死也不算可惜。
且错误的认为能坚持纲常名教,而坚持正确观点,尤其是读书人所引为快乐的事,应当坚持而不能逃避。不料负责审问的大臣,遵照皇上的谕旨,早已知道我的浅陋无知,被谣言邪说所蛊惑,便把我的认识一条条地作了剖析;并把我朝统一中国的事迹,反复详尽地告诉了我;并说明了皇上用礼乐教化百姓,励精图治,孜孜不倦为百姓办事,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苦心。我跪听教训之下,才恍然领悟自己的错误,如梦初醒。
本来就觉得可信而不必怀疑,但细细玩味之后,又觉得其所宣扬的没有一处不合乎“三王”的最高境界和“二帝”的完美盛德。几千年来梦想不到的境界,不料今天竟能遇到这样的盛世,因而好像又有点怀疑,恐怕不可能吧。不久,又蒙皇恩发下圣谕一道,颁发到长沙来,对我迷惑的问题进了剖析和讲解,极尽详明,使我觉得皇上盛大精纯的德行,真如日月经天,江河行地,是不能掩盖的。比较以前几位审问我的大人们所说,更加蕴藏了高厚仁德和深邃的道理,精深弘大,无所不包,仔细玩味,更觉道理无穷无尽。以后又从湖南到京城来,一路上所见,到处一片风清景和的太平景象,文明灿烂,百姓安乐,物产丰隆,到处一片和睦快乐气氛,不觉心醉神怡,肃然地使人想到三代的光景,和想到唐、虞盛世了。直到抵达京师以后,又跪读了近年来皇上颁发给内外臣下的圣谕若干卷,内容博大渊深,论说纯正精粹,实在是自从殷商的盘庚到周朝的诏书圣谕以后,几千年来,久已没见到过这样的盛德极善,发挥透彻精辟的极好诏书了。
由此回想到我皇上仁德齐天,我曾静不过和一个蚂蚁一样微小,而冒犯了皇上,自料虽死上一万次也难弥补自己的罪行。不料我皇上竟然心怀坦荡,没有丝毫震怒。我一被押解到京,就解除监禁,安排住入很大的屋子,供给丰厚的饮食,不断颁赐衣服,夏天怕我受热,冬天又怕我受冻,给我很多特殊的恩泽,是千古仁惠的帝王和通常法律都没有达到过的。后来定案审讯,又不用一点刑罚,纯粹用真诚的道德来感化我,使我没想到被感动而不知不觉地被感动,竟使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懂得了道理。
【原文】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,毫无瑕累遗漏,前谣传所闻,不惟无其事,无其影,且不啻如天渊之悬隔,南北之反向也。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,其所以讥诋我朝者,皆是无端妄捏,立意毁诋,实非虚心论道理,见之言词也。乃知其立心既险,为术复巧,平日所说《春秋》诸义,关通于我朝者,不过借圣贤言语,以为题目,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。
况《春秋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,有寒暑昼夜三反哉。静思量到此,如坠渊深,觉天壤虽大,无处可容,抢地号呼,痛悔何及。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,修身砥行,无非欲敦伦笃义,俾或出或处,随在有以尽己性分之常,期无忝于名教,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,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。今一旦身陷巨恶,罪犯弥天,生圣人之世,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,何颜立于世,何面见乎人?此种罪孽,从何处造作,从何处收赎填补?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奸党之造谤,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,非小小事也。于是回审当身之义,前之所以孟浪上书者,为心中无知,惑于流言悖论,为当世求君起见。
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,溯其功德,揆之道义,驾过商、周、汉、唐有不屑道。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,超越千古。虽以孔孟之圣,处春秋战国之时,其所以汲汲皇皇,奔走不暇,欲引君当道,致之尧舜者,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,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。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,实亘古未有之隆会,生民无疆之福庆。当其时者,即草木无知,犹被荣而向化,况身带血气者乎。所虑在静者,罪大恶极,虽有自悔自咎之诚,自怨自艾之行,剖心沥肝,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,而仰希对鉴于万一。斯为可痛可悲耳,岂尚有旁说剩义,可以假借乎。是今日之心悦诚服者,正如赤子无知,被人欺隐其父;而寻父,寻父未几,而适遇父,遇父而相喜以从父。虽缘幸出于意外,梦想所不到,实乃当身之正义。与从前误听误信,冒昧遍寻域中,冀德聪明睿智,能尽其性之圣人,以为生民主之心,名违而实相合,原出一辙。特先迷而后得,昨非而今是耳。天经地义,本不容泯。而德盛物化,尤不期然而然,至性至情所发,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。
【译文】
于是才真正相信皇上的仁德和光明完美,没有丝毫的缺点和遗漏,以前听到的谣言,不但是没有其事,没有影子,而且与事实有如天渊之别,南北的方向相反一样。加之又翻阅了吕留良家中收藏他的日记多篇,才知他所以诋毁我朝的,全是无根据的捏造,蓄意攻击,并不是真心在讲道理,而写成文词的。这时才知道他不但用心险恶,又巧施诈术,平常他讲《春秋》的各种义理,关连到我朝的,不过是他借圣贤的语言,作为幌子,而肆意无惮地发挥他个人的私意罢了。何况《春秋》真实的义理和今天情况毫不相同,有如寒与暑、昼与夜一样恰恰是相反的呢。我想到这里,真感到好比坠入深渊一样,觉得天地虽大,我实在无可容身之地了,伏地呼号痛哭,后悔忏罪也来不及了。自恨我几十年来辛苦读书,修养自身言行,无非是打算作一个遵守伦常道德、忠实于礼义的人,以使将来或者出仕为官或者在家终身,都能够经常保持本性的善良,不辱没于名教,不辜负朝廷养育之恩,并且得以报答父母抚养的恩德罢了。
如今一旦身犯大罪,罪恶弥天,我生长在圣人的时代,竟不得做一个圣人治理的恭顺百姓,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,还有什么脸见人呢!我犯下的这种罪孽,是从什么地方引起的,又该从什么地方去赎罪和弥补呢?所以不得不痛恨奸党的造谣诽谤和吕留良的逆说悖论,它对百姓的祸害,真不是一件小事呀。于是回顾自己的思想,以前所以冒失地上书给岳总督,是心中无知,被流言迷惑,而产生为当代寻求君王的想法。如今知道我朝创业是如此正统,追究其功德,估量其道义,实在超过了商、周、汉、唐则不在话下。而我皇上又是这样的道全德备,超越千古。虽然像孔子、孟子那样的圣人,处于春秋、战国的时代。他们所以急急忙忙,奔走于各国不停,是打算引导各国君主,使他们走上尧舜之治,也是因为不忍百姓受苦,才寻求英明圣贤的君主来治的。
而我们今天,现有尧舜一般的君主在位,实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好时期,是百姓无边的幸福。当这种时代,即使是无知的草木,也会被感化得欣欣向荣,何况是自身带血气的人类呢?所考虑的像我曾静这样的人,罪大恶极,虽然有自悔自责的诚心,自怨自艾的行动,但即使剖心沥肝,也惟恐不够弥补以前的罪过,而仰面希望皇上明察于万一。这真是可痛可悲的事,难道还能用别的说法理论,来借口为自己辩护吗?所以今天我能够心悦诚服,正好比孩子被人欺骗不知道自己的父亲,而去寻找父亲;寻找父亲不久,而恰和父亲相遇,遇见父亲而高兴地随从父亲。虽然这事是出于意外,梦想所不到的,但实是一个人当身的正义。和从前误听谣言,冒昧的遍寻国内,希望能得到一个英明睿智能尽其能力的圣人,作为百姓之主的想法相比,从外表看是不同的,实际这两种想法恰恰相合,如出一辙。只是先前迷失了方向而后来才走上正路,昨天想的不对而今天才真正达到愿望。天经地义的道理,是不能够泯灭去的,而道德隆盛万物都要被感化,更是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,至性至情所爆发出来的,这样岂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吗!
【原文】
盖以我皇上道如此之全,德如此之备,不惟居中定治,处一统无外之下者所当服,即龙潜东海,未飞未跃,闻其声教,亦所当归当服。不惟今日宽仁不杀所当服;即按律治罪,置罪于极刑重典,亦所当悦当服。盖生死事轻,道义事重,若审之于义有所不可,静虽极愚不肖,又岂敢前既无知而犯莫大之罪,后复隐忍苟活以坏生民之大义,罪上加罪乎!故今日之倾心顺服,非是贪生,当身本无可据之义;皇上之宽仁不杀,实非废法,按罪实有可原之情。特以德非尧舜,则不能明照得情及此,即能明照得情及此,亦必不能大公无我至是。明照得情,圣也;大公无我,仁也。一举而仁圣并尽,此汉唐以后之贤君英主所万不能到,而必独让于唐虞三代之圣君哲后者也。
况尚有几多盛世未开之令典,生民未有之殊恩,令民感戴无穷者乎!此静今日所以不徒于语言传闻间,信我皇上之大德同天,乃于当身经历中,亲见我皇上之圣,与尧与舜并参也。夫为国以正名为先,名不正其弊至于礼乐不兴;为学以定义为大,义不定其弊至于进退无据。今我朝得统如此堂堂正正,历三千余年而莫有能媲,而列祖列圣之功德,并非汉唐以来之贤君所能拟。而读书向道之士,未闻有能出分毫气力,阐发其正大之名义,申明其广远之功德,使天下后世共见共闻,以报食德被功之大,而尽己当身之职分,斯己不能无愧于衷矣。而反含愤嫉忌,诋德若仇,造为悖论,张妄说,奴号以掩盖其实,而又甚焉。徒使穷乡晚进之士,胸无定见,但喜其议论之高险,而不审夫神圣之生,总无常域,遂将身为其说所眩迷而不知返。而山林清谨之士,无从考其底里,尤见道不真,择义不精,不知道之变易无方,义例所值,各有不同,一闻当前有此名义,则恐得罪地当时,进又虑见恶于圣贤,徘徊歧路,进退两碍;久之不得不托为高蹈远引之行,以自放其轻世肆志之习,其害理悖义而得罪于天也,可胜道乎。
夫人同此耳目心思,非甚无良,断无有食德而不见为德,被功而竟忘其功,生于圣世而不愿为圣人之氓者。今种种悖谬若此,盖为名主莫明天心,趋向莫知所定之所致,推其极皆由吕留良之悖论在前,错认题目,有以起之也。静至愚不肖,信其说最深,受其祸极大,以是犯罪弥天。幸蒙天子仁圣,体恤民隐曲,谅无知,得留残喘,以苟延岁月。然惟其信之深,是以于此中曲折知之甚悉;抑惟其受祸大,故于此中利害,言之稍切。乃敢忘其固陋,详述夫本朝得统之正,直迈商、周;当今皇帝之德,上参尧、舜者,以遍告焉。
【译文】
因为我皇上的道德如此地全,仁爱如此地完备,不仅居于天下的中心而治理国家,使处于一统中华内的一切臣民都应当悦服,即使是龙潜东海,未登皇位之时,听到其声音教化的,亦应当归心悦服。不仅今天对我宽仁不杀,应当悦服;即使按律治罪,处以极刑重典,亦应当诚心悦服的。因为生死事轻,道义事重,如认为有违于道义的,我曾静虽极愚昧不肖,又岂敢因以前无知而犯下大罪,后又苟生偷活破坏人生的大义,罪上加罪吗?所以今天倾心顺服,不是为了贪生,因为我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依据的道义可言;皇上仁爱宽大而不杀我,实质上也并不是违背法律,按罪行来论,确实也有可原凉的情况。如果其仁德不像尧舜那样,则不可能洞察这种情况,即使能洞察一切情况,也未必能大公无私到这种地步。洞察情况,是圣明的表现;大公无私,是仁德的表现。一下做到仁德圣明兼尽,这是汉、唐以后历代贤明的君主所万万达不到的,而必定是唐、虞、三代的圣哲贤君才能做到的。
何况还有很多过去盛世所未见过的政令、制度,使百姓享受到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特殊恩惠,而让百姓感恩戴德无穷的呀!这就是我曾静今天所以不仅只是靠语言传闻,信服我皇上的大德同天,乃是在自己亲身经历当中,亲眼见到我皇上的伟大圣明,真是和尧舜一样的。一个国家的建立,以正名为先,名如不正,其弊病会陷入礼乐不兴;读书做学问,以立定义理为最要,义理不稳定,其弊病会使人进退没有依据。当今我朝取得统治是这么堂堂正正,是历三千年来没有一个朝代可以与之媲美的;而我朝几位先王先帝的功德,也是汉、唐以来的贤明君主所难以比得上的。
而现在的读书做学问的人,也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能用出分毫的气力,阐述我朝名义的正大,讲解我朝历史广远的功德,而使天下和后世都能知道,以报答我朝养育的大恩,以尽自己本身的责任,这已经不能无愧于心了。反而含着怨恨嫉忌,诋毁仁德像仇人一样,制造一些悖逆的言论,胡说骗人,喋喋不休地来掩盖事实真相,这就更加恶毒了。这只能让住在穷乡僻壤的后来读书人,心中失去了主见,只喜欢其议论新奇惊人,而没细想神圣人物的降生,总是没有固定地点的,遂使自身受他的邪说迷惑而不能回头猛省。而居住于山林中的清白谨慎的读书人,因为没法得知他的底细,尤其对天道认识不清,对义理体会不精,不懂得天道是不停变化没有一定规律,对义理事例所持的观点,各有不同,一听说当前有华夷之分的说法,则害怕得罪了当今的政府;进一步又忧虑违反华夷的说法又违反了圣贤理论,所以徘徊不定,进退两难;只好假托于清高,远远地隐居,以遂其不问世事纵情自乐的习性,这是有损于伦理和道义又得罪于天的事,这种人现在真多得不可胜数。人都同样生长着耳目和心思,不是非常没有良心的人,决不会做出受到国家养活而看不到国家的恩惠,受到国家功德的荫庇而忘掉国家的功德,生在太平盛世而不愿做圣人的百姓这种事。
现在种种荒谬错误如上说的事,都是由于心中不明白我朝得统之正,而走向不知如何是好,追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吕留良的谬论在前,而错认了由头,便盲目跟着走了。我曾静是个愚昧不肖的人,相信他的说法最深,受他的毒害极大,因此而犯下了弥天大罪。幸好遇上了仁圣的天子,体恤到小民的隐情,而原谅了我的无知,得以留下性命,以暂度岁月。但是正由于对吕留良的谬论信得最深,所以对其中的曲折知道得也就更详细;亦由于受其祸害最大,所以对其谬论的利害关系,讲得也比较切实。因此才敢忘掉自己的浅陋,详细地讲述了本朝得统之正,直比美商、周;当今皇帝的仁德,直可与尧、舜并列,用以遍告一切人。【原文】伏望沉潜向学之士,去井蛙习见,相观于昭旷之途。知覆载之大,原无畛域,神圣之钟,气流愈远。天亲民怀,亦只以其德其仁,而初无额定九州之例,则中外之谘释然矣。放勋重华,绍庥尚分二代;文谟武烈,盛德仅推二君。而我朝极帝王之隆,兼积累作述之全,则治统道统之归,晓然矣。尧舜生安而在上,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于下,功在一世,万世不相兼也。而皇上以尧舜之君道,复备孔子之师道,而天纵神奇,丝纶直匹之典,则心悦诚服之戴,沛然矣。猗欤盛哉!麒鳞凤凰,犹欲先观为快,奇珍大贝,尚冀一见为荣。今圣仁天子在上,应非常之运,具非常之才德,成非常之勋华。日月所照,霜露所坠,凡有血气者,莫不尊亲,而犹以中外为疑,是天地本至大无外,而人自以为有外。正如尧舜之治,不过九州,则人遂以为九州之外,不复有九州,而并疑邹衍所论为荒唐也,岂不悖哉。昔益之赞尧也,曰:“乃圣乃神,乃武乃文。”
说者以为惟其广运,是以变化莫测,而形容之不尽。窃尝谓皇上之圣神文武,由于仁孝诚敬之至,而仁与孝敬之至,又本于一诚之至,是以克合天地之量,克符天地之运,而无有远迩内外之间,为一无以内,对神文武之极谊也。孟子曰:“至诚不动者,末之有。”
《书》曰:“百兽率舞”。《易》曰“信及豚鱼。”今上有至诚,而下不以诚应,是殆鸟兽昆虫之不若也。乌乎忍,乌处敢!今而后凡为臣民者,益悟覆载之无有限隔,对人之诞生,无有中外。君臣之大伦,必不可逃,毛土之深恩,决不可背。《春秋》义例,因时审地,天悬地隔。而吕留良之逆说,必当芟除。今日之正义,永有攸归矣。人人悦服爱戴之忱,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,各有重夫人伦,以全其天理之大公,复多所性之固有。常以静之至愚不肖,误听误惑为戒。四海同化,九州一德,各安有道之天,长享无疆之福,斯不枉为圣世之民,而为生人之大幸耳。是为说。
【译文】我希望一切民间家居读书做学问的人,都要去掉坐井观天的成见,放眼于光明远大的世界。要知道天地之大,原不分界限,神圣所钟爱的灵气,越大流动得越远。上天眷爱百姓怀念的圣人,也只是由于他崇高的仁德,而起初并没有规定只能产生于中原九州的成例,认识到这一点,那么就不会被把中国分为中外、华夷的说法蛊惑了。唐尧和虞舜,继承帝位还分为二代;文王的谋略武王的武功,隆盛的功德首推这二个君王。而我朝则达到帝王功业的极点,并兼有积累著述的齐全,那么在政治和道德的继承上的正统地位,便可一目了然了。尧舜为了百姓的安乐而身居帝位,孔子为了百姓的安乐而更加好古和勤学于下层,二者都功在一世,是万代也不能兼有的。
而当今皇上具有尧舜的君道,又具备孔子的师道,上天赋予其圣明睿智,治国功勋可直与尧舜匹敌,那么心悦诚服,拥戴这样圣明的君王,理由还不充沛吗。啊,真是盛大啊!麒麟凤凰,都想先看到为快,奇珍异宝,都希望能一见为荣。当今有仁圣的天子在上,顺应非常的好运,且有非常的才德,成就非常的功勋。日月所照的地方,霜露所降的地方,凡是有血气的人,没有不对皇上尊之亲之,而还有人以地分中外来怀疑,其实是天地本来极广大的并不存在什么外,而是人心中产生了中外的想法才有外。正如尧舜时的统治,不过仅有九州地方,而人遂以为九州以外,就不再有九州中华之地,并且怀疑战国时邹衍的说法是荒唐的,这是十分错误的呀!上古时伯益称赞帝尧,说尧“乃圣乃神,乃文乃武。”
评论这话的人认为尧因帝运广大,所以变化莫测,圣德是形容不尽的。我认为皇上的圣神文武,根本在于仁孝诚敬之极,而仁和孝敬达到极点,根本又在于一个诚”
字达到了极点,所以能够符合天地之量,能够符合天地之运,所以不分远近内外之间统一在一元之内,达到了圣神文武的极点。孟子说过:“不能被至诚感动的,是没有的。”
《书经》上说:“百兽也跳舞歌颂太平。”《易经》上说:“猪鱼也懂得诚信。”当今皇上有至诚的心,而下面臣民不用诚信来响应,这样真是连鸟兽昆虫都不如了。这能容忍吗,哪里敢!从今以后,凡作为臣民的,都应该更加明白天地之大是没有界限的,圣人的诞生,不分中外。君臣的大伦,是绝对不能逃避;食毛践土的深恩,绝对不可忘掉。《春秋》中所讲的义理和例子,是由于当时人状况决定,和今天的情况已是天地悬殊大不相同。而吕留良的逆说,必须铲除。今天的正义,才能永远深入人心。人人要献出悦服爱戴的热忱,处处守孝子忠臣的本分。各自尊重人伦的道德,以保全天理的大公,恢复我所固有的人性。常常用我曾静的愚昧不肖,误听误信为戒。四海同化,九州一德,各自安居于有道的盛世,长享无边的幸福,这才不枉作为一个圣人时代的百姓,而是人生的一大幸运。本文就说这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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